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日日夜夜
——我的日记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
1937年
8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决定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开学日期推迟到9月20日。实际上，教育部也建议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危险地区学校的开学日期定为这一天。为了通知学生，我们在电报上花了很多时间及费用。
我们仍然计划下个星期一在上海和南京进行入学考试，但我们能否将考卷带到上海，以及是否有学生来参加考试，仍是一个未知数。
（这一天，魏特琳还给美国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追记6月20日～8月11日发生的一些事情，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朋友魏特琳是以书信的形式记下这部日记的，并分批将日记寄给她远在美国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两年中，即使是那些非常想抽空回复的信，我似乎也越来越无法应付了，甚至每年圣诞节的信也被我忽视了。现在，我正在竭尽全力，争取在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前，将一份油印的信完成。如果你们能收到这封信的话，将会了解到，尽管有酷热和战争的各种谣传，以及这些谣传所带来的额外工作，我还是成功了。我将再次采用日记的形式，因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我的大脑似乎才能够正常运转，这大概是由于上了年纪的缘故。
6月20日～22日在大学校园里，毕业演讲、毕业典礼似乎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重复着。6月20日～22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的第19期毕业典礼来到了，42名青年妇女结束了她们的大学课程。这些毕业生中的60％以上将到高级中学工作。她们中有25人将成为教师，两人将担任教务主任。还有两名毕业生将当护士，两人将继续她们的医学课程，一人将成为“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秘书，一人将从事医疗和社会案例的研究工作，两人将从事宗教工作，一人将从事农村工作。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比以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名学生在毕业典礼两天后结婚了，20名同学参加了她在新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婚礼。16名姑娘从实验高中毕业。后来我们听说她们都通过了政府考试，这个考试在高年级时曾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年，在我们学校旁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毕业典礼，8名年龄在14～19岁的女孩子从家庭手工学校毕业。这所学校是我们的大学生为救助附近的穷苦女孩而出资开办的。我们鼓足勇气，邀请南京市市长夫人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她接受了邀请，并对这8位女孩作了一个非常现实和有效的讲话，我相信她们对此将永生难忘。此外，市长夫人对这个小小学校的工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离开时捐给学校40美元作为礼物。
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所了解的那样，毕业的条件之一是每个女孩能够做一件毕业服装和一双鞋子。今年她们做得确实非常好。
大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2位大学生在那里定期上课。让这种新型的学校运转起来很困难，因为穷苦的家庭需要年龄较大的女孩子帮助养家糊口和照顾弟妹，但是父母们逐渐地看到这个学校为他们的女儿做了件有意义的事。
6月21日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弟弟的电报，说父亲去世了。这种消息总是令人震惊，几天几夜，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次回伊利诺州老家的凄楚之旅。此后，弟弟的来信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信中说父亲很快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没有遭受令人可怕的长期折磨。他83岁，到临终前的几天一直都很活跃。弟弟和弟媳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此悉心地照顾他，对此我真是难以回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可能在这里——中国，继续那些我无法离开的工作。
7月2日～18日在这16天里，我和朋友在夏日旅游胜地青岛海滨度假。一次大战前青岛属德国管辖，后又转给日本，最终由于《华盛顿条约》，青岛归还给了中国。我住在汇泉湾，这是一个延伸到蔚蓝而凉爽的太平洋中的半岛。
在大海中游泳真是舒服极了。在目前南京的酷热下，我真希望一天下几次海。我的泳技平平，但我现在是多么喜欢游泳啊！弟弟总是说我用汽船的动力游出划船的速度，但不管怎样，我的泳技在50岁的时候有了提高。
我们用了半天的时间到一座位于乡间的名山去游览。那里农民的富裕生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农田整齐而无杂草，并且能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甚至河堤上也长着瓜藤。乡间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外观漂亮的学校。我们得知青岛市政府创建了五十多所这样的示范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鲁丝·切斯特（Ruth Chester）、弗洛伦斯·柯克（Florence Kirk）和我们教会的温内娜·威尔金森（Wenona Wilkinson）是我这个夏天的旅伴，再没有比她们更好的同伴了。
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士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Milne）说：“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机器。
7月19日～20日昨天早上我离开青岛，今天下午乘火车回到南京。途中我遇见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马匹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
今天的英文报纸刊登了蒋介石7月19日在牯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有误，7月19日应为7月17日，蒋介石在那天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我希望这篇讲话能登载在美国报纸上，这样你们就能够读到他的讲话，因为我觉得这篇讲话合情合理。他在讲话中列出了中国不能退让的四个最低要求，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这似乎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的回应，同时也向他自己的人民解释，什么是他们可能要作出的最后牺牲。他在讲话中说：“尽管我们国家还很弱，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保持我们国家的完整的责任。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一最重要的遗产，这是我们必须全力完成的责任。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旦战争开始，就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蒋介石这段讲话的原文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7月21日我在这个炎热夏季返回南京的原因之一是检查今夏正在建造的新教工住宅。一年前，学校决定建造一幢五个单元和一个附属平房的公寓——我希望在我留在中国的剩余岁月中能够住进这个平房。不幸的是，近来建筑的费用已超过了预算的25％，我们不得不把建造平房的资金让给公寓。
在过去的几星期，我们甚至把原先留下用来为新房购买家具的有限的2000元（中国货币）投了进去。就我们现在所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11月，我们有可能搬进空空如也的教工公寓。我对平房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但也许还不至于到要命的程度。
返回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后决定是否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协会联盟第七次会议。该协会计划于8月2日～7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在北方出麻烦之前，12位现在已是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校友计划和我一道去日本，我们计划住在由一位日本牧师妻子管理的学校。在参加会议以后，我们希望留下来看一看贺川的工作、参观女子中等学校并结交一些日本的基督教徒。
我很希望带队去，因为从国际友谊的角度来看，这本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中国满洲的官方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因此对我来说带一个团队去是不明智的，但我仍然认为去东京或许是值得的。回到南京了解到北方的情况后，我决定不去了。
7月22日今晚，校园熄灯后，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士兵和马匹的行进声和枪支碰撞的叮当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白天，所有这些声音都没有了，马路上安静了下来，但是入夜后，战争的准备仍在进行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的确，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反战人士来阻止战争。
我无法忘却那些行进的脚步声！7月28日今晚我应邀前往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一整天无线电广播都传来消息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上个星期丢失的土地。到处都是这种热烈的气氛，甚至人力车夫似乎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在我内心却有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日本军事机器会迅速和无情地加以回击。
7月29日～31日日本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有消息说，日本不仅重新占领了丢失的城市，而且把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从天津和北平赶走了。在北平似乎没有什么被摧毁，但天津却遭到飞机轰炸，造成了破坏。
我们听说南开大学被彻底摧毁了，因为，日本认为它是反日宣传的中心。很自然，中国人民怒火满腔，甚至连最冷静的中国人也说，即使被打败，中国也必须战斗！有人甚至说中国应当自己摧毁沿海的重要城市，退到山区进行游击战，直到日本耗尽其经济资源。
8月2日今晚一个5人委员会开会，讨论保护校园的预防性措施： 我们计划将有价值的仪器装箱，并储藏在地下室；购买灭火器；把档案送到上海，等等。据说，昨天官员们已接到通知，要把他们的家属转移到城外，目的是减少南京的人口，解除官员们的后顾之忧，但结果却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火车和轮船非常拥挤，车票提前数天预售。数以千计的人将要撤离。
8月6日几天前，南京的居民接到命令，要把房顶涂成黑色或是灰色。现在仅有少数的屋顶为瓦红色了。尽管一些官方建筑物的红柱子被漆成灰色，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独处一隅，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处于十分危险之中，而且我们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大使馆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较为安全。可怜的鼓楼穿上灰衣后看起来很凄惨。
8月9日学院正在讨论秋季开学的问题。今晚我们3位教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学生已来信要求转学，她们希望转到上海或广州去。我们决定通知所有学生，我们预计将按时开学。我们认为，学校如期开学和正常运转对我们更有利。如果在开学前夕局势恶化，不便开学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申报》上刊登一个通知。
8月10日我们的校长吴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非常疲惫。这个夏天她没有休息。目前，她是一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由蒋夫人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创建的，目的是向中央军提供战地救援。这个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开会，会议常常持续数小时。许多会议都得由她主持。
8月11日今天我干了些什么？上午8时，我离开实验学校的房间。总务处长陈先生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非常委员会的成员陈斐然，或称F·陈。和我进行了巡视，以确保学校在进行必要的准备。首先我们到3个地下室，看到它们已被清理干净，这样在空袭时，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工人可以到那里躲避。接着，我们检查了沙袋的制作，我们准备用沙袋保护我们的仪器。后来，我们开会讨论了如何处理必须搬出科学楼的化学物品。在我看来，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当然，谣言仍然四起。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也常常祈祷，战争的阴霾将会烟消云散，中国将再一次摆脱危机，从而能全力推进国家重建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中国一直在非常勇敢地原文是valiently，这显然是valiantly（勇敢地）的笔误。执行这一计划。由于某种因素，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上，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愚昧和疾病上吗？当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时候，虽然觉得它不值得你们花时间去读，但至少想让你们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同时让你们知道，我很感激你们给我写的信以及你们打算给我写的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我有一年的休假，我将回家度过夏天。我还没有决定在哪里过冬天，但打算把一部分时间用在学习上。当这封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但愿在你们那个半球和我们这个半球一切都已风平浪静了。
你的忠实的朋友。
M·V（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8月12日8月13日，星期五所有与上海的通讯全被切断了。今天下午，罗纳德·里斯（Ronald Rees）从牯岭来到南京，他希望在去上海之前能会见一些朋友。他发现轮船、火车、飞机都不到上海。同时，城里的人似乎也被吓坏了，许多人溯江而上到一些小地方，甚至去了农村。谢文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孩子去了长沙；余琼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1届毕业生。和她的3个儿子动身前往重庆；黄丽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母亲及孩子去了上海。据说为逃离南京，一些人坐在火车顶上去芜湖。
8月14日，星期六上午，总务处长F·陈和我为未来几天准备挖的4个防空洞选址。我们从中国和德国军事专家那里得到了指导，因此知道应该如何建造防空洞。我们离两门高射炮很近，这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几乎同遭到飞机轰炸一样大。
上午11时。安娜·莫菲特（Anna Moffet）、里斯、约翰·马吉（John Magee）和我在安娜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在目前情况下，基督教徒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战火蔓延到东方？还是采取某种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今天凌晨5时我就起床了，为“国际道德动员”运动（International Moral Mobilization）起草了一个计划。至少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尽管没人知道该计划是否能够行得通。
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在施加道德压力的同时，我个人将从11月1日起，开始抵制日货。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
安娜、马吉和里斯先生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里斯将去上海，看看在这一危机中，他在领导中国基督教徒的行动中能做些什么。但愿在这种时刻有一个国际基督教委员会来领导各个教会。
下午1时。从广播里我们得知，空袭和战斗正在上海进行着。
8月15日，星期天下午，南京两次遭到空袭。这是南京首次遭到空袭，空袭异常猛烈。第一次空袭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说来奇怪，下午1时我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告诉她们在空袭时该如何做，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很快就会有空袭，但希望她们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2时警报就响起来了，飞机在南京低空盘旋。5时前又来了一次，城市的许多地方响起了隆隆的防空炮火声。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肯定有人员伤亡，因为飞机进行了猛烈的扫射。由于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没有认识到应该离开街道躲藏起来。我们很难让工人们呆在地下室里——他们想看正在发生的事。几天前，我们给学校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地方以防空袭。希望到明天，我们的防空洞将能完工，这样我们就能够使用这些防空洞，而不必大家都挤到两个地下室里去了（科学楼的地下室里堆放了设备，无法使用）。
今晚，我邀请了几名厦门人吃饭，王淑禧（1926）括号中的年份是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的时间。下同。是其中的一位。约晚饭前一小时，他们托人捎来了一张便条，说他们不能来了，他们将乘火车去上海。好像那趟火车在夜里发车，但何时到上海就很难说了。
晚上7时～8时。6名男工人和我，在600号宿舍楼北面走廊用沙袋建成了一个防空壕，这样，如果夜里有空袭，学生们就不必跑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去了。
晚上8时。我们在伊娃·麦卡伦（Eva Macallum）伊娃·麦卡伦原名伊娃·安德逊（Eva Anderson），1921年她与麦卡伦结婚。家收听广播，听到上海遭到猛烈的轰炸——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方的飞机干的。广播报道说，在爱德华七世大街和南京路上有许多人被炸死。
8月16日，星期一早上6时还不到，警报声、钟声和哨子声把我们惊醒。我们听到许多飞机的声音，但好像是中国飞机。据后来的报道说，这次日本飞机没有飞临南京市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郊外的飞机场。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3架在南京，1架在扬州，1架在靖江，2架在上海。
下午3时。警报再次响起，我们又一次跑到地下室和防空洞里。
今天下午，中央医院来借我们的校舍，要把它们变成医院——确切地说，是要把中央医院搬过来。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请求，但我们希望在9月20日开学，如果同意这一请求的话，我们将被迫放弃开学的计划。吴博士正在同她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讨论这个请求。
晚上7时。陈先生和我把工人组成3个消防小组，以防火灾。一个小组负责搬运梯子，一个小组负责灭火器，另一个小组负责运水和沙子。我们已购买了大量的黄沙，一部分放在艺术楼的后面，一部分堆在科学楼旁。此外，我们还购买了很多水桶，并将装有沙子的桶放在各栋楼里。据说一些炸弹引起的大火只能用干沙子来扑灭。
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当我刚要回来时，警报响了起来，所以我在大使馆一直呆到7时45分。
因为有规定，在警报解除之前，任何人都不许在街上行走。现在城里秩序井然，警察完全控制着局势。
晚上8时。今晚美国妇女和儿童正在撤离南京，她们溯江而上，撤到牯岭或是汉口。尽管有关的规定没有说两类妇女可以留下，但实际上却是我们这些负有责任和难以脱身的两类妇女被允许留下，这也是我们没有被强行撤走的原因。埃尔茜·普里斯特（Elsie Priest）、格蕾斯·鲍尔（Grace Bauer）和我留了下来。凯瑟琳·萨瑟兰（Catharine Sutherland）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外籍教师，中国名苏德兰。也留了下来，因为她善意而又坚定地认为，留下是她的责任，而且她也能够帮上忙。我想，她以这种平静但却坚忍不拔的方式一定是会赢得同情和理解的。
8月1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我没有被警报从床上匆忙地拖起，真是太好了。到12时，我们才听到第一次警报，但12时30分，警报就解除了。下午2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时我们正打算派一名工人去接弗洛伦斯，但直到下午4时警报还没解除——我正在艺术楼的地下室里写日记。
下午1时10分，来自上海的广播报道说，所有的美国妇女和儿童都已撤离了上海，一些人直接回美国，另一些人去了马尼拉。
晚上7时。在5时～6时间，我去看洛辛·巴克（Lossing Buck）即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1892—1972）的丈夫。。他说弗兰克·罗林森（Frank Rawlinsin）的确是星期天在上海遇难，同时还有另外537人被炸死。我还参观了他的防空洞。他及他的室友建造了一个真正的防空洞——7英尺深，边上还有数个可容纳一个人的小洞穴。他做好了被围困和撤退的两手准备，因为他在那里既储藏了饮用水，也准备好了行李箱。
我忘了告诉你们，昨天没有考试，因为只有3名学生来考试，她们也很愿意推迟考试。我们甚至没能把考卷带到上海。T·T·季今天来访，他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他说上海的银行暂时停止了营业，他认为，目前的麻烦会持续两个星期。但愿我能像他那样乐观。
8月18日，星期三天气很好，而且不热。阳光美极了。雨后的树木、草坪和花蕾非常可爱。
现在，我们开始每天早上7时在南画室举行祈祷会。现在看来，我准备上午在书房看书的计划是多么的愚蠢，因为只有在你能确信不会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计划才有意义。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在同明德中学明德女子中学位于莫愁路西侧。的李美云（1931）谈话，她对卫生署要接管他们学校、并改建成一所医院的要求不知如何是好。有关方面开始说要把学校改建为一所军队医院，后来又说是一所普通的急救医院。我们试图召开一次基督教学校负责人会议，这样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我们就可以作出相同的反应。然而，接我们电话的每个人都很忙，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却无法参加这个会议。接着，胡斯曼（Huseman）夫人来了，她也遇到了难题——她的佣人都要回家，这使她束手无策。
今天一天没有空袭，真让人松了口气。晚上，凯瑟琳和我上街买食品，以防万一，但我们没买到多少。我们常去的那家商店，黄油、饼干、小甜饼和牛奶已卖完了。当我们在街上行走时，可以感到南京的居民少多了。
8月19日，星期四凌晨1时40分。大约是在午夜时分，凄厉的警报声划破了夜空。我们这些住在实验学校的人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关上窗子、锁上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树下的防空洞里。幸运的是，一名女勤杂工非常聪明，带了一个床单，这使我们免遭蚊子的叮咬。我很难让我这个防空洞里的所有人员都躲在里面，他们很好奇，想看看外面发生的情况。一个花匠一再坚持要回去拿扇子，因为蚊子确实太厉害了。
警报解除后，在我们回宿舍的途中，看着皎洁的月光，我想，这一时刻本应用来欣赏大自然的美，而不应用在破坏和屠杀上。东院的6名教师把他们的床搬到了中央楼，这样，警报响起时就可以利用那里的地下室。
整个上午没有飞机来访，但在下午6时，我正要在东院吃晚饭，警报凄厉地响了起来，我们立刻带上食物去了中央楼，每人带着自己的一碗米饭和筷子。一开始，似乎一切都结束了，没有飞机的声音。但接着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大家都跑进地下室。清凉山上的高射炮响了起来，就连我们坚固的建筑也在颤抖。城市的东北部似乎着了火。
警报解除后，我们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晚会，凯瑟琳和我准备这个晚会，是为了给与我们在一起的学生和程夫人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舍监兼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的4个孙子一个惊喜。月光下我们愉快地一道做着游戏，孩子们忘记了恐惧。
陈美玉（1920）突然风尘仆仆地来到校园，大家都很激动。她说，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时，她正在那里。很明显，日本飞机的轰炸目标是中央大学图书馆、礼堂和科学楼，一枚炸弹落在图书馆的后面，震碎了所有窗户的玻璃；另一枚落在礼堂的后面，炸坏了礼堂的后墙；还有一枚炸毁了化学实验室，但没有击中科学楼。当时美玉的弟弟也在那里，但他俩都幸免于难。美玉的侥幸逃脱简直是一个奇迹，她躲在一个脸盆架的下面，这使倒下的墙没有砸到她。美玉认为校园里有间谍，他们用手电筒给日机指示轰炸目标。在轰炸的时候，好几所政府大学的校长正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晚上9时。美玉还没有讲完，警报又响了起来，我们都匆忙去了各自的防空洞，这次，凯瑟琳、我与学生们一起去了600号宿舍楼走廊的防空壕。警报一解除，我就去了实验学校。后来我们听说，在中央大学遭到轰炸的同时，军队的培训学校也遭到了轰炸。那里也有不少人被炸死。
8月20日，星期五早上4时～6时。我刚去了鼓楼教堂，早上5时，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校长陈道森（音译）的遗体从教堂被送到墓地。他是安娜·陈的哥哥，于星期三在大学医院即金陵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去世，留下了母亲、妻子和7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葬礼。他的家人原已撤到上海，因为他们父亲生病，又返回了南京，由于担心飞机轰炸，只有两名年龄较大的儿子、两名牧师和一名朋友陪同灵柩前往基督教墓地。
上午9时～10时。警报又响了起来。我们都去了防空壕。我们现在准备了对付毒气的药品，这些药品由每个负责防空壕的队长保管。每个人还有一个防毒面具。我的防毒面具是去年劳伦斯·瑟斯顿（Laurence Thurston）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夫人离开南京前给我的，我随身带在我的包里。警报解除后，我们召集了许多工人，把小教堂里的钢琴和校友送的屏风搬到位于楼下的北画室，我们认为，多一层水泥板可能更安全些。
上午11时～12时。吴博士、程夫人和我讨论了有关借用我们校舍的问题，例如，气象台的二十多名工作人员要借用我们的诵经厅，他们不仅想把他们的办公室搬来，而且希望在这里吃、住。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必须自带食物，因为程夫人手头没有多少大米了。第二个要求来自教育部，他们想把一个办公室以及一些高级官员迁过来。但问题是如果高级官员过来，校园里势必有许多小汽车，这将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周围间谍很多，从而危及到校园的安全。我们决定，如果他们愿意使用位于校园外的男教师宿舍，我们就让男教师搬到校园来，把腾空的房屋借给他们。后来他们发现在我们附近有一些高射炮，于是决定不来了。
晚上8时～9时。我们学校的4个防空洞及2个地下室各有1名队长，今晚我们召集他们开会。我们教他们如何使用防毒药品和如何制作防毒面具。我们还分配了防空洞和地下室，明天张榜公布，这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
开完会，我走回实验学校。月光下，树枝摇曳，花儿婆娑，美不胜收。此时此刻，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关爱，以及由于我们——个人与国家的贪婪、傲慢和自私，上帝不得不承受那个永恒的十字架。骷髅地的罪恶古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骷髅小山，即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处。作者在这里泛指一切罪恶。不是2000年前才有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这种罪恶，需要多久我们才拥有一个大同世界？晚上10时30分。我多么希望今夜能够宁静地度过，特别是为了孩子们，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8月21日，星期六凌晨4时30分～6时30分。我们又一次被警报声惊醒，我们又一次起床、穿衣、跑进防空洞。
幸运的是飞机没有飞临城市的上空，也许在城外遭到了中国飞机的拦截。
早上7时～7时30分。尽管做早祈祷的人数不多，然而气氛却很虔诚、良好。我还没有听见一位中国基督徒祈祷上帝严惩日本，并使中国获胜。7月末，在天津事件即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侵略行动。最严重的时候，许多中国基督徒怒火满膛，但现在这一切都转变为对国家罪恶的原谅。
上午8时30分～9时。我们又进了防空洞，途中遇见了吴博士，她正匆匆地去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都不喜欢这种频繁的打扰。警报解除后，我发现图书管理员吴小姐在指导学生如何裁剪防毒面具，裁好后将送给负责各个防空洞的队长们。
肖松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张肖松。和品芝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陈品芝。从下关回来了，几天前他们曾去买过船票，但他们说必须等到星期一才有船。很显然，所有去上游的船都很拥挤，必须提前好几天买票。
下午4时。约八名燕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我们谈论了去北平的事宜。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院通过美国大使馆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他们的学生返回。我的感觉是，如果学校说返回没问题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回程应该是安全的，特别是将会有人在天津迎接他们。
下午1时30分。我上街购物。街上不像以前那样拥挤，我们有理由相信数以万计的人已离开了这座城市。许多商店已关了门。我去了两家印度商店看看能否买到洗涤用品，但这两家商店都关了门。卡什杂货店也准备关门了，经理姚先生说他在农村租了一间房子，他的大部分货物都存到那里去了，他已把他的家人送到宁波。因为没有生意，电影院、书店和精品店都关了门。
下午6时15分～7时30分。我在回家的路上，警报响了起来，我匆忙回家，躲进防空洞。我能不能洗头或洗澡？人们现在永远也不知道警报何时会突然响起来，从而打扰人们所做的事。
实际上，近来你要是能从头到尾做完一件事的话，会感到很自豪的。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上床前把防空洞里所需要的“装备”准备好，这样警报一响我就能立刻拿到。这些东西有深色衣服、鞋子、纱布、驱赶蚊子的扇子、防毒面具等。
8月22日，星期天多么安宁的一夜。昨夜警报一次也没响。我一觉睡到早上7时，好像吃了安眠药一样。自第一次遭到空袭以来刚刚过了一周，但感觉真像是过了几年。
上午10时～11时。我去了鼓楼教堂，那里有不少听众，人人神情严肃，因为近来人们的生活沉重而悲惨。我很想念陈博士，他对教堂很有帮助。
晚上7时～8时。这次空袭好像是针对清凉山上以及附近的高射炮的。有时飞机好像就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上空。
又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月光下，程夫人的孙子们、一些学生、凯瑟琳和我在校园里散步。我很喜欢程夫人的第四个孙子小国玉（音译）。
晚上8时。巴克打来电话说，美国大使馆希望所有的妇女和没有特别任务的男子做好撤退的准备。美国大使馆非常善解人意，他们的决定并不强加于人。当然，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想让所有能走的人都撤走，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事。
8月23日，星期一半夜12时45分～凌晨2时。在此期间，我们又开始了防空洞的生活。人们很快适应了新情况，而且动作也很麻利。同我在一个防空洞的花匠和女勤杂工们带来了扇子，甚至还带来了蚊香。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起床、穿衣、关门、上锁，并来到防空洞。现在我们甚至还能听到几句玩笑话和一点笑声。今天早上，当我们到防空洞的时候，我问队长王花匠在哪里，负责人（队长）说：“他在阴沟门口这位队长将既潮湿、蚊子又多的防空洞比做“阴沟”。。”我们的看门狗总是跟着我们去防空洞，然后趴在防空洞的顶上。我不知道它怎样评价我们。
今天上午，程夫人、F·陈和我制定了在南京一旦不安全的情况下，如何安置学生、工人和教师家属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还是安全的。我们决定将尽一切可能保护生命，但是，人们不能因为担心城里可能会有抢劫，而把整箱值钱的东西和其他家庭用品带进来，这样校园就可能会成为抢劫的目标。
今天中午1时10分的《晚间信箱》节目说，一枚炸弹落在上海的先施百货公司，可能有许多人被炸死或炸伤。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伤亡人数以及是谁投的炸弹等详情。有消息说，南通的基督教医院和女子学校也被炸毁，但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因为它们都位于市郊，远离政治和军事机构。
下午4时30分，凯瑟琳和我去了美国大使馆，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帕克斯顿（Paxton）先生说，如果他再工作半个小时，那么，他就是连续工作24小时没有合眼了。
街上正在建造更多的防空壕，局势似乎越来越紧张。一天似乎也变得很长，我已完全忘记了日期，现在时间似乎是以空袭来计算的。南京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搬到了我们的邻里中心，该组织原来在机场附近，那里是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晚上9时30分。今晚到现在还没有空袭，愿今夜平安。危机时刻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得很快，外表变化也很大。何时开学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目前的局势持续下去的话，再过几星期，不会有大学在南京开学了。
8月24日，星期二12时～1时15分。我们又去了防空洞。很明显，飞机被拦截在城外，对此我们非常感激。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善意帮助，我们给燕京大学医学院发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们6名学生在30日将动身去北平。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拟订了一份应急课程表，以便在下午与埃尔茜制定一份紧急预算。上午11时，程夫人、F·陈和我就花匠、管理员和宿舍勤杂工的去留问题制定了一项政策。万一我们无法开学的话，我们就无法保留这么庞大的队伍。
下午1时10分。今天的广播说，在昨天先施百货公司的轰炸事件中，有151人死亡，373人受伤。
晚上7时50分～9时。这段时间，我是在中央楼的地下室同一名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一道度过的。我想我们开始能够区别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所发出的声音了。当日机在你头顶上空飞的时候，你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学生的精神很好，现在校园里仅有9名学生了。学校的工人一直很好，没有一个人要求回家，也无人抱怨，尽管有挖防空洞、搬设备等额外的工作。
日复一日，没有信件，没有报纸。我最后收到的一份《字林西报》是8月15日（星期天）的。
自空袭以来刚过了9天，但好像过了许多个月。
8月25日，星期三从午夜到凌晨1时30分，我们又一次躲进了防空洞。然而，这几个晚上我所得到的补偿是皎洁的月光、繁星闪烁、一尘不染的夜空和我们校园里婀娜多姿、婆娑起舞的垂柳。
我花了一个上午起草了一份有关我们校园的位置和建筑物数量的报告。大约在上午11时，我把该报告送到美国大使馆，交给了帕克斯顿先生，他和蔼地说，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想美国大使馆将会把它交给日本大使馆。凯瑟琳把校园和建筑物的蓝图送到一位摄影师那里，将它拍成照片，一旦完成，我们也将把这些照片送到大使馆。
12时。裁缝来给我裁了几条裙子，现在我只剩下3条裙子了。在这么热的夏天，3条裙子有点令人尴尬。裁缝说他的帮工都走了，一旦我的两条裙子做好，他也将到合肥去，那里更安全些。他还说，现在什么生意都没有了。
下午1时10分。广播说在上海先施百货公司被轰炸的事件中，有173人死亡，伤549人。官方还没有判定哪方应对此负责。我们还听说，在上海地区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日本军队登陆。
下午3时30分～5时。今天下午，我做了从青岛返回后一直想做的事——拜访附近的老朋友。
总的来说，人们都很友好，我的老朋友见到我很高兴。大多数普通人现在都有某种简易的防空壕或防空洞。孩子们似乎被飞机吓坏了。
我匆忙回家以躲避一场暴风雨。
晚上7时。吴博士对聚集在科学楼大厅里的所有工人和学校卫队讲了话。她提到当飞机在头顶时躲在防空洞或地下室里的必要性，以及在夜晚警报响过以后不要使用手电筒的重要性。
晚上8时～9时。我们又躲进了防空洞。我没去我通常去的位于东院后面的防空洞，而是去了我们中央楼的地下室。在进地下室之前，我停了下来，以确定校园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听说有许多间谍，为了得到一笔钱——或多或少，用灯光向敌人发信号。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手电筒特别谨慎的原因。吴博士、程夫人、F·陈和我今晚开了一次会，讨论工人的问题。一连数天没有信件，发电报或是打长途电话同样也不大可能。
8月26日，星期四早晨6时30分。过去的一夜平安无事，但显得很漫长。没有飞机来打扰我们的睡眠，真是感谢上帝。昨天下午下了雨，今晨的空气凉爽、清新。今天早上来信了，不过与以往不同，这些信来自曲阜、牯岭、上海。今天又有2名学生离开南京去了长江上游，现在校园里仅剩下7名学生了。
上午11时。程夫人、陈先生和我，重新分配了地下室和防空洞，因为现在校园里多了20人，他们是国家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前天晚上，他们的工作地点北极阁遭到了轰炸，他们从那里搬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在诵经厅里生活、工作和睡觉。他们晚上使用手电筒比我们更随意，或者说胆子更大。
今天，美国大使馆给我送来了一份电报，燕京大学医学院在电报中叫学生返回北平。
下午4时～6时。今天，我再次外出拜访我们西北角的邻居。许多人来问我，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充当调停人。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并不希望战争。
中央大学校长罗博士即罗家伦博士。今天下午到我们这里来，并说他仍计划在9月20日开学。他来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能否将他们艺术系的一些希腊雕塑像存放在我们这里，他担心他们学校的情况可能会比我们更糟。我们同意他们将模特像存放在我们的北画室里。
今天天气很闷。在过去的24小时里没有空袭，这是好迹象，还是坏征兆？他们是在准备一次更大的攻击，还是放弃了进攻？一些人认为，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摧毁整个南京城。
今晚10时10分将有关于今天情况的报道，但我想早点睡觉，不等了。愿我们再有一个安宁的夜晚。
8月27日，星期五大约在午夜时分，防空警报响了起来。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躲进地下室。很快，我们就听到日本飞机缓慢而单调的轰鸣声。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感觉这些飞机好像6次飞临南京。我们偶尔能听到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声和断断续续的防空炮火声，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缓慢飞行的重型轰炸机所发出的沉闷声音外，大地一片寂静。
一次，当飞机就在我们头上飞过时，学校的警察暂时躲到了我们的防空洞里。他说飞机好像是从四个方向飞来的，每架大型轰炸机都有几架小飞机护航，这些飞机还有办法照亮下面的大地，这样，他们就能够看清向何处投炸弹。4时警报解除，我们才疲惫地上床，疲劳是紧张造成的。
上午8时。我刚醒来就被告知，广播要到早上8时30分才开始，谢天谢地。有传言说，昨夜的空袭造成了许多伤亡。
中午12时。据我了解，昨夜有12架飞机空袭南京，正如那位警察所说，这些飞机的确是从四个方向飞临南京的，每组由两架轰炸机和两架护航的战斗机组成。飞机在城里大约投了8枚炸弹，炸死数百人。据说一枚炸弹落在立法院，你们可能还记得立法院位于瞻园附近。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不远处的贫民区，许多穷人被炸死。我们门卫的兄弟被炸死了。据说安徽中学原文为Middie School，显然是Middle School的笔误。该中学原位于南京市内白下路东段。被炸，卫生署附近的一座建筑也被炸。这些说法我还没能证实。
下午，我们决定把图书馆顶楼的所有报纸、杂志搬下来。几天前到我们这里来的德国顾问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阁楼都清理干净，但我们看不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把这些报纸和杂志存放在英语和历史系办公室。我们还把瑟斯顿夫人的书橱和书，以及档案柜搬了下来。
下午6时40分～8时。凯瑟琳和我去拜访了老邵和洗衣工的家。正像客人来访时会让客人看自己的假山花园或玫瑰花园那样，在这两家，他们都带我们去看了他们的防空洞原文为daves，根据上下文，显然是caves的笔误。，并征求我们的意见。
现在带朋友看自己的防空洞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已成为一种时尚。陶姓农民和他的家人正坐在树下，当我们路过时，他问我们是否认为战争有望很快结束。他说炸弹的爆炸声使他感到害怕。洗衣工说，在防空洞里很难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他在防空洞里放了一张小竹床，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在上面睡觉了。
晚上8时～8时30分。我们进了防空洞。那位警察今天告诉我一个秘密，他得知未来的三天里情况将很糟糕。
晚上9时。美国大使馆的信使送来了一封信，他们要求所有男人和妇女撤退。这是封措辞毫不含糊的信。大使馆内的所有妇女明天将撤离。我个人很感激大使馆的态度。他们两次很有礼貌地让我们撤离。如果我不走，以后发生了任何事情都不是他们的责任。
我认为我不能走，因为我要是走了，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大使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这一点，对此我深表赞赏。
8月28日，星期六午夜，空袭警报响了起来。像以往一样，我们做好准备，进入防空洞。现在我已学会，在前一天晚上，把我在防空洞里所需的用品准备好，这样，在需要时，我就能立刻拿到所需的东西。我们在防空洞里仅呆了一个小时，没有飞机来。警报解除后，我们满心欢喜地从防空洞里出来，上床睡觉。
整个上午我都在为学校写各种各样的信件。由于缺少睡眠，精力不济，生活节奏放慢了。
下午1时10分。我们去伊娃家听每日新闻。很明显，全世界对许阁森勋爵许阁森勋爵是英国驻华大使，8月26日在乘车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而负伤。
的受伤很关注。日本人以为那是蒋介石的汽车，这种解释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广播说英国提出了强烈抗议。我听说，日本持续轰炸了4小时的那个晚上（8月27日），有30～40枚炸弹落在了国家公园即中山陵园。的住宅区，这也许是日本希望炸死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我们还听到了日本海军封锁中国东海岸的消息。许多人认为南京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下午1时30分。我们让所有的工人（男人、女人）都参加了消防演习。医务室被定为是假设的火灾现场，所有人员都带着桶到那儿，然后排成一队，一直排到池塘。火是在屋顶上，梯子队首先到达，竖起梯子，很快，一桶桶水就传递到了屋顶。邻居们都来观看，工人们也觉得很有趣。不过在开始时大家都一本正经，特别是妇女更是这样。
下午4时。从我所在的实验学校窗口看出去，一切都很正常： 高一的一名女生把她的弟弟和妹妹带来，她们在那儿玩槌球游戏，玩得很开心；那位管绿化的工人正在修剪草坪；实验学校的一名工人正在清理池塘。整个校园呈现出一派美丽和宁静的景象。绉纱般白色、樱桃色的长春花今年开得特别茂盛原文的cerese和luxurient显然是cerise和luxuriant的笔误。。
下午5时。希尔达·安德森（Hilda Anderson）来了，叫我们到埃尔茜家去做客，庆祝埃尔茜的生日，她的生日是下星期二。格蕾斯·鲍尔、张夫人以及她的两个小女儿也在那儿。当我们喝茶、吃冰淇淋的时候，帕克斯顿先生来取希尔达的箱子，她明天早上将和使馆的妇女们一起撤离。我并不嫉妒帕克斯顿的工作，大约在10年前，他也有过相似的任务——撤离所有美国人。埃尔茜在池塘边建了一个很不错的防空洞，她甚至在防空洞的地上铺了席子，墙上糊了报纸。
在4时～5时之间，我到商业区购买了一些东西。10家商店有8家关了门，上了门板。
晚上9时。胡斯曼夫妇刚才到我们这儿来了。胡斯曼夫人明天早上动身前往汉口。他俩不久将回德国，回去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胡斯曼夫人劝说我收养一只小狗，这只小狗是她在街上拣来的。
今晚我终于洗了头，又洗了个澡。到现在为止警报还没有响，因此我感到很得意，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8月29日，星期天休息了一整夜。我们已有30个小时没有遭到空袭了。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因为日本正在考虑和选择和平而停止轰炸呢？还是意味着在为更猛烈的轰炸做准备？我们只能期待和祈祷。
在空袭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汉奸或叛徒的议论。我间接地听说，有18个男女，其中一些人还身居要职，昨天被当做汉奸枪毙了。由于在被击落的日本飞机里发现了地图，中国当局知道，政府的秘密和计划被泄露给了敌人。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危机中最可悲的事情之一。当一些人为自己的国家牺牲一切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发国难财。当然，这种情况每个国家都有——无论在战时或是和平时期，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谣传说，日本将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对南京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但这一谣传并没有兑现。近来我一直在祈祷，希望在日本无情的战争机器集结到中国之前，一些国家或是西方集团作为调停人站出来。
上午10时～11时。我去鼓楼教堂做礼拜。做礼拜的人非常认真，有大约五十人参加。做完礼拜后我去了克尔（Kerr）家，听说了有关广东医院和学校被炸的经过。这件事发生在8月17日上午9时，一枚炸弹直接落在医院，一枚落在克拉伦斯·伯奇（Clarence Burch）家中央，一枚落在中国护士的家，一枚落在女子学校的体操房。他们看不出轰炸的理由，因为附近既没有军事目标，也没有政治目标。数名医生、两名护士以及约三十名病人被炸死。昨晚的广播说，南昌的鲍德温（Baldwin）学校也遭轰炸，但我们不知道这件事。
下午1时10分。电台的《晚间信箱》节目报道，上海南站遭到轰炸，120名难民被炸死，400人受伤。今天，上海北站也遭到轰炸。
下午5时～5时30分。我们躲进防空洞，但很快警报就解除了。这是星期六早晨以来的第一次警报。也许，就像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听不到警报而感到担心一样，我们听到警报发出后也感到恐惧。
吴博士的确是一位伟大而无畏的将军。我在想，当她应该离开的时候，她会走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需要她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人，但她却不这样看。在一段时间里，她认为我们（凯瑟琳和我）应该撤走。她在7月底表现出的紧张和痛苦情绪，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镇定自如，甚至心情愉快地从事各种各样繁重的工作。我认为她已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这一地区被彻底摧毁，然后西迁，一切再重新开始。
8月30日，星期一很奇怪，程夫人、吴博士和我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当一夜没有空袭时，我们却都失眠了。
早上6时。10名学生（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所有的准护士和实习医生）动身前往燕京大学医学院。
我们不知道他们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根据北平的指示，他们将途经济南、曲阜到天津，燕京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老师将在天津迎接他们。
中央大学校长罗博士除了在我们这里存放8件希腊雕塑外，还送来了10架钢琴。现在北画室里存放着华贵的钢琴、雕塑、女校友的毕业照片和大米，程夫人觉得应该将大米存放在两个地方，而不是将所有的大米存放在一个地方。
下午4时。吴博士召开教工会议，教育部来指示，再次推迟开学时间，并要求学校把所有的学生送走。行政人员在4时开会，教师在4时30分开会。对教师，她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说只要学院需要，她将留在这里，但教师可以自由撤离。她要求教师们就学院应在何处开学——河南、湖北、广西、四川或是上海——提出自己的建议。
金陵大学想把高年级的学生送到成都，但这对学校和学生来说花费都很大。教育部没有说明推迟开学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不断的空袭，而且，如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的话，他们会向南京挺进。
下午6时15分～7时。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吴博士、我和学生以及青年教师，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在那里，吴博士向学生们传达了教育部的命令。警报很快就解除了，日本飞机又没来。
今天我收到了《字林西报》，这是8月14日以来的第一期。每天都处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精力有些不济，更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思维。我常常觉得这一切都是可怕的梦魇，这一切都不会是真的，当我醒来时，会发现生活一切依然如故。
8月31日，星期二现在夜间没有空袭了。今天上午，F·陈主持了我们清晨的祈祷，这个活动很有帮助，且令人深思。我对他们的精神感到惊奇。
上午8时30分～9时50分。我和唐先生去检查了山坡上的新房子、里夫斯（Reeves）中文名黎富思。先生的平房，以及实验学校一间房间的音响改造的进展情况。山坡上房子的工程几乎全部停止了，只剩下两三个工人，其余的工人都回到乡下的家中去了。这个工程刚进展到钉房顶的木板，瓦还没有盖，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铺瓦。
上午10时。吴博士去金陵大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试图制定出他们未来的计划。我用上午其余的时间思考学校和实验学校未来的计划。中午，吴博士为埃尔茜准备了生日午饭，午餐很简单。近来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下午1时30分～2时30分。我们躲进了防空洞，但敌人飞机又没有飞临南京。据说中国飞机起飞迎战，日机调头逃走。
下午4时～6时。我去看明德中学和中华中学中华女子中学位于鼓楼广场东南角。的校长。目前，他们绝对没有在南京开学的计划。把女孩子从她们父母身边带到另一个地方，这个责任过于重大。
走在街上，我注意到似乎有更多的商店关了门，并出现了更多的防空壕和防空洞。我们正迅速返回到洞穴时代。6时，沃德（Ward）夫人和我们共进了晚餐。她今天上午才到达南京，从上海到南京的旅途花费了20个小时。她说与上海相比，南京相对宁静。在上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能听到枪声和轰炸声。
下午1时10分。电台播出了我们已听到过的事情——那所学校的体操房被彻底摧毁；科学楼和3幢宿舍楼被部分炸毁原文“……party destroyed”显然是笔误。应为“……partially destroyed”。。希特（Heater）援引近卫首相的讲话说：“日本的方针是通过武力迫使中国屈服，这样中国将不再有战斗精神。”当日本这样做的时候，能得到中国的合作和友谊吗？日本人没有意识到，只要日本给中国人民一点点机会的话，中国人原本会对日本友好并购买日本产品的。真可惜！德法关系史正在东方重演，人们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
魏特琳日记——我的日记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
1937年
8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决定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开学日期推迟到9月20日。实际上，教育部也建议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危险地区学校的开学日期定为这一天。为了通知学生，我们在电报上花了很多时间及费用。
我们仍然计划下个星期一在上海和南京进行入学考试，但我们能否将考卷带到上海，以及是否有学生来参加考试，仍是一个未知数。
（这一天，魏特琳还给美国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追记6月20日～8月11日发生的一些事情，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朋友魏特琳是以书信的形式记下这部日记的，并分批将日记寄给她远在美国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两年中，即使是那些非常想抽空回复的信，我似乎也越来越无法应付了，甚至每年圣诞节的信也被我忽视了。现在，我正在竭尽全力，争取在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前，将一份油印的信完成。如果你们能收到这封信的话，将会了解到，尽管有酷热和战争的各种谣传，以及这些谣传所带来的额外工作，我还是成功了。我将再次采用日记的形式，因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我的大脑似乎才能够正常运转，这大概是由于上了年纪的缘故。
6月20日～22日在大学校园里，毕业演讲、毕业典礼似乎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重复着。6月20日～22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的第19期毕业典礼来到了，42名青年妇女结束了她们的大学课程。这些毕业生中的60％以上将到高级中学工作。她们中有25人将成为教师，两人将担任教务主任。还有两名毕业生将当护士，两人将继续她们的医学课程，一人将成为“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秘书，一人将从事医疗和社会案例的研究工作，两人将从事宗教工作，一人将从事农村工作。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比以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名学生在毕业典礼两天后结婚了，20名同学参加了她在新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婚礼。16名姑娘从实验高中毕业。后来我们听说她们都通过了政府考试，这个考试在高年级时曾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年，在我们学校旁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毕业典礼，8名年龄在14～19岁的女孩子从家庭手工学校毕业。这所学校是我们的大学生为救助附近的穷苦女孩而出资开办的。我们鼓足勇气，邀请南京市市长夫人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她接受了邀请，并对这8位女孩作了一个非常现实和有效的讲话，我相信她们对此将永生难忘。此外，市长夫人对这个小小学校的工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离开时捐给学校40美元作为礼物。
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所了解的那样，毕业的条件之一是每个女孩能够做一件毕业服装和一双鞋子。今年她们做得确实非常好。
大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2位大学生在那里定期上课。让这种新型的学校运转起来很困难，因为穷苦的家庭需要年龄较大的女孩子帮助养家糊口和照顾弟妹，但是父母们逐渐地看到这个学校为他们的女儿做了件有意义的事。
6月21日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弟弟的电报，说父亲去世了。这种消息总是令人震惊，几天几夜，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次回伊利诺州老家的凄楚之旅。此后，弟弟的来信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信中说父亲很快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没有遭受令人可怕的长期折磨。他83岁，到临终前的几天一直都很活跃。弟弟和弟媳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此悉心地照顾他，对此我真是难以回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可能在这里——中国，继续那些我无法离开的工作。
7月2日～18日在这16天里，我和朋友在夏日旅游胜地青岛海滨度假。一次大战前青岛属德国管辖，后又转给日本，最终由于《华盛顿条约》，青岛归还给了中国。我住在汇泉湾，这是一个延伸到蔚蓝而凉爽的太平洋中的半岛。
在大海中游泳真是舒服极了。在目前南京的酷热下，我真希望一天下几次海。我的泳技平平，但我现在是多么喜欢游泳啊！弟弟总是说我用汽船的动力游出划船的速度，但不管怎样，我的泳技在50岁的时候有了提高。
我们用了半天的时间到一座位于乡间的名山去游览。那里农民的富裕生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农田整齐而无杂草，并且能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甚至河堤上也长着瓜藤。乡间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外观漂亮的学校。我们得知青岛市政府创建了五十多所这样的示范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鲁丝·切斯特（Ruth Chester）、弗洛伦斯·柯克（Florence Kirk）和我们教会的温内娜·威尔金森（Wenona Wilkinson）是我这个夏天的旅伴，再没有比她们更好的同伴了。
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士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Milne）说：“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机器。
7月19日～20日昨天早上我离开青岛，今天下午乘火车回到南京。途中我遇见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马匹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
今天的英文报纸刊登了蒋介石7月19日在牯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有误，7月19日应为7月17日，蒋介石在那天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我希望这篇讲话能登载在美国报纸上，这样你们就能够读到他的讲话，因为我觉得这篇讲话合情合理。他在讲话中列出了中国不能退让的四个最低要求，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这似乎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的回应，同时也向他自己的人民解释，什么是他们可能要作出的最后牺牲。他在讲话中说：“尽管我们国家还很弱，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保持我们国家的完整的责任。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一最重要的遗产，这是我们必须全力完成的责任。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旦战争开始，就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蒋介石这段讲话的原文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7月21日我在这个炎热夏季返回南京的原因之一是检查今夏正在建造的新教工住宅。一年前，学校决定建造一幢五个单元和一个附属平房的公寓——我希望在我留在中国的剩余岁月中能够住进这个平房。不幸的是，近来建筑的费用已超过了预算的25％，我们不得不把建造平房的资金让给公寓。
在过去的几星期，我们甚至把原先留下用来为新房购买家具的有限的2000元（中国货币）投了进去。就我们现在所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11月，我们有可能搬进空空如也的教工公寓。我对平房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但也许还不至于到要命的程度。
返回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后决定是否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协会联盟第七次会议。该协会计划于8月2日～7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在北方出麻烦之前，12位现在已是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校友计划和我一道去日本，我们计划住在由一位日本牧师妻子管理的学校。在参加会议以后，我们希望留下来看一看贺川的工作、参观女子中等学校并结交一些日本的基督教徒。
我很希望带队去，因为从国际友谊的角度来看，这本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中国满洲的官方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因此对我来说带一个团队去是不明智的，但我仍然认为去东京或许是值得的。回到南京了解到北方的情况后，我决定不去了。
7月22日今晚，校园熄灯后，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士兵和马匹的行进声和枪支碰撞的叮当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白天，所有这些声音都没有了，马路上安静了下来，但是入夜后，战争的准备仍在进行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的确，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反战人士来阻止战争。
我无法忘却那些行进的脚步声！7月28日今晚我应邀前往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一整天无线电广播都传来消息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上个星期丢失的土地。到处都是这种热烈的气氛，甚至人力车夫似乎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在我内心却有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日本军事机器会迅速和无情地加以回击。
7月29日～31日日本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有消息说，日本不仅重新占领了丢失的城市，而且把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从天津和北平赶走了。在北平似乎没有什么被摧毁，但天津却遭到飞机轰炸，造成了破坏。
我们听说南开大学被彻底摧毁了，因为，日本认为它是反日宣传的中心。很自然，中国人民怒火满腔，甚至连最冷静的中国人也说，即使被打败，中国也必须战斗！有人甚至说中国应当自己摧毁沿海的重要城市，退到山区进行游击战，直到日本耗尽其经济资源。
8月2日今晚一个5人委员会开会，讨论保护校园的预防性措施： 我们计划将有价值的仪器装箱，并储藏在地下室；购买灭火器；把档案送到上海，等等。据说，昨天官员们已接到通知，要把他们的家属转移到城外，目的是减少南京的人口，解除官员们的后顾之忧，但结果却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火车和轮船非常拥挤，车票提前数天预售。数以千计的人将要撤离。
8月6日几天前，南京的居民接到命令，要把房顶涂成黑色或是灰色。现在仅有少数的屋顶为瓦红色了。尽管一些官方建筑物的红柱子被漆成灰色，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独处一隅，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处于十分危险之中，而且我们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大使馆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较为安全。可怜的鼓楼穿上灰衣后看起来很凄惨。
8月9日学院正在讨论秋季开学的问题。今晚我们3位教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学生已来信要求转学，她们希望转到上海或广州去。我们决定通知所有学生，我们预计将按时开学。我们认为，学校如期开学和正常运转对我们更有利。如果在开学前夕局势恶化，不便开学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申报》上刊登一个通知。
8月10日我们的校长吴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非常疲惫。这个夏天她没有休息。目前，她是一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由蒋夫人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创建的，目的是向中央军提供战地救援。这个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开会，会议常常持续数小时。许多会议都得由她主持。
8月11日今天我干了些什么？上午8时，我离开实验学校的房间。总务处长陈先生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非常委员会的成员陈斐然，或称F·陈。和我进行了巡视，以确保学校在进行必要的准备。首先我们到3个地下室，看到它们已被清理干净，这样在空袭时，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工人可以到那里躲避。接着，我们检查了沙袋的制作，我们准备用沙袋保护我们的仪器。后来，我们开会讨论了如何处理必须搬出科学楼的化学物品。在我看来，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当然，谣言仍然四起。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也常常祈祷，战争的阴霾将会烟消云散，中国将再一次摆脱危机，从而能全力推进国家重建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中国一直在非常勇敢地原文是valiently，这显然是valiantly（勇敢地）的笔误。执行这一计划。由于某种因素，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上，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愚昧和疾病上吗？当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时候，虽然觉得它不值得你们花时间去读，但至少想让你们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同时让你们知道，我很感激你们给我写的信以及你们打算给我写的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我有一年的休假，我将回家度过夏天。我还没有决定在哪里过冬天，但打算把一部分时间用在学习上。当这封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但愿在你们那个半球和我们这个半球一切都已风平浪静了。
你的忠实的朋友。
M·V（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8月12日8月13日，星期五所有与上海的通讯全被切断了。今天下午，罗纳德·里斯（Ronald Rees）从牯岭来到南京，他希望在去上海之前能会见一些朋友。他发现轮船、火车、飞机都不到上海。同时，城里的人似乎也被吓坏了，许多人溯江而上到一些小地方，甚至去了农村。谢文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孩子去了长沙；余琼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1届毕业生。和她的3个儿子动身前往重庆；黄丽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母亲及孩子去了上海。据说为逃离南京，一些人坐在火车顶上去芜湖。
8月14日，星期六上午，总务处长F·陈和我为未来几天准备挖的4个防空洞选址。我们从中国和德国军事专家那里得到了指导，因此知道应该如何建造防空洞。我们离两门高射炮很近，这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几乎同遭到飞机轰炸一样大。
上午11时。安娜·莫菲特（Anna Moffet）、里斯、约翰·马吉（John Magee）和我在安娜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在目前情况下，基督教徒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战火蔓延到东方？还是采取某种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今天凌晨5时我就起床了，为“国际道德动员”运动（International Moral Mobilization）起草了一个计划。至少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尽管没人知道该计划是否能够行得通。
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在施加道德压力的同时，我个人将从11月1日起，开始抵制日货。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
安娜、马吉和里斯先生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里斯将去上海，看看在这一危机中，他在领导中国基督教徒的行动中能做些什么。但愿在这种时刻有一个国际基督教委员会来领导各个教会。
下午1时。从广播里我们得知，空袭和战斗正在上海进行着。
8月15日，星期天下午，南京两次遭到空袭。这是南京首次遭到空袭，空袭异常猛烈。第一次空袭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说来奇怪，下午1时我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告诉她们在空袭时该如何做，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很快就会有空袭，但希望她们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2时警报就响起来了，飞机在南京低空盘旋。5时前又来了一次，城市的许多地方响起了隆隆的防空炮火声。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肯定有人员伤亡，因为飞机进行了猛烈的扫射。由于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没有认识到应该离开街道躲藏起来。我们很难让工人们呆在地下室里——他们想看正在发生的事。几天前，我们给学校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地方以防空袭。希望到明天，我们的防空洞将能完工，这样我们就能够使用这些防空洞，而不必大家都挤到两个地下室里去了（科学楼的地下室里堆放了设备，无法使用）。
今晚，我邀请了几名厦门人吃饭，王淑禧（1926）括号中的年份是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的时间。下同。是其中的一位。约晚饭前一小时，他们托人捎来了一张便条，说他们不能来了，他们将乘火车去上海。好像那趟火车在夜里发车，但何时到上海就很难说了。
晚上7时～8时。6名男工人和我，在600号宿舍楼北面走廊用沙袋建成了一个防空壕，这样，如果夜里有空袭，学生们就不必跑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去了。
晚上8时。我们在伊娃·麦卡伦（Eva Macallum）伊娃·麦卡伦原名伊娃·安德逊（Eva Anderson），1921年她与麦卡伦结婚。家收听广播，听到上海遭到猛烈的轰炸——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方的飞机干的。广播报道说，在爱德华七世大街和南京路上有许多人被炸死。
8月16日，星期一早上6时还不到，警报声、钟声和哨子声把我们惊醒。我们听到许多飞机的声音，但好像是中国飞机。据后来的报道说，这次日本飞机没有飞临南京市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郊外的飞机场。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3架在南京，1架在扬州，1架在靖江，2架在上海。
下午3时。警报再次响起，我们又一次跑到地下室和防空洞里。
今天下午，中央医院来借我们的校舍，要把它们变成医院——确切地说，是要把中央医院搬过来。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请求，但我们希望在9月20日开学，如果同意这一请求的话，我们将被迫放弃开学的计划。吴博士正在同她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讨论这个请求。
晚上7时。陈先生和我把工人组成3个消防小组，以防火灾。一个小组负责搬运梯子，一个小组负责灭火器，另一个小组负责运水和沙子。我们已购买了大量的黄沙，一部分放在艺术楼的后面，一部分堆在科学楼旁。此外，我们还购买了很多水桶，并将装有沙子的桶放在各栋楼里。据说一些炸弹引起的大火只能用干沙子来扑灭。
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当我刚要回来时，警报响了起来，所以我在大使馆一直呆到7时45分。
因为有规定，在警报解除之前，任何人都不许在街上行走。现在城里秩序井然，警察完全控制着局势。
晚上8时。今晚美国妇女和儿童正在撤离南京，她们溯江而上，撤到牯岭或是汉口。尽管有关的规定没有说两类妇女可以留下，但实际上却是我们这些负有责任和难以脱身的两类妇女被允许留下，这也是我们没有被强行撤走的原因。埃尔茜·普里斯特（Elsie Priest）、格蕾斯·鲍尔（Grace Bauer）和我留了下来。凯瑟琳·萨瑟兰（Catharine Sutherland）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外籍教师，中国名苏德兰。也留了下来，因为她善意而又坚定地认为，留下是她的责任，而且她也能够帮上忙。我想，她以这种平静但却坚忍不拔的方式一定是会赢得同情和理解的。
8月1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我没有被警报从床上匆忙地拖起，真是太好了。到12时，我们才听到第一次警报，但12时30分，警报就解除了。下午2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时我们正打算派一名工人去接弗洛伦斯，但直到下午4时警报还没解除——我正在艺术楼的地下室里写日记。
下午1时10分，来自上海的广播报道说，所有的美国妇女和儿童都已撤离了上海，一些人直接回美国，另一些人去了马尼拉。
晚上7时。在5时～6时间，我去看洛辛·巴克（Lossing Buck）即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1892—1972）的丈夫。。他说弗兰克·罗林森（Frank Rawlinsin）的确是星期天在上海遇难，同时还有另外537人被炸死。我还参观了他的防空洞。他及他的室友建造了一个真正的防空洞——7英尺深，边上还有数个可容纳一个人的小洞穴。他做好了被围困和撤退的两手准备，因为他在那里既储藏了饮用水，也准备好了行李箱。
我忘了告诉你们，昨天没有考试，因为只有3名学生来考试，她们也很愿意推迟考试。我们甚至没能把考卷带到上海。T·T·季今天来访，他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他说上海的银行暂时停止了营业，他认为，目前的麻烦会持续两个星期。但愿我能像他那样乐观。
8月18日，星期三天气很好，而且不热。阳光美极了。雨后的树木、草坪和花蕾非常可爱。
现在，我们开始每天早上7时在南画室举行祈祷会。现在看来，我准备上午在书房看书的计划是多么的愚蠢，因为只有在你能确信不会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计划才有意义。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在同明德中学明德女子中学位于莫愁路西侧。的李美云（1931）谈话，她对卫生署要接管他们学校、并改建成一所医院的要求不知如何是好。有关方面开始说要把学校改建为一所军队医院，后来又说是一所普通的急救医院。我们试图召开一次基督教学校负责人会议，这样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我们就可以作出相同的反应。然而，接我们电话的每个人都很忙，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却无法参加这个会议。接着，胡斯曼（Huseman）夫人来了，她也遇到了难题——她的佣人都要回家，这使她束手无策。
今天一天没有空袭，真让人松了口气。晚上，凯瑟琳和我上街买食品，以防万一，但我们没买到多少。我们常去的那家商店，黄油、饼干、小甜饼和牛奶已卖完了。当我们在街上行走时，可以感到南京的居民少多了。
8月19日，星期四凌晨1时40分。大约是在午夜时分，凄厉的警报声划破了夜空。我们这些住在实验学校的人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关上窗子、锁上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树下的防空洞里。幸运的是，一名女勤杂工非常聪明，带了一个床单，这使我们免遭蚊子的叮咬。我很难让我这个防空洞里的所有人员都躲在里面，他们很好奇，想看看外面发生的情况。一个花匠一再坚持要回去拿扇子，因为蚊子确实太厉害了。
警报解除后，在我们回宿舍的途中，看着皎洁的月光，我想，这一时刻本应用来欣赏大自然的美，而不应用在破坏和屠杀上。东院的6名教师把他们的床搬到了中央楼，这样，警报响起时就可以利用那里的地下室。
整个上午没有飞机来访，但在下午6时，我正要在东院吃晚饭，警报凄厉地响了起来，我们立刻带上食物去了中央楼，每人带着自己的一碗米饭和筷子。一开始，似乎一切都结束了，没有飞机的声音。但接着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大家都跑进地下室。清凉山上的高射炮响了起来，就连我们坚固的建筑也在颤抖。城市的东北部似乎着了火。
警报解除后，我们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晚会，凯瑟琳和我准备这个晚会，是为了给与我们在一起的学生和程夫人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舍监兼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的4个孙子一个惊喜。月光下我们愉快地一道做着游戏，孩子们忘记了恐惧。
陈美玉（1920）突然风尘仆仆地来到校园，大家都很激动。她说，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时，她正在那里。很明显，日本飞机的轰炸目标是中央大学图书馆、礼堂和科学楼，一枚炸弹落在图书馆的后面，震碎了所有窗户的玻璃；另一枚落在礼堂的后面，炸坏了礼堂的后墙；还有一枚炸毁了化学实验室，但没有击中科学楼。当时美玉的弟弟也在那里，但他俩都幸免于难。美玉的侥幸逃脱简直是一个奇迹，她躲在一个脸盆架的下面，这使倒下的墙没有砸到她。美玉认为校园里有间谍，他们用手电筒给日机指示轰炸目标。在轰炸的时候，好几所政府大学的校长正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晚上9时。美玉还没有讲完，警报又响了起来，我们都匆忙去了各自的防空洞，这次，凯瑟琳、我与学生们一起去了600号宿舍楼走廊的防空壕。警报一解除，我就去了实验学校。后来我们听说，在中央大学遭到轰炸的同时，军队的培训学校也遭到了轰炸。那里也有不少人被炸死。
8月20日，星期五早上4时～6时。我刚去了鼓楼教堂，早上5时，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校长陈道森（音译）的遗体从教堂被送到墓地。他是安娜·陈的哥哥，于星期三在大学医院即金陵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去世，留下了母亲、妻子和7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葬礼。他的家人原已撤到上海，因为他们父亲生病，又返回了南京，由于担心飞机轰炸，只有两名年龄较大的儿子、两名牧师和一名朋友陪同灵柩前往基督教墓地。
上午9时～10时。警报又响了起来。我们都去了防空壕。我们现在准备了对付毒气的药品，这些药品由每个负责防空壕的队长保管。每个人还有一个防毒面具。我的防毒面具是去年劳伦斯·瑟斯顿（Laurence Thurston）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夫人离开南京前给我的，我随身带在我的包里。警报解除后，我们召集了许多工人，把小教堂里的钢琴和校友送的屏风搬到位于楼下的北画室，我们认为，多一层水泥板可能更安全些。
上午11时～12时。吴博士、程夫人和我讨论了有关借用我们校舍的问题，例如，气象台的二十多名工作人员要借用我们的诵经厅，他们不仅想把他们的办公室搬来，而且希望在这里吃、住。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必须自带食物，因为程夫人手头没有多少大米了。第二个要求来自教育部，他们想把一个办公室以及一些高级官员迁过来。但问题是如果高级官员过来，校园里势必有许多小汽车，这将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周围间谍很多，从而危及到校园的安全。我们决定，如果他们愿意使用位于校园外的男教师宿舍，我们就让男教师搬到校园来，把腾空的房屋借给他们。后来他们发现在我们附近有一些高射炮，于是决定不来了。
晚上8时～9时。我们学校的4个防空洞及2个地下室各有1名队长，今晚我们召集他们开会。我们教他们如何使用防毒药品和如何制作防毒面具。我们还分配了防空洞和地下室，明天张榜公布，这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
开完会，我走回实验学校。月光下，树枝摇曳，花儿婆娑，美不胜收。此时此刻，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关爱，以及由于我们——个人与国家的贪婪、傲慢和自私，上帝不得不承受那个永恒的十字架。骷髅地的罪恶古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骷髅小山，即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处。作者在这里泛指一切罪恶。不是2000年前才有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这种罪恶，需要多久我们才拥有一个大同世界？晚上10时30分。我多么希望今夜能够宁静地度过，特别是为了孩子们，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8月21日，星期六凌晨4时30分～6时30分。我们又一次被警报声惊醒，我们又一次起床、穿衣、跑进防空洞。
幸运的是飞机没有飞临城市的上空，也许在城外遭到了中国飞机的拦截。
早上7时～7时30分。尽管做早祈祷的人数不多，然而气氛却很虔诚、良好。我还没有听见一位中国基督徒祈祷上帝严惩日本，并使中国获胜。7月末，在天津事件即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侵略行动。最严重的时候，许多中国基督徒怒火满膛，但现在这一切都转变为对国家罪恶的原谅。
上午8时30分～9时。我们又进了防空洞，途中遇见了吴博士，她正匆匆地去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都不喜欢这种频繁的打扰。警报解除后，我发现图书管理员吴小姐在指导学生如何裁剪防毒面具，裁好后将送给负责各个防空洞的队长们。
肖松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张肖松。和品芝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陈品芝。从下关回来了，几天前他们曾去买过船票，但他们说必须等到星期一才有船。很显然，所有去上游的船都很拥挤，必须提前好几天买票。
下午4时。约八名燕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我们谈论了去北平的事宜。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院通过美国大使馆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他们的学生返回。我的感觉是，如果学校说返回没问题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回程应该是安全的，特别是将会有人在天津迎接他们。
下午1时30分。我上街购物。街上不像以前那样拥挤，我们有理由相信数以万计的人已离开了这座城市。许多商店已关了门。我去了两家印度商店看看能否买到洗涤用品，但这两家商店都关了门。卡什杂货店也准备关门了，经理姚先生说他在农村租了一间房子，他的大部分货物都存到那里去了，他已把他的家人送到宁波。因为没有生意，电影院、书店和精品店都关了门。
下午6时15分～7时30分。我在回家的路上，警报响了起来，我匆忙回家，躲进防空洞。我能不能洗头或洗澡？人们现在永远也不知道警报何时会突然响起来，从而打扰人们所做的事。
实际上，近来你要是能从头到尾做完一件事的话，会感到很自豪的。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上床前把防空洞里所需要的“装备”准备好，这样警报一响我就能立刻拿到。这些东西有深色衣服、鞋子、纱布、驱赶蚊子的扇子、防毒面具等。
8月22日，星期天多么安宁的一夜。昨夜警报一次也没响。我一觉睡到早上7时，好像吃了安眠药一样。自第一次遭到空袭以来刚刚过了一周，但感觉真像是过了几年。
上午10时～11时。我去了鼓楼教堂，那里有不少听众，人人神情严肃，因为近来人们的生活沉重而悲惨。我很想念陈博士，他对教堂很有帮助。
晚上7时～8时。这次空袭好像是针对清凉山上以及附近的高射炮的。有时飞机好像就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上空。
又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月光下，程夫人的孙子们、一些学生、凯瑟琳和我在校园里散步。我很喜欢程夫人的第四个孙子小国玉（音译）。
晚上8时。巴克打来电话说，美国大使馆希望所有的妇女和没有特别任务的男子做好撤退的准备。美国大使馆非常善解人意，他们的决定并不强加于人。当然，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想让所有能走的人都撤走，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事。
8月23日，星期一半夜12时45分～凌晨2时。在此期间，我们又开始了防空洞的生活。人们很快适应了新情况，而且动作也很麻利。同我在一个防空洞的花匠和女勤杂工们带来了扇子，甚至还带来了蚊香。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起床、穿衣、关门、上锁，并来到防空洞。现在我们甚至还能听到几句玩笑话和一点笑声。今天早上，当我们到防空洞的时候，我问队长王花匠在哪里，负责人（队长）说：“他在阴沟门口这位队长将既潮湿、蚊子又多的防空洞比做“阴沟”。。”我们的看门狗总是跟着我们去防空洞，然后趴在防空洞的顶上。我不知道它怎样评价我们。
今天上午，程夫人、F·陈和我制定了在南京一旦不安全的情况下，如何安置学生、工人和教师家属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还是安全的。我们决定将尽一切可能保护生命，但是，人们不能因为担心城里可能会有抢劫，而把整箱值钱的东西和其他家庭用品带进来，这样校园就可能会成为抢劫的目标。
今天中午1时10分的《晚间信箱》节目说，一枚炸弹落在上海的先施百货公司，可能有许多人被炸死或炸伤。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伤亡人数以及是谁投的炸弹等详情。有消息说，南通的基督教医院和女子学校也被炸毁，但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因为它们都位于市郊，远离政治和军事机构。
下午4时30分，凯瑟琳和我去了美国大使馆，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帕克斯顿（Paxton）先生说，如果他再工作半个小时，那么，他就是连续工作24小时没有合眼了。
街上正在建造更多的防空壕，局势似乎越来越紧张。一天似乎也变得很长，我已完全忘记了日期，现在时间似乎是以空袭来计算的。南京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搬到了我们的邻里中心，该组织原来在机场附近，那里是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晚上9时30分。今晚到现在还没有空袭，愿今夜平安。危机时刻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得很快，外表变化也很大。何时开学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目前的局势持续下去的话，再过几星期，不会有大学在南京开学了。
8月24日，星期二12时～1时15分。我们又去了防空洞。很明显，飞机被拦截在城外，对此我们非常感激。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善意帮助，我们给燕京大学医学院发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们6名学生在30日将动身去北平。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拟订了一份应急课程表，以便在下午与埃尔茜制定一份紧急预算。上午11时，程夫人、F·陈和我就花匠、管理员和宿舍勤杂工的去留问题制定了一项政策。万一我们无法开学的话，我们就无法保留这么庞大的队伍。
下午1时10分。今天的广播说，在昨天先施百货公司的轰炸事件中，有151人死亡，373人受伤。
晚上7时50分～9时。这段时间，我是在中央楼的地下室同一名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一道度过的。我想我们开始能够区别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所发出的声音了。当日机在你头顶上空飞的时候，你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学生的精神很好，现在校园里仅有9名学生了。学校的工人一直很好，没有一个人要求回家，也无人抱怨，尽管有挖防空洞、搬设备等额外的工作。
日复一日，没有信件，没有报纸。我最后收到的一份《字林西报》是8月15日（星期天）的。
自空袭以来刚过了9天，但好像过了许多个月。
8月25日，星期三从午夜到凌晨1时30分，我们又一次躲进了防空洞。然而，这几个晚上我所得到的补偿是皎洁的月光、繁星闪烁、一尘不染的夜空和我们校园里婀娜多姿、婆娑起舞的垂柳。
我花了一个上午起草了一份有关我们校园的位置和建筑物数量的报告。大约在上午11时，我把该报告送到美国大使馆，交给了帕克斯顿先生，他和蔼地说，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想美国大使馆将会把它交给日本大使馆。凯瑟琳把校园和建筑物的蓝图送到一位摄影师那里，将它拍成照片，一旦完成，我们也将把这些照片送到大使馆。
12时。裁缝来给我裁了几条裙子，现在我只剩下3条裙子了。在这么热的夏天，3条裙子有点令人尴尬。裁缝说他的帮工都走了，一旦我的两条裙子做好，他也将到合肥去，那里更安全些。他还说，现在什么生意都没有了。
下午1时10分。广播说在上海先施百货公司被轰炸的事件中，有173人死亡，伤549人。官方还没有判定哪方应对此负责。我们还听说，在上海地区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日本军队登陆。
下午3时30分～5时。今天下午，我做了从青岛返回后一直想做的事——拜访附近的老朋友。
总的来说，人们都很友好，我的老朋友见到我很高兴。大多数普通人现在都有某种简易的防空壕或防空洞。孩子们似乎被飞机吓坏了。
我匆忙回家以躲避一场暴风雨。
晚上7时。吴博士对聚集在科学楼大厅里的所有工人和学校卫队讲了话。她提到当飞机在头顶时躲在防空洞或地下室里的必要性，以及在夜晚警报响过以后不要使用手电筒的重要性。
晚上8时～9时。我们又躲进了防空洞。我没去我通常去的位于东院后面的防空洞，而是去了我们中央楼的地下室。在进地下室之前，我停了下来，以确定校园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听说有许多间谍，为了得到一笔钱——或多或少，用灯光向敌人发信号。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手电筒特别谨慎的原因。吴博士、程夫人、F·陈和我今晚开了一次会，讨论工人的问题。一连数天没有信件，发电报或是打长途电话同样也不大可能。
8月26日，星期四早晨6时30分。过去的一夜平安无事，但显得很漫长。没有飞机来打扰我们的睡眠，真是感谢上帝。昨天下午下了雨，今晨的空气凉爽、清新。今天早上来信了，不过与以往不同，这些信来自曲阜、牯岭、上海。今天又有2名学生离开南京去了长江上游，现在校园里仅剩下7名学生了。
上午11时。程夫人、陈先生和我，重新分配了地下室和防空洞，因为现在校园里多了20人，他们是国家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前天晚上，他们的工作地点北极阁遭到了轰炸，他们从那里搬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在诵经厅里生活、工作和睡觉。他们晚上使用手电筒比我们更随意，或者说胆子更大。
今天，美国大使馆给我送来了一份电报，燕京大学医学院在电报中叫学生返回北平。
下午4时～6时。今天，我再次外出拜访我们西北角的邻居。许多人来问我，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充当调停人。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并不希望战争。
中央大学校长罗博士即罗家伦博士。今天下午到我们这里来，并说他仍计划在9月20日开学。他来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能否将他们艺术系的一些希腊雕塑像存放在我们这里，他担心他们学校的情况可能会比我们更糟。我们同意他们将模特像存放在我们的北画室里。
今天天气很闷。在过去的24小时里没有空袭，这是好迹象，还是坏征兆？他们是在准备一次更大的攻击，还是放弃了进攻？一些人认为，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摧毁整个南京城。
今晚10时10分将有关于今天情况的报道，但我想早点睡觉，不等了。愿我们再有一个安宁的夜晚。
8月27日，星期五大约在午夜时分，防空警报响了起来。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躲进地下室。很快，我们就听到日本飞机缓慢而单调的轰鸣声。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感觉这些飞机好像6次飞临南京。我们偶尔能听到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声和断断续续的防空炮火声，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缓慢飞行的重型轰炸机所发出的沉闷声音外，大地一片寂静。
一次，当飞机就在我们头上飞过时，学校的警察暂时躲到了我们的防空洞里。他说飞机好像是从四个方向飞来的，每架大型轰炸机都有几架小飞机护航，这些飞机还有办法照亮下面的大地，这样，他们就能够看清向何处投炸弹。4时警报解除，我们才疲惫地上床，疲劳是紧张造成的。
上午8时。我刚醒来就被告知，广播要到早上8时30分才开始，谢天谢地。有传言说，昨夜的空袭造成了许多伤亡。
中午12时。据我了解，昨夜有12架飞机空袭南京，正如那位警察所说，这些飞机的确是从四个方向飞临南京的，每组由两架轰炸机和两架护航的战斗机组成。飞机在城里大约投了8枚炸弹，炸死数百人。据说一枚炸弹落在立法院，你们可能还记得立法院位于瞻园附近。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不远处的贫民区，许多穷人被炸死。我们门卫的兄弟被炸死了。据说安徽中学原文为Middie School，显然是Middle School的笔误。该中学原位于南京市内白下路东段。被炸，卫生署附近的一座建筑也被炸。这些说法我还没能证实。
下午，我们决定把图书馆顶楼的所有报纸、杂志搬下来。几天前到我们这里来的德国顾问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阁楼都清理干净，但我们看不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把这些报纸和杂志存放在英语和历史系办公室。我们还把瑟斯顿夫人的书橱和书，以及档案柜搬了下来。
下午6时40分～8时。凯瑟琳和我去拜访了老邵和洗衣工的家。正像客人来访时会让客人看自己的假山花园或玫瑰花园那样，在这两家，他们都带我们去看了他们的防空洞原文为daves，根据上下文，显然是caves的笔误。，并征求我们的意见。
现在带朋友看自己的防空洞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已成为一种时尚。陶姓农民和他的家人正坐在树下，当我们路过时，他问我们是否认为战争有望很快结束。他说炸弹的爆炸声使他感到害怕。洗衣工说，在防空洞里很难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他在防空洞里放了一张小竹床，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在上面睡觉了。
晚上8时～8时30分。我们进了防空洞。那位警察今天告诉我一个秘密，他得知未来的三天里情况将很糟糕。
晚上9时。美国大使馆的信使送来了一封信，他们要求所有男人和妇女撤退。这是封措辞毫不含糊的信。大使馆内的所有妇女明天将撤离。我个人很感激大使馆的态度。他们两次很有礼貌地让我们撤离。如果我不走，以后发生了任何事情都不是他们的责任。
我认为我不能走，因为我要是走了，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大使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这一点，对此我深表赞赏。
8月28日，星期六午夜，空袭警报响了起来。像以往一样，我们做好准备，进入防空洞。现在我已学会，在前一天晚上，把我在防空洞里所需的用品准备好，这样，在需要时，我就能立刻拿到所需的东西。我们在防空洞里仅呆了一个小时，没有飞机来。警报解除后，我们满心欢喜地从防空洞里出来，上床睡觉。
整个上午我都在为学校写各种各样的信件。由于缺少睡眠，精力不济，生活节奏放慢了。
下午1时10分。我们去伊娃家听每日新闻。很明显，全世界对许阁森勋爵许阁森勋爵是英国驻华大使，8月26日在乘车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而负伤。
的受伤很关注。日本人以为那是蒋介石的汽车，这种解释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广播说英国提出了强烈抗议。我听说，日本持续轰炸了4小时的那个晚上（8月27日），有30～40枚炸弹落在了国家公园即中山陵园。的住宅区，这也许是日本希望炸死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我们还听到了日本海军封锁中国东海岸的消息。许多人认为南京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下午1时30分。我们让所有的工人（男人、女人）都参加了消防演习。医务室被定为是假设的火灾现场，所有人员都带着桶到那儿，然后排成一队，一直排到池塘。火是在屋顶上，梯子队首先到达，竖起梯子，很快，一桶桶水就传递到了屋顶。邻居们都来观看，工人们也觉得很有趣。不过在开始时大家都一本正经，特别是妇女更是这样。
下午4时。从我所在的实验学校窗口看出去，一切都很正常： 高一的一名女生把她的弟弟和妹妹带来，她们在那儿玩槌球游戏，玩得很开心；那位管绿化的工人正在修剪草坪；实验学校的一名工人正在清理池塘。整个校园呈现出一派美丽和宁静的景象。绉纱般白色、樱桃色的长春花今年开得特别茂盛原文的cerese和luxurient显然是cerise和luxuriant的笔误。。
下午5时。希尔达·安德森（Hilda Anderson）来了，叫我们到埃尔茜家去做客，庆祝埃尔茜的生日，她的生日是下星期二。格蕾斯·鲍尔、张夫人以及她的两个小女儿也在那儿。当我们喝茶、吃冰淇淋的时候，帕克斯顿先生来取希尔达的箱子，她明天早上将和使馆的妇女们一起撤离。我并不嫉妒帕克斯顿的工作，大约在10年前，他也有过相似的任务——撤离所有美国人。埃尔茜在池塘边建了一个很不错的防空洞，她甚至在防空洞的地上铺了席子，墙上糊了报纸。
在4时～5时之间，我到商业区购买了一些东西。10家商店有8家关了门，上了门板。
晚上9时。胡斯曼夫妇刚才到我们这儿来了。胡斯曼夫人明天早上动身前往汉口。他俩不久将回德国，回去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胡斯曼夫人劝说我收养一只小狗，这只小狗是她在街上拣来的。
今晚我终于洗了头，又洗了个澡。到现在为止警报还没有响，因此我感到很得意，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8月29日，星期天休息了一整夜。我们已有30个小时没有遭到空袭了。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因为日本正在考虑和选择和平而停止轰炸呢？还是意味着在为更猛烈的轰炸做准备？我们只能期待和祈祷。
在空袭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汉奸或叛徒的议论。我间接地听说，有18个男女，其中一些人还身居要职，昨天被当做汉奸枪毙了。由于在被击落的日本飞机里发现了地图，中国当局知道，政府的秘密和计划被泄露给了敌人。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危机中最可悲的事情之一。当一些人为自己的国家牺牲一切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发国难财。当然，这种情况每个国家都有——无论在战时或是和平时期，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谣传说，日本将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对南京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但这一谣传并没有兑现。近来我一直在祈祷，希望在日本无情的战争机器集结到中国之前，一些国家或是西方集团作为调停人站出来。
上午10时～11时。我去鼓楼教堂做礼拜。做礼拜的人非常认真，有大约五十人参加。做完礼拜后我去了克尔（Kerr）家，听说了有关广东医院和学校被炸的经过。这件事发生在8月17日上午9时，一枚炸弹直接落在医院，一枚落在克拉伦斯·伯奇（Clarence Burch）家中央，一枚落在中国护士的家，一枚落在女子学校的体操房。他们看不出轰炸的理由，因为附近既没有军事目标，也没有政治目标。数名医生、两名护士以及约三十名病人被炸死。昨晚的广播说，南昌的鲍德温（Baldwin）学校也遭轰炸，但我们不知道这件事。
下午1时10分。电台的《晚间信箱》节目报道，上海南站遭到轰炸，120名难民被炸死，400人受伤。今天，上海北站也遭到轰炸。
下午5时～5时30分。我们躲进防空洞，但很快警报就解除了。这是星期六早晨以来的第一次警报。也许，就像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听不到警报而感到担心一样，我们听到警报发出后也感到恐惧。
吴博士的确是一位伟大而无畏的将军。我在想，当她应该离开的时候，她会走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需要她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人，但她却不这样看。在一段时间里，她认为我们（凯瑟琳和我）应该撤走。她在7月底表现出的紧张和痛苦情绪，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镇定自如，甚至心情愉快地从事各种各样繁重的工作。我认为她已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这一地区被彻底摧毁，然后西迁，一切再重新开始。
8月30日，星期一很奇怪，程夫人、吴博士和我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当一夜没有空袭时，我们却都失眠了。
早上6时。10名学生（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所有的准护士和实习医生）动身前往燕京大学医学院。
我们不知道他们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根据北平的指示，他们将途经济南、曲阜到天津，燕京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老师将在天津迎接他们。
中央大学校长罗博士除了在我们这里存放8件希腊雕塑外，还送来了10架钢琴。现在北画室里存放着华贵的钢琴、雕塑、女校友的毕业照片和大米，程夫人觉得应该将大米存放在两个地方，而不是将所有的大米存放在一个地方。
下午4时。吴博士召开教工会议，教育部来指示，再次推迟开学时间，并要求学校把所有的学生送走。行政人员在4时开会，教师在4时30分开会。对教师，她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说只要学院需要，她将留在这里，但教师可以自由撤离。她要求教师们就学院应在何处开学——河南、湖北、广西、四川或是上海——提出自己的建议。
金陵大学想把高年级的学生送到成都，但这对学校和学生来说花费都很大。教育部没有说明推迟开学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不断的空袭，而且，如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的话，他们会向南京挺进。
下午6时15分～7时。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吴博士、我和学生以及青年教师，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在那里，吴博士向学生们传达了教育部的命令。警报很快就解除了，日本飞机又没来。
今天我收到了《字林西报》，这是8月14日以来的第一期。每天都处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精力有些不济，更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思维。我常常觉得这一切都是可怕的梦魇，这一切都不会是真的，当我醒来时，会发现生活一切依然如故。
8月31日，星期二现在夜间没有空袭了。今天上午，F·陈主持了我们清晨的祈祷，这个活动很有帮助，且令人深思。我对他们的精神感到惊奇。
上午8时30分～9时50分。我和唐先生去检查了山坡上的新房子、里夫斯（Reeves）中文名黎富思。先生的平房，以及实验学校一间房间的音响改造的进展情况。山坡上房子的工程几乎全部停止了，只剩下两三个工人，其余的工人都回到乡下的家中去了。这个工程刚进展到钉房顶的木板，瓦还没有盖，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铺瓦。
上午10时。吴博士去金陵大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试图制定出他们未来的计划。我用上午其余的时间思考学校和实验学校未来的计划。中午，吴博士为埃尔茜准备了生日午饭，午餐很简单。近来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下午1时30分～2时30分。我们躲进了防空洞，但敌人飞机又没有飞临南京。据说中国飞机起飞迎战，日机调头逃走。
下午4时～6时。我去看明德中学和中华中学中华女子中学位于鼓楼广场东南角。的校长。目前，他们绝对没有在南京开学的计划。把女孩子从她们父母身边带到另一个地方，这个责任过于重大。
走在街上，我注意到似乎有更多的商店关了门，并出现了更多的防空壕和防空洞。我们正迅速返回到洞穴时代。6时，沃德（Ward）夫人和我们共进了晚餐。她今天上午才到达南京，从上海到南京的旅途花费了20个小时。她说与上海相比，南京相对宁静。在上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能听到枪声和轰炸声。
下午1时10分。电台播出了我们已听到过的事情——那所学校的体操房被彻底摧毁；科学楼和3幢宿舍楼被部分炸毁原文“……party destroyed”显然是笔误。应为“……partially destroyed”。。希特（Heater）援引近卫首相的讲话说：“日本的方针是通过武力迫使中国屈服，这样中国将不再有战斗精神。”当日本这样做的时候，能得到中国的合作和友谊吗？日本人没有意识到，只要日本给中国人民一点点机会的话，中国人原本会对日本友好并购买日本产品的。真可惜！德法关系史正在东方重演，人们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