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星期二天气非常暖和，就像春天一样，我们担心会发生流行病。
上午9时。我和程夫人坐车去焦太太家拜访。在考试院附近，她有两幢西式房子。我们希望看到她的车子仍然停在那儿，然而，唉，两幢房子都被烧毁了，一片凄惨的景象。被毁坏的一幢房子当过马厩，车库是空的，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
离开那里后，我们去了中央研究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辆日本卡车，一个日本人——他不是士兵，还有不少中国人正在搬生物标本。我听说，这些资料已经送给金陵文理学院了，并已安排了两个人在那儿看守，假使我们有汽车的话，早就搬走了。他们说，正在把东西搬到中央地质研究所，以便安全保存。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了中央地质研究所，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他说，他们把所有的科研材料都保存在那幢楼里，是为了安全。他认为，我们日后可以拿到那些标本，但他也没把握。如果，我们想将它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必须得到驻扎在新街口的日军允许。我们到了中央地质研究所后，程夫人先走了。奇怪的是，我发现那里的两个年轻人开车跟着。我去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地质研究所，这两个年轻人命令不必搬那些标本了，然后，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允许我将这些东西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平仓巷3号，安排救护车和卡车，下午去运标本。下午4时，两辆车满载而归。希望这项工作明天仍然能顺利进行。但我不指望会有好运气，因为，在任何环节都可能会受阻，但友善，并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回报。
下午，在实验学校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是没有被掩埋好的尸体。
附近的妇女们报告说，由于日本兵的到来和他们不断地寻找“花姑娘”，她们仍然不能呆在家里。昨天，人们身上的钱财已经被搜刮殆尽，就连20个铜板也不能幸免。当我们今天早上去南京城东时，除了正在搬运掠夺物的人之外，看不到其他中国人。抢劫还在继续。我们看见许多士兵、军车——坦克、装甲车及军火等。除了少数几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在营业外，大多数商店都没有开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开店是十分冒险的。到今天，日本人进城已两个半月了。
3月2日，星期三今天天气有些凉，飞机活动也少了一些，至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上午，8个年轻女子被她们的母亲从南京西边靠近广播电台的村庄带来我们学校，她们说，她们村一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村子周围一直淹着水，现在水退了，日本兵在夜晚不断进村找年轻女子。我们劝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跟她母亲一同回去，因为她看起来还不到10岁或11岁。一位妇女说，她的丈夫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3位年轻的妇女进来了，她们是从城东的村子来的，并报告了同样的情况。
王先生的3个孩子和程夫人的3个孙子、孙女，下午在忙着建一个花园，花匠小董是他们的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
我们继续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假使这些东西和植物标本在麻烦发生前就搬走的话，该有多少年的科研成果能得以保存啊！3月3日，星期四我在艺术楼设了一个办公室。由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愿意拨专款为每1000名难民支付4位工作人员和2位助手的费用，于是，我们雇用王先生、焦先生和陈先生帮忙管理难民所。一旦煤运到，我们就要开设一两个澡堂。
今天，我支付了2月份的薪水。现在，我已把钱存到银行去了，相信这样比较安全。但遗憾的是，我以前一直没有将它存在那儿，而是放到“帕奈号”上了，如果有人帮我们捞回我们的钱，那该多好啊！不出所料，我们的教职员工大多病倒了，玛丽住进了医院，吴小姐和薛小姐无法上课了，罗小姐也累倒了。
新规则是所有新来的难民，首先必须到宁海路5号去，由那里作出决定： 是否允许入住以及如何分配。
我们真希望更多的难民能够回家。我们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我们特别担心春天的流行病。
假如我们能买到石灰消毒就好了！我们已挖好了两条存放粪便的壕沟，壕沟长20英尺，宽5英尺，深4英尺。
今天有300多人参加了礼拜。王小姐领唱得非常好，不幸的是由于玛丽病了，我们找不到人弹钢琴。
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蜜蜂号”明天要去芜湖，我们顺便让它捎去邮件，星期六它可以带邮件去上海。
今天的天气更凉了，还下着雨。
3月4日，星期五今天下起了春雨，天气更凉了。这场雨对树木来说真是太好了！黄水仙不久就要开了，紫罗兰也十分可爱。难民在校园里到处挖掘绿色植物，我们不得不禁止，因为他们把花挖掉了，包括紫荆、一枝黄等。
我一直在努力平衡账目收支，只是一点都想不起来，12月9日我在哪里支出了50美元。我知道，我把它花在家禽计划上了，我也知道，所有属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钱都被安全地藏起来了，或者是存放到了“帕奈号”。
午后不久，来了一位芜湖的17岁女难民。只要一看这孩子的可怜相，就知道她的故事有多悲惨。她说，日本人一到芜湖，日本兵就到她父亲的商店里去了——她父亲是个商人。因为她哥哥理的是平头，看起来很像士兵，所以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姐姐全都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而她则被两个日本兵带走了，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8个姑娘，被他们看管起来，过着地狱般的日子。大约两周前，他们将她带到南京的南门，一位看起来比其他人和善的长官告诉她来我们这儿。我们给她发了被褥、脸盆、饭碗和筷子。明天，我们将送她去医院。
我想，这就是许多家庭的命运吧！“中日提携”？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取得胜利吗？今天收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从上海带来的邮件，还有一封11月30日写的信，这封信曾被寄到汉口。
3月5日，星期六天气阴沉沉的，空中没有飞机活动。灌木和新移栽的树木需要这种天气。
我花了一个上午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下午则用来写信和给在各地的许多朋友回信，他们写来的短信，让我意想不到，而且十分珍贵。美英大使馆被迫取消为中国人发信和收信的特权，这真是遗憾，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那些缺乏钱而困在这里的妇女们不能随时写信求援了。
中午前，有3位宪兵来访，其中有2位我以前见过。他们对我们的图书馆很感兴趣，而且态度很友善。我高兴地挤出时间带他们参观，因为，我想那样也许会有好处。其中一个懂点英语的宪兵说，他听说过京都的同志社大学。
今晚，我们为全体教职员工举行了一次晚会，晚会安排了许多游戏，还有点心和饮料，大家似乎玩得都很开心。开晚会时，我们仍然把厚厚的绿色窗帘拉起来，而这在过去是没有必要的。
学习《耶稣传》的圣经班情况如下： 高中和初中有两个班，六年级有两个班，五年级（70人）分成两个班，三年级、四年级（300人）分成四个班，总共十个班。早祷之后，我们于8时开了个教师会。
3月6日，星期天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到今天傍晚开始下雪了，真让那些回到被毁的家园的人们备感寒冷与凄凉！今天没有日本人来打扰。
沈牧师在下午的礼拜上布道，参加的人很多，约有350人。他告诉我们，今天早上在原安全区外面的5个教堂举行了礼拜活动。今天，在估衣廊的卫理公会教堂首先举行了礼拜活动，第二个礼拜活动是由麦卡伦先生在南门基督教教堂举行的，第三个礼拜活动是在圣公会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这些教堂对那些返回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下午，德国大使馆的参事罗森博士在英语礼拜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尽管他很谦虚，而且看起来局促不安，但他的讲话很好，主要是强调基督教的谦让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崇拜。这不是自我贬低，而是我们对人类与万能的上帝之间的真正关系的感知。他还阐述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兄弟之爱。
礼拜结束后，传教士们留下来吃晚饭。饭后，讨论了如何让更多的传教士回到这儿来。我们是根据老规矩，请求所有的传教团体都来，还是让很少几个我们急需的人来呢（但这样会不会使其他的团体泄气呢）？由于中国军队开始一次攻势，战火会蔓延到这里吗？我们打算在9时30分收听基督教广播节目，但由于干扰，我们什么也听不到。
那可怜、勇敢、幼小的黄水仙、紫罗兰和茉莉花，今晚要受冻了，因为，天上正在不停地下着雨夹雪。
3月7日，星期一现在，我们有14个人做早祷告。早祷后，宣布当天的通知和计划。现在是7时吃早饭，7时30分做早祷。我们正对这里的难民重新进行登记。我们决定，努力说服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似乎无法防止不了解这里情况的新难民悄悄地溜进来，看门人无法查明他们的身份，即使是管理大楼的工友也弄不清。
上午11时。米尔斯、索恩和我一起去美国大使馆，向阿利森先生询问让传教士回来的有关事宜。艾奇逊先生大约星期四到这儿，在他停留的短短几天里，阿利森先生将试图召集3个大使馆的代表联合行动。他们还将努力找到去城外的布道团基地的途径，比如淳化镇，至今只有麦卡伦和里格斯曾经到过城外，前者为医院买蔬菜，后者为难民所采购大米和煤等生活必需品。罗森博士也只出城去了国家公园中两个指定的地区。
上午在下雪。花匠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将杂志搬回图书馆顶楼，将我们去年夏天所做的工作全给毁了。不久，我们必须将地下室里许多已装箱的书全都搬走。
学习《耶稣传》的10个班还在继续上课，下午的全体会议也照常开，大约有250人参加。
我去大学医院看望玛丽，医院里充满了悲剧。住在玛丽隔壁的是一位54岁的农民，由于他说不知道哪里有牛和妇女，便被日本兵吊在两棵树中间，下面燃着一堆火。后来，一位军官可怜他，才停止用火烧。邻居们一直等到日本兵走了，才割断绳子放他下来，并将他送到大学医院里来。
已经两三天没有飞机活动了。
大约下午2时。来了两名普通士兵，但未制造麻烦，我和李先生带他们参观。玛丽说，从她住的病房窗户，能看到中山路上有许多车在运军火。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3月8日，星期二早晨，大地银装素裹，覆盖着一层美丽的白雪，这是冬天最美的景色，当然也非常冷。
我花了一上午重新仔细阅读了吴博士的来信，并给她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回信。她不久将离开成都。一年前，我们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今日中国的状况啊！哦，何处才是尽头啊？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由和进步的，因为，在我们心中只有恐惧。
大约2时。有一两百名妇女和女孩跑进校园。据报告，日本士兵正在邻近地区挨家挨户搜查，找钱财和“花姑娘”，人们都被吓坏了。这些妇女中约有100人后来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这使出席的人数达到370人左右。
礼拜活动后，我们为本周将开设的4个或更多的班制定计划。要是我们有更多的布道者和教唱歌的人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东南餐厅开两桌，5位给我们帮忙的女难民和我们一起吃饭。
3月10日，星期四早上，一片美丽的洁白世界，可惜，明媚的阳光使雪很快融化了。我有一个感觉，这将是我们度过的最后一个寒冷的天气。如果人们敢种菜和庄稼的话，那么这场瑞雪对春天的田园是很有益的。斯迈思估计，农村的田地至今只有1／3是正常栽种的。如果士兵继续威胁农村居民的话，下个秋冬季节就有闹饥荒的危险了。
今天，又有一些飞机活动了。下午，警报响了两次，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已没人留意警报了。
今天，我们这里发现了第二例猩红热。假如她母亲在家的话，我们只能将这个女孩送回家，因为，那是我们能进行的最好的隔离。我们害怕万一某种流行病在我们的难民所里或在这个城市流行开来，医院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或工作过度紧张。布雷迪医生2月21日到这儿，至今已为难民所里的7582人打过预防针。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约有2000人。
要是我们这里有校医和护士就好了！程夫人目前无法做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3个帮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今天上午，我见到第一个班的学生（35位20岁以上的妇女），在旧式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到4年的学。现在，女人们身上有一种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温和和敏感，这是因为痛苦和害怕的结果。其中几个女人谈到，由于她们暂时抛开对家庭的惯常照顾，才获得现在这种机会。
在课堂上，我解释了主祷文，我希望到星期六她们中的许多人能熟记。假如我能说中文那就更好了！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今天该到了，要是他来了，我们就能收到上海发来的邮件，另外我希望能收到一些教学材料。他会停留几天，然后去芜湖，再从那儿回上海，然后转道香港去汉口。
3月11日，星期五我们继续组班。现在，三年级有10个班——相当于高中水平，有5个班的姑娘或妇女，她们曾经在各地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到4年的学。还有的是根据年龄分班的，有7个班是从未受过教育的，年龄在12～30岁之间。我不敢确定除了这1000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
我们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教师和教室。没有一个班能在教学楼上课。因为，所有的教室都被难民占用了。我们有一半的班在艺术楼用于礼拜的房子里上课。今天，我们又将舞台用做了教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书。
下午4时。我们召开了全体教职员工会议，会上对复活节前五周的工作、工作重点和复活节前一周的节目以及对我们的最高年级50位初、高中女孩正在准备复活节的日出聚会以及复活节庆典活动作了安排。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将庆典活动放在复活节当晚举行，问题是能否保证有灯。所有这些工作是由我和7位难民负责的，神学院的王小姐在指挥这些活动，可以说，她是头。
下午2时。3位军官和2位士兵来我们这里检查。我知道，礼拜堂正在做礼拜，科学报告厅有一班未受过教育的姑娘们在上课，因此，我故意将客人们拖在四方草坪的北边。我们带他们参观了图书馆和中央楼，中央楼里仍然住满了难民。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无法查明他们的来访有何不良动机。他们带了一个翻译，就是以前到这儿来过两次的士兵，他在神户的一个教会学校学过英语。
今天，我们收到了由美国军舰“瓦胡号”带来的上海邮件。上海的朋友如此慷慨使我们很羞愧。就食物来说，我们不再十分紧缺，因为，现在在街上既能买到蔬菜，又能买到肉。程夫人担心以后一旦储存的食物消耗光了，外面的食物又无法运进来，那我们就会缺乏食物了。
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使我们很伤心，某个地方出了大漏洞，但我们不知道漏洞究竟出在哪儿。今天早上，难民们在痛苦地抱怨，一些人还给我看了她们分到的早饭： 非常稀的粥，而且量也不足。这种为填某个人的私囊而让这些妇女和儿童饿肚子的事情让我愤慨不已。
我们真希望能亲自掌管这个粥厂，除掉所有的压榨行为。
8时30分。灯照例熄了，我借着烛光在写日记。我养的狗狂叫不止，我猜想是否有人正在试图进入校园。窗户上仍然挂着厚厚的绿色双层窗帘。城里警察很少，然而我们还算平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3月12日，星期六我现在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似乎还生活在去年12月，总是想写12月份的日期。也许是因为去年12月根本没有日期可言，那只是一连串的苦难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多多少少相似。今天很冷，但阳光灿烂。
上午9时。王小姐组织了最后一个班，学生都是十八九岁的未受过教育的姑娘。现在，我们已经为未受过教育的人组织了7个班，有335名学生登记在册，年龄从12～30岁左右。
上午9时。我见了我自己班上的妇女们，她们在其他各地的私立学校（旧式的中国私塾）上过1～4年的学。我原以为有35位学生，现在却有43位。有些人的脸看起来有强烈的责任感。
班里已有一半人抄写并熟记了主祷文——这是第一个任务，因为主祷文中蕴涵着我从未认识到的一种完整的意义。我们下一个任务是熟记“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讲第121首赞美诗。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为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收集书，给他们寄信。下午6时30分，终于将邮件送到了大使馆。我们深深感谢大使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件大包裹。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听到他们对此有什么抱怨。南京的悲剧，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大使馆代表的价值及其为南京人民提供服务的重要性。我们有任何麻烦都可以随时去找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最令人沮丧的问题，就是那个为我们的300名难民供饭的粥厂。我们得知，这个粥厂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
陈先生希望把粥厂移到校内，这样，它就处于我们的监管之下了。当人们得知，他们并未享受到他们应该享受的国际委员会给的大米时，他们都义愤填膺。
晚上，我们在实验学校按惯例第二次举行周六晚会，游戏节目有九柱戏和游览，点心有甜土豆、爆米花和花生糖等。
天气仍然很冷，但我总觉得春天很快要来临。玛丽还在医院。回到城里的里奇先生来信说，他希望能在3月24日前通邮，到那时莫兰德也将回来了。我们在上海聘请教师时，遇到了困难。在南京和上海，邮件都可能受到检查。
3月13日，星期天今天很冷，但天气晴朗。从东南方飞来了许多轰炸机，城市上空有许多飞机在进行训练。我们很少注意这些飞机，但是，轰炸机的嗡嗡声令我很烦闷。
露西·邵小姐来吃晚饭，谈起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那些妇女和姑娘，现在能把《赞美上帝》和《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两首赞美诗唱得很好了。由于大多数人已经记熟了主祷文，而且知道了它的含义，所以她们唱得更加投入，更加有感情了。当我今天站在讲台上，面对250人时，我似乎觉得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学生，因为，我到处都能看见一张张酷似我们某个学生的脸。较年轻的难民现在看来好些了，因为她们洗了头和衣服。在这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人想洗脸梳头，衣服也越旧越好。
礼拜活动后，一位妇女告诉我，她刚把她的3个女儿从六合附近带回来，去年秋天她们就躲避在那里。她说，士兵把鸡、被褥、水牛、钱等东西都抢走了，没抢去的则都被强盗抢走了。他们经常来找“花姑娘”，如果不交给他们，那些父母亲常常就有生命危险。在回来的路上，年轻的女子几乎都穿得破破烂烂以逃避检查。
程夫人、王瑞琪（音译）小姐和我一起去平仓巷3号，参加英语礼拜活动。在礼拜活动前后，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德国人接管奥地利的事。麦卡伦说，上午在南门做礼拜的有60人，全是老头老太，而他们自己的信徒却只有8个左右。福斯特报告说，在圣保罗教堂只有50人做礼拜。
刚吃过晚饭，一位约60岁的母亲和她37岁的女儿来到粥厂，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她们就向我们叩头，求我们去保释这个年轻女人惟一的年仅15岁的儿子，据说，他被关在模范监狱。她们给我们提供了那些使她们确信他在那里的证据。那位老太太说，她有4个早晨去了监狱附近，看见七八辆卡车装着男人们去各地干活。一些男人穿着士兵服，一些人穿着平民服，还有一些人只穿着裤子和衬衣，而且她说，他们的脸色都糟透了。
告诉她这一消息的人还说，大约有3000人关在监狱里，其中约有1000人是平民。她听说，其中有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被冻死了。监狱的地上连一棵草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已3次间接地设法使那些平民得到释放，都未成功。明天，我要去自治协会见一位有影响的人。
3月14日，星期一天气晴朗，但是很冷。
上午10时。斯迈思和里格斯先生来访，在我的办公室与两位农民进行了商谈，这两位农民是我们西面地区的邻居。国际救济委员会迫切希望农民和菜农返回家园，种植春季作物。但是，人们都害怕回去，正如姓陶的农民所说的那样： 当他们回家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走，首先是钱，然后是被褥、衣服、食品，连农具都不会留下。如果他们抵抗就会受到威胁。
他说，他的儿子被指控为士兵，就因为他的草帽在他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年轻妇女自然是不能回去的，甚至连老太太都会遭到强奸。就在今天，一位40岁的妇女一大早就被家里派出去买米，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到晚上5时她还没回家。南京城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上已陷入停顿。而全世界都被告知，在南京被占领的那几天里商业活动正常进行。
如果今年夏季和秋季不能种植庄稼，那么食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临近中午，我到宁海路5号见许传音博士，恳求他帮助我们从军事监狱里保释平民（现在绝对不能称之为模范监狱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他将尽力而为。他是自治委员会的一位成员。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新的办公室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登记，正准备给每人编号并发给标签。今天，地面被弄平了，粥厂也将被移到校园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年轻女子远离前门，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粥厂管理上根除压榨，给难民应得的食物。每当我想到竟有人要从这些危难之中的身无分文的人身上榨取钱财，我就十分愤怒。
程夫人今天送了4位难民去大学医院。一个14岁的女孩今天下午在文学楼死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天上午8时30分，两个澡堂开门，程夫人除了要做所有的分内工作外，还要管理这两个澡堂。洗衣工要负责烧炉子，有4个难民打算来帮忙。我看见一位母亲拿着一块“救生带牌”肥皂进来，她说，明天要给两个小儿子洗澡。她是多么高兴啊！当我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3架重型轰炸机亮着灯、“兴高采烈”地返回句容的基地去了。
看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以为它们做了一次短程旅行，而不是去执行毁坏性的作战任务。
3月15日，星期二今天暖和一点了，阳光灿烂。空中有许多飞机活动。我们被告知，城里来了新部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上午9时。为了更换转移属于中央研究院的资料的新通行证，我去了一趟原交通银行（现在是日军司令部）。今天，我们也许有一辆卡车用，我准备将资料全部搬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想带走两架钢琴——那是我们朋友的。我现在多么希望以前已经将这些东西运进学校了呀。我们得到一个为期5天的通行证。在那里，我看到两个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我恳求他们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我认为，他们多少会为此作出努力的。
我10时30分上课。现在班上有近50人登记在册。我多么希望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好中文。
11时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南门的一些大街上仍然很少有人，即使有人的街上，除了几个老妪也几乎看不到妇女。整条莫愁路是个忙碌的市场，有许多人在做买卖。有人说10个人中有8个在做生意，因为没有其他事好做。我猜想，人们聚集在街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那样会更安全。对妇女来说，危险确实是小了，可是抢劫仍然时有发生。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我们刚刚重新登记过这里的难民，现在有3310人。刚刚又收容了14个新难民，都是去年深秋撤往乡村的妇女和姑娘。她们的钱用光了，土匪又猖獗，所以她们选择了回南京的艰难历程，她们可能听说过安全区或某个难民所。
今天上午，我在城南看见许多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的内心极为反感。我们经过大街时，看到大部分店铺要么被烧光、抢光，要么就是用木板封门。以前的巧克力店被日本人接管，但我不知道现在店里在卖什么。
今天有两批日本兵光顾。
写完这一页，我听见几架轰炸机从西北方返回句容。今夜月光皎洁，它们可以畅通无阻。
3月16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但不太暖和。从凌晨4时开始，空中就有大批的飞机活动。
一个苦力在四周平土，老吴在栽种、移植花木。男人们又在挖新的壕沟盛放粪便。终于弄到了石灰，撒在不清洁的地方消毒。
今天，陈先生给了我下列难民数据： 中央楼528人，科学楼517人，文学楼885人，宿舍（东北）487人，宿舍（西南）497人，宿舍（西北）431人，共计3310人。
我们希望难民们回家，但我们不想强迫年轻女子也回家。
我们的澡堂现在已经开张两天了，第一天有154人洗了澡，今天有161人洗了澡。对成人的收费是4个铜板，孩子减半。
据报告，新士兵连铜板都感兴趣，我们听说了几例有关平民连少得可怜的20个铜板都被抢走的事例。街上现在有许多鸡蛋出售。当我问他们是如何通过城门口士兵的检查时，他们说，现在士兵不再没收农民所有的携带物了，而更愿意得到四五个鸡蛋。
今天我去南山公寓为玛丽·陈找一本书。那儿负责管理的男孩说，现在没有士兵到公寓附近来了。我们没人有时间将散乱的物品放回衣箱或带抽屉的橱柜。用来储存东西的食堂看起来像遭过飓风袭击似的。哪一天，我和程夫人必须上南山公寓将东西放回原处。
可怜的陈先生在粥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如果将它搬进校园，原想可以消除压榨，但这也正是困难之所在。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巢县、合肥以及其他离南京不太远的地方的难民，现在都打算回去了。每天，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在计划回家的事。老邵今天来告辞，他要跟他的儿子、儿媳一起走。
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我和其他外国人去了宁海路5号，接受华丽的丝绸或缎面的画卷，这是对我们在这几个月对南京市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的衷心感谢。孙淑荣孙淑荣为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程先生即程朗波，伪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和许传音博士是出席者中仅有的中国人。他们发言简短，但很诚挚。米尔斯先生代表我们做了答谢，他们给我们每人颁发画卷，然后，仪式就结束了。虽然这3个人都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成员，但是，这项赠送是代表所有平民百姓的。
后来，我去了约翰·马吉的家。南京的外国男人实在是需要他们的妻子啊！起居室兼做餐厅，显得乱七八糟，需要一个女人来好好整理。马吉看起来也不是很健康。
下午，我和王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释放模范监狱里的平民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许传音博士和孙淑荣先生已经帮我起草了这份请愿书。这个消息也许会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城市，那样我们就难以招架了。我希望本周内得到签名，请愿书及签名要一式三份，一份送往日本军方，一份送往特别委员会，还有一份送往自治政府。今晚，我们给了一个难民和她的孩子5美元的救济，明天他们要跟随一群人设法去汉口。她说，如果钱用完的话，她就要去讨饭了。
还有一个年轻妇女带着4个孩子来求我给她在重庆的朋友写封信，看看她的丈夫是否到过那儿。她的丈夫起初肯定是跟着一群人乘小船逃离的，但后来她听说，许多船只都沉掉了。
王师傅来学校看我，他和他的一家人曾逃往湖州。他说，他们离那个山谷里的小镇有40里，那里很太平。他看起来又黑又瘦，他说，他必须找到工作。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会送他去上海找鲁丝。他进城时没遇上什么麻烦。
今天，3个女人经过艰难跋涉，从农村来到学校，恳求我帮忙，看看是否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其中那个最年轻的女人的公公被杀害了，她的丈夫在12月26日登记时被抓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悲剧发生！我祈祷我不会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要是我们的请愿书能成功地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该多好啊！夜空明朗，月光皎洁，那意味着在汉口、安庆，也许连长沙和重庆的空袭都很猖獗。欧洲的局势也令我们感到不安。难道另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3月18日，星期五春天美好的天气一直持续着，晴朗、暖和。总有许多重型轰炸机朝西北方飞去。但愿上帝怜悯那些中国士兵！白天，有消息说，城门口搜查很严，连人们身上的铜板都不放过。那些没有良民证的人不许进城，这也许会使李汉德博士回城受阻。
可怜的中国妇女真是不惜一切，抓住任何一线可以救回她们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希望！今天早上到9时，我们已经得到许多人的签名，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中，我和大王以及他的小儿子，都在忙着让人们在我们准备好的3份请愿书上签名。到中午已有104名妇女签了名，她们中大多数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让王先生帮她们写，她们再按个手指印。我帮着她们按手印。许多妇女由于辛苦劳动，手被磨得又粗又硬，以致她们把手弯过来按手印都很艰难。整个下午，人们接连不断地来签名。她们大多数都有伤心欲绝的故事。我真希望能坐在一边安慰她们。其中一名妇女，她有4个儿子被抓走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说，她们惟一的依靠丈夫以及三四个孩子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群多么心碎却又充满了希望的人啊！在过去的3个月中，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不收留她们的丈夫，不过，今天许多妇女都说，尽管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叩头求日本兵放过他们，可还是被带走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下午，一位朋友来拍一些有关我们难民所及其活动的电影镜头。可惜的是许多室内场景无法拍。我们的校园里现在又在给所有难民进行登记。登记结束时，我们努力将年长的妇女和孩子送回家。这时，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在搜查大烟，今晚，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因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要是人们肯说真话，那我们的工作就会轻松多了。
今天，我们从贷款基金中贷出了50美元，用一幅画卷和一些金戒指做抵押。
3月19日，星期六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来飞去，从东南到西北，又从西北飞回句容的基地。
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在两位工人的帮助下，我和王先生以及他的小儿子，管理着源源不断地前来在3份请愿书上签名的妇女们。这些可怜的心碎的女人！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她们那悲伤、绝望、忧心忡忡的面容和那双辛苦操劳的手。“他是我惟一的儿子”；“他们抓走了我所有的3个儿子，我不敢去求他们”；“我家里有4个男人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我只有3个孩子和我婆婆留在身边，无法维持生活了，我只有去讨饭”；“我的两个孙子被抓走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家惟一的依靠”。诸如此类的话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耳际。她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仍然还活着，在这一点上她们的希望要比我的大，因为，我听说城门外或幽僻的山谷中的池塘边尸体成堆，不过还是乐观点好。也许正是有了这个希望，这份请愿书才能使模范监狱里的那些人获释。但事实是，安全区外的许多男性平民被当场杀害了，而安全区内的成千上万的男性平民则被带到安全区外加以杀害了。
在这两天中有605名妇女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说她们签名，其实只有几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人被要求下星期一再来签名。
就在正午前，一位叫方灏的先生上门来视察，他是自治政府第四区的头头，也是该区军事负责人，同来的有一个中国翻译、一个宪兵队长和一个普通士兵。当我们去几幢住着难民的楼参观时，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方先生还宣布说，现在难民们可以安全地回家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立刻去汇报。在他宣布时，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脸上并未闪现出快乐的光芒，因为，她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再相信这些口头承诺了。他们要通过多年的良好行为和真正的友好才能改变目前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恐惧感。
今天，我们通过恢复后的中国邮局收到了第一批邮件，这是一捆2月份的杂志。他们显然是想通过邮寄二级印刷物来做试验。
传闻说南门被沙袋阻塞了，是真是假我就不得而知。
今晚有为工人举行的每周一次的聚会。第一批黄水仙开花了，连翘也含苞欲放。
3月20日，星期天今天就像是4月份的天气，黄水仙开花了，杏树开花了，李子树也开花了，垂柳的枝条就像许许多多柔软的绿色旗幡。这本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啊！上午和许传音博士进行了商谈，给他看了那份附有600人签名的请愿书，他赞成这一举动，并叫我们坚持做下去。昨天，他获许进入模范监狱，他说，他被告知狱中有1500名男人，其中部分是平民，大约还有20个男孩。不许他和任何人说话，但他相信，能想办法使平民获释。犯人们严重营养不良，因为，他们只有米饭。他能送盐和加盐的蔬菜进去。下次，他将努力送蔬菜和肉进去。他看见的许多男人都病了，虚弱得无法劳动。
在我们下午的礼拜开始前，两名日本军人和3位平民以及一名中国翻译来访。他们有兴趣去看难民。我带他们看了3幢楼里的难民，然后去了图书馆。他们似乎真的感兴趣。我想任何一个翻译都是汉奸，尽管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无法抑制。
下午大约有250人参加了由王小姐布道的礼拜。
4时30分的英语礼拜仍然在平仓巷3号举行，麦卡伦进行了布道。罗森博士是参加这次礼拜的惟一的非布道团成员。这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友谊，是危险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礼拜结束后，通常进行信息交流，我们有许多的消息要互相传达。因为没有收音机的人总想得到最新的消息。
礼拜结束后，索恩先生带我和布兰奇去了两户中国人家，这两人是他在安全区的朋友。第一家是罗丝·倪周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届获文学学士的毕业生），虽然那里很脏，但难民们的存在对房子来说却是一种保护。第二个是王太太的家，它已经被宪兵队占领了，并进行了抢劫。尽管门上贴了告示，我们还是为王太太拿了两盏灯、3床毛毯和一些衬衣裤给她。我原想拿那台维多利亚牌留声机的，然而，它已被人用枪托残忍地砸烂了。那胡乱的破坏极其彻底。
今天，我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信件。该信是14日写的，到这儿已经是20日了。
3月21日，星期一就在11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听到了从南京西南面远远地传来革命军的枪声。那时，南京驻扎着十多万北方军队，然而不到4天，曾经说过要誓死守城的驻军却仓皇地逃到城墙外，成千上万的人被汹涌的长江淹没了。历史真的又再重演了！ 那时，我们也说过，我们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撤退的军队，可是，正是胜利的军队却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危险。
上午，请愿书的签名仍在进行。100多名妇女在文学楼北面等着签名。王先生和他的儿子以及陈先生正在忙着写名字，我们希望这项工作今天结束。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十分可怜的场面之一。
我们意外地获得使用一辆卡车的许可。我陪李先生去了平博士的办公室，我们将办公室地上的重要报纸都拣起来。其后，整个上午，李先生一直忙着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后来，他又去了格蕾斯·夏的家，把她的钢琴带来了。
下午大约1时30分。一名日本医生和3名士兵来访。通常我们首先是带他们去几幢住有难民的楼里看看，最后带他们看一幢干净的楼，比如图书馆。我们尽量不让他们参观班级或下午的礼拜活动，以防他们误解，以为我们开办了一所常规学校。
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迅速收集寄往上海的信件。我上次的信件是3月12日寄往上海的，3月14日就到了那里。据说到3月25日，我们就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
今天，有许多姑娘从乡下来找我们，她们说，那里的情况仍然令年轻妇女和姑娘们无法忍受。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姑娘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很显然，城里又重新开始登记了，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挤在自治委员会门外。
玛丽仍然在医院里，想彻底治好感冒。程夫人躺在床上，保持温暖以使伤风痊愈。我难得有如此忙碌的一天，到下午4时30分还没吃午饭。
天气阴冷，黄水仙却傲然开放。
陆利天（音译）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主席）传来了消息，他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撤到了安徽巢县，白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轰炸，夜里则在躲避盗匪。好可怜，好可怜的人啊！3月22日，星期二天很冷，阴沉沉的。没有飞机飞过。有报道说，中国的非正规军破坏道路、烧毁桥梁等，这使得日本军队相当恼火。
在请愿书上签名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共有1105人签了名。我立即将它拿给许传音博士，他随即刻不容缓地去呈送给当局，既给中国当局，也给日本当局。同时，他认为让妇女们继续去恳求监狱是一个好主意。组织100来名年长妇女，再让她们去请愿，难道不是一个聪明之举吗？侯医生（他是牙医，是洛杉矶阿尔伯特·琼太太的父亲或哥哥，金陵大学1923年毕业的学士）今天来了。他刚从芜湖来到南京，急着要去看看他的家。也许贝茨陪他一起去。几周前，我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但没进去，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坐在汽车里，是不能把汽车单独停在那儿的。那房子现在被军队占据着。
今天从医院回来时，我看到老百姓（普通平民）搬着昂贵的外国门——那也许是他们从某所好房子里拆来的。除非人们回到自己家里去，否则，他们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的，因为抢劫一直在继续，既有日本兵，也有中国人。
我们听说，今天有500名男人从南京城北被带去为日本军队干活。
3月23日，星期三今天又是晴天，空中有飞机活动。在我离开房间前，那个老裁缝吴的妻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昨天夜里被杀害，她说是盗匪干的，但我还没证实。
玛丽今天从医院回来了，为了迎接她，我已经搬回北面的房间，这样她就更自由、更安静了。我们的小起居室里仍烧着炉子。
偶尔我能收到上海来的《新申报》，看来这份杂志有个日本编辑，或者是有个极好的中国傀儡编辑。
上午12时。我学一个小时的中文后，和王先生去艺术楼，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妇女想在请愿书上签名，我们安排她们下午2时签名。这些妇女大多数是从城北和城东的农村来的，她们说，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被抓时，如果为他们求情，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使她们自己的生命遭受危险。如果没弄错的话，今天来的这些妇女看来比前几天来的更穷。一名妇女说，她和丈夫以种田为主，丈夫已经被抓走了，房子被烧了，只剩她和3个年幼的孩子，她现在害怕回到那个过去的家。
更多的农村姑娘进了难民所。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不再进来呢？11年前的今夜，北方军队从南京撤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好几百邻近地区的难民妇女和孩子住在体操馆。那个晚上，人们几乎都没睡觉。
中午12时30分。我去汇文中学参加了一个宴会，在南京的大部分外国人也应邀参加，总共3桌，有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蒋先生和他的儿子卢瑟（Luther）举办了这次宴会。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及家庭目前在长沙。侯医生刚从芜湖坐火车赶来，也出席了宴会。他迫切地想回家看看是否留下什么东西。
金陵大学农经系的邵德馨（音译）来拜访，他从和县来到这儿，今天要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多么需要他和周敏啊！特别是我！神学院已经决定这个秋天在南京重新开学，即使只有一小群学生。我希望我们办一所初中，或许还可以办一所高中。
3月24日，星期四今天我的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我不时地想起1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当时，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消息说，北方军队正在悄悄地撤退，革命军队已经进城了；接着传来了威廉（William）博士不幸遇难的悲惨消息和新军强烈的排外情绪，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附近的山上出现了令人恐惧的黑影；我们撤退到金陵大学里。那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和约翰·赖斯纳（John Reisner）向外看着这个城市，黑暗中只看见焚烧外国建筑物的火焰。我真想知道，1949年3月24日的南京会是什么样。
上午，不断有上了年纪又非常穷的妇女进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她们听说了这件事，为了儿子她们甘愿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来的人中有3名妇女说，她们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过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妇女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去过那里，以辨认每天早上带出去劳动的犯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和这些妇女一起去，然而，我知道我的出现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个障碍。
大约有150名妇女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许多人在忙着缝制衣物，还有许多人白天回家了。
陈先生仍在着手处理粥厂这一最难解决的难题。假如我们自己能管理的话，就能提供特别的食物，多一些油和蔬菜，这样就可以减少难民所里的疾病。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发往上海的邮件，今天下午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带去了。
农村姑娘连续不断地进来。
福斯特还在试图争取去上海，并争取得到允许他回来的许诺。显然，日本使馆对菲奇先生去美国很不高兴。
今天，吕蓓卡发来的电报报告了好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获得资助难民款500美元，金陵大学医院获得了1000美元。
3月25日，星期五今天又是大晴天，许多飞机向西和西北方向飞去，一架重型轰炸机早晨6时就飞去了。
今天，有更多的妇女从农村赶到学校来签名。有两名妇女已经在模范监狱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从卡车上下来，其中有个男人求他妻子想办法让他获释。我们该怎么办？许传音博士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说，可能需要两个星期。
洋水仙开花了，金陵大学的花匠今天早上拿了一些水仙花过来，有两大篮，我们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这里的难民。国家公园里的那个可爱的花园一定非常美丽！我真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罗森博士获准前往一个封锁很严的地区，但我没听说有其他人可以去。
上午11时。有位先生来找我，让我带他去12月26日那场惨剧发生的那个山谷。我们幸运地找到那个山谷附近的一些人，他们很乐意陪我们前往。在那个大池塘边，有96名男人惨遭不幸，在另一个池塘边大约有43具尸体，附近的农舍里大约也有4具尸体。农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兵先将煤油和汽油倒在人们身上，然后点燃，逃跑的人遭到机枪的扫射，有4个人带着伤痛跑到那所房子里躲避，房子就被烧了。当我们站在那个小池塘边，看见一个个像是人头的东西。我们用竹竿和木钩将一具男人的尸体慢慢推到岸边，他穿着平民服。这男人一定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有一个人逃进大学医院，但几天后死于烧伤，我们保留了一些照片。
贝茨先生寄来一封短信说， 他正在争取去上海一周。我和玛丽都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很可能不能获准回来。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小团体已经减少了4人，虽然又增添了3人，但其中两人在邮局工作，不管难民救济工作。对传播福音来说，现在机会很多，然而，人手不够，精力也有限。希望能有一个假期，以作一些休整，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11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都被护送出了南京城，登上停在下关的炮艇。6个月后，我们中只有几个人回到南京，不到一年，生活又重新恢复正常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来访的齐先生说，他认为，1939年秋天前学校是无法开学的。
3月26日，星期六几乎每天上午，当然总是在那些晴朗的上午，当我们那一小组工人在南画室集中做礼拜和祈祷时，总有重型轰炸机从离我们头顶很远的上空飞过，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低沉的轰鸣声。我们这个团体现有15人指在南京的外国人。。
我们难民所的总务处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总务处的负责人弗兰西斯·陈，开始重新核对“免费吃饭”人员组和“红标签”人员组。我们的3317名难民现在人手一张标签。许多姑娘给自己的标签绣了边。玛丽坚持认为，校园里那块宽敞的运动场对姑娘们有吸引力，她们喜欢在运动场上挖绿色植物，而不愿回到她们的庭院。我希望我们能为她们组织一些游戏和一些常规锻炼，但那样的话也许会引起外边的注意，而且还有缺教师的问题。现在，我们尽力让爱在运动场挖野菜的年轻姑娘离开那里，以免引起偶尔路过的日本兵的注意。
今天，我从恢复营业的邮局收到第一封一等邮件，这是从柏瑞（Berea）大学发来的一封航空信，信的日期是2月27日，没有受到检查的痕迹。他们说现在市里有7家邮局开业了，不久，我们又会收到包裹邮件了。
大概下午4时以后，我去日本使馆见福田先生，早在2月份，我就交给他700多名被抓走的男性平民的资料，大部分是12月16日被抓走的。他说，他已努力去调查这些男人的有关情况，但没成功。当我告诉他，有许多平民被关在模范监狱，他显得很惊讶，似乎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新鲜。后来，我向他提供了一个男孩的详细资料，他的母亲今天上午来找过我，她说，她已经4次看见儿子了。福田先生接过那份资料后说，他认为他能为此做些什么。我相信他的话，又给他送了一些类似事件的事实资料。我希望他是真诚的。
今晚，12名年龄在9～19岁的青少年来实验学校参加游戏，他们是我们职员的子女。九柱戏、骨牌戏、游览和国际象棋，所有的游戏都让他们玩得很开心。这些日子，点心很简单，只有甜土豆、爆玉米花，偶尔会有上海带来的糖果。那位12岁的小姑娘玲生（音译）也来参加了，她曾被关在城外近一个月。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看起来非常像个男孩子，这使她逃过了一场苦难。这世界总算给了他们一些关爱。这些人中有个18岁的姑娘，是在12月17日那个永远难忘的晚上从我们校园被抓走的。
3月27日，星期天春天真美，但是仍然很冷，我们要继续生火取暖。池塘里的青蛙开始鸣叫。我那两只忠实的看门狗，高贵而又含蓄的莱蒂和漂亮得令人妒嫉的朱力，都热恋上了一只来访问它们的端庄的小母狗。这桩三角恋爱如何收场，只有等着瞧了。
上午，Y·冈中佐来访。他是昨天乘飞机来的，今天下午回去，下周他要返回东京。我真希望有机会让他知道，如果玛丽的小汽车还在的话，对难民的救济工作会起很大的作用。以及如果那些女人的丈夫和儿子能从监狱里被释放，那她们会是多么的感激。我真的希望能和日军中的部分人，真诚地谈谈关于日本正在犯的这个悲剧性错误，但至今没做到。有时我想，过分小心谨慎是不明智的。
我去鼓楼教堂参加10时30分的礼拜活动。有许多的士兵在中山路上走来走去。看见这种场景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怨恨他们的出现。
有近300名妇女和姑娘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她们喜欢唱刚学过的赞美诗，而且唱得很好。下星期她们要学一首复活节赞美诗。我们每天下午的聚会照常举行，然而，参加人数不如过去多，也许大教堂更适合布道。
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来到汉口路和宁海路的拐角时，两个坐黄包车的士兵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叫黄包车夫给他弄一个“花姑娘”（年轻女孩），那个黄包车夫不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当这两个士兵看到我走过来时，连忙打手势，示意黄包车夫往前走。日本兵一定恨我们呆在这个城市！然而，当友好、文雅的士兵来校园参观时，我们很高兴带他们去参观。
斯迈思在英语礼拜中进行了布道，主题是《爱你的敌人》。罗森博士每个星期天都来，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出席。他一定很孤独，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他非常有规律地去国家公园限定的地区散步。
3月28日，星期一春天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这种好心情被那些轰炸机和许多在进行训练的飞机的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破坏了。李子树开花了，早绣线菊也开了。
上午来了两名妇女，她们在模范监狱见到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已经能给她们的男人送食物和衣服。蒋师傅去模范监狱看他的儿子是否在那里。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人，是在12月16日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被抓走的。我将3名男子的外貌特征资料送给了福田。我多么希望他能真的努力，使那些平民获释！下午5时。我去学校西面虎踞关一带散步。玛格丽特·汤姆森（Margaret Thomson）前任厨师的母亲，依然守着她那小小的家，直到现在，她还是担惊受怕，希望我进去看看被破坏的情况。她花了大约10分钟才拔掉门闩，打开门锁。里面是一片令人同情的景象，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许多家具已被当做柴火烧了。大概是12月中旬，当她那年老的丈夫说他没钱时，就被日本兵拖出屋子枪毙了。我问道：“菜农在种春季的蔬菜吗？”她回答说，原安全区附近的那些菜农开始种了，但较远的菜农没种，因为，清凉山上的士兵们如果看见男人在田里，马上就会下来，还要菜农把蔬菜都挖给他们，否则就交钱给他们。他们仍然来要姑娘，但不如以前频繁了。现在，南京城里根本没有法制，有的只是偷盗和屠杀。回校时，我顺便取下几面安全区的旗帜留作纪念。
我把本周想写的关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列了个提纲。由于不断地被打扰，所以我现在无法在办公室里工作。
你们中曾来金大礼堂做过礼拜的人，现在见了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吃一惊，南面一半堆着成麻袋的麦子，足有看台那么高；北面一大半堆着成麻袋的大米和面粉。门廊里有两台机器忙着碾麦子，以便日后供给粥厂或出售给难民。这些麦子是里格斯和索恩用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为难民“偷”来的。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飞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空的飞机一批就多达10架，都是朝西北飞去的。贝茨今天收到了3月28日的《字林西报》，这太好了。
新政府好像是昨天举行就职典礼的，它原本于3月15日就应该成立了。
尽管人们一直在议论唐绍仪将出任这一职务，一位叫梁鸿志的先生担任名义上的首脑。
新政府和北京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些人说，南京政府受北京政府的控制，另一些人说，南京政府控制北京政府，还有一些人说，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果通过不合作来阻止日本的企图，那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我们听说，所有政府成员都回上海去了。
我今天去看金陵大学的难民工作。他们现在有九百多名学生在学习，上课的老师大多是难民。除了宗教课外，他们还要上英语课和日语课。陈嵘博士除了干其他的工作外，还要组织上述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们那里的女难民现在住在校园北边的3幢房子里，大约有二千人。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接收了500人，几乎全是从农村来的。今天，他们又允许50人进来，这说明离和平还很远。在台阶上，我看见一名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小孩，早在去年12月，当他们下关的房子被烧掉时，他们就去了江北，回来的路上被盗匪抢劫一空。
我们现在通过火车、汽车和日本轮船与上海联系。六百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已抵达南京，他们大多是来经商的。然而，美国人要进城还是不可能，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行，日本人的理由是南京还不安全。盖尔先生已获准从芜湖来南京。贝茨和福斯特先生正在努力争取前往上海办事，但还没有获得准许，这看起来的确有些歧视。我不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家日本商店开张，但绝对不止几家。
早绣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花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飞镖似的穿来穿去，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有16人参加了今天早晨的晨祷仪式，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5人参加。
3月30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中国朋友们看起来瘦了，因为他们脱掉了几层夹衣。飞机活动仍很猖狂。
程夫人已经安排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一两天后，我们还要让一些最穷的妇女去除草坪和运动场上的杂草。我有些担心难民们来申请干活，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上课和下午的聚会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参加者已不如4周前多，因为，现在有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家。
下午2时。我和李先生去南门附近的“寡妇之家”。广州路以南的上海路和整条莫愁路挤满了人，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把他们的商品摆放在桌上、长凳上和地上，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似乎买卖是惟一的谋生方式。这些日子在南京，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根本没有生产。
“寡妇之家”位于南门东面。我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我们去他家喝杯茶，我们说，如果他们不大肆张罗来招待我们，我们就去。但是，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还是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烹制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了我们。他那一排3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
当他带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佑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和3个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老人不和儿子同住，因为，他们的儿子喜欢吃肉，他和他的妻子吃斋。他们还给我讲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庭的事，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还有其他几个故事，都太凄惨了，在此不再详述。毫不奇怪，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
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值得一记。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呆在南京城里的人的态度实在是大不一样。很难想到自己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去城南的路途，总是让我伤悲，到处都是毁坏和残骸。在许多地方，先前很繁荣的商店被毁坏后，正在建小店。
3月31日，星期四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麻烦不断，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到好处，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我们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
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下午5时～6时。我和两名花匠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山上挖一些野灌木和花。这个春天特别美，因为，去年秋天这些山上的树和花未被完全破坏，我找到一些美丽的月桂树和白头翁。我希望去明孝陵看看梅花和桃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那里。
王保林的第十个兄弟今天下午来访。去年深秋，他们家14口人撤到安徽，一直住在三河镇，那里离合肥不远。他特地来察看他兄弟的财产。他有两幢房子遭到抢劫后被彻底烧毁，第三幢房子是小小的中国式的平房，所有的门窗已被老百姓拆光了。在这最后一幢房子里，他们精心挖了一个很隐蔽的洞穴，用水泥封顶，里面存放了120个箱子。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都被抢走了。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他的兄弟失去了终生辛苦工作的积蓄。
王保林病了，当然是焦虑和担心导致的，这一损失更加使他难以接受。
魏特琳日记上午9时。我和程夫人坐车去焦太太家拜访。在考试院附近，她有两幢西式房子。我们希望看到她的车子仍然停在那儿，然而，唉，两幢房子都被烧毁了，一片凄惨的景象。被毁坏的一幢房子当过马厩，车库是空的，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
离开那里后，我们去了中央研究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辆日本卡车，一个日本人——他不是士兵，还有不少中国人正在搬生物标本。我听说，这些资料已经送给金陵文理学院了，并已安排了两个人在那儿看守，假使我们有汽车的话，早就搬走了。他们说，正在把东西搬到中央地质研究所，以便安全保存。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了中央地质研究所，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他说，他们把所有的科研材料都保存在那幢楼里，是为了安全。他认为，我们日后可以拿到那些标本，但他也没把握。如果，我们想将它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必须得到驻扎在新街口的日军允许。我们到了中央地质研究所后，程夫人先走了。奇怪的是，我发现那里的两个年轻人开车跟着。我去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地质研究所，这两个年轻人命令不必搬那些标本了，然后，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允许我将这些东西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平仓巷3号，安排救护车和卡车，下午去运标本。下午4时，两辆车满载而归。希望这项工作明天仍然能顺利进行。但我不指望会有好运气，因为，在任何环节都可能会受阻，但友善，并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回报。
下午，在实验学校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是没有被掩埋好的尸体。
附近的妇女们报告说，由于日本兵的到来和他们不断地寻找“花姑娘”，她们仍然不能呆在家里。昨天，人们身上的钱财已经被搜刮殆尽，就连20个铜板也不能幸免。当我们今天早上去南京城东时，除了正在搬运掠夺物的人之外，看不到其他中国人。抢劫还在继续。我们看见许多士兵、军车——坦克、装甲车及军火等。除了少数几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在营业外，大多数商店都没有开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开店是十分冒险的。到今天，日本人进城已两个半月了。
3月2日，星期三今天天气有些凉，飞机活动也少了一些，至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上午，8个年轻女子被她们的母亲从南京西边靠近广播电台的村庄带来我们学校，她们说，她们村一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村子周围一直淹着水，现在水退了，日本兵在夜晚不断进村找年轻女子。我们劝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跟她母亲一同回去，因为她看起来还不到10岁或11岁。一位妇女说，她的丈夫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3位年轻的妇女进来了，她们是从城东的村子来的，并报告了同样的情况。
王先生的3个孩子和程夫人的3个孙子、孙女，下午在忙着建一个花园，花匠小董是他们的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
我们继续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假使这些东西和植物标本在麻烦发生前就搬走的话，该有多少年的科研成果能得以保存啊！3月3日，星期四我在艺术楼设了一个办公室。由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愿意拨专款为每1000名难民支付4位工作人员和2位助手的费用，于是，我们雇用王先生、焦先生和陈先生帮忙管理难民所。一旦煤运到，我们就要开设一两个澡堂。
今天，我支付了2月份的薪水。现在，我已把钱存到银行去了，相信这样比较安全。但遗憾的是，我以前一直没有将它存在那儿，而是放到“帕奈号”上了，如果有人帮我们捞回我们的钱，那该多好啊！不出所料，我们的教职员工大多病倒了，玛丽住进了医院，吴小姐和薛小姐无法上课了，罗小姐也累倒了。
新规则是所有新来的难民，首先必须到宁海路5号去，由那里作出决定： 是否允许入住以及如何分配。
我们真希望更多的难民能够回家。我们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我们特别担心春天的流行病。
假如我们能买到石灰消毒就好了！我们已挖好了两条存放粪便的壕沟，壕沟长20英尺，宽5英尺，深4英尺。
今天有300多人参加了礼拜。王小姐领唱得非常好，不幸的是由于玛丽病了，我们找不到人弹钢琴。
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蜜蜂号”明天要去芜湖，我们顺便让它捎去邮件，星期六它可以带邮件去上海。
今天的天气更凉了，还下着雨。
3月4日，星期五今天下起了春雨，天气更凉了。这场雨对树木来说真是太好了！黄水仙不久就要开了，紫罗兰也十分可爱。难民在校园里到处挖掘绿色植物，我们不得不禁止，因为他们把花挖掉了，包括紫荆、一枝黄等。
我一直在努力平衡账目收支，只是一点都想不起来，12月9日我在哪里支出了50美元。我知道，我把它花在家禽计划上了，我也知道，所有属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钱都被安全地藏起来了，或者是存放到了“帕奈号”。
午后不久，来了一位芜湖的17岁女难民。只要一看这孩子的可怜相，就知道她的故事有多悲惨。她说，日本人一到芜湖，日本兵就到她父亲的商店里去了——她父亲是个商人。因为她哥哥理的是平头，看起来很像士兵，所以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姐姐全都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而她则被两个日本兵带走了，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8个姑娘，被他们看管起来，过着地狱般的日子。大约两周前，他们将她带到南京的南门，一位看起来比其他人和善的长官告诉她来我们这儿。我们给她发了被褥、脸盆、饭碗和筷子。明天，我们将送她去医院。
我想，这就是许多家庭的命运吧！“中日提携”？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取得胜利吗？今天收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从上海带来的邮件，还有一封11月30日写的信，这封信曾被寄到汉口。
3月5日，星期六天气阴沉沉的，空中没有飞机活动。灌木和新移栽的树木需要这种天气。
我花了一个上午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下午则用来写信和给在各地的许多朋友回信，他们写来的短信，让我意想不到，而且十分珍贵。美英大使馆被迫取消为中国人发信和收信的特权，这真是遗憾，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那些缺乏钱而困在这里的妇女们不能随时写信求援了。
中午前，有3位宪兵来访，其中有2位我以前见过。他们对我们的图书馆很感兴趣，而且态度很友善。我高兴地挤出时间带他们参观，因为，我想那样也许会有好处。其中一个懂点英语的宪兵说，他听说过京都的同志社大学。
今晚，我们为全体教职员工举行了一次晚会，晚会安排了许多游戏，还有点心和饮料，大家似乎玩得都很开心。开晚会时，我们仍然把厚厚的绿色窗帘拉起来，而这在过去是没有必要的。
学习《耶稣传》的圣经班情况如下： 高中和初中有两个班，六年级有两个班，五年级（70人）分成两个班，三年级、四年级（300人）分成四个班，总共十个班。早祷之后，我们于8时开了个教师会。
3月6日，星期天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到今天傍晚开始下雪了，真让那些回到被毁的家园的人们备感寒冷与凄凉！今天没有日本人来打扰。
沈牧师在下午的礼拜上布道，参加的人很多，约有350人。他告诉我们，今天早上在原安全区外面的5个教堂举行了礼拜活动。今天，在估衣廊的卫理公会教堂首先举行了礼拜活动，第二个礼拜活动是由麦卡伦先生在南门基督教教堂举行的，第三个礼拜活动是在圣公会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这些教堂对那些返回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下午，德国大使馆的参事罗森博士在英语礼拜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尽管他很谦虚，而且看起来局促不安，但他的讲话很好，主要是强调基督教的谦让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崇拜。这不是自我贬低，而是我们对人类与万能的上帝之间的真正关系的感知。他还阐述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兄弟之爱。
礼拜结束后，传教士们留下来吃晚饭。饭后，讨论了如何让更多的传教士回到这儿来。我们是根据老规矩，请求所有的传教团体都来，还是让很少几个我们急需的人来呢（但这样会不会使其他的团体泄气呢）？由于中国军队开始一次攻势，战火会蔓延到这里吗？我们打算在9时30分收听基督教广播节目，但由于干扰，我们什么也听不到。
那可怜、勇敢、幼小的黄水仙、紫罗兰和茉莉花，今晚要受冻了，因为，天上正在不停地下着雨夹雪。
3月7日，星期一现在，我们有14个人做早祷告。早祷后，宣布当天的通知和计划。现在是7时吃早饭，7时30分做早祷。我们正对这里的难民重新进行登记。我们决定，努力说服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似乎无法防止不了解这里情况的新难民悄悄地溜进来，看门人无法查明他们的身份，即使是管理大楼的工友也弄不清。
上午11时。米尔斯、索恩和我一起去美国大使馆，向阿利森先生询问让传教士回来的有关事宜。艾奇逊先生大约星期四到这儿，在他停留的短短几天里，阿利森先生将试图召集3个大使馆的代表联合行动。他们还将努力找到去城外的布道团基地的途径，比如淳化镇，至今只有麦卡伦和里格斯曾经到过城外，前者为医院买蔬菜，后者为难民所采购大米和煤等生活必需品。罗森博士也只出城去了国家公园中两个指定的地区。
上午在下雪。花匠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将杂志搬回图书馆顶楼，将我们去年夏天所做的工作全给毁了。不久，我们必须将地下室里许多已装箱的书全都搬走。
学习《耶稣传》的10个班还在继续上课，下午的全体会议也照常开，大约有250人参加。
我去大学医院看望玛丽，医院里充满了悲剧。住在玛丽隔壁的是一位54岁的农民，由于他说不知道哪里有牛和妇女，便被日本兵吊在两棵树中间，下面燃着一堆火。后来，一位军官可怜他，才停止用火烧。邻居们一直等到日本兵走了，才割断绳子放他下来，并将他送到大学医院里来。
已经两三天没有飞机活动了。
大约下午2时。来了两名普通士兵，但未制造麻烦，我和李先生带他们参观。玛丽说，从她住的病房窗户，能看到中山路上有许多车在运军火。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3月8日，星期二早晨，大地银装素裹，覆盖着一层美丽的白雪，这是冬天最美的景色，当然也非常冷。
我花了一上午重新仔细阅读了吴博士的来信，并给她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回信。她不久将离开成都。一年前，我们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今日中国的状况啊！哦，何处才是尽头啊？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由和进步的，因为，在我们心中只有恐惧。
大约2时。有一两百名妇女和女孩跑进校园。据报告，日本士兵正在邻近地区挨家挨户搜查，找钱财和“花姑娘”，人们都被吓坏了。这些妇女中约有100人后来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这使出席的人数达到370人左右。
礼拜活动后，我们为本周将开设的4个或更多的班制定计划。要是我们有更多的布道者和教唱歌的人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东南餐厅开两桌，5位给我们帮忙的女难民和我们一起吃饭。
3月10日，星期四早上，一片美丽的洁白世界，可惜，明媚的阳光使雪很快融化了。我有一个感觉，这将是我们度过的最后一个寒冷的天气。如果人们敢种菜和庄稼的话，那么这场瑞雪对春天的田园是很有益的。斯迈思估计，农村的田地至今只有1／3是正常栽种的。如果士兵继续威胁农村居民的话，下个秋冬季节就有闹饥荒的危险了。
今天，又有一些飞机活动了。下午，警报响了两次，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已没人留意警报了。
今天，我们这里发现了第二例猩红热。假如她母亲在家的话，我们只能将这个女孩送回家，因为，那是我们能进行的最好的隔离。我们害怕万一某种流行病在我们的难民所里或在这个城市流行开来，医院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或工作过度紧张。布雷迪医生2月21日到这儿，至今已为难民所里的7582人打过预防针。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约有2000人。
要是我们这里有校医和护士就好了！程夫人目前无法做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3个帮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今天上午，我见到第一个班的学生（35位20岁以上的妇女），在旧式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到4年的学。现在，女人们身上有一种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温和和敏感，这是因为痛苦和害怕的结果。其中几个女人谈到，由于她们暂时抛开对家庭的惯常照顾，才获得现在这种机会。
在课堂上，我解释了主祷文，我希望到星期六她们中的许多人能熟记。假如我能说中文那就更好了！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今天该到了，要是他来了，我们就能收到上海发来的邮件，另外我希望能收到一些教学材料。他会停留几天，然后去芜湖，再从那儿回上海，然后转道香港去汉口。
3月11日，星期五我们继续组班。现在，三年级有10个班——相当于高中水平，有5个班的姑娘或妇女，她们曾经在各地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到4年的学。还有的是根据年龄分班的，有7个班是从未受过教育的，年龄在12～30岁之间。我不敢确定除了这1000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
我们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教师和教室。没有一个班能在教学楼上课。因为，所有的教室都被难民占用了。我们有一半的班在艺术楼用于礼拜的房子里上课。今天，我们又将舞台用做了教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书。
下午4时。我们召开了全体教职员工会议，会上对复活节前五周的工作、工作重点和复活节前一周的节目以及对我们的最高年级50位初、高中女孩正在准备复活节的日出聚会以及复活节庆典活动作了安排。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将庆典活动放在复活节当晚举行，问题是能否保证有灯。所有这些工作是由我和7位难民负责的，神学院的王小姐在指挥这些活动，可以说，她是头。
下午2时。3位军官和2位士兵来我们这里检查。我知道，礼拜堂正在做礼拜，科学报告厅有一班未受过教育的姑娘们在上课，因此，我故意将客人们拖在四方草坪的北边。我们带他们参观了图书馆和中央楼，中央楼里仍然住满了难民。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无法查明他们的来访有何不良动机。他们带了一个翻译，就是以前到这儿来过两次的士兵，他在神户的一个教会学校学过英语。
今天，我们收到了由美国军舰“瓦胡号”带来的上海邮件。上海的朋友如此慷慨使我们很羞愧。就食物来说，我们不再十分紧缺，因为，现在在街上既能买到蔬菜，又能买到肉。程夫人担心以后一旦储存的食物消耗光了，外面的食物又无法运进来，那我们就会缺乏食物了。
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使我们很伤心，某个地方出了大漏洞，但我们不知道漏洞究竟出在哪儿。今天早上，难民们在痛苦地抱怨，一些人还给我看了她们分到的早饭： 非常稀的粥，而且量也不足。这种为填某个人的私囊而让这些妇女和儿童饿肚子的事情让我愤慨不已。
我们真希望能亲自掌管这个粥厂，除掉所有的压榨行为。
8时30分。灯照例熄了，我借着烛光在写日记。我养的狗狂叫不止，我猜想是否有人正在试图进入校园。窗户上仍然挂着厚厚的绿色双层窗帘。城里警察很少，然而我们还算平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3月12日，星期六我现在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似乎还生活在去年12月，总是想写12月份的日期。也许是因为去年12月根本没有日期可言，那只是一连串的苦难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多多少少相似。今天很冷，但阳光灿烂。
上午9时。王小姐组织了最后一个班，学生都是十八九岁的未受过教育的姑娘。现在，我们已经为未受过教育的人组织了7个班，有335名学生登记在册，年龄从12～30岁左右。
上午9时。我见了我自己班上的妇女们，她们在其他各地的私立学校（旧式的中国私塾）上过1～4年的学。我原以为有35位学生，现在却有43位。有些人的脸看起来有强烈的责任感。
班里已有一半人抄写并熟记了主祷文——这是第一个任务，因为主祷文中蕴涵着我从未认识到的一种完整的意义。我们下一个任务是熟记“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讲第121首赞美诗。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为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收集书，给他们寄信。下午6时30分，终于将邮件送到了大使馆。我们深深感谢大使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件大包裹。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听到他们对此有什么抱怨。南京的悲剧，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大使馆代表的价值及其为南京人民提供服务的重要性。我们有任何麻烦都可以随时去找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最令人沮丧的问题，就是那个为我们的300名难民供饭的粥厂。我们得知，这个粥厂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
陈先生希望把粥厂移到校内，这样，它就处于我们的监管之下了。当人们得知，他们并未享受到他们应该享受的国际委员会给的大米时，他们都义愤填膺。
晚上，我们在实验学校按惯例第二次举行周六晚会，游戏节目有九柱戏和游览，点心有甜土豆、爆米花和花生糖等。
天气仍然很冷，但我总觉得春天很快要来临。玛丽还在医院。回到城里的里奇先生来信说，他希望能在3月24日前通邮，到那时莫兰德也将回来了。我们在上海聘请教师时，遇到了困难。在南京和上海，邮件都可能受到检查。
3月13日，星期天今天很冷，但天气晴朗。从东南方飞来了许多轰炸机，城市上空有许多飞机在进行训练。我们很少注意这些飞机，但是，轰炸机的嗡嗡声令我很烦闷。
露西·邵小姐来吃晚饭，谈起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那些妇女和姑娘，现在能把《赞美上帝》和《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两首赞美诗唱得很好了。由于大多数人已经记熟了主祷文，而且知道了它的含义，所以她们唱得更加投入，更加有感情了。当我今天站在讲台上，面对250人时，我似乎觉得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学生，因为，我到处都能看见一张张酷似我们某个学生的脸。较年轻的难民现在看来好些了，因为她们洗了头和衣服。在这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人想洗脸梳头，衣服也越旧越好。
礼拜活动后，一位妇女告诉我，她刚把她的3个女儿从六合附近带回来，去年秋天她们就躲避在那里。她说，士兵把鸡、被褥、水牛、钱等东西都抢走了，没抢去的则都被强盗抢走了。他们经常来找“花姑娘”，如果不交给他们，那些父母亲常常就有生命危险。在回来的路上，年轻的女子几乎都穿得破破烂烂以逃避检查。
程夫人、王瑞琪（音译）小姐和我一起去平仓巷3号，参加英语礼拜活动。在礼拜活动前后，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德国人接管奥地利的事。麦卡伦说，上午在南门做礼拜的有60人，全是老头老太，而他们自己的信徒却只有8个左右。福斯特报告说，在圣保罗教堂只有50人做礼拜。
刚吃过晚饭，一位约60岁的母亲和她37岁的女儿来到粥厂，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她们就向我们叩头，求我们去保释这个年轻女人惟一的年仅15岁的儿子，据说，他被关在模范监狱。她们给我们提供了那些使她们确信他在那里的证据。那位老太太说，她有4个早晨去了监狱附近，看见七八辆卡车装着男人们去各地干活。一些男人穿着士兵服，一些人穿着平民服，还有一些人只穿着裤子和衬衣，而且她说，他们的脸色都糟透了。
告诉她这一消息的人还说，大约有3000人关在监狱里，其中约有1000人是平民。她听说，其中有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被冻死了。监狱的地上连一棵草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已3次间接地设法使那些平民得到释放，都未成功。明天，我要去自治协会见一位有影响的人。
3月14日，星期一天气晴朗，但是很冷。
上午10时。斯迈思和里格斯先生来访，在我的办公室与两位农民进行了商谈，这两位农民是我们西面地区的邻居。国际救济委员会迫切希望农民和菜农返回家园，种植春季作物。但是，人们都害怕回去，正如姓陶的农民所说的那样： 当他们回家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走，首先是钱，然后是被褥、衣服、食品，连农具都不会留下。如果他们抵抗就会受到威胁。
他说，他的儿子被指控为士兵，就因为他的草帽在他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年轻妇女自然是不能回去的，甚至连老太太都会遭到强奸。就在今天，一位40岁的妇女一大早就被家里派出去买米，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到晚上5时她还没回家。南京城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上已陷入停顿。而全世界都被告知，在南京被占领的那几天里商业活动正常进行。
如果今年夏季和秋季不能种植庄稼，那么食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临近中午，我到宁海路5号见许传音博士，恳求他帮助我们从军事监狱里保释平民（现在绝对不能称之为模范监狱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他将尽力而为。他是自治委员会的一位成员。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新的办公室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登记，正准备给每人编号并发给标签。今天，地面被弄平了，粥厂也将被移到校园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年轻女子远离前门，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粥厂管理上根除压榨，给难民应得的食物。每当我想到竟有人要从这些危难之中的身无分文的人身上榨取钱财，我就十分愤怒。
程夫人今天送了4位难民去大学医院。一个14岁的女孩今天下午在文学楼死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天上午8时30分，两个澡堂开门，程夫人除了要做所有的分内工作外，还要管理这两个澡堂。洗衣工要负责烧炉子，有4个难民打算来帮忙。我看见一位母亲拿着一块“救生带牌”肥皂进来，她说，明天要给两个小儿子洗澡。她是多么高兴啊！当我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3架重型轰炸机亮着灯、“兴高采烈”地返回句容的基地去了。
看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以为它们做了一次短程旅行，而不是去执行毁坏性的作战任务。
3月15日，星期二今天暖和一点了，阳光灿烂。空中有许多飞机活动。我们被告知，城里来了新部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上午9时。为了更换转移属于中央研究院的资料的新通行证，我去了一趟原交通银行（现在是日军司令部）。今天，我们也许有一辆卡车用，我准备将资料全部搬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想带走两架钢琴——那是我们朋友的。我现在多么希望以前已经将这些东西运进学校了呀。我们得到一个为期5天的通行证。在那里，我看到两个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我恳求他们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我认为，他们多少会为此作出努力的。
我10时30分上课。现在班上有近50人登记在册。我多么希望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好中文。
11时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南门的一些大街上仍然很少有人，即使有人的街上，除了几个老妪也几乎看不到妇女。整条莫愁路是个忙碌的市场，有许多人在做买卖。有人说10个人中有8个在做生意，因为没有其他事好做。我猜想，人们聚集在街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那样会更安全。对妇女来说，危险确实是小了，可是抢劫仍然时有发生。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我们刚刚重新登记过这里的难民，现在有3310人。刚刚又收容了14个新难民，都是去年深秋撤往乡村的妇女和姑娘。她们的钱用光了，土匪又猖獗，所以她们选择了回南京的艰难历程，她们可能听说过安全区或某个难民所。
今天上午，我在城南看见许多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的内心极为反感。我们经过大街时，看到大部分店铺要么被烧光、抢光，要么就是用木板封门。以前的巧克力店被日本人接管，但我不知道现在店里在卖什么。
今天有两批日本兵光顾。
写完这一页，我听见几架轰炸机从西北方返回句容。今夜月光皎洁，它们可以畅通无阻。
3月16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但不太暖和。从凌晨4时开始，空中就有大批的飞机活动。
一个苦力在四周平土，老吴在栽种、移植花木。男人们又在挖新的壕沟盛放粪便。终于弄到了石灰，撒在不清洁的地方消毒。
今天，陈先生给了我下列难民数据： 中央楼528人，科学楼517人，文学楼885人，宿舍（东北）487人，宿舍（西南）497人，宿舍（西北）431人，共计3310人。
我们希望难民们回家，但我们不想强迫年轻女子也回家。
我们的澡堂现在已经开张两天了，第一天有154人洗了澡，今天有161人洗了澡。对成人的收费是4个铜板，孩子减半。
据报告，新士兵连铜板都感兴趣，我们听说了几例有关平民连少得可怜的20个铜板都被抢走的事例。街上现在有许多鸡蛋出售。当我问他们是如何通过城门口士兵的检查时，他们说，现在士兵不再没收农民所有的携带物了，而更愿意得到四五个鸡蛋。
今天我去南山公寓为玛丽·陈找一本书。那儿负责管理的男孩说，现在没有士兵到公寓附近来了。我们没人有时间将散乱的物品放回衣箱或带抽屉的橱柜。用来储存东西的食堂看起来像遭过飓风袭击似的。哪一天，我和程夫人必须上南山公寓将东西放回原处。
可怜的陈先生在粥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如果将它搬进校园，原想可以消除压榨，但这也正是困难之所在。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巢县、合肥以及其他离南京不太远的地方的难民，现在都打算回去了。每天，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在计划回家的事。老邵今天来告辞，他要跟他的儿子、儿媳一起走。
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我和其他外国人去了宁海路5号，接受华丽的丝绸或缎面的画卷，这是对我们在这几个月对南京市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的衷心感谢。孙淑荣孙淑荣为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程先生即程朗波，伪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和许传音博士是出席者中仅有的中国人。他们发言简短，但很诚挚。米尔斯先生代表我们做了答谢，他们给我们每人颁发画卷，然后，仪式就结束了。虽然这3个人都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成员，但是，这项赠送是代表所有平民百姓的。
后来，我去了约翰·马吉的家。南京的外国男人实在是需要他们的妻子啊！起居室兼做餐厅，显得乱七八糟，需要一个女人来好好整理。马吉看起来也不是很健康。
下午，我和王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释放模范监狱里的平民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许传音博士和孙淑荣先生已经帮我起草了这份请愿书。这个消息也许会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城市，那样我们就难以招架了。我希望本周内得到签名，请愿书及签名要一式三份，一份送往日本军方，一份送往特别委员会，还有一份送往自治政府。今晚，我们给了一个难民和她的孩子5美元的救济，明天他们要跟随一群人设法去汉口。她说，如果钱用完的话，她就要去讨饭了。
还有一个年轻妇女带着4个孩子来求我给她在重庆的朋友写封信，看看她的丈夫是否到过那儿。她的丈夫起初肯定是跟着一群人乘小船逃离的，但后来她听说，许多船只都沉掉了。
王师傅来学校看我，他和他的一家人曾逃往湖州。他说，他们离那个山谷里的小镇有40里，那里很太平。他看起来又黑又瘦，他说，他必须找到工作。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会送他去上海找鲁丝。他进城时没遇上什么麻烦。
今天，3个女人经过艰难跋涉，从农村来到学校，恳求我帮忙，看看是否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其中那个最年轻的女人的公公被杀害了，她的丈夫在12月26日登记时被抓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悲剧发生！我祈祷我不会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要是我们的请愿书能成功地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该多好啊！夜空明朗，月光皎洁，那意味着在汉口、安庆，也许连长沙和重庆的空袭都很猖獗。欧洲的局势也令我们感到不安。难道另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3月18日，星期五春天美好的天气一直持续着，晴朗、暖和。总有许多重型轰炸机朝西北方飞去。但愿上帝怜悯那些中国士兵！白天，有消息说，城门口搜查很严，连人们身上的铜板都不放过。那些没有良民证的人不许进城，这也许会使李汉德博士回城受阻。
可怜的中国妇女真是不惜一切，抓住任何一线可以救回她们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希望！今天早上到9时，我们已经得到许多人的签名，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中，我和大王以及他的小儿子，都在忙着让人们在我们准备好的3份请愿书上签名。到中午已有104名妇女签了名，她们中大多数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让王先生帮她们写，她们再按个手指印。我帮着她们按手印。许多妇女由于辛苦劳动，手被磨得又粗又硬，以致她们把手弯过来按手印都很艰难。整个下午，人们接连不断地来签名。她们大多数都有伤心欲绝的故事。我真希望能坐在一边安慰她们。其中一名妇女，她有4个儿子被抓走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说，她们惟一的依靠丈夫以及三四个孩子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群多么心碎却又充满了希望的人啊！在过去的3个月中，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不收留她们的丈夫，不过，今天许多妇女都说，尽管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叩头求日本兵放过他们，可还是被带走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下午，一位朋友来拍一些有关我们难民所及其活动的电影镜头。可惜的是许多室内场景无法拍。我们的校园里现在又在给所有难民进行登记。登记结束时，我们努力将年长的妇女和孩子送回家。这时，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在搜查大烟，今晚，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因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要是人们肯说真话，那我们的工作就会轻松多了。
今天，我们从贷款基金中贷出了50美元，用一幅画卷和一些金戒指做抵押。
3月19日，星期六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来飞去，从东南到西北，又从西北飞回句容的基地。
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在两位工人的帮助下，我和王先生以及他的小儿子，管理着源源不断地前来在3份请愿书上签名的妇女们。这些可怜的心碎的女人！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她们那悲伤、绝望、忧心忡忡的面容和那双辛苦操劳的手。“他是我惟一的儿子”；“他们抓走了我所有的3个儿子，我不敢去求他们”；“我家里有4个男人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我只有3个孩子和我婆婆留在身边，无法维持生活了，我只有去讨饭”；“我的两个孙子被抓走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家惟一的依靠”。诸如此类的话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耳际。她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仍然还活着，在这一点上她们的希望要比我的大，因为，我听说城门外或幽僻的山谷中的池塘边尸体成堆，不过还是乐观点好。也许正是有了这个希望，这份请愿书才能使模范监狱里的那些人获释。但事实是，安全区外的许多男性平民被当场杀害了，而安全区内的成千上万的男性平民则被带到安全区外加以杀害了。
在这两天中有605名妇女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说她们签名，其实只有几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人被要求下星期一再来签名。
就在正午前，一位叫方灏的先生上门来视察，他是自治政府第四区的头头，也是该区军事负责人，同来的有一个中国翻译、一个宪兵队长和一个普通士兵。当我们去几幢住着难民的楼参观时，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方先生还宣布说，现在难民们可以安全地回家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立刻去汇报。在他宣布时，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脸上并未闪现出快乐的光芒，因为，她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再相信这些口头承诺了。他们要通过多年的良好行为和真正的友好才能改变目前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恐惧感。
今天，我们通过恢复后的中国邮局收到了第一批邮件，这是一捆2月份的杂志。他们显然是想通过邮寄二级印刷物来做试验。
传闻说南门被沙袋阻塞了，是真是假我就不得而知。
今晚有为工人举行的每周一次的聚会。第一批黄水仙开花了，连翘也含苞欲放。
3月20日，星期天今天就像是4月份的天气，黄水仙开花了，杏树开花了，李子树也开花了，垂柳的枝条就像许许多多柔软的绿色旗幡。这本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啊！上午和许传音博士进行了商谈，给他看了那份附有600人签名的请愿书，他赞成这一举动，并叫我们坚持做下去。昨天，他获许进入模范监狱，他说，他被告知狱中有1500名男人，其中部分是平民，大约还有20个男孩。不许他和任何人说话，但他相信，能想办法使平民获释。犯人们严重营养不良，因为，他们只有米饭。他能送盐和加盐的蔬菜进去。下次，他将努力送蔬菜和肉进去。他看见的许多男人都病了，虚弱得无法劳动。
在我们下午的礼拜开始前，两名日本军人和3位平民以及一名中国翻译来访。他们有兴趣去看难民。我带他们看了3幢楼里的难民，然后去了图书馆。他们似乎真的感兴趣。我想任何一个翻译都是汉奸，尽管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无法抑制。
下午大约有250人参加了由王小姐布道的礼拜。
4时30分的英语礼拜仍然在平仓巷3号举行，麦卡伦进行了布道。罗森博士是参加这次礼拜的惟一的非布道团成员。这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友谊，是危险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礼拜结束后，通常进行信息交流，我们有许多的消息要互相传达。因为没有收音机的人总想得到最新的消息。
礼拜结束后，索恩先生带我和布兰奇去了两户中国人家，这两人是他在安全区的朋友。第一家是罗丝·倪周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届获文学学士的毕业生），虽然那里很脏，但难民们的存在对房子来说却是一种保护。第二个是王太太的家，它已经被宪兵队占领了，并进行了抢劫。尽管门上贴了告示，我们还是为王太太拿了两盏灯、3床毛毯和一些衬衣裤给她。我原想拿那台维多利亚牌留声机的，然而，它已被人用枪托残忍地砸烂了。那胡乱的破坏极其彻底。
今天，我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信件。该信是14日写的，到这儿已经是20日了。
3月21日，星期一就在11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听到了从南京西南面远远地传来革命军的枪声。那时，南京驻扎着十多万北方军队，然而不到4天，曾经说过要誓死守城的驻军却仓皇地逃到城墙外，成千上万的人被汹涌的长江淹没了。历史真的又再重演了！ 那时，我们也说过，我们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撤退的军队，可是，正是胜利的军队却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危险。
上午，请愿书的签名仍在进行。100多名妇女在文学楼北面等着签名。王先生和他的儿子以及陈先生正在忙着写名字，我们希望这项工作今天结束。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十分可怜的场面之一。
我们意外地获得使用一辆卡车的许可。我陪李先生去了平博士的办公室，我们将办公室地上的重要报纸都拣起来。其后，整个上午，李先生一直忙着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后来，他又去了格蕾斯·夏的家，把她的钢琴带来了。
下午大约1时30分。一名日本医生和3名士兵来访。通常我们首先是带他们去几幢住有难民的楼里看看，最后带他们看一幢干净的楼，比如图书馆。我们尽量不让他们参观班级或下午的礼拜活动，以防他们误解，以为我们开办了一所常规学校。
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迅速收集寄往上海的信件。我上次的信件是3月12日寄往上海的，3月14日就到了那里。据说到3月25日，我们就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
今天，有许多姑娘从乡下来找我们，她们说，那里的情况仍然令年轻妇女和姑娘们无法忍受。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姑娘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很显然，城里又重新开始登记了，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挤在自治委员会门外。
玛丽仍然在医院里，想彻底治好感冒。程夫人躺在床上，保持温暖以使伤风痊愈。我难得有如此忙碌的一天，到下午4时30分还没吃午饭。
天气阴冷，黄水仙却傲然开放。
陆利天（音译）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主席）传来了消息，他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撤到了安徽巢县，白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轰炸，夜里则在躲避盗匪。好可怜，好可怜的人啊！3月22日，星期二天很冷，阴沉沉的。没有飞机飞过。有报道说，中国的非正规军破坏道路、烧毁桥梁等，这使得日本军队相当恼火。
在请愿书上签名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共有1105人签了名。我立即将它拿给许传音博士，他随即刻不容缓地去呈送给当局，既给中国当局，也给日本当局。同时，他认为让妇女们继续去恳求监狱是一个好主意。组织100来名年长妇女，再让她们去请愿，难道不是一个聪明之举吗？侯医生（他是牙医，是洛杉矶阿尔伯特·琼太太的父亲或哥哥，金陵大学1923年毕业的学士）今天来了。他刚从芜湖来到南京，急着要去看看他的家。也许贝茨陪他一起去。几周前，我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但没进去，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坐在汽车里，是不能把汽车单独停在那儿的。那房子现在被军队占据着。
今天从医院回来时，我看到老百姓（普通平民）搬着昂贵的外国门——那也许是他们从某所好房子里拆来的。除非人们回到自己家里去，否则，他们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的，因为抢劫一直在继续，既有日本兵，也有中国人。
我们听说，今天有500名男人从南京城北被带去为日本军队干活。
3月23日，星期三今天又是晴天，空中有飞机活动。在我离开房间前，那个老裁缝吴的妻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昨天夜里被杀害，她说是盗匪干的，但我还没证实。
玛丽今天从医院回来了，为了迎接她，我已经搬回北面的房间，这样她就更自由、更安静了。我们的小起居室里仍烧着炉子。
偶尔我能收到上海来的《新申报》，看来这份杂志有个日本编辑，或者是有个极好的中国傀儡编辑。
上午12时。我学一个小时的中文后，和王先生去艺术楼，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妇女想在请愿书上签名，我们安排她们下午2时签名。这些妇女大多数是从城北和城东的农村来的，她们说，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被抓时，如果为他们求情，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使她们自己的生命遭受危险。如果没弄错的话，今天来的这些妇女看来比前几天来的更穷。一名妇女说，她和丈夫以种田为主，丈夫已经被抓走了，房子被烧了，只剩她和3个年幼的孩子，她现在害怕回到那个过去的家。
更多的农村姑娘进了难民所。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不再进来呢？11年前的今夜，北方军队从南京撤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好几百邻近地区的难民妇女和孩子住在体操馆。那个晚上，人们几乎都没睡觉。
中午12时30分。我去汇文中学参加了一个宴会，在南京的大部分外国人也应邀参加，总共3桌，有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蒋先生和他的儿子卢瑟（Luther）举办了这次宴会。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及家庭目前在长沙。侯医生刚从芜湖坐火车赶来，也出席了宴会。他迫切地想回家看看是否留下什么东西。
金陵大学农经系的邵德馨（音译）来拜访，他从和县来到这儿，今天要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多么需要他和周敏啊！特别是我！神学院已经决定这个秋天在南京重新开学，即使只有一小群学生。我希望我们办一所初中，或许还可以办一所高中。
3月24日，星期四今天我的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我不时地想起1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当时，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消息说，北方军队正在悄悄地撤退，革命军队已经进城了；接着传来了威廉（William）博士不幸遇难的悲惨消息和新军强烈的排外情绪，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附近的山上出现了令人恐惧的黑影；我们撤退到金陵大学里。那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和约翰·赖斯纳（John Reisner）向外看着这个城市，黑暗中只看见焚烧外国建筑物的火焰。我真想知道，1949年3月24日的南京会是什么样。
上午，不断有上了年纪又非常穷的妇女进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她们听说了这件事，为了儿子她们甘愿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来的人中有3名妇女说，她们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过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妇女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去过那里，以辨认每天早上带出去劳动的犯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和这些妇女一起去，然而，我知道我的出现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个障碍。
大约有150名妇女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许多人在忙着缝制衣物，还有许多人白天回家了。
陈先生仍在着手处理粥厂这一最难解决的难题。假如我们自己能管理的话，就能提供特别的食物，多一些油和蔬菜，这样就可以减少难民所里的疾病。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发往上海的邮件，今天下午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带去了。
农村姑娘连续不断地进来。
福斯特还在试图争取去上海，并争取得到允许他回来的许诺。显然，日本使馆对菲奇先生去美国很不高兴。
今天，吕蓓卡发来的电报报告了好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获得资助难民款500美元，金陵大学医院获得了1000美元。
3月25日，星期五今天又是大晴天，许多飞机向西和西北方向飞去，一架重型轰炸机早晨6时就飞去了。
今天，有更多的妇女从农村赶到学校来签名。有两名妇女已经在模范监狱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从卡车上下来，其中有个男人求他妻子想办法让他获释。我们该怎么办？许传音博士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说，可能需要两个星期。
洋水仙开花了，金陵大学的花匠今天早上拿了一些水仙花过来，有两大篮，我们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这里的难民。国家公园里的那个可爱的花园一定非常美丽！我真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罗森博士获准前往一个封锁很严的地区，但我没听说有其他人可以去。
上午11时。有位先生来找我，让我带他去12月26日那场惨剧发生的那个山谷。我们幸运地找到那个山谷附近的一些人，他们很乐意陪我们前往。在那个大池塘边，有96名男人惨遭不幸，在另一个池塘边大约有43具尸体，附近的农舍里大约也有4具尸体。农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兵先将煤油和汽油倒在人们身上，然后点燃，逃跑的人遭到机枪的扫射，有4个人带着伤痛跑到那所房子里躲避，房子就被烧了。当我们站在那个小池塘边，看见一个个像是人头的东西。我们用竹竿和木钩将一具男人的尸体慢慢推到岸边，他穿着平民服。这男人一定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有一个人逃进大学医院，但几天后死于烧伤，我们保留了一些照片。
贝茨先生寄来一封短信说， 他正在争取去上海一周。我和玛丽都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很可能不能获准回来。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小团体已经减少了4人，虽然又增添了3人，但其中两人在邮局工作，不管难民救济工作。对传播福音来说，现在机会很多，然而，人手不够，精力也有限。希望能有一个假期，以作一些休整，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11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都被护送出了南京城，登上停在下关的炮艇。6个月后，我们中只有几个人回到南京，不到一年，生活又重新恢复正常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来访的齐先生说，他认为，1939年秋天前学校是无法开学的。
3月26日，星期六几乎每天上午，当然总是在那些晴朗的上午，当我们那一小组工人在南画室集中做礼拜和祈祷时，总有重型轰炸机从离我们头顶很远的上空飞过，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低沉的轰鸣声。我们这个团体现有15人指在南京的外国人。。
我们难民所的总务处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总务处的负责人弗兰西斯·陈，开始重新核对“免费吃饭”人员组和“红标签”人员组。我们的3317名难民现在人手一张标签。许多姑娘给自己的标签绣了边。玛丽坚持认为，校园里那块宽敞的运动场对姑娘们有吸引力，她们喜欢在运动场上挖绿色植物，而不愿回到她们的庭院。我希望我们能为她们组织一些游戏和一些常规锻炼，但那样的话也许会引起外边的注意，而且还有缺教师的问题。现在，我们尽力让爱在运动场挖野菜的年轻姑娘离开那里，以免引起偶尔路过的日本兵的注意。
今天，我从恢复营业的邮局收到第一封一等邮件，这是从柏瑞（Berea）大学发来的一封航空信，信的日期是2月27日，没有受到检查的痕迹。他们说现在市里有7家邮局开业了，不久，我们又会收到包裹邮件了。
大概下午4时以后，我去日本使馆见福田先生，早在2月份，我就交给他700多名被抓走的男性平民的资料，大部分是12月16日被抓走的。他说，他已努力去调查这些男人的有关情况，但没成功。当我告诉他，有许多平民被关在模范监狱，他显得很惊讶，似乎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新鲜。后来，我向他提供了一个男孩的详细资料，他的母亲今天上午来找过我，她说，她已经4次看见儿子了。福田先生接过那份资料后说，他认为他能为此做些什么。我相信他的话，又给他送了一些类似事件的事实资料。我希望他是真诚的。
今晚，12名年龄在9～19岁的青少年来实验学校参加游戏，他们是我们职员的子女。九柱戏、骨牌戏、游览和国际象棋，所有的游戏都让他们玩得很开心。这些日子，点心很简单，只有甜土豆、爆玉米花，偶尔会有上海带来的糖果。那位12岁的小姑娘玲生（音译）也来参加了，她曾被关在城外近一个月。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看起来非常像个男孩子，这使她逃过了一场苦难。这世界总算给了他们一些关爱。这些人中有个18岁的姑娘，是在12月17日那个永远难忘的晚上从我们校园被抓走的。
3月27日，星期天春天真美，但是仍然很冷，我们要继续生火取暖。池塘里的青蛙开始鸣叫。我那两只忠实的看门狗，高贵而又含蓄的莱蒂和漂亮得令人妒嫉的朱力，都热恋上了一只来访问它们的端庄的小母狗。这桩三角恋爱如何收场，只有等着瞧了。
上午，Y·冈中佐来访。他是昨天乘飞机来的，今天下午回去，下周他要返回东京。我真希望有机会让他知道，如果玛丽的小汽车还在的话，对难民的救济工作会起很大的作用。以及如果那些女人的丈夫和儿子能从监狱里被释放，那她们会是多么的感激。我真的希望能和日军中的部分人，真诚地谈谈关于日本正在犯的这个悲剧性错误，但至今没做到。有时我想，过分小心谨慎是不明智的。
我去鼓楼教堂参加10时30分的礼拜活动。有许多的士兵在中山路上走来走去。看见这种场景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怨恨他们的出现。
有近300名妇女和姑娘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她们喜欢唱刚学过的赞美诗，而且唱得很好。下星期她们要学一首复活节赞美诗。我们每天下午的聚会照常举行，然而，参加人数不如过去多，也许大教堂更适合布道。
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来到汉口路和宁海路的拐角时，两个坐黄包车的士兵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叫黄包车夫给他弄一个“花姑娘”（年轻女孩），那个黄包车夫不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当这两个士兵看到我走过来时，连忙打手势，示意黄包车夫往前走。日本兵一定恨我们呆在这个城市！然而，当友好、文雅的士兵来校园参观时，我们很高兴带他们去参观。
斯迈思在英语礼拜中进行了布道，主题是《爱你的敌人》。罗森博士每个星期天都来，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出席。他一定很孤独，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他非常有规律地去国家公园限定的地区散步。
3月28日，星期一春天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这种好心情被那些轰炸机和许多在进行训练的飞机的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破坏了。李子树开花了，早绣线菊也开了。
上午来了两名妇女，她们在模范监狱见到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已经能给她们的男人送食物和衣服。蒋师傅去模范监狱看他的儿子是否在那里。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人，是在12月16日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被抓走的。我将3名男子的外貌特征资料送给了福田。我多么希望他能真的努力，使那些平民获释！下午5时。我去学校西面虎踞关一带散步。玛格丽特·汤姆森（Margaret Thomson）前任厨师的母亲，依然守着她那小小的家，直到现在，她还是担惊受怕，希望我进去看看被破坏的情况。她花了大约10分钟才拔掉门闩，打开门锁。里面是一片令人同情的景象，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许多家具已被当做柴火烧了。大概是12月中旬，当她那年老的丈夫说他没钱时，就被日本兵拖出屋子枪毙了。我问道：“菜农在种春季的蔬菜吗？”她回答说，原安全区附近的那些菜农开始种了，但较远的菜农没种，因为，清凉山上的士兵们如果看见男人在田里，马上就会下来，还要菜农把蔬菜都挖给他们，否则就交钱给他们。他们仍然来要姑娘，但不如以前频繁了。现在，南京城里根本没有法制，有的只是偷盗和屠杀。回校时，我顺便取下几面安全区的旗帜留作纪念。
我把本周想写的关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列了个提纲。由于不断地被打扰，所以我现在无法在办公室里工作。
你们中曾来金大礼堂做过礼拜的人，现在见了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吃一惊，南面一半堆着成麻袋的麦子，足有看台那么高；北面一大半堆着成麻袋的大米和面粉。门廊里有两台机器忙着碾麦子，以便日后供给粥厂或出售给难民。这些麦子是里格斯和索恩用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为难民“偷”来的。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飞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空的飞机一批就多达10架，都是朝西北飞去的。贝茨今天收到了3月28日的《字林西报》，这太好了。
新政府好像是昨天举行就职典礼的，它原本于3月15日就应该成立了。
尽管人们一直在议论唐绍仪将出任这一职务，一位叫梁鸿志的先生担任名义上的首脑。
新政府和北京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些人说，南京政府受北京政府的控制，另一些人说，南京政府控制北京政府，还有一些人说，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果通过不合作来阻止日本的企图，那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我们听说，所有政府成员都回上海去了。
我今天去看金陵大学的难民工作。他们现在有九百多名学生在学习，上课的老师大多是难民。除了宗教课外，他们还要上英语课和日语课。陈嵘博士除了干其他的工作外，还要组织上述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们那里的女难民现在住在校园北边的3幢房子里，大约有二千人。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接收了500人，几乎全是从农村来的。今天，他们又允许50人进来，这说明离和平还很远。在台阶上，我看见一名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小孩，早在去年12月，当他们下关的房子被烧掉时，他们就去了江北，回来的路上被盗匪抢劫一空。
我们现在通过火车、汽车和日本轮船与上海联系。六百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已抵达南京，他们大多是来经商的。然而，美国人要进城还是不可能，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行，日本人的理由是南京还不安全。盖尔先生已获准从芜湖来南京。贝茨和福斯特先生正在努力争取前往上海办事，但还没有获得准许，这看起来的确有些歧视。我不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家日本商店开张，但绝对不止几家。
早绣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花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飞镖似的穿来穿去，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有16人参加了今天早晨的晨祷仪式，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5人参加。
3月30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中国朋友们看起来瘦了，因为他们脱掉了几层夹衣。飞机活动仍很猖狂。
程夫人已经安排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一两天后，我们还要让一些最穷的妇女去除草坪和运动场上的杂草。我有些担心难民们来申请干活，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上课和下午的聚会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参加者已不如4周前多，因为，现在有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家。
下午2时。我和李先生去南门附近的“寡妇之家”。广州路以南的上海路和整条莫愁路挤满了人，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把他们的商品摆放在桌上、长凳上和地上，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似乎买卖是惟一的谋生方式。这些日子在南京，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根本没有生产。
“寡妇之家”位于南门东面。我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我们去他家喝杯茶，我们说，如果他们不大肆张罗来招待我们，我们就去。但是，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还是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烹制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了我们。他那一排3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
当他带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佑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和3个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老人不和儿子同住，因为，他们的儿子喜欢吃肉，他和他的妻子吃斋。他们还给我讲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庭的事，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还有其他几个故事，都太凄惨了，在此不再详述。毫不奇怪，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
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值得一记。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呆在南京城里的人的态度实在是大不一样。很难想到自己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去城南的路途，总是让我伤悲，到处都是毁坏和残骸。在许多地方，先前很繁荣的商店被毁坏后，正在建小店。
3月31日，星期四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麻烦不断，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到好处，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我们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
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下午5时～6时。我和两名花匠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山上挖一些野灌木和花。这个春天特别美，因为，去年秋天这些山上的树和花未被完全破坏，我找到一些美丽的月桂树和白头翁。我希望去明孝陵看看梅花和桃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那里。
王保林的第十个兄弟今天下午来访。去年深秋，他们家14口人撤到安徽，一直住在三河镇，那里离合肥不远。他特地来察看他兄弟的财产。他有两幢房子遭到抢劫后被彻底烧毁，第三幢房子是小小的中国式的平房，所有的门窗已被老百姓拆光了。在这最后一幢房子里，他们精心挖了一个很隐蔽的洞穴，用水泥封顶，里面存放了120个箱子。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都被抢走了。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他的兄弟失去了终生辛苦工作的积蓄。
王保林病了，当然是焦虑和担心导致的，这一损失更加使他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