《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作者：法齐娅·库菲
重归故里
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赫蒂彻决定和孩子们留在喀布尔。我再三请求她跟我们一起走，但她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也就是哈米德的哥哥——她要留下来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好朋友，真舍不得丢下她一人，但我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丝塔利班不来骚扰的可能，我或许会留下。但是，哈米德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迟早某一刻，塔利班的某个长官复查他们羁押过的人员名单，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再次派一些狂热的年轻人来拘捕哈米德。他们的态度应该就是，“他肯定犯了什么错。我们拘捕他，施加酷刑，他就什么都招了”。很显然，如果你折磨一个人时间够长，他就什么都招了。如果不招，按照塔利班的逻辑，这些所谓的罪犯一定是在保守某一可怕的秘密。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副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一天早晨，远处的山头刚刚亮，我们就走上街，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出租车每颠一下，弹簧就发出吱的一声。我们计划先往东开，沿着喀布尔河走到苏罗比。塔利班的影响范围也就到喀布尔以北几百公里处为止，超出这一范围，塔利班就靠近不了。想要到达马苏德的势力范围，我们还需要穿越火线。这条线必须不会让我们有丧命之险，还不能引起塔利班的注意，否则就要被他们当做间谍来看待。
苏罗比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四面环湖。湖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首都陆陆续续供应电力。从喀布尔到这个小镇的路途并不遥远，开车才27公里。不过，由于山谷是内战的重灾区，道路凶险得可怕（即使最能吃苦的阿富汗旅行者也会有此感受），到处是凹坑和弹坑。这就意味着车子大多数时候是后车贴着前车屁股，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在石子路另一侧的地底下埋了一个个的地雷，过去20年间，整个阿富汗地底下埋了1000多万个地雷。直到今天还有人被这一邪恶的武器炸死或是致残，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车子开不好或者开得太累的司机偶尔会偏离路中央，有时倒也能幸免于难，但在其他时候，车子往往被炸得粉碎，腾起一团灰云和烧得红红的金属片。最大的地雷是用于摧毁60吨重的坦克的，所以，开着一辆900千克的轿车驶过这样的地雷阵就像一朵蒲公英在一台开着的喷气式发动机前。最悲惨的情景要数卖力的公交车司机抄近路遇到这样的地雷，很不幸，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第一个被炸死的。爆炸中，车轮被炸飞，整个车头被炸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幸存者也将面临两难抉择：爆炸的火焰越来越烈，到底是在滚烫的车子的残骸中死去呢，还是跳出毁坏的车窗，在地雷阵中赌运气。通常只有一个选择，而这样的生死赌注并非人人都能赢。
去往苏罗比需要经过首都之外灰尘满天飞的平原和巴格拉米空军基地。如今，巴格拉米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基地，当年它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设施，曾被苏联当做空军指挥中心。
广袤的峡谷风光很快变成了陡峭多岩的险山，路也在狭窄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到了苏罗比，我们的车子直接往北驶向塔哈布。这段路更糟糕，该地区在喀布尔东北方向，距离喀布尔市区不过150公里，但却是当时游击队和苏联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狂轰滥炸，被炸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阻止苏联红军前进。到达塔哈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许多简陋泥土房如今已经成了废墟，而许多人就住在瓦砾堆里，只要还有一处没倒，人们就随便安一个家。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里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现在既然在这里现身，也一定会被他们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那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这盘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防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防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双手撑地，膝盖触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非常不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我吓得闭上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米袋子，以求保护。货车的轮胎向后滑，想往前爬上光滑的石子路面，却怎么也抓不上力，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随着车子蹦跳摇晃，发出阵阵尖叫。突然，车子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我转过头去看哈米德，他的手被我攥得快要残废了。我们相视而笑，终于舒了一口气。司机按下喇叭，仿佛是在庆祝，乘客们欢呼“荣耀归给真主”。从货车下来之后，我双膝发软，但高兴的是又可以走路了，经历了生死边缘之后，什么尴尬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刹车出问题，再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车子哪里都不去了。因为快到法扎巴德，我再也不想回到货车上去，而是沿着河边的石头走来走去，尽情地欣赏着风景。我已经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不再有遭鞭打的威胁，也不用担心哈米德遭到迫害，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不用穿蒙面长袍。那一晚，我们就在货车上过夜。我也不再担心被熟人看到，明天就可以到达法扎巴德。我在故乡的夜空下安然睡着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能够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穿的总是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时尚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那段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挚爱你们的妈妈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赫蒂彻决定和孩子们留在喀布尔。我再三请求她跟我们一起走，但她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也就是哈米德的哥哥——她要留下来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好朋友，真舍不得丢下她一人，但我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丝塔利班不来骚扰的可能，我或许会留下。但是，哈米德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迟早某一刻，塔利班的某个长官复查他们羁押过的人员名单，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再次派一些狂热的年轻人来拘捕哈米德。他们的态度应该就是，“他肯定犯了什么错。我们拘捕他，施加酷刑，他就什么都招了”。很显然，如果你折磨一个人时间够长，他就什么都招了。如果不招，按照塔利班的逻辑，这些所谓的罪犯一定是在保守某一可怕的秘密。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副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一天早晨，远处的山头刚刚亮，我们就走上街，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出租车每颠一下，弹簧就发出吱的一声。我们计划先往东开，沿着喀布尔河走到苏罗比。塔利班的影响范围也就到喀布尔以北几百公里处为止，超出这一范围，塔利班就靠近不了。想要到达马苏德的势力范围，我们还需要穿越火线。这条线必须不会让我们有丧命之险，还不能引起塔利班的注意，否则就要被他们当做间谍来看待。
苏罗比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四面环湖。湖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首都陆陆续续供应电力。从喀布尔到这个小镇的路途并不遥远，开车才27公里。不过，由于山谷是内战的重灾区，道路凶险得可怕（即使最能吃苦的阿富汗旅行者也会有此感受），到处是凹坑和弹坑。这就意味着车子大多数时候是后车贴着前车屁股，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在石子路另一侧的地底下埋了一个个的地雷，过去20年间，整个阿富汗地底下埋了1000多万个地雷。直到今天还有人被这一邪恶的武器炸死或是致残，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车子开不好或者开得太累的司机偶尔会偏离路中央，有时倒也能幸免于难，但在其他时候，车子往往被炸得粉碎，腾起一团灰云和烧得红红的金属片。最大的地雷是用于摧毁60吨重的坦克的，所以，开着一辆900千克的轿车驶过这样的地雷阵就像一朵蒲公英在一台开着的喷气式发动机前。最悲惨的情景要数卖力的公交车司机抄近路遇到这样的地雷，很不幸，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第一个被炸死的。爆炸中，车轮被炸飞，整个车头被炸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幸存者也将面临两难抉择：爆炸的火焰越来越烈，到底是在滚烫的车子的残骸中死去呢，还是跳出毁坏的车窗，在地雷阵中赌运气。通常只有一个选择，而这样的生死赌注并非人人都能赢。
去往苏罗比需要经过首都之外灰尘满天飞的平原和巴格拉米空军基地。如今，巴格拉米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基地，当年它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设施，曾被苏联当做空军指挥中心。
广袤的峡谷风光很快变成了陡峭多岩的险山，路也在狭窄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到了苏罗比，我们的车子直接往北驶向塔哈布。这段路更糟糕，该地区在喀布尔东北方向，距离喀布尔市区不过150公里，但却是当时游击队和苏联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狂轰滥炸，被炸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阻止苏联红军前进。到达塔哈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许多简陋泥土房如今已经成了废墟，而许多人就住在瓦砾堆里，只要还有一处没倒，人们就随便安一个家。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里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现在既然在这里现身，也一定会被他们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那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这盘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防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防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双手撑地，膝盖触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非常不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我吓得闭上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米袋子，以求保护。货车的轮胎向后滑，想往前爬上光滑的石子路面，却怎么也抓不上力，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随着车子蹦跳摇晃，发出阵阵尖叫。突然，车子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我转过头去看哈米德，他的手被我攥得快要残废了。我们相视而笑，终于舒了一口气。司机按下喇叭，仿佛是在庆祝，乘客们欢呼“荣耀归给真主”。从货车下来之后，我双膝发软，但高兴的是又可以走路了，经历了生死边缘之后，什么尴尬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刹车出问题，再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车子哪里都不去了。因为快到法扎巴德，我再也不想回到货车上去，而是沿着河边的石头走来走去，尽情地欣赏着风景。我已经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不再有遭鞭打的威胁，也不用担心哈米德遭到迫害，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不用穿蒙面长袍。那一晚，我们就在货车上过夜。我也不再担心被熟人看到，明天就可以到达法扎巴德。我在故乡的夜空下安然睡着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能够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穿的总是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时尚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那段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挚爱你们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