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1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我们有9个人出席了7时30分的祷告，我们想，以后每天都进行这一活动。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我们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
除了程夫人给我们做了令人意外的早饭外，上午平淡无奇。早饭有菠萝、炸糕、可可以及平时的食物，这的确是一次盛宴。
中午，程夫人和玛丽去巴克家参加新年聚餐。请程夫人去很不容易，因为她太悲伤，太难过，无法高兴起来。下午轮到我在办公室值班。在4时以前发生了两件事。大约在3时，一名工人跑来说，一个日本士兵正带走一位女难民。我匆忙赶去，在图书馆北面的竹林里追上了那个和姑娘在一起的日本士兵，他听见我的声音后飞快地逃走了。后来，我又赶走了同时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士兵。
校园里的一些姑娘很傻，尽管我们一再告诫她们，但她们仍不愿呆在屋里，而是在大门附近闲逛。
大约过了半小时，有3名军事顾问来访。他们看起来很整洁，似乎真的对难民的处境感兴趣，并为此表示遗憾，但他们却把这一切归罪于蒋介石！他们走后，我去拜访翻译詹荣光，看看他能否间接地阻止再在我们校园里为男子登记。我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但是，让男子在这里登记暂时打破了这个惯例。
在北门桥附近大火冲天，抢劫还在持续着。我们相信，强奸妇女的事件已有所减少，但是，几天前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校园里有27名妇女被强奸。我们得知，举止似乎文明一些的宪兵今天抓了一些普通士兵，理由是有严重的不轨行为。据说这些士兵被枪毙了。
下午，当局在鼓楼公园召开大会，要求我们区派1000名代表参加，新的市政官员在会上就职。到处是五色旗和日本国旗。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关的细节，但我知道，我们的一位代表对此感到恶心，连晚饭都没吃。毫无疑问，你们会看到人们对新政权热情支持的电影。
今晚是元旦之夜，使馆的警察们还没有来，这使我们很着急。
1月2日，星期天今天天气温暖，阳光明媚。对于那些房屋被焚毁、铺盖遭抢劫的人来说，这是件大好事。
早上开饭时，一辆载有3名日本老年妇女的小汽车驶进了校园，她们是日本全国妇女国防组织的代表。她们没发表什么评论，但似乎对到处看看很感兴趣。我多么希望自己会说日语，向她们讲述这些难民所遭受的苦难。
10时。李先生和我去了鼓楼教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礼拜，布道者曾在我们位于南门的星期日学校工作，后来弃教从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私。他的布道表明，他已在精神上从苦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一定有八十多人参加了礼拜，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宗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麦卡伦说，上个星期的礼拜做得也很好。教堂以红色装饰，很有节日的气氛。在停了四五个星期之后，今天下午4时30分，英文礼拜又重新恢复了。我上午做礼拜，玛丽则下午去。我们俩不想同时离开，我们中总有一人留在这里，用日本宪兵写的条子赶走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
今天，我们在校园里做了3次礼拜： 早上7时30分的祈祷；下午2时为妇女举行的一次；晚上7时30分为勤杂工举行的一次。校园里有足够的帮手，因此，我们轮流主持——王小姐主持早上的，罗小姐主持下午的，而陈先生则主持晚上的。
中国人的登记工作明天在8个地点继续进行。人们天真地希望尽快登记，以为有了良民证就可以护身了。我们已听说好几起日本士兵撕毁良民证的事件。
今天下午2时。5架中国飞机飞临南京，投掷了几枚炸弹。我们的老朋友——高射炮没有开火。
贝茨收到了由日本记者带来的莉莲斯·贝茨（Lillath）即瑟尔·贝茨夫人的信。她最后一次收到贝茨的信是11月14日。虽然她写了12封信，发了6次电报，但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获准进入南京。
1月3日，星期一登记仍在继续，应该是在8个地方进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的人很拥挤。上午8时，日本哨兵来了，8时30分开始训话，先对妇女，然后是男子。今天，自治政府提出的登记方案被日本官员粗暴地否决了，至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这样。
上午，我去了金陵大学，看到登记是在农学系大楼进行的，但与我们相比，人数没有我们这里多。对我们来说，人数太多意味着要将米饭的供应减为一天一次，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认为，男子宁愿在这里登记，因为万一他们被当做士兵，他们的女人能够证明。
只有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才没有零散士兵的骚扰。
今天为5位妇女写了一份请愿书，以帮助她们找到丈夫。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给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附近被两个日本士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从臂膀上被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在以后的10天里，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下关几乎没有房屋了，他记得只剩扬子饭店和教会房屋还立在那里。他说，没有被运走的家具被当做柴火，不是在炉子里，而是在篝火中焚烧。在以后的两天里，他被带到中央大学西面的一所房屋，继续为日本士兵挑赃物。最后，他被迫挑东西到句容，天未亮就动身，天很黑了才到达，一整天都没吃没喝。在18日到那里后，日本人给了他及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路条，并告诉他们可以返回南京了。尽管在黑暗中行走很危险，但他们仍决定冒险。他们一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拦住，但最后总算回到了南京。后来，除了两人外，其他人又被抓去当挑夫。他说，他们路过的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尽管如此，为了解渴，他们不得不喝塘里的水。他在12月28日回到了家，既消瘦，又疲惫。即使现在，他仍然因过于疲劳而走不动路。
下午来了两位年轻妇女，要我帮助找回她们的丈夫。有一户在南门开鸭子店的人家，3个兄弟中有2人在12月14日被抓走。
妇女们逐渐学会了排队买米，她们觉得这种方法比拥挤和争斗好得多。我们学校附近的上海路看起来像是中国春节时的夫子庙。现在已可以买到一些食物了。我们杀了袁博士的一只羊，供我们和工人吃。此时还是买不到肉。
1月4日，星期二上帝一定是将风调和得适合于剪了毛的羊羔，因为，这几天天气仍然晴朗温暖。登记继续在校园里进行，似乎男人们大部分都登记完了。应该说，有5000～10000名妇女今天登记了，或者说，至少完成了接受训话、领预备登记条等第一个步骤。8时刚过，登记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仅在中午休息了一会儿。虽然，日军宣布17～30岁的妇女才需要登记，但有许多人年龄小于或超过了这一规定。总的来说，妇女比男人的待遇要好一些。
然而，站岗的日本兵把人像牲口一样驱赶，并在她们脸上涂上令人难堪的标记，以此为乐。
田中先生应该在下午3时去上海，我原本希望他能将我给鲁丝的第一封信带出去，不幸的是，他下午1时就出发了，我的信还在南京。我的电报仍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美国军舰发出去。
南京被占领3个星期了，外国人仍然不许进来，也不许离开。安全区内的街道上有许多人，不少小贩出售食品。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今晚，我从南山公寓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南门附近，另一处靠近东门。但大火比以前少多了。
登记工作一旦完成，日军当局就要催促人们回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遗憾的是，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即使那些有幸家还在的人，其住所也屡遭抢劫。
1月5日，星期三 由于登记，今天早上7时30分开早饭（我们一直是8时开早饭）。8时30分，当我站在那儿和一名中国警察说话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从我身旁经过。真是一个可怜的场面。妇女大多都是4人一排地进来，因为她们离开时也要这样列队走。虽然宣布说只有30岁以下的妇女需要登记，但有许多年老的妇女在这儿。通常4人中有一个有力气的人，拖着另外3个人，并催促她们，似乎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个看上去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另一个年老的妇女被儿子扶来，还有一位显然有心脏病的妇女倒在我身旁，她说，这是第六次来登记了。
9时。当局的小汽车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是来为妇女们登记的，而是告诉她们不必登记了，于是，她们又疲惫而蹒跚地往回走。我们的门卫对我说，有些人凌晨4时就来排队了。我们仍然为那些登记时站岗的日本兵提供取暖的篝火，但是，我们的柴火就要告罄，陈中凡家的桌椅都拿来当柴烧了。取消妇女登记，使薛小姐和王小姐松了一口气。
情况略有好转，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今天下午，我的3个好助手——程夫人、布兰奇·邬和王小姐因感冒和劳累而躺在床上即是明证。然而，安全区外面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来自户部街的56岁的妇女，她昨晚被强奸。
今晚在校园门口，有个男子想为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女儿送些吃的东西。当被告知我们不让男子进来时，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女儿了。3天前的晚上，在安全区内，我的妻子因反抗日本兵时呼喊，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了窗外。”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位男子是10口之家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后者则供养8口之家。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悲剧。
我和王先生在五六时之间去了日本大使馆，请求继续派使馆的警察每晚在我们大门口站岗。
只要有一名使馆警察，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1月6日，星期四显然，日本人昨天傍晚改变了难民登记的方法。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这次登记改由文职人员负责，而不是军人。刚到8时，又有许多妇女拥进来登记。然而，这次没有人训话。难民们约排成12行，在每行队伍前面有两张桌子，在第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第二张桌子前领登记卡。所有的登记都由中国人负责，不过，有几个日本警察，还有几名日本兵在附近围着篝火取暖，今天天气很冷。
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我得到批准，带着5名工人和程夫人的儿媳及4名女勤杂工去登记。登记很快就办完了，这就免去了那些繁琐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令人厌烦。布兰奇及一名女勤杂工还躺在床上，但我没费周折就为她们拿到了登记表。
在事先通知了日本大使馆的情况下，上午11时，3名美国官员——我想是领事，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今晚，日本大使馆将正式宴请他们。为此，日本使馆的高头先生来这里找一些鸡蛋，我是从他那儿得知这件事情的。我为晚宴找了10个鸡蛋，并很高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Y·冈中佐于上午11时善意地来访，并带走我写给瑟斯顿、鲁丝、贻芳和吕蓓卡的信，他下午将飞往上海。我们希望鲁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信。这是封非常难写的信由于是通过日本人带信，魏特琳担心日本人看到信的内容。。令我惊喜的是，下午5时，斯迈思带来了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这是12月5日以来我第一次收到的来信，这些信的日期为12月19日和20日。请记住我最后收到的是11月14日的《字林西报》。此后，我连信箱都想不到看了。斯迈思还告诉我，明天中午之前送到大使馆的信，可由明天下午的船捎往上海。
今天下午，5个日本兵被派来站岗，现在他们都在门房——确切地说是陈先生一家住的房子。在我们这儿呆了8天的使馆警察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极不情愿由士兵来接替警察。我们的难题是无法区分哨兵和普通日本士兵，因此，我们常犯一个可怕的错误： 试图把哨兵当做普通士兵赶走。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的陶宝庆先生上午来访，他是个62岁的老头。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是在齐燮元北京政府时期任江苏督军。手下（大约1924年）。
我们这里年纪大一些的难民都陆续回家了，但是，大多数年轻的难民还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样很明智。对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备感心痛。
1月7日，星期五妇女们的登记大约三天就结束了。最后两天的登记办法令人满意，这使得妇女们不那么紧张和恐惧，因为负责登记的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日本兵在边上站岗。几名日本使馆的警察在这里配合中国警察执勤。中午，我遇见一小群匆忙进入校园的妇女，她们说，是从南京西面17里的地方来的，她们认为登记过了就会安全。
今天上午，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布兰奇感冒了，还躺在床上，但今天好多了。虽然很冷，但天气晴朗，充满阳光。人们都在房屋的南面晒太阳。
上午我在写报告，这是昨天抵达大使馆的3名美国人所要的报告。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他们似乎还没有等到允许就回来了，原先，他们只是说会在某个时候到达。在送这份报告时，我还带去了给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因为有一班船今天将去上海，可以通过这班船带信到上海。由于不知道上海的新闻检查有多严格，我不知道在信中该写些什么。
今天，红十字会开始采取新的方法为校园里的难民供应稀饭，以前是在校园大草坪的两处开饭，而现在将在伙房里卖。伙房在北面，从我们教工花园穿过马路就是。
今天，我们第一次收到零星的无线电广播，听到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消息： 在那几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据说与南京一样，杭州也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4时30分。我去了平仓巷3号，仍住在我们木工房的唐老板与我一道去了。我仍然认为，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以免发生不测。有几位先生非常担心他们的妻子（她们原先在牯岭，后来到了汉口），尤其是米尔斯和斯迈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工作都非常出色，他们为众多中国人的利益奉献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自己的房子却遭到了抢劫。德国商人也非常了不起，相互配合得很好，委员会主席拉贝无所畏惧。
1月8日，星期六今天很冷，没有阳光。没有足够衣服和被褥的人们要受罪了。虽然外面的局势还不很稳定，但越来越多的人回家了。现在，校园里约有五千名难民。家住我们学校西面姓陶的邻居一直和家人住在校园的东院，他早晨回来说，即使是男人，现在也无法在他家所在的地区安居，因为日本兵随时都会来要钱，如果不给，就强迫他们去找花姑娘。他说，家里现在一无所有，他回家是为了保住门窗。下午，从校园可以看见三个方向的大火，这意味着抢劫仍在继续。
贝茨给我看了埃尔茜发来的电报，她在电报中说收到了我的电报，她还说，1月16日，金陵大学的办公室和职员迁到了成都。我希望得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分校的消息，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不知道吴博士在哪里。现在，我们的大使馆里有3个美国人了，这真让人感到宽慰。
午后，日本大使馆的高头来访，要我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学院的损失和美国公民的损失，他带来了翻译，翻译明确地说，他们不考虑中国教师的损失。学院的损失很小，我对他们说不要赔偿了，大概共毁坏了6扇门。至于私人的损失，艾丽斯是惟一有损失的人。其他外国人的财产均在南山公寓的阁楼里，没有被发现，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有损失。由于昨天给了高头10个鸡蛋宴请美国大使馆官员，他欠我的人情，因此，我大胆地请他帮忙，希望他婉转地让日本哨兵在汉口路和宁海路站岗，而我们自己守卫校园。昨晚9时～10时之间，两个日本哨兵到养鸡场，把里面的工人吓得要死。
谣言传播起来像野火一样迅速。据说，中国军队已临近南京城，并说，日本军队想借老百姓的衣服化装逃跑等等。我承认，日本兵想要老百姓的服装也许有上述原因，但我知道几个更接近事实的动机。我问高头，南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安宁，让难民们回家？他回答说：“大概两天以后。”从农村来的妇女说，她们那里的情况可怕极了。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将自己埋葬才会安全。
4时～5时。王先生、程夫人和我乘汽车到格蕾（Gray）小姐家找王师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家如此乱七八糟。大部分东西扔在外面的院子里。我们不知道王师傅是死是活，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找到尸体，估计他在12月13日之前去了芜湖。后来，我们去了新街口，主干道中山路两旁的许多商店被焚毁，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抢劫过。我们看见街上有两辆卡车，日本人正往车上装掳掠来的物品。
6时30分～7时。在我们教会的团契活动之后，王先生、玛丽和我到大门口去拜访哨兵——他们每天都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在校园内执勤。
1月9日，星期天今天阳光灿烂，但却相当寒冷。池塘里结了一英寸半厚的冰。没有难民睡在有顶的长廊里，但有些人睡在大厅里。很多人晚上来，白天回家。可怜的贝茨在金陵大学农学系和金陵大学附中所遇到的许多麻烦，我们这里还未遇到——难民中的负责人相互争吵，然后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对方；难民将赃物带到难民所，然后为分赃而争吵；难民内部有告密者。
王先生、李先生、薛小姐和我去鼓楼教堂做礼拜。你们想象不出上海路上稠密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美国大使馆和金银街之间。路两边，数以百计的小贩开设了店铺。很遗憾，我不得不说，他们卖的东西大部分是从商店里抢来的赃物。我们的工人也开始买这些东西，因为，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教堂的礼拜做得很好，约有五十人参加。中山路上现在有不少车辆，主要是日本人的卡车和小汽车。安全区外还有许多日本兵。
玛丽在2时的妇女礼拜上帮忙。南画室座无虚席，由罗小姐布道。星期四，我们也为妇女们举行了布道会。在今晚为工作人员举行的礼拜上，南画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可能是出于好奇而来参加的。
4时30分。我们14个人参加了英文礼拜，礼拜由马吉主持。大使馆的埃斯皮（Espey）先生也来了。我第一次确切得知美国军舰“帕奈号”被炸沉，同时沉没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的两艘船。这似乎是日本人故意干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与所有日军官兵的接触中，他们似乎对美国人很友好，并且无一例外地告诫我，要警惕俄国人和英国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3名英国官员抵达南京，除了我们之外，又增加了6个人，这说明现在的局势更加稳定了。
善良的程夫人今天“打劫”了伊娃的屋子，顺便说一下，这屋子还没有人进去过。她在屋里找到了一些油，并让老厨师陈本立（音译）做了蛋糕。晚饭时，我们将蛋糕吃了。她原准备将蛋糕送给平仓巷3号的人，当我对她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因此，常有蛋糕和饼干吃。我这样说了后，她才让我们吃蛋糕。过一阵子，玛丽和我要请厨师做肉馅饼，因为，玛丽发现日本兵并没有将她屋子里的肉馅抢走。
特里默医生说，一家日本商店在中山路开张了。里格斯先生把他的时间都花在为粥厂运煤炭上，而索恩先生的时间则花在送大米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怀疑很多人都得挨饿。
1月10日，星期一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特别是最后的几小时。晚餐时，我发现鲁丝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日期是1月5日，这显然是由英国大使馆的人带来的。信中夹有一封吴博士12月20日寄自汉口的信，还有弗洛伦斯1月3日写给格雷斯特小姐一信的复写本。刚吃完晚饭，我们便围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分校正不断发展，这真是太好了！已来了4位新老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看了吴博士和鲁丝的来信，我们多么希望讨论一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远景规划啊！在校园内开办一所中学的设想目前还无法实现，但是，为那些丈夫被日军无情杀害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则非常必要，并且是切实可行的。今天上午，程夫人和我讨论了鼓励在明德中学开设一所小学的计划，但即使这样也不大可能，我们将视情况而定。
阅读了信件之后，玛丽和我到大门口的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哨兵，并试图对他们表明，如果他们愿意到宁海路和上海路去巡逻的话，我们将负责校园内的安全。
此后，程夫人带来了一些蛋糕，想想看，这是自己做的蛋糕！昨天她“打劫”了伊娃的橱子，结果，今天我们就有烤鹅和蛋糕吃。今天的菜肴真够丰盛！在程夫人走之前，我们朗读了弗洛伦斯致格雷斯特的信，大多数得不到解答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对外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在烛光下，玛丽和我吃了一大块蛋糕。我们不知道是否为今后留下一些蛋糕，但最终决定不留，因为今晚我们心情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下午4时之前，我带几封信去了美国大使馆，希望通过使馆送往上海。想想看吧，城里已有9位外国官员——3名美国人、3名英国人和3名德国人。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不过，今天下午远方仍有浓烟，这无声地证明了抢劫还在继续。今天上午，离我们校园不远处，2名姑娘被强奸。
下午来了4个日本兵四处看了看，他们还不算讨厌。那个头目和我交换了邮票，并很自豪地给我看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相片。但愿我能将所有的敌人转化为朋友，帮助他们认清自我。
1月11日，星期二你们很难理解我们对这些平静的夜晚是多么感激不尽。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一整夜，同时，也对校园内大量女难民的安全感到放心。最近几个晚上为我们站岗的是新派来的5名宪兵。此前的8个夜晚，由大使馆的警察住在学校门房里。除了平时的守夜人，我们又增加了两名曾当过警察的人守卫校园，他们现在已身着便装。在此之前的5个晚上，我们这里有一大群普通士兵（约25名）站岗，我们对他们很担心，因为不论我们怎么说，他们坚持要在校园内及校园外站岗。就在他们来的第一个晚上，两名妇女被强奸了。这一事件发生不久，我们便让使馆警察来站岗。全城只有17名宪兵，如果多一些宪兵的话，情况会好得多，因为，他们似乎素质较高，我遇到的几个相当不错。
上午9时～12时。F·陈和我一起到国际委员会总部，这是第一次召集所有难民所的负责人开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一开始，拉贝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对各难民所负责人（大约20个难民所，35人参加了会议）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们交流并讨论了各自的困难和问题。和往常一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那些难民所里的坏人——吸鸦片、赌博者招惹出不少麻烦。
下午3时。我带了一大包信件去我们大使馆。在我的劝说下，程夫人终于给纽夫人写了一封信，她以前不愿意写这封信。
4时～5时。我在办公室。来了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助寻找她们的丈夫，他们有的已失踪数周，实际上，从12月14日以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如果我直接对她们说，我认为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这未免过于残酷，但对那些被抓走的年轻男子来说，这是事实。在最初的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被枪杀了。
今天晚饭后，我和王先生到大门口与卫兵交谈。我们得到了他们头目的姓名，并让他们知道由我们负责校园内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做更明智。东北方的天空闪烁着火光，又是一幢房屋被焚烧。
此后，我和薛小姐去巡视了艺术楼，我们原打算安排490人住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安排过于拥挤，但在人数最多时，我敢肯定那幢楼里住了2000人。
1月12日，星期三天气冷多了，我们担心要下雪。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房屋后面的粪便打扫干净，否则，大雪融化时将使其蔓延。不幸的是，我们到处都弄不到石灰，因此，没有石灰作消毒剂。不可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将马桶倒进我们挖的粪坑里。自从校园外面每天提供两顿饭，以及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人稍多了一些打扫卫生的时间。
上午7时左右。我看见9架似乎是中国的飞机向句容方向飞去。
10时～12时。王先生在艺术楼会客室里统计丈夫或儿子至今仍无下落者的资料。今天下午，我将把这些资料送给福田先生，但愿他对此能有所帮助。要求获得红票免费吃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把钱用完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又有贫穷的人们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人要被褥。
今天下午，王先生、焦先生、夏先生和我到美国学校北面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学校弄一些大米。我们能够得到大米，但没有办法运进来。
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正在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
许多人从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的家还不安全，但这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的惟一办法。
今天，程夫人、F·陈和玛丽都感冒了。大家工作极为辛苦，也非常紧张。
菲奇和斯迈思今晚来访，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黄油。黄油是大都会旅馆的经理送的，虽然不太新鲜，但这毕竟是黄油。大都会旅馆现在已成为日军宪兵总部。
今晚，王先生和我去结识新来的4名哨兵，我发现他们很聪明，并且很友好。军曹是个中学毕业生。每晚我们都记下日军哨兵头目的姓名。我觉得今晚将平安无事。我仍旧把自来水笔放在牙膏盒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
1月13日，星期四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了。现在局势有了一些好转，抢劫、纵火少了一些，人们稍许多了一些安全感。安全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兵，而且强奸事件也几乎停止了。至于安全区以外的情况，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事实。抢劫还在继续着，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还有老百姓。
今天上午，我花了很多时间设法解决5名年轻妇女的问题，她们是从短期护士培训班毕业的护士，来这里寻求庇护。我们认为，不能将她们集中收留在这里，这将会给她们、也会给其他难民带来危险。我们选择了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5个难民所，让她们抽签。后来，我们为她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派一名工人送她们去。
我们送信的小伙子魏，自从经历了那段苦难之后，不敢再走出学校大门了。
下午，我花了4个小时设法把米运到学校来，最后，总算运进来12袋大米。
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有关事宜移交给了自治政府，而他们却遇到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学校附近设立了销售点，但现在又被迫迁出了安全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大米，这些大米以前是中国军队的。听说，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除非能从外面运进煤来，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房屋木料和家具被用做燃料。
能使人保持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农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一度有7万军人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马也是如此，今天有人看见有马肉卖。已设法去上海弄蚕豆、花生和绿色的蔬菜。
玛丽、程夫人和布兰奇仍然患感冒卧床。陈先生已经可以起床了，但还不能出门。
今天有200人参加了罗小姐为妇女们举行的祈祷会。事实上，举行祈祷会我们并没有声张。
但愿这里有一个能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的能干的人。
1月14日，星期五今天又是阳光灿烂，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日子，上帝继续给我们无尽的恩赐。
我一整天都在设法将28袋大米，从美国学校附近寺庙的仓库中运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如果里格斯无法为我们弄到卡车，我们就得花一天时间，用独轮车或板车运送大米。下午3时，正当我们已不抱希望时，里格斯开车来了。
上午11时30分。王先生和我再次去了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卫兵。这些卫兵的头目是个农民，另一个卫兵是个机修工，还有一个是兵工厂的工人。我们认为，结识这些卫兵虽然费时间，但却值得。到目前为止，一批又一批的卫兵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他们挑选4个较好的卫兵长期为我们站岗，而不是每天换人的话，那我们就更放心了。
城里至少有一个地区现在有电了，我们又开始收听无线电广播。据说，中日双方在徐州附近集结了大批军队，我是多么可怜那里的老百姓啊！今天想买头活猪，但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南京周围几十英里之内已没有猪了。马肉、骡子肉，甚至狗肉都有的卖，但就是没有猪肉和牛肉卖。
埃尔茜今天发来电报说，吴博士目前在成都。
情况好转后——如果能够好转的话，我想给实验学校的看门狗授予一枚“卓越服务奖章”，它的确是一个忠实的守夜者。
下午和晚上，我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西北方，另一处在东面。抢劫和纵火仍在继续着，数目惊人的赃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上的渣滓赶上了好时光，当警察撤离时，这些人被释放了。
今天，我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1月15日，星期六今晨6时～7时之间，10架日本飞机飞越南京上空，向西南方向飞去。估计这些飞机要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去轰炸九江、汉口或长沙，为此，我们非常担心。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像是欢乐地载着一群愉快的旅客去度假。
（以前从事过布道工作、两个星期前进行登记时为日本人当翻译的詹荣光，今天早晨独自悄悄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他及家人能否住在校园里，他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布道工作。他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个日本军官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结婚后住在他家，而其他军官由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这些军官对詹荣光也不满。显然，他很害怕，觉得最好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出去，并辞去现在的工作。他的话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福斯特今天上午来说，他的工作人员每周可以来5天，协助这里的布道工作。我们将制定计划，他们会准备题目，进行布道，下个星期开始举办布道会。他还告诉我，陈越梅即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维克多牌”留声机及床都被抢走了。
今天下午，我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26名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情况。这些人的丈夫没有一个是军人，其中许多人是一大家子的惟一供养者。不知有多少人在初期的野蛮屠杀中被杀害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听到的枪声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很可能是些无辜的人。
许多天来，第一次有日本兵来到我们校园，他不理会门卫。我发现他进入西南宿舍楼住有难民的屋子。当我把他送出来时，他表示愿意离去。
我们从美国大使馆得到一份礼物——两只鸡和几个鸡蛋，这是他们在美国军舰“瓦胡号”附近的农民那里买的。我还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装贵重物品的箱子可能被打捞上来了，是由一名俄国潜水员从沉没的美国军舰“帕奈号”中打捞上来的。由于军舰已迅速被长江河床的泥沙掩埋了，他们无法把军舰打捞上来。我特别为瑟斯顿夫人高兴，因为她结婚用的银器都在箱子里（她曾把这些东西保存在学校的保险柜中）。
今晚，拉贝、克里斯汀·克鲁格尔（Christian Kruger）、马吉、贝茨、斯迈思、鲍尔、特里默、米尔斯和我，在日本大使馆做客。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我们嘴上开着玩笑，但心情却常常十分沉重。我认为，增进相互了解还是十分必要的。田中、福田和福井先生是主人。晚餐与这些客人一样，也具有各国的风味，有中国菜、日本菜和西餐。
今晚，我们学校大门口没有卫兵，但愿我们一切都好！1月16日，星期天又是一个上帝赐予的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一直威胁着我们的大雪似乎改变了降临的打算。
和往常一样，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听到许多飞机飞越南京上空，这些飞机是去破坏城市和铁路的。这两天，校园里异常繁忙，妇女们洗涤衣服，晾满了所有的树木和灌木丛。有些人到学校外面的粥厂要稀饭吃，还有的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到校园。通往校外的道路似乎始终很拥挤。我们仍然不让男人进入校园，他们认为这一规定是有道理的，因此能够接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尽力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们的赞美之词表达出对此的感激之情。城里每天都有大火，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你们应该看看宁海路和汉口路，特别是上海路。道路两旁建起了许多小商店，数以百计的人在此贩卖各种物品，有食品和抢劫来的衣物、盘子等。鱼卖04元一磅；白菜卖01元；胡萝卜卖003元，等等，价格在逐渐下降。现在，安全区里没有多少日本兵。金陵大学和我们学校的卫兵都已撤掉了。今天上午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我去教堂参加中文礼拜时，玛丽呆在家里，下午，她去教堂，我呆在家里。贝茨陪她回来时，我给贝茨看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一摞信。贝茨仍然不知道妻子在哪儿。他妻子应该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开日本，但目前还没有抵达上海。
今天下午，员工们织了一张鱼网，他们后来从池塘中捕捞了25条鱼，其中有3条鱼每条都重达4磅，我们将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鱼，同时，也足够职员和工人们吃。池塘里还有一些大鱼，因为我们看见它们漏网逃跑了。
明天，我们将开始一系列的布道活动。今晚给确实想去教堂参加布道会的人发了200张票。
我们不让儿童入场，也不许想看热闹的人入场。
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已尝试着回家。开始时，他们只是白天回去，如果没事，就留在家中。但年轻妇女们仍然很害怕。
1月17日，星期一今天下起了雨，上帝赐予的阳光已离我们而去。到处都是一片泥泞。你们应该到难民的住处去看看。
已经有几个夜晚没有卫兵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站岗了，甚至连使馆的警察也没有来。上个星期六，我将此事报告了日本大使馆，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安全区内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不幸的是，中国的警察现在还没有多少权力。
整个上午都被浪费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创造力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似乎都做不成。
下午2时。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的布道会，圣公会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我们。他们将每星期来5次，分别向5批不同的人进行同样的布道。昨晚，我们在艺术楼发了200张票给那些真正想参加布道会的妇女，她们将不带孩子来，14岁以下的小姑娘也不让进场。在布道会上，她们秩序井然，引座的人员一点也没有遇到麻烦。她们学唱简单的赞美诗时既快又好。今晚，我们发了200张票给科学楼里的妇女，她们明天下午参加布道会。今天下午，她们听得很认真。
南画室里挤满了人。很高兴，城里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组织这样的布道会。我们已带信到上海，向全国基督教委员会要新的小册子。
今晚，我们始终能看到南面升起的浓烟，也许是在南门外，有时夜幕被火光照得通亮，破坏仍在继续着。南京能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日本兵及平民抢劫时间的长短。老百姓被催促回家，但是，他们怎么敢回家？！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已逐渐回家了，但年轻的姑娘还留在这里。
今天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玛丽和福斯特先生去了城南及外国人公墓。公墓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只是围墙上有个洞。在他们查看的所有街道中，太平路似乎被残酷无情地彻底摧毁了。
一个月前的这个晚上，日本兵从校园中抢走了12名姑娘，我们能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吗？！1月18日，星期二我们听说城里的日本兵换防了。当我外出时，来了4批日本兵，玛丽接待了他们，并带他们四处看了看，她觉得这些日本兵不是很有礼貌。9时～12时，F·陈和我到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份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是为那些最贫困的被剥夺了生计的人们制定的。
每天上午10时～12时，王先生都在收集、整理那些男人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的妇女们的材料。也许我们应该停止收集这些材料，因为，最近两天又有100多名妇女进入了校园，今天来的人非常多，我们担心会出问题。似乎12月16日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担心许多人被枪杀了，恐怕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到，大概是被焚烧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帮她们的忙，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交一份名单。
福音布道会是为科学楼里的妇女举行的，大约有160人参加。这又是一次秩序井然和非常安静的布道会。虽然牧师所说的内容太深奥了一些，但我肯定她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今天下午，我们打扫了科学楼报告厅，明天下午在同一时间为孩子们举行布道会。
今天没有看到大火，也没有听到多少飞机声。虽然人们害怕回家，但我们仍催促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担心她们家中已所剩无几了，因为，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平民也参与了抢劫。我想知道，从南京抢劫来的赃物，最终是否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考虑到有可能保住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留声机，我请福斯特先生去查看一下，他报告说，那两样东西和床都被抢走了。
上午9时～12时。我参加了第二次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上午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为那些失去生计的难民制定的调查表。很难做到公平，因为，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需要，但也希望得到救济，同时，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将会很多。
天气暖和了一些，没有下雪。还有5000～6000名难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病的程夫人能起床了，但只能呆在屋子里。
1月19日，星期三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道路成了什么样子。两周以前，成千上万来校园登记的人们把泥土带了进来，现在，雨水再将其变为泥浆。我们无法在屋子里采取措施，因为有数千人带进泥浆。
今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两次很好的布道会，在南画室，大约有170位从中央楼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了布道会。王小姐教她们唱歌，保罗·唐先生进行了布道。妇女们进出都排着整齐的队伍。由于14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场，布道会非常安静，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与此同时，我们还为科学楼内9～14岁的孩子们举行了布道会，大约来了150个孩子。在他们学唱第一句赞美诗“这是上帝的世界”时，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薛小姐讲的故事。举行这些布道会的时机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
今天上午，王先生和焦先生继续收到那些丈夫或儿子下落不明的妇女们提供的资料。一名妇女的丈夫和4个儿子都被抓走了，无一归来。来这里恳求我们帮忙的妇女人数之多，使我们担心这会引起注意，给学校和难民们招来危险。
今天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我们没有收音机，而且，也没有一直和为数不多的有收音机的外国人——国际委员会、金陵大学医院、平仓巷3号的人，以及约翰·马吉保持联系。克鲁格尔先生今天来看我们，他说，最近没有船从上海来，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南京。
今晚，我们的一些工人集中在程夫人的客厅里，完成了在1500个牌子上编号、盖章的工作，并将把牌子缝在每一位家长的衣服上，我们希望以此来辨认这里的每一个难民，我们不想让其他难民所的难民因为便利而到我们这里来（听说他们想这么做），这也有助于我们粥厂的负责人，确保我们的每一个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
晚上10时30分，这是我上床的时间了。
1月20日，星期四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太冷。你们可以想象，难民们把泥浆和雪水带进来，那些大楼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能否将其打扫干净。
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刚才对我说，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我怀疑，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即使她呆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这又有谁知道呢？程夫人认为，我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福田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他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他们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过一两天，我要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我开始起草给学院创建者委员会的报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我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
我明白地向他解释，作为难民，住在这里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的妇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否会带她们来，这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真希望她们不要来。我猜测，他可能对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
今天，吕蓓卡来了电报，这是由美国大使馆转给我的，我明天去发个回电。我们已得知，我们大使馆现在已有了无线电台。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开得很好，为妇女举行的布道会有170人参加；为孩子们举行的有150人参加。今晚，玛丽和我到宿舍去发票。一些妇女向我们要票，我们校园里的人太多，无法从事更多有益的事。
你们中那些还记得宽阔的上海路的人，现在已很难辨认出它了。今天下午，我们走到汉口路和宁波路之间，后者就是美国大使馆北面，我数了一下，上海路右侧新建了38个店铺，当然，它们是用芦席或木材粗制而成的，但在出售食品和各种赃物方面却生意兴隆。这些店铺有些是茶馆，有些是饭店。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敢住在安全区外面。
红十字会的G先生说，1月17日外出运米时，他在汉中路外看见一大堆尸体，附近的人告诉他，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押到这里用机关枪打死的，很可能是在登记时承认自己当过兵的那些人，日本人对他们许诺，一旦坦白，就有工作做，并有工钱。
1月21日，星期五尽管地上有雪，但今天的天气还算温和。现在，泥泞是一个大问题。数百人到粥厂买饭，另外，还有数百人来这里给亲戚送食品，他们带到屋里的泥土多得令我们无法招架。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名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不一会儿，一群宪兵来到校园，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此后，又来了两名日本军官，说他们驻扎在南京城外。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 Allison） 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
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阿利森先生似乎相当善解人意。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今天，我给吕蓓卡发了电报。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月22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寒冷，但非常晴朗。我们这里有来自相邻街坊的难民，许多这样的年轻难民，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过夜。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 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李先生和王先生带他们到各处查看，然后回到办公室，我请他们喝茶。当军官问我有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今天没有来，但昨天来了4个，想抢走3位姑娘。他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宪兵办公室，于是，我下午去报告了。
（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把想让我们收留的两位中国姑娘带来了。我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其中20岁的那位姑娘曾经是我们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她认识埃德娜·吉什〈Edna Gish〉夫人和凯丽〈Kelly〉小姐。我很乐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
情况肯定好转了，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恐怖的夜晚，不过我们仍使用厚厚的窗帘，我们不再用图钉将窗帘钉死，也不只是使用蜡烛了。
约翰·马吉带来了广播新闻。
1月23日，星期天一天平安无事。天气相当寒冷。玛丽上午去了鼓楼教堂，我下午去参加了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我们仍然认为，在校园内最好一直都能看见外国人的面孔。米尔斯主持了下午的礼拜，他的主题是：《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争取胜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充满希望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一位难民的侄子来见我，说他离开南京34天之后于昨天回来了。他于12月18日和其他400人一起被抓走，他为一个队长扛被褥到长兴，还为这个队长烧饭。在给这个队长干了8天之后，队长放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宜兴又被另一个军官抓住，并把他留到1月14日。第二个军官喜欢他，人也和善。让他走时，这个军官一直将他送到城门外，并告诉他不要走大路。520里路，他走了8天才回来。他说，像湖州那样的城市已经没有老百姓了，7／10的城市被焚烧，广德城已所剩无几了，因为那儿发生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他报告说，在一个地区，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以免遭土匪、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骚扰。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他说，像溧水、溧阳、宜兴这些城镇几乎都被摧毁了，并认为，这要花30年才能重建起来。他还说，一路上人们对他很好，给他吃的，并让他在家里过夜。我多么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回家。
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译）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她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并借了一根棍子蹒跚而来。她排除了一个个障碍，安全抵达这里，当时，我们正在举行礼拜。那天下午，正是她的嗓音很大，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因此，我才想知道她是谁。她现在和500多名难民住在北长廊里。
1月24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开始写非正式报告，但没有写多少，福斯特先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新闻，给我们讲了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大使馆的事情。
好像是阿利森先生和别人一起用餐，乔治·菲奇和普卢默·米尔斯也在座，这时一个仆人报告说，在3号车库里有两个日本兵。阿利森先生去看时，他们正在玩麻将，他让他们离开。
但后来他回到餐桌时，觉得这样做有点过火，不知道是否妥当。阿利森先生还没坐定，另一个仆人来说，他的女儿被抢走了，他们一家人住在5号车库。阿利森先生肯定地说，是不是弄错了，因为，他刚命令两个日本兵离开大使馆大院。但仆人说，这是第三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要他的小女儿，被父母断然拒绝了。后来，阿利森先生出去寻找那个姑娘，当他见到那个姑娘时，她已往回走，好像是抢姑娘的那个日本兵遇到了先前那两名士兵，那两名士兵告诫他必须放了这个姑娘，因为这姑娘是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
我虽然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但是，扫射许阁森爵士、轰炸“帕奈号”、打伤意大利人和美国官员、在美国大使馆抢姑娘，这些事情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能引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注意。
我们继续进行下午的礼拜。
午饭后，我到美国大使馆要车去日本大使馆。在与福田先生的谈话中，我告诉他，大批妇女恳求我帮忙找回她们的丈夫。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他让我给他资料，他将尽力而为，因为，他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悲哀。明天将给他带去520份资料，这会使他大吃一惊。
出大门去大使馆时，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3个士兵刚刚到她家想劫持一些年轻妇女。我跟她去时，日本兵已经离开了。他们想抓的姑娘们非常机智，成功地从后门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小姑娘告诉我，日军刚进城时，她67岁的父亲和9岁的妹妹被刺死了。
今天有大批轰炸机向西飞去。城里的大火少了一些，但仍然有，每天都有一到两处大火。
1月25日，星期二我们在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曾一度在窗户上装了窗帘，用黑罩子遮住所有的灯光，而现在我们觉得，用灯光来显示这个地方有人居住更为明智。
昨晚，两个工人傻乎乎地关上所有的窗户，把煤炉放在屋里。今晨，他们煤气中毒，失去了知觉。程夫人和我，以及在这儿的所有人，都帮忙救醒他们，到晚上，他们的情况好多了。
从9时～12时30分，我在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要是每个难民所都有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负责，或了解每个难民所的需要，我们就有可能开展有益的工作。很难了解每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这很容易使人养成依赖性，而不是独立性。每个难民所都在对最贫困的家庭进行调查。从上海传来已募集到资金和获得额外药品（如鱼肝油）的消息，这个消息令人振奋。
长老会的福音传播人吴爱德，是这儿一个知恩图报和快乐的难民，她今天上午为20个姑娘开了一个语音班，下午又到祈祷会帮忙。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和空教室，我们就开办一些圣经班。下午将532份表格带给了福田，并向我们的大使馆报告了同样的内容。我们还去了“木偶政府”指伪“自治委员会”，并将其喻为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的秘书那儿——这个名字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目的是看看他们能否在安全区内取缔那些销售赃物的店铺。数以百计的小店铺在宁海路和上海路开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抢劫是平民干的。
如果不是日本士兵带头抢劫的话，他们原本是不敢这样干的。
现在，我们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外国男士那儿得到的零星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广播里听到的消息记录下来，再给我们。我们是多么想知道撤往汉口、武昌、长沙和重庆的朋友的情况啊！从广播里的消息来看，好像重庆也遭到了轰炸。一切都如同噩梦： 朋友们各奔东西，学校也分成数处，生命、财产被可怕地摧毁，这难道是真的吗？黄包车？！我确信这是我自12月12日以来在街上看到的第一辆黄包车。我们曾见过许多没有车胎或轮子的黄包车被藏了起来，但没有见过一辆在街上行驶，因此，我们只能步行或乘汽车。
下午，我和程夫人去格蕾斯·朱（Grace Chu）家，但不是去喝茶。屋里挤满了难民，你没法想象屋里是什么状况。程夫人带回一些剩下的东西，她的大部分东西都不见了，如收音机、碗、碟等。有些东西被日本兵抢走，剩下的被难民拿去了。
1月26日，星期三今天早晨，几架轰炸机向西飞去，傍晚时又飞了回来，它们显然是从句容起飞的。我们为杭州、武昌、重庆等城市担心。
今天，我们的几位难民要铺盖。有些难民想呆在家里，但日本兵仍来要铺盖和花姑娘。王先生兄弟和岳母的铺盖前天晚上被抢走了，他们想住在水西门附近的家里。
今天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间，我一直在写一份题为《第一个月的回顾》的报告，但被打断的次数太多，没法全神贯注地写下去，有时写一段就被打断三四次。
一直忙到差不多5时，我们壮起胆子，决定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边的一条叫做“虎踞关”的路上去散步。路边的房屋都关了门，上了门板，街上几乎荒无人烟。第一个见到的是阿齐森（Atcheson）的厨师的母亲，由于担心日本兵再回来，她不敢进自己家。而是和一个熟人住在她家对面的房子里。她一直在监护着家，这样，老百姓就不会拿走她为数不多的剩余物品。我去了龚家——明朝第一代皇帝赐予的府第疑为龚贤故居。龚贤为清初著名画家，其住宅位于虎踞关附近的清凉山。此处可能有误，不太可能为明朝第一代皇帝所赐。，这里已成一堆烧焦的木头和焦黑的瓦砾。年老的看房人出来招呼我，并讲述了他对房屋被烧毁原因的看法。日本兵偷了一头牛，牵到屋子里来烧，在一间屋子里生起火。他们离开时没有把火熄灭。烧焦的木头和牛骨架证实了他的说法。从此，又一座有趣且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消失了。
离开那座废墟，我遇到一位熟悉的妇女，她问我是否听说在杨家附近山谷池塘里有大量尸体。我告诉她已经听说了一些情况，并想去看一看，她愿意带我去。不久，我们遇到了她的丈夫，他说要跟我和工人一道去。我们找到了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汽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子。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1月27日，星期四今天，飞机活动频繁，许多飞机飞往西北方向，有些是重型轰炸机。城里充斥着各种谣言，有人认为，中国军队就在附近。天寒地冻，衣服单薄的军人肯定要受罪了。
红字会今天给了我们300美元，为那些持有红证免费吃饭的难民买一些蔬菜和食油，作为中国新年春节的礼物。
我们打算启用东北宿舍楼的浴室，这意味着又有了额外的工作，但这将给许多人带来欢乐。
煤是第一个难题，找到可靠的人来管理浴室则是第二个难题。
终于写完了我的《第一个月的回顾》。在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被打断了无数次，我觉得今晚不值得再花时间读一遍。
大量的赃物被带进安全区，这使我感到很担心。安全区原先是为了拯救生命的，但现在则成了储存和销售赃物的天堂。街道两边排列着小店铺和摊位，这意味着老百姓的胆子越来越大，到安全区外所有的房屋里拿他们想拿的东西来卖或用。索恩先生说，他位于安全区边缘房屋的门被人拆掉了。在我看来，安全区应该禁止这些赃物进来，但是，这需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具有比现在更大的权力。麦卡伦先生说，他已派人到中华中学，以防止进一步的抢劫。
我想知道今后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社会上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正像炸弹在海里爆炸时，会把海底的沉积物都泛起来一样。
1月28日，星期五整个上午，飞机活动频繁，重型轰炸机载着死亡和毁灭从我们头顶飞过，往西北方向而去。
我们觉得整个中国正在被摧毁。我常想知道，庐州的情况怎么样了？整个上午，我都在给外界写信。如果在今晚9时30分把信送到美国大使馆，就有可能让美国军舰“瓦胡号”把信送出去。我将于5时30分从这里出发，因为，我晚上不离开校园，好像多年来始终如此，实际上，我是从12月12日以后才这样的。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在“木偶政府”总部召开的安全区内各区负责人会议，这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名字，我们觉得这非常准确，无法替换。一名日本军官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 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必须在2月4日前回家；安全区内街道上迅速蔓延的所有店铺在此之后将全部拆除。城里的秩序将得到维护，并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人们发现日本兵行为不轨时，可以举报，这些士兵将被处置。日本兵将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我们真诚地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按宣布的实施。
城里的3个慈善机构计划分发1000袋大米和2000美元给最贫困的人们。我们提出了申请，并得到200美元，可以为免费吃饭或持红证的难民购买蔬菜和食油。包括孩子在内，这些难民约有1000人。
今天上午10时左右，由一艘外国轮船从上海带来的一大包邮件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是多么渴望得到朋友的消息啊！今天晚饭后，我们在程夫人的客厅里聚会，一起阅读这些写给我们的信，以及大家都感兴趣的其他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从外国寄来的邮件。
我们这里的难民中有4位盲姑娘，她们目前住在由程夫人管理的宿舍楼里。她们是多么欢快、热切的姑娘，渴望地等待着我们去看她们，她们现在能够辨认出我们的脚步声。星期天下午，我们带她们去做了礼拜，自那以后，她们就问祈祷文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我希望将来能送她们到上海读盲人学校。
自从我们收留了难民家庭之后，校园内晚上8时30分熄灯，夜里大部分时间，我在蜡烛或马灯下书写。安全区内某些区域已恢复供电，城里已开始供水，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但是，仍不通电话。
Y· 冈大佐今晚很友好地来访。他把我给鲁丝的第一封信带到了。
1月29日，星期六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冷。似乎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人们迎接中国春节的准备工作！城里有一种期盼的气氛，街上有额外的食品供应，价格也涨了，贵得离奇。
上午，又送来了更多的信和几份12月的《基督教世纪》，以及我订的1月份的《大西洋》杂志。从美国寄给我的邮件呢？我不相信南京的邮局。
程夫人、王小姐、薛小姐和我，今天花了4个小时为国际委员会把表格填写完。我们这里最贫困的难民能否得到来自上海或国际的救济款，这取决于我们的推荐。在填表时，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我们总是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她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从3月1日到6月30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这些学校。”我们还推荐许多妇女，使其获得小额贷款，直至使她们能与在中国西部的丈夫联系上。对另外一些人，我们则推荐每人得到5美元赠款，帮助她们开始新的生活。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帮助这些人重新自立。如果我们的社会学系及其学生在这里就好了！程夫人和我为油菜饭做最后的准备，以便明天晚上给“免费就餐”的人吃。明天晚上是农历的除夕。资助我们的钱可以做10顿这样的饭，这将有助于健康。
今天没有见到日军官兵。瞧，情况好转了。
一位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给我们当女佣的妇女今天从农村来，恳求我们收留她14岁和18岁的两个女儿。她说乡下的情况仍然很糟，日本兵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了，姑娘、妇女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她将负责为她们化装，并设法带她们进城，因为，外国人还不允许出城，无法把她们接来。
听说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先生一定要去高尔夫俱乐部，但我无法证实此事。
今天下午，红字会的负责人张南武（音译）告诉我，他们掩埋了2000具尸体。我请求他掩埋寺院附近那些烧焦的尸体。这些尸体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月30日，星期天今天没有飞机出动。
零星炸响的爆竹声迎来了中国的新年，却吓了我们一跳，因为这与那些枪炮和刺刀支配一切的日子离得太近了。
今天上午，参加礼拜的人不多，这可能是人们在家为中国新年做准备吧。从这里到金陵大学之间的街道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下午的礼拜要门票，因为，这是为基督徒或上教会学校的妇女和姑娘举行的。南画室里座无虚席。罗小姐作了精彩的布道，题为《为新年做准备》——不是在家，而是在心里。与此同时，还有一所为孩子们开办的星期日学校也在做礼拜。4束可爱的一品红和即将发芽的柳枝给房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轮到玛丽参加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她得知，菲奇昨天搭乘给我们带邮件的英国军舰去了上海。他是第二个获准离开南京的外国人。在我的想象中，我们跟他去参加了在社区教堂举行的礼拜。那些丈夫在南京的妇女迫切想从他那里得到消息。他得到保证，允许他再回到南京，但对此我表示怀疑。住在平仓巷3号的人得到了来自上海的食品——牛奶、黄油、苏打粉、罐头食品。在经历了数周只有单调的储藏食品之后，他们的厨师一定非常高兴。许多星期以来，我们看不到蛋糕和饼干。
今晚，为工人举行的礼拜采用新年除夕的形式： 宽恕过去，鼓起勇气，迎接未来。工人们情绪很好，他们一直忠心耿耿，承担了繁重的工作。
国际委员会送了两份礼金，我们把一份作为只管饭吃、而从事许多额外工作的临时工的小费，另一份用来给所有的人加餐。今天，猪肉07元一磅。给免费吃饭的难民加了蔬菜和油。
1月31日，星期一如果爆竹有驱散邪魔、给新年带来昌盛力量的话，那么来年肯定是幸福欢乐、丰衣足食的一年。天还没有亮，人们就开始放爆竹，不是零星的，而是响成一片，约持续了一个上午。这是一个阴郁、满是泥泞的日子。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中国的新年应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人们觉得不该用惯用的“新年如意”、“恭喜发财”这类词语时，我意味深长地说：“新年平安！”下午，为妇女、儿童做了礼拜后，老花匠（老邵）和我一起去了去年我们弄到几枝漂亮腊梅的农民那里，看看能不能再买几枝腊梅。我们沿着校园西边的路往北走，在路上，我们遇到两具没有掩埋的尸体，其中一具12月中旬就在那儿了。路西边的乡村荒无人烟，没有生命的痕迹。每个小屋子的窗户上都钉了板，门也被封死了。我们抵达寺院所在地区时，这里看上去一片荒凉，即使是买腊梅，我们也不敢冒险穿越这一地带到那个农民家去。于是，我们往回走，快到校园时，我们爬上了山坡，看见那3具尸体还在那儿，这3个人是12月16日在这里被枪杀的，当时，我听到了枪声，我认为他们是平民。在花匠家里，他一定要请我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和水煮荷包蛋。他也应该是《大地》原文为Book of Earth， 显然指的是赛珍珠所著的《The Good Earth》一书。一书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勤劳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和大地贴得那么近。
回到校园时，几群年轻姑娘围着我，恳求我允许她们在“自治政府”规定难民必须回家的日子——2月4日之后继续留在这里。她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困境啊！
魏特琳日记1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我们有9个人出席了7时30分的祷告，我们想，以后每天都进行这一活动。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我们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
除了程夫人给我们做了令人意外的早饭外，上午平淡无奇。早饭有菠萝、炸糕、可可以及平时的食物，这的确是一次盛宴。
中午，程夫人和玛丽去巴克家参加新年聚餐。请程夫人去很不容易，因为她太悲伤，太难过，无法高兴起来。下午轮到我在办公室值班。在4时以前发生了两件事。大约在3时，一名工人跑来说，一个日本士兵正带走一位女难民。我匆忙赶去，在图书馆北面的竹林里追上了那个和姑娘在一起的日本士兵，他听见我的声音后飞快地逃走了。后来，我又赶走了同时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士兵。
校园里的一些姑娘很傻，尽管我们一再告诫她们，但她们仍不愿呆在屋里，而是在大门附近闲逛。
大约过了半小时，有3名军事顾问来访。他们看起来很整洁，似乎真的对难民的处境感兴趣，并为此表示遗憾，但他们却把这一切归罪于蒋介石！他们走后，我去拜访翻译詹荣光，看看他能否间接地阻止再在我们校园里为男子登记。我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但是，让男子在这里登记暂时打破了这个惯例。
在北门桥附近大火冲天，抢劫还在持续着。我们相信，强奸妇女的事件已有所减少，但是，几天前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校园里有27名妇女被强奸。我们得知，举止似乎文明一些的宪兵今天抓了一些普通士兵，理由是有严重的不轨行为。据说这些士兵被枪毙了。
下午，当局在鼓楼公园召开大会，要求我们区派1000名代表参加，新的市政官员在会上就职。到处是五色旗和日本国旗。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关的细节，但我知道，我们的一位代表对此感到恶心，连晚饭都没吃。毫无疑问，你们会看到人们对新政权热情支持的电影。
今晚是元旦之夜，使馆的警察们还没有来，这使我们很着急。
1月2日，星期天今天天气温暖，阳光明媚。对于那些房屋被焚毁、铺盖遭抢劫的人来说，这是件大好事。
早上开饭时，一辆载有3名日本老年妇女的小汽车驶进了校园，她们是日本全国妇女国防组织的代表。她们没发表什么评论，但似乎对到处看看很感兴趣。我多么希望自己会说日语，向她们讲述这些难民所遭受的苦难。
10时。李先生和我去了鼓楼教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礼拜，布道者曾在我们位于南门的星期日学校工作，后来弃教从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私。他的布道表明，他已在精神上从苦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一定有八十多人参加了礼拜，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宗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麦卡伦说，上个星期的礼拜做得也很好。教堂以红色装饰，很有节日的气氛。在停了四五个星期之后，今天下午4时30分，英文礼拜又重新恢复了。我上午做礼拜，玛丽则下午去。我们俩不想同时离开，我们中总有一人留在这里，用日本宪兵写的条子赶走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
今天，我们在校园里做了3次礼拜： 早上7时30分的祈祷；下午2时为妇女举行的一次；晚上7时30分为勤杂工举行的一次。校园里有足够的帮手，因此，我们轮流主持——王小姐主持早上的，罗小姐主持下午的，而陈先生则主持晚上的。
中国人的登记工作明天在8个地点继续进行。人们天真地希望尽快登记，以为有了良民证就可以护身了。我们已听说好几起日本士兵撕毁良民证的事件。
今天下午2时。5架中国飞机飞临南京，投掷了几枚炸弹。我们的老朋友——高射炮没有开火。
贝茨收到了由日本记者带来的莉莲斯·贝茨（Lillath）即瑟尔·贝茨夫人的信。她最后一次收到贝茨的信是11月14日。虽然她写了12封信，发了6次电报，但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获准进入南京。
1月3日，星期一登记仍在继续，应该是在8个地方进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的人很拥挤。上午8时，日本哨兵来了，8时30分开始训话，先对妇女，然后是男子。今天，自治政府提出的登记方案被日本官员粗暴地否决了，至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这样。
上午，我去了金陵大学，看到登记是在农学系大楼进行的，但与我们相比，人数没有我们这里多。对我们来说，人数太多意味着要将米饭的供应减为一天一次，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认为，男子宁愿在这里登记，因为万一他们被当做士兵，他们的女人能够证明。
只有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才没有零散士兵的骚扰。
今天为5位妇女写了一份请愿书，以帮助她们找到丈夫。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给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附近被两个日本士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从臂膀上被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在以后的10天里，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下关几乎没有房屋了，他记得只剩扬子饭店和教会房屋还立在那里。他说，没有被运走的家具被当做柴火，不是在炉子里，而是在篝火中焚烧。在以后的两天里，他被带到中央大学西面的一所房屋，继续为日本士兵挑赃物。最后，他被迫挑东西到句容，天未亮就动身，天很黑了才到达，一整天都没吃没喝。在18日到那里后，日本人给了他及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路条，并告诉他们可以返回南京了。尽管在黑暗中行走很危险，但他们仍决定冒险。他们一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拦住，但最后总算回到了南京。后来，除了两人外，其他人又被抓去当挑夫。他说，他们路过的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尽管如此，为了解渴，他们不得不喝塘里的水。他在12月28日回到了家，既消瘦，又疲惫。即使现在，他仍然因过于疲劳而走不动路。
下午来了两位年轻妇女，要我帮助找回她们的丈夫。有一户在南门开鸭子店的人家，3个兄弟中有2人在12月14日被抓走。
妇女们逐渐学会了排队买米，她们觉得这种方法比拥挤和争斗好得多。我们学校附近的上海路看起来像是中国春节时的夫子庙。现在已可以买到一些食物了。我们杀了袁博士的一只羊，供我们和工人吃。此时还是买不到肉。
1月4日，星期二上帝一定是将风调和得适合于剪了毛的羊羔，因为，这几天天气仍然晴朗温暖。登记继续在校园里进行，似乎男人们大部分都登记完了。应该说，有5000～10000名妇女今天登记了，或者说，至少完成了接受训话、领预备登记条等第一个步骤。8时刚过，登记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仅在中午休息了一会儿。虽然，日军宣布17～30岁的妇女才需要登记，但有许多人年龄小于或超过了这一规定。总的来说，妇女比男人的待遇要好一些。
然而，站岗的日本兵把人像牲口一样驱赶，并在她们脸上涂上令人难堪的标记，以此为乐。
田中先生应该在下午3时去上海，我原本希望他能将我给鲁丝的第一封信带出去，不幸的是，他下午1时就出发了，我的信还在南京。我的电报仍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美国军舰发出去。
南京被占领3个星期了，外国人仍然不许进来，也不许离开。安全区内的街道上有许多人，不少小贩出售食品。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今晚，我从南山公寓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南门附近，另一处靠近东门。但大火比以前少多了。
登记工作一旦完成，日军当局就要催促人们回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遗憾的是，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即使那些有幸家还在的人，其住所也屡遭抢劫。
1月5日，星期三 由于登记，今天早上7时30分开早饭（我们一直是8时开早饭）。8时30分，当我站在那儿和一名中国警察说话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从我身旁经过。真是一个可怜的场面。妇女大多都是4人一排地进来，因为她们离开时也要这样列队走。虽然宣布说只有30岁以下的妇女需要登记，但有许多年老的妇女在这儿。通常4人中有一个有力气的人，拖着另外3个人，并催促她们，似乎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个看上去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另一个年老的妇女被儿子扶来，还有一位显然有心脏病的妇女倒在我身旁，她说，这是第六次来登记了。
9时。当局的小汽车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是来为妇女们登记的，而是告诉她们不必登记了，于是，她们又疲惫而蹒跚地往回走。我们的门卫对我说，有些人凌晨4时就来排队了。我们仍然为那些登记时站岗的日本兵提供取暖的篝火，但是，我们的柴火就要告罄，陈中凡家的桌椅都拿来当柴烧了。取消妇女登记，使薛小姐和王小姐松了一口气。
情况略有好转，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今天下午，我的3个好助手——程夫人、布兰奇·邬和王小姐因感冒和劳累而躺在床上即是明证。然而，安全区外面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来自户部街的56岁的妇女，她昨晚被强奸。
今晚在校园门口，有个男子想为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女儿送些吃的东西。当被告知我们不让男子进来时，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女儿了。3天前的晚上，在安全区内，我的妻子因反抗日本兵时呼喊，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了窗外。”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位男子是10口之家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后者则供养8口之家。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悲剧。
我和王先生在五六时之间去了日本大使馆，请求继续派使馆的警察每晚在我们大门口站岗。
只要有一名使馆警察，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1月6日，星期四显然，日本人昨天傍晚改变了难民登记的方法。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这次登记改由文职人员负责，而不是军人。刚到8时，又有许多妇女拥进来登记。然而，这次没有人训话。难民们约排成12行，在每行队伍前面有两张桌子，在第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第二张桌子前领登记卡。所有的登记都由中国人负责，不过，有几个日本警察，还有几名日本兵在附近围着篝火取暖，今天天气很冷。
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我得到批准，带着5名工人和程夫人的儿媳及4名女勤杂工去登记。登记很快就办完了，这就免去了那些繁琐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令人厌烦。布兰奇及一名女勤杂工还躺在床上，但我没费周折就为她们拿到了登记表。
在事先通知了日本大使馆的情况下，上午11时，3名美国官员——我想是领事，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今晚，日本大使馆将正式宴请他们。为此，日本使馆的高头先生来这里找一些鸡蛋，我是从他那儿得知这件事情的。我为晚宴找了10个鸡蛋，并很高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Y·冈中佐于上午11时善意地来访，并带走我写给瑟斯顿、鲁丝、贻芳和吕蓓卡的信，他下午将飞往上海。我们希望鲁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信。这是封非常难写的信由于是通过日本人带信，魏特琳担心日本人看到信的内容。。令我惊喜的是，下午5时，斯迈思带来了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这是12月5日以来我第一次收到的来信，这些信的日期为12月19日和20日。请记住我最后收到的是11月14日的《字林西报》。此后，我连信箱都想不到看了。斯迈思还告诉我，明天中午之前送到大使馆的信，可由明天下午的船捎往上海。
今天下午，5个日本兵被派来站岗，现在他们都在门房——确切地说是陈先生一家住的房子。在我们这儿呆了8天的使馆警察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极不情愿由士兵来接替警察。我们的难题是无法区分哨兵和普通日本士兵，因此，我们常犯一个可怕的错误： 试图把哨兵当做普通士兵赶走。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的陶宝庆先生上午来访，他是个62岁的老头。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是在齐燮元北京政府时期任江苏督军。手下（大约1924年）。
我们这里年纪大一些的难民都陆续回家了，但是，大多数年轻的难民还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样很明智。对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备感心痛。
1月7日，星期五妇女们的登记大约三天就结束了。最后两天的登记办法令人满意，这使得妇女们不那么紧张和恐惧，因为负责登记的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日本兵在边上站岗。几名日本使馆的警察在这里配合中国警察执勤。中午，我遇见一小群匆忙进入校园的妇女，她们说，是从南京西面17里的地方来的，她们认为登记过了就会安全。
今天上午，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布兰奇感冒了，还躺在床上，但今天好多了。虽然很冷，但天气晴朗，充满阳光。人们都在房屋的南面晒太阳。
上午我在写报告，这是昨天抵达大使馆的3名美国人所要的报告。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他们似乎还没有等到允许就回来了，原先，他们只是说会在某个时候到达。在送这份报告时，我还带去了给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因为有一班船今天将去上海，可以通过这班船带信到上海。由于不知道上海的新闻检查有多严格，我不知道在信中该写些什么。
今天，红十字会开始采取新的方法为校园里的难民供应稀饭，以前是在校园大草坪的两处开饭，而现在将在伙房里卖。伙房在北面，从我们教工花园穿过马路就是。
今天，我们第一次收到零星的无线电广播，听到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消息： 在那几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据说与南京一样，杭州也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4时30分。我去了平仓巷3号，仍住在我们木工房的唐老板与我一道去了。我仍然认为，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以免发生不测。有几位先生非常担心他们的妻子（她们原先在牯岭，后来到了汉口），尤其是米尔斯和斯迈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工作都非常出色，他们为众多中国人的利益奉献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自己的房子却遭到了抢劫。德国商人也非常了不起，相互配合得很好，委员会主席拉贝无所畏惧。
1月8日，星期六今天很冷，没有阳光。没有足够衣服和被褥的人们要受罪了。虽然外面的局势还不很稳定，但越来越多的人回家了。现在，校园里约有五千名难民。家住我们学校西面姓陶的邻居一直和家人住在校园的东院，他早晨回来说，即使是男人，现在也无法在他家所在的地区安居，因为日本兵随时都会来要钱，如果不给，就强迫他们去找花姑娘。他说，家里现在一无所有，他回家是为了保住门窗。下午，从校园可以看见三个方向的大火，这意味着抢劫仍在继续。
贝茨给我看了埃尔茜发来的电报，她在电报中说收到了我的电报，她还说，1月16日，金陵大学的办公室和职员迁到了成都。我希望得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分校的消息，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不知道吴博士在哪里。现在，我们的大使馆里有3个美国人了，这真让人感到宽慰。
午后，日本大使馆的高头来访，要我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学院的损失和美国公民的损失，他带来了翻译，翻译明确地说，他们不考虑中国教师的损失。学院的损失很小，我对他们说不要赔偿了，大概共毁坏了6扇门。至于私人的损失，艾丽斯是惟一有损失的人。其他外国人的财产均在南山公寓的阁楼里，没有被发现，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有损失。由于昨天给了高头10个鸡蛋宴请美国大使馆官员，他欠我的人情，因此，我大胆地请他帮忙，希望他婉转地让日本哨兵在汉口路和宁海路站岗，而我们自己守卫校园。昨晚9时～10时之间，两个日本哨兵到养鸡场，把里面的工人吓得要死。
谣言传播起来像野火一样迅速。据说，中国军队已临近南京城，并说，日本军队想借老百姓的衣服化装逃跑等等。我承认，日本兵想要老百姓的服装也许有上述原因，但我知道几个更接近事实的动机。我问高头，南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安宁，让难民们回家？他回答说：“大概两天以后。”从农村来的妇女说，她们那里的情况可怕极了。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将自己埋葬才会安全。
4时～5时。王先生、程夫人和我乘汽车到格蕾（Gray）小姐家找王师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家如此乱七八糟。大部分东西扔在外面的院子里。我们不知道王师傅是死是活，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找到尸体，估计他在12月13日之前去了芜湖。后来，我们去了新街口，主干道中山路两旁的许多商店被焚毁，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抢劫过。我们看见街上有两辆卡车，日本人正往车上装掳掠来的物品。
6时30分～7时。在我们教会的团契活动之后，王先生、玛丽和我到大门口去拜访哨兵——他们每天都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在校园内执勤。
1月9日，星期天今天阳光灿烂，但却相当寒冷。池塘里结了一英寸半厚的冰。没有难民睡在有顶的长廊里，但有些人睡在大厅里。很多人晚上来，白天回家。可怜的贝茨在金陵大学农学系和金陵大学附中所遇到的许多麻烦，我们这里还未遇到——难民中的负责人相互争吵，然后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对方；难民将赃物带到难民所，然后为分赃而争吵；难民内部有告密者。
王先生、李先生、薛小姐和我去鼓楼教堂做礼拜。你们想象不出上海路上稠密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美国大使馆和金银街之间。路两边，数以百计的小贩开设了店铺。很遗憾，我不得不说，他们卖的东西大部分是从商店里抢来的赃物。我们的工人也开始买这些东西，因为，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教堂的礼拜做得很好，约有五十人参加。中山路上现在有不少车辆，主要是日本人的卡车和小汽车。安全区外还有许多日本兵。
玛丽在2时的妇女礼拜上帮忙。南画室座无虚席，由罗小姐布道。星期四，我们也为妇女们举行了布道会。在今晚为工作人员举行的礼拜上，南画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可能是出于好奇而来参加的。
4时30分。我们14个人参加了英文礼拜，礼拜由马吉主持。大使馆的埃斯皮（Espey）先生也来了。我第一次确切得知美国军舰“帕奈号”被炸沉，同时沉没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的两艘船。这似乎是日本人故意干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与所有日军官兵的接触中，他们似乎对美国人很友好，并且无一例外地告诫我，要警惕俄国人和英国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3名英国官员抵达南京，除了我们之外，又增加了6个人，这说明现在的局势更加稳定了。
善良的程夫人今天“打劫”了伊娃的屋子，顺便说一下，这屋子还没有人进去过。她在屋里找到了一些油，并让老厨师陈本立（音译）做了蛋糕。晚饭时，我们将蛋糕吃了。她原准备将蛋糕送给平仓巷3号的人，当我对她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因此，常有蛋糕和饼干吃。我这样说了后，她才让我们吃蛋糕。过一阵子，玛丽和我要请厨师做肉馅饼，因为，玛丽发现日本兵并没有将她屋子里的肉馅抢走。
特里默医生说，一家日本商店在中山路开张了。里格斯先生把他的时间都花在为粥厂运煤炭上，而索恩先生的时间则花在送大米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怀疑很多人都得挨饿。
1月10日，星期一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特别是最后的几小时。晚餐时，我发现鲁丝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日期是1月5日，这显然是由英国大使馆的人带来的。信中夹有一封吴博士12月20日寄自汉口的信，还有弗洛伦斯1月3日写给格雷斯特小姐一信的复写本。刚吃完晚饭，我们便围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分校正不断发展，这真是太好了！已来了4位新老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看了吴博士和鲁丝的来信，我们多么希望讨论一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远景规划啊！在校园内开办一所中学的设想目前还无法实现，但是，为那些丈夫被日军无情杀害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则非常必要，并且是切实可行的。今天上午，程夫人和我讨论了鼓励在明德中学开设一所小学的计划，但即使这样也不大可能，我们将视情况而定。
阅读了信件之后，玛丽和我到大门口的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哨兵，并试图对他们表明，如果他们愿意到宁海路和上海路去巡逻的话，我们将负责校园内的安全。
此后，程夫人带来了一些蛋糕，想想看，这是自己做的蛋糕！昨天她“打劫”了伊娃的橱子，结果，今天我们就有烤鹅和蛋糕吃。今天的菜肴真够丰盛！在程夫人走之前，我们朗读了弗洛伦斯致格雷斯特的信，大多数得不到解答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对外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在烛光下，玛丽和我吃了一大块蛋糕。我们不知道是否为今后留下一些蛋糕，但最终决定不留，因为今晚我们心情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下午4时之前，我带几封信去了美国大使馆，希望通过使馆送往上海。想想看吧，城里已有9位外国官员——3名美国人、3名英国人和3名德国人。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不过，今天下午远方仍有浓烟，这无声地证明了抢劫还在继续。今天上午，离我们校园不远处，2名姑娘被强奸。
下午来了4个日本兵四处看了看，他们还不算讨厌。那个头目和我交换了邮票，并很自豪地给我看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相片。但愿我能将所有的敌人转化为朋友，帮助他们认清自我。
1月11日，星期二你们很难理解我们对这些平静的夜晚是多么感激不尽。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一整夜，同时，也对校园内大量女难民的安全感到放心。最近几个晚上为我们站岗的是新派来的5名宪兵。此前的8个夜晚，由大使馆的警察住在学校门房里。除了平时的守夜人，我们又增加了两名曾当过警察的人守卫校园，他们现在已身着便装。在此之前的5个晚上，我们这里有一大群普通士兵（约25名）站岗，我们对他们很担心，因为不论我们怎么说，他们坚持要在校园内及校园外站岗。就在他们来的第一个晚上，两名妇女被强奸了。这一事件发生不久，我们便让使馆警察来站岗。全城只有17名宪兵，如果多一些宪兵的话，情况会好得多，因为，他们似乎素质较高，我遇到的几个相当不错。
上午9时～12时。F·陈和我一起到国际委员会总部，这是第一次召集所有难民所的负责人开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一开始，拉贝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对各难民所负责人（大约20个难民所，35人参加了会议）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们交流并讨论了各自的困难和问题。和往常一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那些难民所里的坏人——吸鸦片、赌博者招惹出不少麻烦。
下午3时。我带了一大包信件去我们大使馆。在我的劝说下，程夫人终于给纽夫人写了一封信，她以前不愿意写这封信。
4时～5时。我在办公室。来了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助寻找她们的丈夫，他们有的已失踪数周，实际上，从12月14日以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如果我直接对她们说，我认为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这未免过于残酷，但对那些被抓走的年轻男子来说，这是事实。在最初的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被枪杀了。
今天晚饭后，我和王先生到大门口与卫兵交谈。我们得到了他们头目的姓名，并让他们知道由我们负责校园内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做更明智。东北方的天空闪烁着火光，又是一幢房屋被焚烧。
此后，我和薛小姐去巡视了艺术楼，我们原打算安排490人住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安排过于拥挤，但在人数最多时，我敢肯定那幢楼里住了2000人。
1月12日，星期三天气冷多了，我们担心要下雪。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房屋后面的粪便打扫干净，否则，大雪融化时将使其蔓延。不幸的是，我们到处都弄不到石灰，因此，没有石灰作消毒剂。不可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将马桶倒进我们挖的粪坑里。自从校园外面每天提供两顿饭，以及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人稍多了一些打扫卫生的时间。
上午7时左右。我看见9架似乎是中国的飞机向句容方向飞去。
10时～12时。王先生在艺术楼会客室里统计丈夫或儿子至今仍无下落者的资料。今天下午，我将把这些资料送给福田先生，但愿他对此能有所帮助。要求获得红票免费吃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把钱用完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又有贫穷的人们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人要被褥。
今天下午，王先生、焦先生、夏先生和我到美国学校北面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学校弄一些大米。我们能够得到大米，但没有办法运进来。
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正在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
许多人从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的家还不安全，但这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的惟一办法。
今天，程夫人、F·陈和玛丽都感冒了。大家工作极为辛苦，也非常紧张。
菲奇和斯迈思今晚来访，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黄油。黄油是大都会旅馆的经理送的，虽然不太新鲜，但这毕竟是黄油。大都会旅馆现在已成为日军宪兵总部。
今晚，王先生和我去结识新来的4名哨兵，我发现他们很聪明，并且很友好。军曹是个中学毕业生。每晚我们都记下日军哨兵头目的姓名。我觉得今晚将平安无事。我仍旧把自来水笔放在牙膏盒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
1月13日，星期四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了。现在局势有了一些好转，抢劫、纵火少了一些，人们稍许多了一些安全感。安全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兵，而且强奸事件也几乎停止了。至于安全区以外的情况，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事实。抢劫还在继续着，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还有老百姓。
今天上午，我花了很多时间设法解决5名年轻妇女的问题，她们是从短期护士培训班毕业的护士，来这里寻求庇护。我们认为，不能将她们集中收留在这里，这将会给她们、也会给其他难民带来危险。我们选择了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5个难民所，让她们抽签。后来，我们为她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派一名工人送她们去。
我们送信的小伙子魏，自从经历了那段苦难之后，不敢再走出学校大门了。
下午，我花了4个小时设法把米运到学校来，最后，总算运进来12袋大米。
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有关事宜移交给了自治政府，而他们却遇到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学校附近设立了销售点，但现在又被迫迁出了安全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大米，这些大米以前是中国军队的。听说，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除非能从外面运进煤来，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房屋木料和家具被用做燃料。
能使人保持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农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一度有7万军人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马也是如此，今天有人看见有马肉卖。已设法去上海弄蚕豆、花生和绿色的蔬菜。
玛丽、程夫人和布兰奇仍然患感冒卧床。陈先生已经可以起床了，但还不能出门。
今天有200人参加了罗小姐为妇女们举行的祈祷会。事实上，举行祈祷会我们并没有声张。
但愿这里有一个能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的能干的人。
1月14日，星期五今天又是阳光灿烂，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日子，上帝继续给我们无尽的恩赐。
我一整天都在设法将28袋大米，从美国学校附近寺庙的仓库中运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如果里格斯无法为我们弄到卡车，我们就得花一天时间，用独轮车或板车运送大米。下午3时，正当我们已不抱希望时，里格斯开车来了。
上午11时30分。王先生和我再次去了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卫兵。这些卫兵的头目是个农民，另一个卫兵是个机修工，还有一个是兵工厂的工人。我们认为，结识这些卫兵虽然费时间，但却值得。到目前为止，一批又一批的卫兵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他们挑选4个较好的卫兵长期为我们站岗，而不是每天换人的话，那我们就更放心了。
城里至少有一个地区现在有电了，我们又开始收听无线电广播。据说，中日双方在徐州附近集结了大批军队，我是多么可怜那里的老百姓啊！今天想买头活猪，但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南京周围几十英里之内已没有猪了。马肉、骡子肉，甚至狗肉都有的卖，但就是没有猪肉和牛肉卖。
埃尔茜今天发来电报说，吴博士目前在成都。
情况好转后——如果能够好转的话，我想给实验学校的看门狗授予一枚“卓越服务奖章”，它的确是一个忠实的守夜者。
下午和晚上，我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西北方，另一处在东面。抢劫和纵火仍在继续着，数目惊人的赃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上的渣滓赶上了好时光，当警察撤离时，这些人被释放了。
今天，我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1月15日，星期六今晨6时～7时之间，10架日本飞机飞越南京上空，向西南方向飞去。估计这些飞机要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去轰炸九江、汉口或长沙，为此，我们非常担心。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像是欢乐地载着一群愉快的旅客去度假。
（以前从事过布道工作、两个星期前进行登记时为日本人当翻译的詹荣光，今天早晨独自悄悄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他及家人能否住在校园里，他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布道工作。他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个日本军官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结婚后住在他家，而其他军官由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这些军官对詹荣光也不满。显然，他很害怕，觉得最好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出去，并辞去现在的工作。他的话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福斯特今天上午来说，他的工作人员每周可以来5天，协助这里的布道工作。我们将制定计划，他们会准备题目，进行布道，下个星期开始举办布道会。他还告诉我，陈越梅即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维克多牌”留声机及床都被抢走了。
今天下午，我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26名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情况。这些人的丈夫没有一个是军人，其中许多人是一大家子的惟一供养者。不知有多少人在初期的野蛮屠杀中被杀害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听到的枪声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很可能是些无辜的人。
许多天来，第一次有日本兵来到我们校园，他不理会门卫。我发现他进入西南宿舍楼住有难民的屋子。当我把他送出来时，他表示愿意离去。
我们从美国大使馆得到一份礼物——两只鸡和几个鸡蛋，这是他们在美国军舰“瓦胡号”附近的农民那里买的。我还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装贵重物品的箱子可能被打捞上来了，是由一名俄国潜水员从沉没的美国军舰“帕奈号”中打捞上来的。由于军舰已迅速被长江河床的泥沙掩埋了，他们无法把军舰打捞上来。我特别为瑟斯顿夫人高兴，因为她结婚用的银器都在箱子里（她曾把这些东西保存在学校的保险柜中）。
今晚，拉贝、克里斯汀·克鲁格尔（Christian Kruger）、马吉、贝茨、斯迈思、鲍尔、特里默、米尔斯和我，在日本大使馆做客。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我们嘴上开着玩笑，但心情却常常十分沉重。我认为，增进相互了解还是十分必要的。田中、福田和福井先生是主人。晚餐与这些客人一样，也具有各国的风味，有中国菜、日本菜和西餐。
今晚，我们学校大门口没有卫兵，但愿我们一切都好！1月16日，星期天又是一个上帝赐予的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一直威胁着我们的大雪似乎改变了降临的打算。
和往常一样，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听到许多飞机飞越南京上空，这些飞机是去破坏城市和铁路的。这两天，校园里异常繁忙，妇女们洗涤衣服，晾满了所有的树木和灌木丛。有些人到学校外面的粥厂要稀饭吃，还有的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到校园。通往校外的道路似乎始终很拥挤。我们仍然不让男人进入校园，他们认为这一规定是有道理的，因此能够接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尽力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们的赞美之词表达出对此的感激之情。城里每天都有大火，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你们应该看看宁海路和汉口路，特别是上海路。道路两旁建起了许多小商店，数以百计的人在此贩卖各种物品，有食品和抢劫来的衣物、盘子等。鱼卖04元一磅；白菜卖01元；胡萝卜卖003元，等等，价格在逐渐下降。现在，安全区里没有多少日本兵。金陵大学和我们学校的卫兵都已撤掉了。今天上午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我去教堂参加中文礼拜时，玛丽呆在家里，下午，她去教堂，我呆在家里。贝茨陪她回来时，我给贝茨看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一摞信。贝茨仍然不知道妻子在哪儿。他妻子应该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开日本，但目前还没有抵达上海。
今天下午，员工们织了一张鱼网，他们后来从池塘中捕捞了25条鱼，其中有3条鱼每条都重达4磅，我们将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鱼，同时，也足够职员和工人们吃。池塘里还有一些大鱼，因为我们看见它们漏网逃跑了。
明天，我们将开始一系列的布道活动。今晚给确实想去教堂参加布道会的人发了200张票。
我们不让儿童入场，也不许想看热闹的人入场。
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已尝试着回家。开始时，他们只是白天回去，如果没事，就留在家中。但年轻妇女们仍然很害怕。
1月17日，星期一今天下起了雨，上帝赐予的阳光已离我们而去。到处都是一片泥泞。你们应该到难民的住处去看看。
已经有几个夜晚没有卫兵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站岗了，甚至连使馆的警察也没有来。上个星期六，我将此事报告了日本大使馆，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安全区内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不幸的是，中国的警察现在还没有多少权力。
整个上午都被浪费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创造力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似乎都做不成。
下午2时。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的布道会，圣公会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我们。他们将每星期来5次，分别向5批不同的人进行同样的布道。昨晚，我们在艺术楼发了200张票给那些真正想参加布道会的妇女，她们将不带孩子来，14岁以下的小姑娘也不让进场。在布道会上，她们秩序井然，引座的人员一点也没有遇到麻烦。她们学唱简单的赞美诗时既快又好。今晚，我们发了200张票给科学楼里的妇女，她们明天下午参加布道会。今天下午，她们听得很认真。
南画室里挤满了人。很高兴，城里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组织这样的布道会。我们已带信到上海，向全国基督教委员会要新的小册子。
今晚，我们始终能看到南面升起的浓烟，也许是在南门外，有时夜幕被火光照得通亮，破坏仍在继续着。南京能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日本兵及平民抢劫时间的长短。老百姓被催促回家，但是，他们怎么敢回家？！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已逐渐回家了，但年轻的姑娘还留在这里。
今天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玛丽和福斯特先生去了城南及外国人公墓。公墓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只是围墙上有个洞。在他们查看的所有街道中，太平路似乎被残酷无情地彻底摧毁了。
一个月前的这个晚上，日本兵从校园中抢走了12名姑娘，我们能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吗？！1月18日，星期二我们听说城里的日本兵换防了。当我外出时，来了4批日本兵，玛丽接待了他们，并带他们四处看了看，她觉得这些日本兵不是很有礼貌。9时～12时，F·陈和我到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份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是为那些最贫困的被剥夺了生计的人们制定的。
每天上午10时～12时，王先生都在收集、整理那些男人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的妇女们的材料。也许我们应该停止收集这些材料，因为，最近两天又有100多名妇女进入了校园，今天来的人非常多，我们担心会出问题。似乎12月16日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担心许多人被枪杀了，恐怕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到，大概是被焚烧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帮她们的忙，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交一份名单。
福音布道会是为科学楼里的妇女举行的，大约有160人参加。这又是一次秩序井然和非常安静的布道会。虽然牧师所说的内容太深奥了一些，但我肯定她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今天下午，我们打扫了科学楼报告厅，明天下午在同一时间为孩子们举行布道会。
今天没有看到大火，也没有听到多少飞机声。虽然人们害怕回家，但我们仍催促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担心她们家中已所剩无几了，因为，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平民也参与了抢劫。我想知道，从南京抢劫来的赃物，最终是否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考虑到有可能保住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留声机，我请福斯特先生去查看一下，他报告说，那两样东西和床都被抢走了。
上午9时～12时。我参加了第二次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上午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为那些失去生计的难民制定的调查表。很难做到公平，因为，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需要，但也希望得到救济，同时，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将会很多。
天气暖和了一些，没有下雪。还有5000～6000名难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病的程夫人能起床了，但只能呆在屋子里。
1月19日，星期三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道路成了什么样子。两周以前，成千上万来校园登记的人们把泥土带了进来，现在，雨水再将其变为泥浆。我们无法在屋子里采取措施，因为有数千人带进泥浆。
今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两次很好的布道会，在南画室，大约有170位从中央楼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了布道会。王小姐教她们唱歌，保罗·唐先生进行了布道。妇女们进出都排着整齐的队伍。由于14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场，布道会非常安静，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与此同时，我们还为科学楼内9～14岁的孩子们举行了布道会，大约来了150个孩子。在他们学唱第一句赞美诗“这是上帝的世界”时，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薛小姐讲的故事。举行这些布道会的时机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
今天上午，王先生和焦先生继续收到那些丈夫或儿子下落不明的妇女们提供的资料。一名妇女的丈夫和4个儿子都被抓走了，无一归来。来这里恳求我们帮忙的妇女人数之多，使我们担心这会引起注意，给学校和难民们招来危险。
今天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我们没有收音机，而且，也没有一直和为数不多的有收音机的外国人——国际委员会、金陵大学医院、平仓巷3号的人，以及约翰·马吉保持联系。克鲁格尔先生今天来看我们，他说，最近没有船从上海来，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南京。
今晚，我们的一些工人集中在程夫人的客厅里，完成了在1500个牌子上编号、盖章的工作，并将把牌子缝在每一位家长的衣服上，我们希望以此来辨认这里的每一个难民，我们不想让其他难民所的难民因为便利而到我们这里来（听说他们想这么做），这也有助于我们粥厂的负责人，确保我们的每一个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
晚上10时30分，这是我上床的时间了。
1月20日，星期四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太冷。你们可以想象，难民们把泥浆和雪水带进来，那些大楼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能否将其打扫干净。
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刚才对我说，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我怀疑，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即使她呆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这又有谁知道呢？程夫人认为，我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福田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他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他们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过一两天，我要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我开始起草给学院创建者委员会的报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我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
我明白地向他解释，作为难民，住在这里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的妇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否会带她们来，这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真希望她们不要来。我猜测，他可能对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
今天，吕蓓卡来了电报，这是由美国大使馆转给我的，我明天去发个回电。我们已得知，我们大使馆现在已有了无线电台。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开得很好，为妇女举行的布道会有170人参加；为孩子们举行的有150人参加。今晚，玛丽和我到宿舍去发票。一些妇女向我们要票，我们校园里的人太多，无法从事更多有益的事。
你们中那些还记得宽阔的上海路的人，现在已很难辨认出它了。今天下午，我们走到汉口路和宁波路之间，后者就是美国大使馆北面，我数了一下，上海路右侧新建了38个店铺，当然，它们是用芦席或木材粗制而成的，但在出售食品和各种赃物方面却生意兴隆。这些店铺有些是茶馆，有些是饭店。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敢住在安全区外面。
红十字会的G先生说，1月17日外出运米时，他在汉中路外看见一大堆尸体，附近的人告诉他，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押到这里用机关枪打死的，很可能是在登记时承认自己当过兵的那些人，日本人对他们许诺，一旦坦白，就有工作做，并有工钱。
1月21日，星期五尽管地上有雪，但今天的天气还算温和。现在，泥泞是一个大问题。数百人到粥厂买饭，另外，还有数百人来这里给亲戚送食品，他们带到屋里的泥土多得令我们无法招架。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名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不一会儿，一群宪兵来到校园，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此后，又来了两名日本军官，说他们驻扎在南京城外。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 Allison） 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
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阿利森先生似乎相当善解人意。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今天，我给吕蓓卡发了电报。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月22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寒冷，但非常晴朗。我们这里有来自相邻街坊的难民，许多这样的年轻难民，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过夜。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 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李先生和王先生带他们到各处查看，然后回到办公室，我请他们喝茶。当军官问我有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今天没有来，但昨天来了4个，想抢走3位姑娘。他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宪兵办公室，于是，我下午去报告了。
（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把想让我们收留的两位中国姑娘带来了。我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其中20岁的那位姑娘曾经是我们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她认识埃德娜·吉什〈Edna Gish〉夫人和凯丽〈Kelly〉小姐。我很乐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
情况肯定好转了，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恐怖的夜晚，不过我们仍使用厚厚的窗帘，我们不再用图钉将窗帘钉死，也不只是使用蜡烛了。
约翰·马吉带来了广播新闻。
1月23日，星期天一天平安无事。天气相当寒冷。玛丽上午去了鼓楼教堂，我下午去参加了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我们仍然认为，在校园内最好一直都能看见外国人的面孔。米尔斯主持了下午的礼拜，他的主题是：《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争取胜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充满希望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一位难民的侄子来见我，说他离开南京34天之后于昨天回来了。他于12月18日和其他400人一起被抓走，他为一个队长扛被褥到长兴，还为这个队长烧饭。在给这个队长干了8天之后，队长放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宜兴又被另一个军官抓住，并把他留到1月14日。第二个军官喜欢他，人也和善。让他走时，这个军官一直将他送到城门外，并告诉他不要走大路。520里路，他走了8天才回来。他说，像湖州那样的城市已经没有老百姓了，7／10的城市被焚烧，广德城已所剩无几了，因为那儿发生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他报告说，在一个地区，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以免遭土匪、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骚扰。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他说，像溧水、溧阳、宜兴这些城镇几乎都被摧毁了，并认为，这要花30年才能重建起来。他还说，一路上人们对他很好，给他吃的，并让他在家里过夜。我多么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回家。
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译）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她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并借了一根棍子蹒跚而来。她排除了一个个障碍，安全抵达这里，当时，我们正在举行礼拜。那天下午，正是她的嗓音很大，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因此，我才想知道她是谁。她现在和500多名难民住在北长廊里。
1月24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开始写非正式报告，但没有写多少，福斯特先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新闻，给我们讲了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大使馆的事情。
好像是阿利森先生和别人一起用餐，乔治·菲奇和普卢默·米尔斯也在座，这时一个仆人报告说，在3号车库里有两个日本兵。阿利森先生去看时，他们正在玩麻将，他让他们离开。
但后来他回到餐桌时，觉得这样做有点过火，不知道是否妥当。阿利森先生还没坐定，另一个仆人来说，他的女儿被抢走了，他们一家人住在5号车库。阿利森先生肯定地说，是不是弄错了，因为，他刚命令两个日本兵离开大使馆大院。但仆人说，这是第三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要他的小女儿，被父母断然拒绝了。后来，阿利森先生出去寻找那个姑娘，当他见到那个姑娘时，她已往回走，好像是抢姑娘的那个日本兵遇到了先前那两名士兵，那两名士兵告诫他必须放了这个姑娘，因为这姑娘是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
我虽然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但是，扫射许阁森爵士、轰炸“帕奈号”、打伤意大利人和美国官员、在美国大使馆抢姑娘，这些事情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能引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注意。
我们继续进行下午的礼拜。
午饭后，我到美国大使馆要车去日本大使馆。在与福田先生的谈话中，我告诉他，大批妇女恳求我帮忙找回她们的丈夫。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他让我给他资料，他将尽力而为，因为，他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悲哀。明天将给他带去520份资料，这会使他大吃一惊。
出大门去大使馆时，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3个士兵刚刚到她家想劫持一些年轻妇女。我跟她去时，日本兵已经离开了。他们想抓的姑娘们非常机智，成功地从后门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小姑娘告诉我，日军刚进城时，她67岁的父亲和9岁的妹妹被刺死了。
今天有大批轰炸机向西飞去。城里的大火少了一些，但仍然有，每天都有一到两处大火。
1月25日，星期二我们在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曾一度在窗户上装了窗帘，用黑罩子遮住所有的灯光，而现在我们觉得，用灯光来显示这个地方有人居住更为明智。
昨晚，两个工人傻乎乎地关上所有的窗户，把煤炉放在屋里。今晨，他们煤气中毒，失去了知觉。程夫人和我，以及在这儿的所有人，都帮忙救醒他们，到晚上，他们的情况好多了。
从9时～12时30分，我在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要是每个难民所都有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负责，或了解每个难民所的需要，我们就有可能开展有益的工作。很难了解每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这很容易使人养成依赖性，而不是独立性。每个难民所都在对最贫困的家庭进行调查。从上海传来已募集到资金和获得额外药品（如鱼肝油）的消息，这个消息令人振奋。
长老会的福音传播人吴爱德，是这儿一个知恩图报和快乐的难民，她今天上午为20个姑娘开了一个语音班，下午又到祈祷会帮忙。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和空教室，我们就开办一些圣经班。下午将532份表格带给了福田，并向我们的大使馆报告了同样的内容。我们还去了“木偶政府”指伪“自治委员会”，并将其喻为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的秘书那儿——这个名字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目的是看看他们能否在安全区内取缔那些销售赃物的店铺。数以百计的小店铺在宁海路和上海路开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抢劫是平民干的。
如果不是日本士兵带头抢劫的话，他们原本是不敢这样干的。
现在，我们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外国男士那儿得到的零星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广播里听到的消息记录下来，再给我们。我们是多么想知道撤往汉口、武昌、长沙和重庆的朋友的情况啊！从广播里的消息来看，好像重庆也遭到了轰炸。一切都如同噩梦： 朋友们各奔东西，学校也分成数处，生命、财产被可怕地摧毁，这难道是真的吗？黄包车？！我确信这是我自12月12日以来在街上看到的第一辆黄包车。我们曾见过许多没有车胎或轮子的黄包车被藏了起来，但没有见过一辆在街上行驶，因此，我们只能步行或乘汽车。
下午，我和程夫人去格蕾斯·朱（Grace Chu）家，但不是去喝茶。屋里挤满了难民，你没法想象屋里是什么状况。程夫人带回一些剩下的东西，她的大部分东西都不见了，如收音机、碗、碟等。有些东西被日本兵抢走，剩下的被难民拿去了。
1月26日，星期三今天早晨，几架轰炸机向西飞去，傍晚时又飞了回来，它们显然是从句容起飞的。我们为杭州、武昌、重庆等城市担心。
今天，我们的几位难民要铺盖。有些难民想呆在家里，但日本兵仍来要铺盖和花姑娘。王先生兄弟和岳母的铺盖前天晚上被抢走了，他们想住在水西门附近的家里。
今天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间，我一直在写一份题为《第一个月的回顾》的报告，但被打断的次数太多，没法全神贯注地写下去，有时写一段就被打断三四次。
一直忙到差不多5时，我们壮起胆子，决定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边的一条叫做“虎踞关”的路上去散步。路边的房屋都关了门，上了门板，街上几乎荒无人烟。第一个见到的是阿齐森（Atcheson）的厨师的母亲，由于担心日本兵再回来，她不敢进自己家。而是和一个熟人住在她家对面的房子里。她一直在监护着家，这样，老百姓就不会拿走她为数不多的剩余物品。我去了龚家——明朝第一代皇帝赐予的府第疑为龚贤故居。龚贤为清初著名画家，其住宅位于虎踞关附近的清凉山。此处可能有误，不太可能为明朝第一代皇帝所赐。，这里已成一堆烧焦的木头和焦黑的瓦砾。年老的看房人出来招呼我，并讲述了他对房屋被烧毁原因的看法。日本兵偷了一头牛，牵到屋子里来烧，在一间屋子里生起火。他们离开时没有把火熄灭。烧焦的木头和牛骨架证实了他的说法。从此，又一座有趣且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消失了。
离开那座废墟，我遇到一位熟悉的妇女，她问我是否听说在杨家附近山谷池塘里有大量尸体。我告诉她已经听说了一些情况，并想去看一看，她愿意带我去。不久，我们遇到了她的丈夫，他说要跟我和工人一道去。我们找到了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汽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子。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1月27日，星期四今天，飞机活动频繁，许多飞机飞往西北方向，有些是重型轰炸机。城里充斥着各种谣言，有人认为，中国军队就在附近。天寒地冻，衣服单薄的军人肯定要受罪了。
红字会今天给了我们300美元，为那些持有红证免费吃饭的难民买一些蔬菜和食油，作为中国新年春节的礼物。
我们打算启用东北宿舍楼的浴室，这意味着又有了额外的工作，但这将给许多人带来欢乐。
煤是第一个难题，找到可靠的人来管理浴室则是第二个难题。
终于写完了我的《第一个月的回顾》。在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被打断了无数次，我觉得今晚不值得再花时间读一遍。
大量的赃物被带进安全区，这使我感到很担心。安全区原先是为了拯救生命的，但现在则成了储存和销售赃物的天堂。街道两边排列着小店铺和摊位，这意味着老百姓的胆子越来越大，到安全区外所有的房屋里拿他们想拿的东西来卖或用。索恩先生说，他位于安全区边缘房屋的门被人拆掉了。在我看来，安全区应该禁止这些赃物进来，但是，这需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具有比现在更大的权力。麦卡伦先生说，他已派人到中华中学，以防止进一步的抢劫。
我想知道今后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社会上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正像炸弹在海里爆炸时，会把海底的沉积物都泛起来一样。
1月28日，星期五整个上午，飞机活动频繁，重型轰炸机载着死亡和毁灭从我们头顶飞过，往西北方向而去。
我们觉得整个中国正在被摧毁。我常想知道，庐州的情况怎么样了？整个上午，我都在给外界写信。如果在今晚9时30分把信送到美国大使馆，就有可能让美国军舰“瓦胡号”把信送出去。我将于5时30分从这里出发，因为，我晚上不离开校园，好像多年来始终如此，实际上，我是从12月12日以后才这样的。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在“木偶政府”总部召开的安全区内各区负责人会议，这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名字，我们觉得这非常准确，无法替换。一名日本军官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 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必须在2月4日前回家；安全区内街道上迅速蔓延的所有店铺在此之后将全部拆除。城里的秩序将得到维护，并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人们发现日本兵行为不轨时，可以举报，这些士兵将被处置。日本兵将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我们真诚地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按宣布的实施。
城里的3个慈善机构计划分发1000袋大米和2000美元给最贫困的人们。我们提出了申请，并得到200美元，可以为免费吃饭或持红证的难民购买蔬菜和食油。包括孩子在内，这些难民约有1000人。
今天上午10时左右，由一艘外国轮船从上海带来的一大包邮件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是多么渴望得到朋友的消息啊！今天晚饭后，我们在程夫人的客厅里聚会，一起阅读这些写给我们的信，以及大家都感兴趣的其他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从外国寄来的邮件。
我们这里的难民中有4位盲姑娘，她们目前住在由程夫人管理的宿舍楼里。她们是多么欢快、热切的姑娘，渴望地等待着我们去看她们，她们现在能够辨认出我们的脚步声。星期天下午，我们带她们去做了礼拜，自那以后，她们就问祈祷文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我希望将来能送她们到上海读盲人学校。
自从我们收留了难民家庭之后，校园内晚上8时30分熄灯，夜里大部分时间，我在蜡烛或马灯下书写。安全区内某些区域已恢复供电，城里已开始供水，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但是，仍不通电话。
Y· 冈大佐今晚很友好地来访。他把我给鲁丝的第一封信带到了。
1月29日，星期六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冷。似乎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人们迎接中国春节的准备工作！城里有一种期盼的气氛，街上有额外的食品供应，价格也涨了，贵得离奇。
上午，又送来了更多的信和几份12月的《基督教世纪》，以及我订的1月份的《大西洋》杂志。从美国寄给我的邮件呢？我不相信南京的邮局。
程夫人、王小姐、薛小姐和我，今天花了4个小时为国际委员会把表格填写完。我们这里最贫困的难民能否得到来自上海或国际的救济款，这取决于我们的推荐。在填表时，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我们总是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她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从3月1日到6月30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这些学校。”我们还推荐许多妇女，使其获得小额贷款，直至使她们能与在中国西部的丈夫联系上。对另外一些人，我们则推荐每人得到5美元赠款，帮助她们开始新的生活。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帮助这些人重新自立。如果我们的社会学系及其学生在这里就好了！程夫人和我为油菜饭做最后的准备，以便明天晚上给“免费就餐”的人吃。明天晚上是农历的除夕。资助我们的钱可以做10顿这样的饭，这将有助于健康。
今天没有见到日军官兵。瞧，情况好转了。
一位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给我们当女佣的妇女今天从农村来，恳求我们收留她14岁和18岁的两个女儿。她说乡下的情况仍然很糟，日本兵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了，姑娘、妇女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她将负责为她们化装，并设法带她们进城，因为，外国人还不允许出城，无法把她们接来。
听说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先生一定要去高尔夫俱乐部，但我无法证实此事。
今天下午，红字会的负责人张南武（音译）告诉我，他们掩埋了2000具尸体。我请求他掩埋寺院附近那些烧焦的尸体。这些尸体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月30日，星期天今天没有飞机出动。
零星炸响的爆竹声迎来了中国的新年，却吓了我们一跳，因为这与那些枪炮和刺刀支配一切的日子离得太近了。
今天上午，参加礼拜的人不多，这可能是人们在家为中国新年做准备吧。从这里到金陵大学之间的街道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下午的礼拜要门票，因为，这是为基督徒或上教会学校的妇女和姑娘举行的。南画室里座无虚席。罗小姐作了精彩的布道，题为《为新年做准备》——不是在家，而是在心里。与此同时，还有一所为孩子们开办的星期日学校也在做礼拜。4束可爱的一品红和即将发芽的柳枝给房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轮到玛丽参加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她得知，菲奇昨天搭乘给我们带邮件的英国军舰去了上海。他是第二个获准离开南京的外国人。在我的想象中，我们跟他去参加了在社区教堂举行的礼拜。那些丈夫在南京的妇女迫切想从他那里得到消息。他得到保证，允许他再回到南京，但对此我表示怀疑。住在平仓巷3号的人得到了来自上海的食品——牛奶、黄油、苏打粉、罐头食品。在经历了数周只有单调的储藏食品之后，他们的厨师一定非常高兴。许多星期以来，我们看不到蛋糕和饼干。
今晚，为工人举行的礼拜采用新年除夕的形式： 宽恕过去，鼓起勇气，迎接未来。工人们情绪很好，他们一直忠心耿耿，承担了繁重的工作。
国际委员会送了两份礼金，我们把一份作为只管饭吃、而从事许多额外工作的临时工的小费，另一份用来给所有的人加餐。今天，猪肉07元一磅。给免费吃饭的难民加了蔬菜和油。
1月31日，星期一如果爆竹有驱散邪魔、给新年带来昌盛力量的话，那么来年肯定是幸福欢乐、丰衣足食的一年。天还没有亮，人们就开始放爆竹，不是零星的，而是响成一片，约持续了一个上午。这是一个阴郁、满是泥泞的日子。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中国的新年应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人们觉得不该用惯用的“新年如意”、“恭喜发财”这类词语时，我意味深长地说：“新年平安！”下午，为妇女、儿童做了礼拜后，老花匠（老邵）和我一起去了去年我们弄到几枝漂亮腊梅的农民那里，看看能不能再买几枝腊梅。我们沿着校园西边的路往北走，在路上，我们遇到两具没有掩埋的尸体，其中一具12月中旬就在那儿了。路西边的乡村荒无人烟，没有生命的痕迹。每个小屋子的窗户上都钉了板，门也被封死了。我们抵达寺院所在地区时，这里看上去一片荒凉，即使是买腊梅，我们也不敢冒险穿越这一地带到那个农民家去。于是，我们往回走，快到校园时，我们爬上了山坡，看见那3具尸体还在那儿，这3个人是12月16日在这里被枪杀的，当时，我听到了枪声，我认为他们是平民。在花匠家里，他一定要请我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和水煮荷包蛋。他也应该是《大地》原文为Book of Earth， 显然指的是赛珍珠所著的《The Good Earth》一书。一书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勤劳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和大地贴得那么近。
回到校园时，几群年轻姑娘围着我，恳求我允许她们在“自治政府”规定难民必须回家的日子——2月4日之后继续留在这里。她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困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