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星期三今天花了近10个小时来完成学生的勤工俭学计划。如果，学校里有工厂就好了，那样的话，学生们可以从事这种工作，挣到学费，或者能有足够的饲养家禽或园艺工作，而且要有足够的监督者，但是我们都没有。6时30分，我去布雷迪家参加教会会议，贝茨在会上就我们教会在印度的工作做了精彩的报告。
今晚月色虽好，但令人感到沮丧，因为，这样的夜晚将会有利于日本人对西部无辜的人们的轰炸。
3月2日，星期四一整天大雨不断，天气很冷。可怜的赵嫂子今天来要一条棉被，她的棉被被人偷了，缝在里面的5美元也被偷了。可怜的老人！她的丈夫抛弃了她，而她自己又找不到工作。
今天继续制定勤工俭学计划，中间总是不断地被其他事打扰。虽然还有很多姑娘没有足够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总算是做完了。
下午4时30分。我参加了教育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其他成员有米尔斯、贝茨、索恩、福斯特。我们研究了在这块被占领的土地上向政府登记以及被要求派学生参加游行等问题，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前，我们就要加以考虑。我的贵格会日历上有这样的话：“找对位置，牢牢站立。”我们要是能找对位置就好了！3月3日，星期五今天很冷，直到晚上，雨还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9时40分，我召集了实验班的所有学生开会，专门宣布了勤工俭学的安排、请假制度等事项。下面是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共招收178人；105人部分或完全地参加勤工俭学计划。
我们上学期慈善和救济基金的募集情况如下：225.10美元由职员们捐献17.14美元由佣人们捐献24.50美元特别的圣诞捐款42.00美元从食品中省出（如只吃米饭）13.00美元从学生们获得的奖学金中募得59.24美元由学生们捐献1.00美元共计381.98美元各班的捐款数目为：高二7.80美元高一3.46美元初三7.94美元初二12.66美元初一20.71美元家庭手工班6.67美元共计59.24美元下午4时～6时的两个小时，全用来指导学生如何打扫教室。先是擦桌椅，然后是扫地。她们把准备好的抹布放进水里，如此等等。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上学期学过这些的学生们有了进步，而且没有一个女孩子拒绝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反而要求多做一些事情，以便还清所有没有缴纳的费用。
3月4日，星期六还在下雨，天阴冷无比。一整天都令人烦闷，今天的工作太多了。下午1时～3时，许多学生进行大扫除，我还需要指导她们，给她们发放抹布和水桶等。哈丽雅特管理科学楼和两幢宿舍楼的清扫工作。大多数女孩都充满热情地工作，没有人偷懒。
下午3时30分。我参加了为附近的妇女们举行的一次会议，或者可以称之为茶话会，除了50多位妇女外，还有50多名孩子参加。茶点是瑟斯顿夫人提供的圣诞点心。
晚上在实验学校，我招待了各房间的舍长和各宿舍楼的正、副楼长。我们先玩了一种游戏，然后，讨论了我们一些有关宿舍的计划，最后，吃了一些点心。我感到很疲倦，要是我们能多几个女帮手就好了。
3月5日，星期天又下了一天雨。福斯特负责今晚在南山举行的英文礼拜，仅有两位中国人——金陵大学的陈匀（音译）教授和布兰奇·邬参加。今天没有日本人参加——安村已经回日本了。
下午2时30分。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精彩的祈祷式。特威纳姆教堂的牧师就《约翰福音》第4章第28节发表了精彩的演讲，题目是《上帝是一种精神》。大约有50个住在附近的人来听，他们大都很穷，来这儿主要是为了得到米票。高一的学生负责今晚的会议，她们做得不错。她们要做大部分工作，这对她们很有好处。她们正在学着制定工作计划，并加以执行。
3月6日，星期一依然是阴沉的天气。哈丽雅特和福斯特今天早上去上海。我曾试图通过南京的大使馆，确保他们得到回来的通行证，但是没有成功。哈丽雅特将不得不再费周折从上海获得回南京的通行证。
我实在厌倦了工作，从早忙到晚，却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如果，战时训练、勤工俭学计划、洗澡安排、洗衣计划等能一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么事情就会容易得多。
今天收到了丽明的一封信，说我们期待已久的实验学校教师没有乘坐计划中的那班船来。我对此并不失望，因为，我早就不再指望她来了。
3月7日，星期二瑟斯顿夫人今天抵达上海。我们的女校友们在来信中提到了她在上海逗留期间的一些有趣的计划。
皮克林夫人今天下午来了，她丈夫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她已经同意为我们这儿最出色的4位姑娘教授钢琴课。现在，很需要会弹奏风琴或钢琴的中国人，也同样需要会修琴或调音的人。
3月8日，星期三晚上很累，还要忙着制定各种计划，这样，以后一切就可以按计划操作了。今天我们开始执行一项新的洗衣计划。格里希小姐今天也来告诉我们，她同意开设一门赞美诗演唱课，在每周三下午3时上课，我们的师生中可以有6人参加。
可靠的权威消息，日本人将拆毁中央大学附近的房屋，因为，他们在这所大学里驻有军队，担心被游击队突然袭击。看来，他们将拆毁房屋，并没收砖瓦、木材，当然，不会给房主们任何补偿。如果日本人想让老百姓痛恨他们的话，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虽然他们现在的政策表面上是对中国人友好。
我们以前的一位难民今天来拜访我们，她的丈夫在1937年12月16日被杀害了，她说，她现在很绝望，无法养活她的孩子、老公公和她自己。她只有22岁，但是，看上去要老得多。
白梅盛开，紫罗兰也娇艳可人。天依然阴沉沉的。
3月9日，星期四又是一个阴雨天。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工作。下午4时45分，我们一些人在布雷迪的新家，听贝茨讲述关于马德拉斯会议的一些事情。他计划做3次系列报告，今天是第一次，题目是《中日关系》。他所说的话概括而言就是： 战争形势和两国关系并没有被提到会上讨论，只是笼统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指导原则以及关于鸦片、对基督徒的迫害及其他内容。似乎让中日两国代表团会见并进行讨论并不明智。总体而言，贝茨所描述的形势是黑暗的。现在，有组织的对基督徒的迫害比过去100年中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要严重；世界上的非基督徒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要多。
更令人泄气的是，我和麦卡伦一起阅读了《对宗教团体开设的教育机构的建议》。这是教育顾问委员会制定的，并已经呈报立法院审批。这更像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几乎不允许进行宗教教育。
3月10日，星期五早晨做完祈祷后，我和杨牧师、陈先生、大王、程夫人一起开了一次会。下面是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关于宗教教育的规定被通过之前，基督教教育界的代表是否应该和教育咨询委员会及立法院进行非正式接触。我们一致同意这样做。我们还一致认为，在登记及其他要求的问题上应该立场坚定，不能太轻易地过多让步。我们都觉得，至少中国的傀儡政权希望保留基督教学校，而且会站在外国人一边，如果中央政府回来的话，这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认为，应该邀请当地的教育局长杨金明（音译）来吃饭，并让他了解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救济工作，这样做会有好处。
再次想到要面对登记的问题我就感到厌烦。如果人们能自由地发展大众所需要的教育，那该多好啊！中午，我和海伦、霍顿一起做了午餐。能呆在一个家庭里真好。直到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家庭，我才意识到我对宿舍生活是多么的厌倦。下午4时～6时，我拼命地工作，以弥补用于访友的时间，感觉非常疲倦。
今晚报纸上报道了日机对宜昌和西安轰炸的新闻。我为忍受苦难的人们感到心痛，是不是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要被摧毁呢？今天才收到吴懋仪的信，信中描述了贵阳市中心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今天听说瑟斯顿夫人已经到达了上海，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此事。腊梅正在怒放，紫罗兰也开了很多，灌木丛里的鸟儿不停地高声鸣唱着，水仙花很快也要开了。但是，天气依旧很冷，阴雨连绵。
一些数据：实验班录取的学生181人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102人，占55％全费（46美元）79人，占45％寄宿生169人高二学生25人高一学生156人3月11日，星期六今天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对我来说，星期六也是工作日。下午1时～4时，我一直跑个不停，从一幢宿舍楼到另一幢宿舍楼，监督做清洁工作的学生，总共有71名女孩在擦窗户、打扫地板和整理家具等等。1时～3时，我四处巡视，提出建议或教她们该如何做。3时～4时，我给4幢宿舍楼打分，王先生给另一幢宿舍楼打分。这些女孩子的精神非常可嘉，乐于接受批评与建议。助手们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去年训练的3个初一的女孩。
下午5时～6时。我去明德中学喝茶。在此之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南门散步锻炼，他们出城时没有遇到麻烦，当然，他们都有通行证。
晚上在福斯特家吃饭，以便能见到路易斯（Louis）修女，她途经南京将去芜湖，她将在那里和康斯坦斯（Constance）修女一起工作。
3月13日，星期一可怜的老本利今天早上来办公室找我，希望能领10天的工资。他过去是我们的厨师，现在在麦克林家做厨师。我们看他无以谋生，就让他在学校做一些杂活。在1937年的秋天，他向我借了20美元，以便把他的妻子和5个女儿接到九江附近的老家，但不幸的是，他又回到了南京，而没有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随着战事的西移，他听说他祖上的房屋已经被毁了，一个女儿也死了。他的家人们先去了湖南，随后向西又去了贵州。他不知道她们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
今天，詹金家佣人的妻子也来找我，请我替她到美国大使馆说情。她的丈夫为多位使馆官员做了9年的苦力。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和另外两个佣人决定留在詹金家，照管詹金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很安全，因为，这所房子受美国国旗和特别通告的保护，同时，他们自己也有特别的袖标。1937年12月14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的第2天，管事的佣人让这位苦力和一位花匠去大使馆查看情况，他们去了，并呆了一晚上。第二天8时左右，他们决定回詹金家，因为，他们觉得应该回到他们的主人那儿。由于有袖标，他们觉得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他们刚进入詹金家的大门就被打死了。后来，那个管事的佣人把他们的尸体拉进去藏了起来。当天晚些时候，这个佣人的岳父（他也躲在詹金家避难）也被杀了，他的岳母被刺刀刺伤，管事的佣人也被杀了。我曾见过这个佣人，是在12月11日，那天我坐大使馆的车去詹金家。今天来找我的这位瘦小的女人靠为别人洗衣、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小男孩，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每天可以挣到40美分，而现在她只能挣到大约20美分。
实验班的教师刘先生早上在每周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他讲话的主题是教育中的半工半读问题。我希望我们所有181名学生都能这样做，而不仅仅是102位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
3月14日，星期二依旧是晴朗而寒冷的天气。这些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每天早上我都决心做完一些事情，虽然我忙个不停，写一些非写不可的信，大量的会见，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些都要占用时间，但每天晚上我都发现这一天一无所获。中午我在福斯特家吃午饭，莫兰德夫妇也在，还有小朱莉娅（Julia）。
3时30分，我去日本大使馆，看看能否帮助我昨天提到的那位刘姓妇女做些什么。使馆人员说，如果我能向他们提供详细材料，他们将尽其所能帮助解决这件事。为这件事，我认为至少值得试一下。
今天晚上，我和程夫人、刘小姐就妇女家庭手工学校的未来进行了商讨。我们决定立刻在南京订购两台织布机，在上海订购5台织袜机。对于那些希望从事织毛巾的妇女，我们将给她们最大限额为40美元的贷款；对于那些希望开小店的妇女，我们将给她们最大限额为10美元的贷款。我们还希望组成一个“互助协会”，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
3月15日，星期三上午我在整理账目，幸运的是只花了一小时就做平了。然后，我将账目上的金额同我手头的现金进行了核对，明天我将复制一份账单寄给成都。
今天，姓刘的妇女又来了，我花了一小时记录了她的经历，等我有空时，我将把这份材料写在我的日记中。4时30分，我和程夫人一起去唐汉志（音译）的房子，房子里空空如也，附近也没有一个人。冰箱和炉子放在院子里，似乎已经扔在那里好几个月了。市政府以40美元的租金出租这所房子，如果房主回来并登记的话，那么市政府仍可得到租金的一半。
很多傀儡政权的官员坐人力车或轿车从宁海路通过，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
两位年轻的中国妇女今天来我们学校，她们是一家中国通讯社的记者。我带她们参观了家庭手工学校的教学工作。当她们离开时，尽管我并没有提出任何非议，她们还是就她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向我表示道歉。
3月16日，星期四平衡了1月份的账目，并寄到成都去了。现在正忙于2月份的账目，因为，涉及到我们第二个学期的收费，所以这个月的账目既多又复杂。大概在下午5时，哈丽雅特从上海回来了，还请来了袁其蓁教体育。自从王小姐走后，这是第一位实验班的全职教师。9个月来，我一直在找一位女老师。她的体育教学工作开始后，我们将尽力让她再负责一些宿舍工作，这样，我就不会经常筋疲力尽了。
4时45分后，一些人在布雷迪家听贝茨的第二场报告，这次，他逐一讲述了一些分支机构的卓越表现。真希望等马德拉斯会议的报告印好后，我能有时间阅读。
3月17日，星期五上午用于撰写家庭手工学校的财务报告，感谢上帝，收支保持了平衡。现在一定要拟一份名单，列出曾向我们赠送礼物者的名字，并必须向他们每人寄一份报告和感谢信。
祈祷后，我们5个人——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杨牧师和王先生开了一次会，讨论如何填写一份问卷。中国人不反对填写这份问卷。
大学医院的福音传道者潘牧师还在监狱里。他是在3月前的一天下午6时～7时之间，去下关赶火车时被捕的，据说原因是从事反日活动。
机密今天，我发现我们一位职员的亲戚来找这位职员，而这个亲戚是个“嫌疑犯”，如果他被发现……我当时的恐惧可想而知。我们立刻让他离开此地，并且规定必须先征得行政委员会的同意他才能住校。
教会教育咨询委员会今天开会，讨论对登记、游行、填写问卷等问题的态度。最后决定，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件事，即填写问卷。
3月19日，星期天今天是个晴天。除非是沐浴在阳光里，人们还是感觉很冷。然而春天已经到了。昨天，初二和高一的学生回家过她们每月一次的假期。很多人报告说，她们被拦下来搜查，还有一个女孩说她的教科书受到检查。
做完下午的礼拜后，我和东京来的牧师简短地谈了一会儿，他是负责在中国这个地区进行联络的牧师。他说，他本打算去怀远，那里的教会与日本人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他在南京太忙了，一直无法动身。他说，宪兵对大学医院和金陵学院有些误解，他没有明确地说金陵学院是指的女子学院还是男子学院。然后，他又对我谈到了他对潘牧师的不满。关于“金陵学院”，他提到有人向宪兵报告说，有一位教师站在食堂里，禁止学生带进任何日本食品，我觉得这不可能是指我们学校。我邀请他来我们学校参观，这样，如果宪兵问他问题的话，他就可以解释了。我认为，我们学校的任何教师都不会这样做。
下午的祈祷仪式上还有一位朝鲜军官，丹尼尔斯和他一起来的。我不能确定我是否能了解他或信任他。
3月20日，星期一春天即将来临。自由的工作调换正在迅速进行，哈丽雅特负责她很在行的监督工作，而我则为今年不用管什么事情而高兴。
米尔斯今天向180名实验班的学生以《逆境的价值》为题发表了讲话，其要点是：1.2.3。 这教会我们思考。
4。 这可以使我们学会同情别人。
5。 这能培养我们的耐心。
6。 这能培养我们的个性。
晚上我太累了，记不清全部的6点内容。这些都很重要，我认为这个讲话对学生们大有益处。
今天下午在阿博特家为小托马斯·阿博特（Thomas Abbott）举行了葬礼，他凌晨4时死于肺炎。米尔斯主持了仪式，米里亚姆·纳尔和艾伦·德拉蒙德（Ellen Drummond）负责安排此事。
小小的手制棺木上覆盖着白色的绸缎，棺木周围是早春盛开的鲜花，棺木上放着一个紫罗兰枕头。花是家庭手工学校的学生们采的，枕头是哈丽雅特做的，很可爱。伊娃和麦卡伦按要求唱起了《珍贵的宝石》。老邵已经把用青藤编织的两只大花篮安放在墓穴两边。
凯瑟琳今晚回来了，这令我很高兴。
几天前，陈先生张贴了一份学校关于上学期慈善捐款的财务公告，内容如下： 教师捐款225美元，勤杂工捐款17.14美元，特别圣诞捐款24.50美元，伙食费（只吃白米饭）省出42.1美元，学生奖学金的捐款13美元，学生捐款59.98美元。各班的捐款情况是： 高二（9名学生）7.8美元，高一（15名学生）3.46美元，初二（二）（22名学生）7.94美元，初二（一）（36名学生）12.66美元，高一原文中出现两次“高一”，可能有误。（63名学生）20.71美元，共计381.98美元。支出情况为： 用于帮助城市家庭142.93美元： 用于帮助西部难民150美元；用于购买米票80美元，共计374.93美元。
3月21日，星期二早上和刘小姐一起安排工作，计划家庭手工学校到复活节停课。刘的工作很出色，她对帮助妇女和姑娘们真正进步也很有兴趣，没有她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开设这一课程的。
城里的形势越来越糟，人们越来越恐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主持正义的地方寻求帮助。每一个人都在监视着和他们有仇的人。我们西边一户人家的男主人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原因是他的孩子发现了一支旧枪，并捡回了家，而他们的一个邻居因为向他们买砖遭到拒绝而怀恨在心，知道此事后便报告了日本人，这家的男人就被抓进了监狱，他妻子现在已经无米下锅了。学校西边的另外一些人（都是穷人），发现了几双原来中央军扔下的鞋，警察听说此事后，彻底搜查了这些无辜贫民的家。
3月22日，星期三木匠唐老板今天来找我，他看上去老了许多，来的时候显得焦虑不安。他的家在宁波附近，很需要钱。他把钱存在金陵大学，没有利息，现在，他每取1000美元就要交180美元，这样才能取回他的钱。他告诉我，他所认识的3个签过这种契约的人，在过去两年中都因为财产损失忧虑而亡了。
下午，我们召开了本学期的第一次教师会议，有10位男教师和16位女教师参加。会上我们做出了一些决定： 建立一个永久展览室，而不是每学期开设一个展览日，以此鼓励教师和学生展览他们的课堂成果；出版一份油印的周报，由学生们在课上印刷，这份报纸要和互助社的活动紧密联系，主要报道这些活动。显然，现在有很多关于我们学校的谣言，我们决定要尽可能地小心，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月23日，星期四天气暖和多了，似乎春天确实已经到了。钱牧师早上在实验班的小教堂里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南画室里座无虚席，学生们都专注地听讲。我们请这两位牧师轮流来教堂讲话的办法，看来的确很有效，教工们也每次都来。
下午3时。东京清教徒教会的沃尔泽（Walser）先生参观了学校，4时45分，他在南山公寓会见了一些讲英语的中国人。他首先就日本的基督教问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然后，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这些中国人很自由地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因为，我相信在座的人互相都很信任。的确，正如沃尔泽先生所说，很少能听到中国人说他们恨日本人，但我相信，他们只是把仇恨埋在心底而已。人们决不能责怪他们，他们经历了无法形容的苦难。
晚上，福斯特、哈丽雅特和我一起去米尔斯家吃晚饭，沃尔泽先生也在，我们进行了非常坦诚的长时间交谈。
3月24日，星期五现在是晚上10时30分。直到晚上才有人提醒我12年前的今晚，南京所有的外国人被集中在美国军舰“帕奈号”上，第二天我们被赶出了南京。历史的脚步真快啊，那时，我们都觉得我们要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回来，可是我们中有一些人在6个月之后就回来重新工作了。这些天我们一直在想，经过这20年的轮回，我们还能在这里呆多久呢？尽管我们决心要尽可能地长期呆下去。
天气也在不断变化！昨天还是春光明媚，今晚又下起了雪，一整天都刮着3月的寒风。
机密早上传教士们都集中在贝茨家，会见沃尔泽先生。他在谈到日本的基督徒时说，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对这场战争感到厌倦，只能通过竭力的煽动来维持对战争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分成三派： 一派认为这是错误的；另一派站在另一个极端上，认为这是一场为了消灭共产主义、维护东方和平的圣战；还有一派是处于两者之间，他们占了大多数。事实上，他们对他们的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当他提出让日本的基督徒来中国加深了解时，我们一致认为，这对传教活动来说是最困难的，尤其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更是如此。当然，让日本基督徒在中国人中传教是不可能的。
3月25日，星期六12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被迫离开了南京。我们那时以为要离开几年的时间。今天，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敌视英国的口号，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一场精心策划的恶意宣传开始了，其目标是英国和法国，或许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了。
对我来说，星期六是繁忙的一天，先处理了一上午的公务，然后，下午1时～3时，又检查了勤工俭学工作，3时～4时30分给这些工作打分。我在各个宿舍楼之间走的路加在一起有几英里远，还要提供一些物资。我得说，这些女孩子干得不错，她们清除掉了原来众多难民留下的厚厚的垃圾。今天是宿舍清洁日，打扫完卫生后，我们分两组进行了检查，并打了分。
埃莉诺·赖特（Eleanor Wright）今天下午回来了。我很想见到她，她是上帝的宠儿，没有任何疾病或手术能征服她。
3月26日，星期天上午8时30分～12时。我都在帮助一对不断吵架的夫妻，想找出他们吵架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他们下决心重新开始。他们很年轻，还是基督徒，是有希望重新开始的。
听说今天早上在南门教堂有600人参加了礼拜，其中大多数人是青年，而星期天学校里则有800人。这对一个人手不足的教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每个教堂都有两位牧师去西部了。
下午4时30分。我们在家庭手工学校教堂，为一名8个月的死亡婴儿举行了一次小型祈祷仪式，这个孩子是我们一位妇女的小孩。牧师发表了有益的讲话，家庭手工学校的唱诗班唱了赞美诗。孩子的母亲一直和其他人在一起，直到人们垒起了一个土堆，并覆盖上草皮。
3月27日，星期一今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把已经打好的信装到信封里，并写上地址。有一部分信是寄给我们女校友的，当翻阅尚未回复的校友来信时，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玉凤、竞雄、敬如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姑娘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只是确切地知道她们不在长沙、汉口或是贵阳。她们执教或担任校长的学校现在又在哪里呢？到下午4时30分，我已是筋疲力尽了，决定骑车出去转一转，但没有去成。正当我要出去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国人来找我，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女儿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好像他现在在当地的人民会议工作，他说，他进入这一组织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说中央政府走了，扔下了老百姓，现在他要帮助他们。当我提及并表示谅解傀儡政权的排外政策时，他说，他确信这项政策不会是反对美国的。在他离开会客室之前，一位在校生的家长进来，并听到了他的最后几句话。等他离开后，这位家长说：“上帝保佑我们不受说这种话的人的害。”在与这位家长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2万～3万美元，但他仍然不愿加入傀儡政权。这都是发生在同一天里的事，遇到两位截然不同的家长。
激烈的战斗似乎已经开始了，南昌面临着日军的威胁。
3月28日，星期二今天是维新政府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早上做完祈祷后，我们执行委员会决定，虽然城里有许多学校放假了，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因此不放假。下午4时30分，我骑车离开学校去城西。孩子们正在捡插着五面小旗子的降落伞，这些降落伞是在放焰火时随风飘落在这里的，这些孩子很开心。在城市上空盘旋的飞机撒下了许多传单和标语。我遇到一些工人正在捡地上的传单，努力想读懂上面的内容，然后再销毁它们。他们非常明确、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他们对新政府的态度，他们的勇敢令我惊讶。接着，我又和一位妇女交谈，她曾在我们学校避难了3个月，当时住在320房间，她也非常明确、坦率地表达了她对新政府的态度。
晚上6时～9时。施放了五彩缤纷的焰火，但是，我没有心情观赏，因为，我一直在想着南昌的情况，报纸报道说，经过一星期的战斗，这座城市已经陷落了。这不仅意味着又一条交通要道被切断了，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所谓“扫荡”，以及无辜的平民将再度惨遭杀戮。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早上我和杨牧师、钱牧师一起安排“圣周”的祈祷仪式，他们总是非常慷慨地帮助别人，乐于利用一切机会主持祈祷仪式。
3月29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上午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算账。中午，在家庭手工学校学习烹饪和学做女佣的妇女们准备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来宾有许传音博士、索恩先生、米尔斯夫妇、周明宜夫人和纳尔小姐。饭后，来宾们参观了针织系和缝纫系。
城里仍然谣言漫天。一个因病几天没来上课的学生说，街上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Y·T·王先生早上告诉我，正在返回南京的外国人希望他做他们的私人教师，当然，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增加他的收入，而为了养活他的大家庭，他很需要这些钱。我不知道下学期还应不应该继续让他留在我们学校，他在很多方面一直对我们大有帮助，他是一位精明的顾问，可靠的支持者。
3月30日，星期四一整天都忙于整理账目，晚上熄灯时，从陈先生那儿拿来最后一本账册。他给我的是一本以前的“存账”——1936—1937学年的账册。下午5时，我去了索恩先生的新居参加乔迁聚会。他们的新居设计得很好，非常适于他们休息，也很适合中国人或外国人聚会。
3月31日，星期五陈先生和米尔斯夫妇、伊娃·麦卡伦一起离开了南京，我相信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家乡，他的夫人是1937年秋天离开南京的，他确实需要一个假期了。真希望程夫人和布兰奇也能有一段时间的假期。
下午，家庭手工学校的教职员邀请住在城里的所有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我们的人，来参观我们的工作，并一起喝茶。系主任和教师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他们理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改变了这里的妇女和30个孩子的命运，让她们在这一年中，在精神上、心智上和身体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不然的话，这一年对她们来说将是痛苦的一年。她们缝制的产品并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却让很多中国人喜欢，这些产品是为中国市场生产的，因此，我感觉也不错。生产时本来需要更多的检查，我却无法提供。
晚上，我们在索恩家聚会，在外国教会理事会负责科研图书馆的傅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在中国西部3年来的经历。西部是我们感到乐观的地方之一，那里的人们决心，不仅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原，还要把他们赶出满洲。他们没有丧失信心，傅先生觉得他们对我们呆在这里并不介意，但是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我们不应该从事任何正式的教育工作。
魏特琳日记今晚月色虽好，但令人感到沮丧，因为，这样的夜晚将会有利于日本人对西部无辜的人们的轰炸。
3月2日，星期四一整天大雨不断，天气很冷。可怜的赵嫂子今天来要一条棉被，她的棉被被人偷了，缝在里面的5美元也被偷了。可怜的老人！她的丈夫抛弃了她，而她自己又找不到工作。
今天继续制定勤工俭学计划，中间总是不断地被其他事打扰。虽然还有很多姑娘没有足够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总算是做完了。
下午4时30分。我参加了教育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其他成员有米尔斯、贝茨、索恩、福斯特。我们研究了在这块被占领的土地上向政府登记以及被要求派学生参加游行等问题，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前，我们就要加以考虑。我的贵格会日历上有这样的话：“找对位置，牢牢站立。”我们要是能找对位置就好了！3月3日，星期五今天很冷，直到晚上，雨还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9时40分，我召集了实验班的所有学生开会，专门宣布了勤工俭学的安排、请假制度等事项。下面是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共招收178人；105人部分或完全地参加勤工俭学计划。
我们上学期慈善和救济基金的募集情况如下：225.10美元由职员们捐献17.14美元由佣人们捐献24.50美元特别的圣诞捐款42.00美元从食品中省出（如只吃米饭）13.00美元从学生们获得的奖学金中募得59.24美元由学生们捐献1.00美元共计381.98美元各班的捐款数目为：高二7.80美元高一3.46美元初三7.94美元初二12.66美元初一20.71美元家庭手工班6.67美元共计59.24美元下午4时～6时的两个小时，全用来指导学生如何打扫教室。先是擦桌椅，然后是扫地。她们把准备好的抹布放进水里，如此等等。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上学期学过这些的学生们有了进步，而且没有一个女孩子拒绝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反而要求多做一些事情，以便还清所有没有缴纳的费用。
3月4日，星期六还在下雨，天阴冷无比。一整天都令人烦闷，今天的工作太多了。下午1时～3时，许多学生进行大扫除，我还需要指导她们，给她们发放抹布和水桶等。哈丽雅特管理科学楼和两幢宿舍楼的清扫工作。大多数女孩都充满热情地工作，没有人偷懒。
下午3时30分。我参加了为附近的妇女们举行的一次会议，或者可以称之为茶话会，除了50多位妇女外，还有50多名孩子参加。茶点是瑟斯顿夫人提供的圣诞点心。
晚上在实验学校，我招待了各房间的舍长和各宿舍楼的正、副楼长。我们先玩了一种游戏，然后，讨论了我们一些有关宿舍的计划，最后，吃了一些点心。我感到很疲倦，要是我们能多几个女帮手就好了。
3月5日，星期天又下了一天雨。福斯特负责今晚在南山举行的英文礼拜，仅有两位中国人——金陵大学的陈匀（音译）教授和布兰奇·邬参加。今天没有日本人参加——安村已经回日本了。
下午2时30分。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精彩的祈祷式。特威纳姆教堂的牧师就《约翰福音》第4章第28节发表了精彩的演讲，题目是《上帝是一种精神》。大约有50个住在附近的人来听，他们大都很穷，来这儿主要是为了得到米票。高一的学生负责今晚的会议，她们做得不错。她们要做大部分工作，这对她们很有好处。她们正在学着制定工作计划，并加以执行。
3月6日，星期一依然是阴沉的天气。哈丽雅特和福斯特今天早上去上海。我曾试图通过南京的大使馆，确保他们得到回来的通行证，但是没有成功。哈丽雅特将不得不再费周折从上海获得回南京的通行证。
我实在厌倦了工作，从早忙到晚，却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如果，战时训练、勤工俭学计划、洗澡安排、洗衣计划等能一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么事情就会容易得多。
今天收到了丽明的一封信，说我们期待已久的实验学校教师没有乘坐计划中的那班船来。我对此并不失望，因为，我早就不再指望她来了。
3月7日，星期二瑟斯顿夫人今天抵达上海。我们的女校友们在来信中提到了她在上海逗留期间的一些有趣的计划。
皮克林夫人今天下午来了，她丈夫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她已经同意为我们这儿最出色的4位姑娘教授钢琴课。现在，很需要会弹奏风琴或钢琴的中国人，也同样需要会修琴或调音的人。
3月8日，星期三晚上很累，还要忙着制定各种计划，这样，以后一切就可以按计划操作了。今天我们开始执行一项新的洗衣计划。格里希小姐今天也来告诉我们，她同意开设一门赞美诗演唱课，在每周三下午3时上课，我们的师生中可以有6人参加。
可靠的权威消息，日本人将拆毁中央大学附近的房屋，因为，他们在这所大学里驻有军队，担心被游击队突然袭击。看来，他们将拆毁房屋，并没收砖瓦、木材，当然，不会给房主们任何补偿。如果日本人想让老百姓痛恨他们的话，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虽然他们现在的政策表面上是对中国人友好。
我们以前的一位难民今天来拜访我们，她的丈夫在1937年12月16日被杀害了，她说，她现在很绝望，无法养活她的孩子、老公公和她自己。她只有22岁，但是，看上去要老得多。
白梅盛开，紫罗兰也娇艳可人。天依然阴沉沉的。
3月9日，星期四又是一个阴雨天。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工作。下午4时45分，我们一些人在布雷迪的新家，听贝茨讲述关于马德拉斯会议的一些事情。他计划做3次系列报告，今天是第一次，题目是《中日关系》。他所说的话概括而言就是： 战争形势和两国关系并没有被提到会上讨论，只是笼统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指导原则以及关于鸦片、对基督徒的迫害及其他内容。似乎让中日两国代表团会见并进行讨论并不明智。总体而言，贝茨所描述的形势是黑暗的。现在，有组织的对基督徒的迫害比过去100年中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要严重；世界上的非基督徒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要多。
更令人泄气的是，我和麦卡伦一起阅读了《对宗教团体开设的教育机构的建议》。这是教育顾问委员会制定的，并已经呈报立法院审批。这更像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几乎不允许进行宗教教育。
3月10日，星期五早晨做完祈祷后，我和杨牧师、陈先生、大王、程夫人一起开了一次会。下面是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关于宗教教育的规定被通过之前，基督教教育界的代表是否应该和教育咨询委员会及立法院进行非正式接触。我们一致同意这样做。我们还一致认为，在登记及其他要求的问题上应该立场坚定，不能太轻易地过多让步。我们都觉得，至少中国的傀儡政权希望保留基督教学校，而且会站在外国人一边，如果中央政府回来的话，这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认为，应该邀请当地的教育局长杨金明（音译）来吃饭，并让他了解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救济工作，这样做会有好处。
再次想到要面对登记的问题我就感到厌烦。如果人们能自由地发展大众所需要的教育，那该多好啊！中午，我和海伦、霍顿一起做了午餐。能呆在一个家庭里真好。直到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家庭，我才意识到我对宿舍生活是多么的厌倦。下午4时～6时，我拼命地工作，以弥补用于访友的时间，感觉非常疲倦。
今晚报纸上报道了日机对宜昌和西安轰炸的新闻。我为忍受苦难的人们感到心痛，是不是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要被摧毁呢？今天才收到吴懋仪的信，信中描述了贵阳市中心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今天听说瑟斯顿夫人已经到达了上海，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此事。腊梅正在怒放，紫罗兰也开了很多，灌木丛里的鸟儿不停地高声鸣唱着，水仙花很快也要开了。但是，天气依旧很冷，阴雨连绵。
一些数据：实验班录取的学生181人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102人，占55％全费（46美元）79人，占45％寄宿生169人高二学生25人高一学生156人3月11日，星期六今天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对我来说，星期六也是工作日。下午1时～4时，我一直跑个不停，从一幢宿舍楼到另一幢宿舍楼，监督做清洁工作的学生，总共有71名女孩在擦窗户、打扫地板和整理家具等等。1时～3时，我四处巡视，提出建议或教她们该如何做。3时～4时，我给4幢宿舍楼打分，王先生给另一幢宿舍楼打分。这些女孩子的精神非常可嘉，乐于接受批评与建议。助手们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去年训练的3个初一的女孩。
下午5时～6时。我去明德中学喝茶。在此之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南门散步锻炼，他们出城时没有遇到麻烦，当然，他们都有通行证。
晚上在福斯特家吃饭，以便能见到路易斯（Louis）修女，她途经南京将去芜湖，她将在那里和康斯坦斯（Constance）修女一起工作。
3月13日，星期一可怜的老本利今天早上来办公室找我，希望能领10天的工资。他过去是我们的厨师，现在在麦克林家做厨师。我们看他无以谋生，就让他在学校做一些杂活。在1937年的秋天，他向我借了20美元，以便把他的妻子和5个女儿接到九江附近的老家，但不幸的是，他又回到了南京，而没有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随着战事的西移，他听说他祖上的房屋已经被毁了，一个女儿也死了。他的家人们先去了湖南，随后向西又去了贵州。他不知道她们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
今天，詹金家佣人的妻子也来找我，请我替她到美国大使馆说情。她的丈夫为多位使馆官员做了9年的苦力。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和另外两个佣人决定留在詹金家，照管詹金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很安全，因为，这所房子受美国国旗和特别通告的保护，同时，他们自己也有特别的袖标。1937年12月14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的第2天，管事的佣人让这位苦力和一位花匠去大使馆查看情况，他们去了，并呆了一晚上。第二天8时左右，他们决定回詹金家，因为，他们觉得应该回到他们的主人那儿。由于有袖标，他们觉得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他们刚进入詹金家的大门就被打死了。后来，那个管事的佣人把他们的尸体拉进去藏了起来。当天晚些时候，这个佣人的岳父（他也躲在詹金家避难）也被杀了，他的岳母被刺刀刺伤，管事的佣人也被杀了。我曾见过这个佣人，是在12月11日，那天我坐大使馆的车去詹金家。今天来找我的这位瘦小的女人靠为别人洗衣、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小男孩，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每天可以挣到40美分，而现在她只能挣到大约20美分。
实验班的教师刘先生早上在每周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他讲话的主题是教育中的半工半读问题。我希望我们所有181名学生都能这样做，而不仅仅是102位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
3月14日，星期二依旧是晴朗而寒冷的天气。这些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每天早上我都决心做完一些事情，虽然我忙个不停，写一些非写不可的信，大量的会见，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些都要占用时间，但每天晚上我都发现这一天一无所获。中午我在福斯特家吃午饭，莫兰德夫妇也在，还有小朱莉娅（Julia）。
3时30分，我去日本大使馆，看看能否帮助我昨天提到的那位刘姓妇女做些什么。使馆人员说，如果我能向他们提供详细材料，他们将尽其所能帮助解决这件事。为这件事，我认为至少值得试一下。
今天晚上，我和程夫人、刘小姐就妇女家庭手工学校的未来进行了商讨。我们决定立刻在南京订购两台织布机，在上海订购5台织袜机。对于那些希望从事织毛巾的妇女，我们将给她们最大限额为40美元的贷款；对于那些希望开小店的妇女，我们将给她们最大限额为10美元的贷款。我们还希望组成一个“互助协会”，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
3月15日，星期三上午我在整理账目，幸运的是只花了一小时就做平了。然后，我将账目上的金额同我手头的现金进行了核对，明天我将复制一份账单寄给成都。
今天，姓刘的妇女又来了，我花了一小时记录了她的经历，等我有空时，我将把这份材料写在我的日记中。4时30分，我和程夫人一起去唐汉志（音译）的房子，房子里空空如也，附近也没有一个人。冰箱和炉子放在院子里，似乎已经扔在那里好几个月了。市政府以40美元的租金出租这所房子，如果房主回来并登记的话，那么市政府仍可得到租金的一半。
很多傀儡政权的官员坐人力车或轿车从宁海路通过，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
两位年轻的中国妇女今天来我们学校，她们是一家中国通讯社的记者。我带她们参观了家庭手工学校的教学工作。当她们离开时，尽管我并没有提出任何非议，她们还是就她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向我表示道歉。
3月16日，星期四平衡了1月份的账目，并寄到成都去了。现在正忙于2月份的账目，因为，涉及到我们第二个学期的收费，所以这个月的账目既多又复杂。大概在下午5时，哈丽雅特从上海回来了，还请来了袁其蓁教体育。自从王小姐走后，这是第一位实验班的全职教师。9个月来，我一直在找一位女老师。她的体育教学工作开始后，我们将尽力让她再负责一些宿舍工作，这样，我就不会经常筋疲力尽了。
4时45分后，一些人在布雷迪家听贝茨的第二场报告，这次，他逐一讲述了一些分支机构的卓越表现。真希望等马德拉斯会议的报告印好后，我能有时间阅读。
3月17日，星期五上午用于撰写家庭手工学校的财务报告，感谢上帝，收支保持了平衡。现在一定要拟一份名单，列出曾向我们赠送礼物者的名字，并必须向他们每人寄一份报告和感谢信。
祈祷后，我们5个人——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杨牧师和王先生开了一次会，讨论如何填写一份问卷。中国人不反对填写这份问卷。
大学医院的福音传道者潘牧师还在监狱里。他是在3月前的一天下午6时～7时之间，去下关赶火车时被捕的，据说原因是从事反日活动。
机密今天，我发现我们一位职员的亲戚来找这位职员，而这个亲戚是个“嫌疑犯”，如果他被发现……我当时的恐惧可想而知。我们立刻让他离开此地，并且规定必须先征得行政委员会的同意他才能住校。
教会教育咨询委员会今天开会，讨论对登记、游行、填写问卷等问题的态度。最后决定，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件事，即填写问卷。
3月19日，星期天今天是个晴天。除非是沐浴在阳光里，人们还是感觉很冷。然而春天已经到了。昨天，初二和高一的学生回家过她们每月一次的假期。很多人报告说，她们被拦下来搜查，还有一个女孩说她的教科书受到检查。
做完下午的礼拜后，我和东京来的牧师简短地谈了一会儿，他是负责在中国这个地区进行联络的牧师。他说，他本打算去怀远，那里的教会与日本人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他在南京太忙了，一直无法动身。他说，宪兵对大学医院和金陵学院有些误解，他没有明确地说金陵学院是指的女子学院还是男子学院。然后，他又对我谈到了他对潘牧师的不满。关于“金陵学院”，他提到有人向宪兵报告说，有一位教师站在食堂里，禁止学生带进任何日本食品，我觉得这不可能是指我们学校。我邀请他来我们学校参观，这样，如果宪兵问他问题的话，他就可以解释了。我认为，我们学校的任何教师都不会这样做。
下午的祈祷仪式上还有一位朝鲜军官，丹尼尔斯和他一起来的。我不能确定我是否能了解他或信任他。
3月20日，星期一春天即将来临。自由的工作调换正在迅速进行，哈丽雅特负责她很在行的监督工作，而我则为今年不用管什么事情而高兴。
米尔斯今天向180名实验班的学生以《逆境的价值》为题发表了讲话，其要点是：1.2.3。 这教会我们思考。
4。 这可以使我们学会同情别人。
5。 这能培养我们的耐心。
6。 这能培养我们的个性。
晚上我太累了，记不清全部的6点内容。这些都很重要，我认为这个讲话对学生们大有益处。
今天下午在阿博特家为小托马斯·阿博特（Thomas Abbott）举行了葬礼，他凌晨4时死于肺炎。米尔斯主持了仪式，米里亚姆·纳尔和艾伦·德拉蒙德（Ellen Drummond）负责安排此事。
小小的手制棺木上覆盖着白色的绸缎，棺木周围是早春盛开的鲜花，棺木上放着一个紫罗兰枕头。花是家庭手工学校的学生们采的，枕头是哈丽雅特做的，很可爱。伊娃和麦卡伦按要求唱起了《珍贵的宝石》。老邵已经把用青藤编织的两只大花篮安放在墓穴两边。
凯瑟琳今晚回来了，这令我很高兴。
几天前，陈先生张贴了一份学校关于上学期慈善捐款的财务公告，内容如下： 教师捐款225美元，勤杂工捐款17.14美元，特别圣诞捐款24.50美元，伙食费（只吃白米饭）省出42.1美元，学生奖学金的捐款13美元，学生捐款59.98美元。各班的捐款情况是： 高二（9名学生）7.8美元，高一（15名学生）3.46美元，初二（二）（22名学生）7.94美元，初二（一）（36名学生）12.66美元，高一原文中出现两次“高一”，可能有误。（63名学生）20.71美元，共计381.98美元。支出情况为： 用于帮助城市家庭142.93美元： 用于帮助西部难民150美元；用于购买米票80美元，共计374.93美元。
3月21日，星期二早上和刘小姐一起安排工作，计划家庭手工学校到复活节停课。刘的工作很出色，她对帮助妇女和姑娘们真正进步也很有兴趣，没有她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开设这一课程的。
城里的形势越来越糟，人们越来越恐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主持正义的地方寻求帮助。每一个人都在监视着和他们有仇的人。我们西边一户人家的男主人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原因是他的孩子发现了一支旧枪，并捡回了家，而他们的一个邻居因为向他们买砖遭到拒绝而怀恨在心，知道此事后便报告了日本人，这家的男人就被抓进了监狱，他妻子现在已经无米下锅了。学校西边的另外一些人（都是穷人），发现了几双原来中央军扔下的鞋，警察听说此事后，彻底搜查了这些无辜贫民的家。
3月22日，星期三木匠唐老板今天来找我，他看上去老了许多，来的时候显得焦虑不安。他的家在宁波附近，很需要钱。他把钱存在金陵大学，没有利息，现在，他每取1000美元就要交180美元，这样才能取回他的钱。他告诉我，他所认识的3个签过这种契约的人，在过去两年中都因为财产损失忧虑而亡了。
下午，我们召开了本学期的第一次教师会议，有10位男教师和16位女教师参加。会上我们做出了一些决定： 建立一个永久展览室，而不是每学期开设一个展览日，以此鼓励教师和学生展览他们的课堂成果；出版一份油印的周报，由学生们在课上印刷，这份报纸要和互助社的活动紧密联系，主要报道这些活动。显然，现在有很多关于我们学校的谣言，我们决定要尽可能地小心，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月23日，星期四天气暖和多了，似乎春天确实已经到了。钱牧师早上在实验班的小教堂里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南画室里座无虚席，学生们都专注地听讲。我们请这两位牧师轮流来教堂讲话的办法，看来的确很有效，教工们也每次都来。
下午3时。东京清教徒教会的沃尔泽（Walser）先生参观了学校，4时45分，他在南山公寓会见了一些讲英语的中国人。他首先就日本的基督教问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然后，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这些中国人很自由地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因为，我相信在座的人互相都很信任。的确，正如沃尔泽先生所说，很少能听到中国人说他们恨日本人，但我相信，他们只是把仇恨埋在心底而已。人们决不能责怪他们，他们经历了无法形容的苦难。
晚上，福斯特、哈丽雅特和我一起去米尔斯家吃晚饭，沃尔泽先生也在，我们进行了非常坦诚的长时间交谈。
3月24日，星期五现在是晚上10时30分。直到晚上才有人提醒我12年前的今晚，南京所有的外国人被集中在美国军舰“帕奈号”上，第二天我们被赶出了南京。历史的脚步真快啊，那时，我们都觉得我们要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回来，可是我们中有一些人在6个月之后就回来重新工作了。这些天我们一直在想，经过这20年的轮回，我们还能在这里呆多久呢？尽管我们决心要尽可能地长期呆下去。
天气也在不断变化！昨天还是春光明媚，今晚又下起了雪，一整天都刮着3月的寒风。
机密早上传教士们都集中在贝茨家，会见沃尔泽先生。他在谈到日本的基督徒时说，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对这场战争感到厌倦，只能通过竭力的煽动来维持对战争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分成三派： 一派认为这是错误的；另一派站在另一个极端上，认为这是一场为了消灭共产主义、维护东方和平的圣战；还有一派是处于两者之间，他们占了大多数。事实上，他们对他们的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当他提出让日本的基督徒来中国加深了解时，我们一致认为，这对传教活动来说是最困难的，尤其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更是如此。当然，让日本基督徒在中国人中传教是不可能的。
3月25日，星期六12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被迫离开了南京。我们那时以为要离开几年的时间。今天，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敌视英国的口号，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一场精心策划的恶意宣传开始了，其目标是英国和法国，或许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了。
对我来说，星期六是繁忙的一天，先处理了一上午的公务，然后，下午1时～3时，又检查了勤工俭学工作，3时～4时30分给这些工作打分。我在各个宿舍楼之间走的路加在一起有几英里远，还要提供一些物资。我得说，这些女孩子干得不错，她们清除掉了原来众多难民留下的厚厚的垃圾。今天是宿舍清洁日，打扫完卫生后，我们分两组进行了检查，并打了分。
埃莉诺·赖特（Eleanor Wright）今天下午回来了。我很想见到她，她是上帝的宠儿，没有任何疾病或手术能征服她。
3月26日，星期天上午8时30分～12时。我都在帮助一对不断吵架的夫妻，想找出他们吵架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他们下决心重新开始。他们很年轻，还是基督徒，是有希望重新开始的。
听说今天早上在南门教堂有600人参加了礼拜，其中大多数人是青年，而星期天学校里则有800人。这对一个人手不足的教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每个教堂都有两位牧师去西部了。
下午4时30分。我们在家庭手工学校教堂，为一名8个月的死亡婴儿举行了一次小型祈祷仪式，这个孩子是我们一位妇女的小孩。牧师发表了有益的讲话，家庭手工学校的唱诗班唱了赞美诗。孩子的母亲一直和其他人在一起，直到人们垒起了一个土堆，并覆盖上草皮。
3月27日，星期一今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把已经打好的信装到信封里，并写上地址。有一部分信是寄给我们女校友的，当翻阅尚未回复的校友来信时，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玉凤、竞雄、敬如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姑娘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只是确切地知道她们不在长沙、汉口或是贵阳。她们执教或担任校长的学校现在又在哪里呢？到下午4时30分，我已是筋疲力尽了，决定骑车出去转一转，但没有去成。正当我要出去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国人来找我，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女儿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好像他现在在当地的人民会议工作，他说，他进入这一组织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说中央政府走了，扔下了老百姓，现在他要帮助他们。当我提及并表示谅解傀儡政权的排外政策时，他说，他确信这项政策不会是反对美国的。在他离开会客室之前，一位在校生的家长进来，并听到了他的最后几句话。等他离开后，这位家长说：“上帝保佑我们不受说这种话的人的害。”在与这位家长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2万～3万美元，但他仍然不愿加入傀儡政权。这都是发生在同一天里的事，遇到两位截然不同的家长。
激烈的战斗似乎已经开始了，南昌面临着日军的威胁。
3月28日，星期二今天是维新政府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早上做完祈祷后，我们执行委员会决定，虽然城里有许多学校放假了，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因此不放假。下午4时30分，我骑车离开学校去城西。孩子们正在捡插着五面小旗子的降落伞，这些降落伞是在放焰火时随风飘落在这里的，这些孩子很开心。在城市上空盘旋的飞机撒下了许多传单和标语。我遇到一些工人正在捡地上的传单，努力想读懂上面的内容，然后再销毁它们。他们非常明确、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他们对新政府的态度，他们的勇敢令我惊讶。接着，我又和一位妇女交谈，她曾在我们学校避难了3个月，当时住在320房间，她也非常明确、坦率地表达了她对新政府的态度。
晚上6时～9时。施放了五彩缤纷的焰火，但是，我没有心情观赏，因为，我一直在想着南昌的情况，报纸报道说，经过一星期的战斗，这座城市已经陷落了。这不仅意味着又一条交通要道被切断了，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所谓“扫荡”，以及无辜的平民将再度惨遭杀戮。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早上我和杨牧师、钱牧师一起安排“圣周”的祈祷仪式，他们总是非常慷慨地帮助别人，乐于利用一切机会主持祈祷仪式。
3月29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上午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算账。中午，在家庭手工学校学习烹饪和学做女佣的妇女们准备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来宾有许传音博士、索恩先生、米尔斯夫妇、周明宜夫人和纳尔小姐。饭后，来宾们参观了针织系和缝纫系。
城里仍然谣言漫天。一个因病几天没来上课的学生说，街上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Y·T·王先生早上告诉我，正在返回南京的外国人希望他做他们的私人教师，当然，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增加他的收入，而为了养活他的大家庭，他很需要这些钱。我不知道下学期还应不应该继续让他留在我们学校，他在很多方面一直对我们大有帮助，他是一位精明的顾问，可靠的支持者。
3月30日，星期四一整天都忙于整理账目，晚上熄灯时，从陈先生那儿拿来最后一本账册。他给我的是一本以前的“存账”——1936—1937学年的账册。下午5时，我去了索恩先生的新居参加乔迁聚会。他们的新居设计得很好，非常适于他们休息，也很适合中国人或外国人聚会。
3月31日，星期五陈先生和米尔斯夫妇、伊娃·麦卡伦一起离开了南京，我相信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家乡，他的夫人是1937年秋天离开南京的，他确实需要一个假期了。真希望程夫人和布兰奇也能有一段时间的假期。
下午，家庭手工学校的教职员邀请住在城里的所有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我们的人，来参观我们的工作，并一起喝茶。系主任和教师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他们理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改变了这里的妇女和30个孩子的命运，让她们在这一年中，在精神上、心智上和身体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不然的话，这一年对她们来说将是痛苦的一年。她们缝制的产品并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却让很多中国人喜欢，这些产品是为中国市场生产的，因此，我感觉也不错。生产时本来需要更多的检查，我却无法提供。
晚上，我们在索恩家聚会，在外国教会理事会负责科研图书馆的傅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在中国西部3年来的经历。西部是我们感到乐观的地方之一，那里的人们决心，不仅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原，还要把他们赶出满洲。他们没有丧失信心，傅先生觉得他们对我们呆在这里并不介意，但是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我们不应该从事任何正式的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