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星期三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我们没费事就买到了三等车票。很高兴我买的是三等票，因为，我们的票是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几个座位，这比坐二等车厢凉爽多了。米尔斯夫妇坐的就是二等车厢。
我们于下午2时30分安全抵达上海，等了约一个半小时才拿到通过检查的行李。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潘亭（Petain）大街7号。一路上并不太累。中国乘客也不像一年前那样，在火车上以及售票处备受欺辱。除了三等票之外，现在还有一二等车票出售，这样三等车厢就不那么拥挤不堪了。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们看到庄稼长势茂盛，稻田里一片绿油油的。我们目之所及，农田似乎都没有撂荒——农民确实是属于土地的，他们不管国家的政局如何变幻。沿线各车站周围有许多工事，让人感到侵略者是准备在此长期盘踞下去，绝不会轻易撤走的。
7月6日，星期四～7日，星期五这两天我尽忙于琐事，不过，也很高兴和一些朋友聚了聚。
到上海后，我立即设法办理去青岛的上岸许可证，据说这个证件是非有不可的。我到日本领事馆去了三趟，最后又等了两小时，才总算把这个证件办妥。在办证件过程中，我催请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是否可以办快一点，不然我就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会面了，而他却说： “军务不得草率。”真希望路上需要的全部证件已一应俱全——美国护照、上岸许可证、霍乱疫苗接种证明。倒霉得很，我弄丢了伤寒防疫证明和天花防疫证明，这些证明本可以省去我不少麻烦。我以后再不会这样粗心了。
昨天下午，我们学校的35位校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上海办事处和我聚会，今天下午，又来了1939年毕业的9位学生。我已事先写了信，所以她们知道我来。
7月7日，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但是，仍能看到新增了一些措施，以防止突发事件。一车车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穿梭，到处都可见新增的小股警察在小巷里来回巡逻。
星期四晚上，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中餐宴会，由丽明夫妇和安娜小姐请客。除我之外，来的客人还有保罗夫妇、马克斯一家、米尔斯夫妇和古尔特夫人，亲爱的黄老太太也来了。
7月8日，星期六～9日，星期天上午9时。我们乘出租车去了码头。我们所乘的船是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Butterfield睸wire） 航运公司的“森金号”。现在反英情绪高涨，如果我们不能在青岛顺利上岸，也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意外。
旅程舒畅、平静和安适。我和维克·莫西诺西的船舱很舒适，我们懒洋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大睡。美国军舰“吕宋号”上的杰拉尔德（Gerald）舰长及夫人也在船上，他们非常友好。
今天（星期天）下午2时左右，我们上岸了。因为乘的是英国船，所以我们通过海关时颇费周折，不过还不算太糟糕。下午5时，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总算又安然过了一关。
如果再能这样平安地回到南京，我就更心满意足，感谢上帝保佑了。青岛还是那么可爱，只是不太凉爽。
7月10日，星期一休假的第一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累得浑身酸软。今天的气氛有些紧张，城里发生了好几起反英抗议活动。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 “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维护东亚的新秩序。”在这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
7月11日，星期二～8月13日，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也太乏味了。
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夜里9小时，下午两小时。
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不过月圆的那一周，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真痛快！只有在此时，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由于日光，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整整四周时间，青岛炎热而干燥。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实在太热了，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
在青岛的几星期，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 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 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在山东潍县，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星期天上午，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另外，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
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他们乐此不疲，唱得津津有味。
我在青岛期间，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最初，他们决定坚守岗位，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他们也要坚持下去，自己做饭、买菜、购物。但是，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而且，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水果、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他们离开开封之前，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因为，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一位直爽的官员说： “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而我们是在地狱！只能待在这里受罪，没有一点盼头。”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每当星期天，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
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他也是位英国人。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并说，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
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波尔斯（Maude Powles）， 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是传教士。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在一些时，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坚持开办一个“慈善区”。她对中国满怀挚爱，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她不畏强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不过，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我想，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
我们的房东沃尔特·奥利弗斯（Walter。D。Olivers）夫妇，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连个伙伴也没有。虽然他们是美国人，但谁又知道他们在山东到底还能待多久？8月12日，星期六～13日，星期天8月12日，我乘船从青岛出发，13日回到上海。上海很热，但可能还比不上青岛。
8月16日，星期三下午2时去海关码头接鲁丝·切斯特，她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来的。4位学生，确切地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4位校友，从码头乘小船去接鲁丝，这4位校友弄到了通行证，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码头止步。鲁丝上了岸，随身行李通过了海关检查，然后，我们立刻乘出租车去了照相馆。那家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立等可取。鲁丝照了像，我们又乘出租车去日本领事馆。当我们到达时正赶在领事馆关门之前。几个星期前，鲁丝在申请来南京的护照时，就已经把照片寄给了美国领事馆，但是，照片转交到日本领事馆后就被弄丢了。
8月17日，星期四下午5时，我去了潘亭大街7号，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贻芳博士，这是我21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她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疲倦。很高兴见到和吴博士一起从香港来的纽夫人。相见后，黄丽明、吴博士与我们聚餐，然后，我们这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仁倾心交谈，谈得多欢畅啊！我们先谈了学校的事务，又谈了学校未来的发展。
下午6时，八十多位校友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单地吃了晚饭。多好的一次聚会！我们见到了一些已毕业的学生，她们是从非占领区来的，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飞机日夜轰炸，居民辗转逃难。黄孟姒（1922）从外地来了，她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度随武汉大学撤到四川夹江距乐山10公里。，在那里夫妻俩都病倒了。来聚会的还有其他人，如黄友黻（1922）和任倬（1919），我已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们了。吴博士作了精彩的发言，其他人向大家表示热情的问候。这真是畅叙友情、欢聚一堂的时刻，我们甚至忘却了残酷的现实。
8月18日，星期五下午7时，吴博士在太阳宾馆设宴款待了一些朋友——黄丽明、鲁丝·切斯特、缪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缪镇藩博士。、欧内斯特·杨（Ernest Yang）校长、圣约翰大学的孙主任和我。设宴实际上是为了讨论体育专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有关问题。
8月19日，星期六今天，我和鲁丝回南京。凌晨4时30分我即起床，5时吃了早饭，5时30分动身去车站。我已去过美国领事馆办理了星期五上午离开上海的许可证。火车里很热。现在每天有两趟火车去南京，还有“红帽子”帮助拿行李。在南京车站，因为我们的有关证件已过期，我、米里亚姆和她的母亲不得不接种了霍乱疫苗。针头根本没有消毒，我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讨厌这种做法，但是，我再争辩也是白费口舌。
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举办茶会欢迎鲁丝的到来。现在，鲁丝的许多老朋友在南京。
8月20日，星期天～25日，星期五瑟斯顿夫人忙于财务工作。鲁丝忙着整理图书，清理书桌和书架。我忙着开秋季校务会议，还要写信聘请教师。王先生觉得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担心外国人可能必须撤离南京。
哈丽雅特乘火车从青岛平安地回来了。程夫人正设法弄些秋天必须储备的东西，特别是煤。
仅厨房用煤就得花40美元，而且还限量供应。她买到了6吨无烟煤，今年冬天办公室里能生火取暖了。
8月26日，星期六今天我又要去上海，早晨7时离开下关，12时30分到达上海。沿线各车站周围在建防护墙，墙上有射击孔，“碉堡”好像也越来越多。天气非常热，像是要把人烤焦似的。现在，南京可以在日本人办的旅行社买到车票。我在一个车站看到了几个伤兵。上海站里放着一些脸盆，里面盛着消毒液。我戴着白手套总算不用在那种盆里洗手了，鲁丝也戴着我的一副手套混过来了。
8月28日，星期一～31日，星期四近三年中，我们传教团第一次举行会议。星期一下午，我们22名外籍传教士聚集一堂，这肯定是1936年夏天在牯岭开会以来举行的惟一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星期一晚上是开幕式，欢迎与会的外籍和中国代表及友人，约有六十人参加。真的，此时大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之情。保尔先生和马克斯先生从成都出差回来了，他们两人简短地叙述了他们这次出差的所见所闻，从中我听不出许多从西部回来的人那种千篇一律的乐观论调。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讨论传教士碰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最让人头痛的是，决定我们今后在中国西部的工作发展计划。目前，我们的雇员有些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有些在联合传教会工作，还有些在非教会机构中工作。最终的决定是，欢迎所有雇员到东部来，并为那些主要雇员的返程做特别安排，其他人则安排进联合传教机构传播福音、访贫问苦，或是帮助照顾伤兵。我所在的两个小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开完大会之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组会。会议闭幕时，我已筋疲力尽了。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举行了同仁晚餐会，约四十人出席，中外代表都有。
9月6日，星期三最近几天大同小异，每天上午都开几次小组会，讨论即将开始的两个教育计划。今天上午，我和严小姐商议怎样安排两幢宿舍楼里的学生宿舍。有些人来访，其中大多数是父母带着女儿来恳求入学或是恳求减免学费的。
机密有个人来我的办公室里见我，见面情形很不寻常，但是，细节我不能透露。来访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见没有别人在场，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包，并把它打开。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汉字写着7个人的名字，名字下方有7点极小的血迹；包在里面的布上有7个写得大一点的人名，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种化学试剂才能显影。他说，他们这7个人都是秘密工作者，为中央政府搜集情报。他们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机构内任职，这样才能搞到情报。他要我明白，正是为了搞情报他才同意接受目前这一职位的。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并告诉我这些情况？我不得而知，我只希望他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今天中午，我们正在等凯瑟琳和骆佩芬（1939）时，却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 “周四独自抵南京”。但愿这并不意味着佩芬决定不来了。
我活得好像做梦一样。当然喽，欧洲还没有开战——千万别开战，千万不能！人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只能向上帝祈祷，此外还能做什么？9月7日，星期四我们没登招生广告，但今天还是有32名女孩子参加入学考试，希望被录取，并安插进可能有空缺的班级里。我和王先生分头面试了每个女孩子，以便选拔和安排学生时尽可能做到各尽其能。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其他学生似乎都很好。真希望能把她们都收下来，但是，唉！接收不了。经济状况似乎比去年好得多，大部分面试的女孩子都能付得起学费。
太好了！今晚能开电灯了，这是两个月中的头一次，用电灯就可以节省300美元的油。
太好了！好像我们新的生物老师总算可以从上海过来了。
读上海来的报纸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当然，一场破坏性的持久战争打不起来了。我的心为英国流血。
9月8日，星期五～9日，星期六130名老生已返校回到实验班，估计还会有10人返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收了21名新生，并将其余被录取的学生作为预备生。王先生和陈先生忙着为学生登记，程夫人在和几位请求减免学费的学生谈话，我在安排日程表。凯瑟琳·舒茨和骆小姐（生物教师）今天到了。
林小姐很失望，因为只有不到30名学生登记上家政班。如果，南京其他女子学校没有开学的话，我们本可以收到约80名十几岁的贫困学生，但是，这些中学是免费的，即使是贫困学生，也愿意在家附近走读去上学，而不愿上学制仅一年的家政班，因为，上这个班有时得干些活。她们的这种选择到头来只会是白耗光阴，但是，她们看不到这一点。
星期六晚上，我为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聚会，约有400～600人参加。
9月14日，星期四今天下午4时15分，我们在南山公寓举行了新学年的第一次教师聚会。我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了几位新教师： 数学教师严小姐、兼职化学教师叶先生、生物教师骆佩芬小姐和金陵大学1934届毕业生、英语教师王邦契（音译）先生。后两位是从上海来的。看来有关上海的神话被打破了。高居不下的物价至少是把王先生赶出了上海。
上海来的日报刊登的欧洲战况越来越令人沮丧，不是炸毁波兰的各大城市，就是炸沉了几艘民用或军用船只。但是，这看起来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1914—1918年恐怖的噩梦又在重演。
9月15日，星期五上个星期热坏了，但今天天气凉爽，需要穿件外套。昨天，瓦尔西·汉辛格·费希尔（Walthy Hansinger Fisher） 夫人来我们学校礼拜堂参加祈祷。祈祷结束后，她没有立即回去，而是看望了我们这些同仁，并和我们去实验学校吃了顿中餐。今天，她又来为学生开讲座，介绍甘地的生平及其政治、经济主张，讲座非常有意思。她深入、详细地介绍了甘地的乡村促进运动，其核心为重视纺织技能。
下午4时～6时。盖尔博士举办茶会欢迎费希尔夫人。今年还是第一次举办茶会，因此备受欢迎。茶会结束后，我们约有10人迟迟不走，想多听听甘地乡村办学计划的情况。很晚，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和骆佩芬才在400号宿舍楼吃了晚饭，接着又谈论了乡村促进运动和办学的话题，直到停电才结束。我们在考虑安排勤工俭学的学生做些纺棉线和毛线的工作。
艾伦·顾（Ellen Koo） 今天从上海来了，我们非常欢迎这位义务教师。她将住在500号宿舍楼她曾住过的那间宿舍里。她教音乐课，我还希望她能另外教一些家政班的唱歌课。
今天家政班的学生们搬进学校来了，已经录取44名学生，现在却到了47人，准备上课了。
9月16日，星期六我忙得团团转，但一事无成，一心想着手制定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迟迟没有动手。8时30分，在学校小礼堂参加了家政班的开学礼拜式，共46人参加。
9时40分，实验班第一次开班会，各班的辅导员也在场。每班都有两名辅导员——男女教师各一名。我一人负责高三。
9月17日，星期天实验班的学生们进行静修。这是由布兰奇、凯瑟琳和吴先生组成的三人小组筹划的。上午9时30分的首次礼拜做得很好，为全天的静修定下了基调。10时～12时和下午3时30分～4时30分，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两次交流心得。晚上，我们做了今天最后一次礼拜 ，其过程为： 由高三的学生金蔚坤（音译）布道： 合唱赞美诗《我要诚实》；诵读经文《腓立比书》第二段的前两句；高三班和高二（最有思想的一个班）汇报静修成果；高一学生唱赞美诗；初三和初二做汇报；初一的学生演唱她们特别准备的赞美诗；主持人做总结发言；明妮·魏特琳讲话； 做烛光礼拜；王先生念祈祷文；举行烛光游行。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对此我深信不疑。
今晚有些凉意。报纸上几乎没有中国战局的报道，而全是欧洲的战况。
9月18日，星期一今天上午，实验班举行周会，大王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内容是关于“局限性”的问题。
中午，我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中式午餐会。女士中除了我还有哈丽雅特、凯瑟琳和希尔达·安德森夫人。我第一次听说苏联入侵了波兰。形势更加复杂了，人们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下午我在拟定勤工俭学计划，开始时还挺顺利，但接着就停了下来，因为，有四个违纪问题需要解决。
上午，一位从京都来的日本教授到我们学校看了看，不一会儿就走了，没有问任何问题。
9月20日，星期三两天来，我尽量躲着别人，这样才有时间拟定勤工俭学计划，这件未完成的工作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大约4时，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从事入学登记工作的陈先生誊抄——两栋宿舍楼里学生的洗澡日程表和洗衣日程表，理科楼、中央楼、艺术楼和两栋宿舍楼的工作日程表，学生每月离校回家一次及大扫除日的日程表。
我没统计过通过勤工俭学挣全额或半额学费的学生人数，但是肯定超过90人。必须给每个人都分配些工作。
报纸上午由火车运出上海，下午三四点钟到我们这里。这些天报纸上的消息真让人惨不忍睹！苏联的动机是什么？没人知道。依我看，好像欧洲国家都免不了受到英帝国的左右。当波兰完了，德国人请求媾和时，才有可能用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彼此间的仇恨和血腥的屠杀。
天气有点凉，但清爽宜人。从未见过星星，即行星，像今晚这么可爱。
9月22日，星期五我为制定勤工俭学计划花的时间太多了，工作太累了，自那以来，我就感到精力大不如以前。昨天和今天都一事无成。
真不愿翻开这张报纸，不知道又将发生什么事，又会订什么新盟约。自从苏、日签署条约以来，局势更加复杂了。今天的报纸上说，中国新政府的官员将于11月在南京举行就职仪式。
显然，目前汪精卫就在南京。不知他面对这烧、杀、淫、掠后残存的城市时有何感想！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头等大事是不断上涨的物价，新米已卖到了14美元；柴每担2美元以上，还买不到，就连稻草、杂草每担也要1美元以上。我们在这里砍下越来越多的树当柴烧，砍的是长得过密或木质不好的树。
9月23日，星期六清晨5时，我被一队骑兵经过的声音吵醒了。先是骑兵从校园东墙外的宁海路经过，接着是几辆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最后是步兵。
下午1时～3时进行大扫除。13名女生打扫中央楼，12名打扫科学楼，24名打扫艺术楼，另外各有10名学生打扫两栋宿舍楼，总共有69名学生打扫卫生，另外有5名学生监督指导。下午3时，我们给各组评分。我认为，学生们从这项工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她们以后能把这些技能带回家去。
下午4时。高三的学生到实验学校宿舍学习怎样支起纺织机。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学会制做书包和刻手柄。很想让她们早点学会纺织技术。
9月24日，星期天今天过得悠闲自在，天气也很好。10时30分，我们启用了南画室的第一所学生教堂，但只来了约一百人，因为，实验班的1／3学生和家政班的1／2学生在休每月的探亲假。我们为学生们请来的是卫理公会的沈牧师，由他在今天的礼拜上布道。由高小姐奏圣乐，我主持礼拜。这次礼拜比去年的一次好多了，那次是学生们和住在附近的一些妇女共同参加的。现在的礼拜计划如下，如无改动就照此执行： 每月第一个星期天——王邦契主持礼拜。
每月第二个星期天——邀请圣公会牧师一名。
每月第三个星期天——邀请卫理公会牧师一名。
每月第四个星期天——祷告。
中午12时30分。林小姐、罗小姐和我一起吃饭。饭后，我们讨论了如何为学校附近的邻居服务。
4时30分，我在特威纳姆教堂做了英语礼拜，约四十多人参加了礼拜。瑟尔·贝茨刚从日本回来，今天对我们谈的是日本基督教徒面临的窘境，这个讲话发人深思。日本这些教徒确实处境困难，大多数人好像张口就是“作为日本人”云云。
下午6时。伯奇夫妇、杨牧师、程夫人、林弥励、哈丽雅特、凯瑟琳和我共进晚餐。晚饭丰盛可口，只有程夫人能做得这么好。
晚上7时30分。学生举行了第一次周日聚会。我们还没为这一聚会想出合适的名称。“基督教奋进协会”这个名称绝对不能用，这会让人怀疑。今后这项活动由各班轮流负责，从高三开始。今年，家政班的学生也要参加这项活动，这样就必须动用学校的大礼堂了。今晚有200人参加聚会，这很令人鼓舞。伯奇先生给大家布道，内容是如何以崇高的追求度过一生，他讲得非常精彩。
9月26日，星期二快到月底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一整天都有人来取钱。我们早就把瑟斯顿夫人去度假时留下的两张1000美元支票花光了，收到的学费也用完了，此外，还借了1000多美元，就这样还有缺口。
今天付了1000美元油漆费。油漆了所有门窗的外侧以及四栋宿舍楼的大门，平均每间房子不到20美元，真是很不起眼的一笔小钱。我们很走运，在汇率上涨前买到了进口的优质油漆。
下午，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了为帕克斯顿夫人举办的欢迎茶会。茶会气氛友好、欢快，大多数传教士都参加了。
每天读报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大问号： 苏联想干什么？意大利最终作出的决定会偏向哪方？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方案？今天对报考家政班的女孩子进行复试。该班已有49名学生，这次又有17人参加考试。
9月27日，星期三今天是我的生日。朋友们打算在我生日这天，特别安排我和家政班的学生们会餐，又别出心裁地准备办一个宴会。我好不容易才让他们取消了这些计划，并谢绝了大多数礼物。真希望27年前我没有告诉朋友们我的生日是哪天，现在要劝他们忘记我的生日就不那么容易了。
今天下午去看望埃莉诺·赖特（Eleanor Wright）。像她这种病是多么难熬啊，也许她只能活三四个星期了，但是，她若无其事地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果失去像她这样的人是多么令人难过啊！今天晚上，学生们8点钟就下课了，比平时提前了半小时。接着，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她们分成四组站成四边形，先唱了两首赞美诗——《夕阳西下》、《你是我的乐土》，然后，又轮流唱了几首歌，最后唱的是几首非宗教歌曲。
今晚的月光美极了，在这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中国许多地方都会有人赞叹月光的静谧之美，也将会有许多城市束手无策地遭受轰炸。
9月29日，星期五昨天下午，一位受雇于日本领事馆的中国密探来我们学校，询问一位唐姑珍（音译）小姐现在是否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人一口咬定她肯定在我们这里，因为，她在上海办的通行证上说，她要到这儿来。看来这位小姐在为中央政府工作。日本人认为她肯定要来南京，而且肯定要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个密探还三次询问了F·陈的情况。这个密探对李先生说，他认识我和瑟斯顿夫人，许多年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没有更名时，他就见过我们。
今天下午，4个日本人来我们学校，其主角是从东京来的日本教育部的一位督察，日军驻南京总部的一个人陪他来的。这位督察表示，他想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看个遍。我把他们请进会客厅，向他们讲解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我带他们到家政班去看看。此后，我提出去看看教堂和图书馆，而他们却说没时间，要走了。和他们一起来的一个是广东人，另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始终一言不发。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目的。那位督察曾在东京联合基督教大学开过讲座。
9月30日，星期六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秋日，清新而凉爽。我只穿一件薄外套，很舒服。树上已能看见几点斑驳的秋色，秋高气爽的日子快到了。
上午，在实验班的聚会上，高一生物班的学生和实验班的学生就鸡蛋问题举行了系列讲座，如鸡蛋的食用价值，等等。为了讲得更明白，她们带来了种类不同、大小各异的鸡蛋，还准备了几张图表。对了，我们不得不停用这个组织的原名“互助中心”，将其更名为“实验中心”，因为，一个反政府组织正在使用这个名称。
今天正值“每月大扫除日”。下午1时～3时，所有的学生打扫各自的寝室。4时，教师们查看了这栋宿舍楼的卫生状况。和往常一样，勤工俭学的学生打扫教室，3点钟给她们评分。
我们的学生虽然不是无可挑剔，但是，她们确实在进步！下午4时。我疲惫不堪，正想歇口气，来了一名日本医生和一个日本兵，说是很想看看我们学校的厨房和宿舍。我想，他们看过我们的食堂，一定没法说三道四吧，因为那儿刚刚进行了大扫除。
晚上7时30分。我去英国领事馆赴宴。我们本想深入探讨何时能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但只是泛泛而谈。这个晚上不太愉快。
魏特琳日记我们于下午2时30分安全抵达上海，等了约一个半小时才拿到通过检查的行李。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潘亭（Petain）大街7号。一路上并不太累。中国乘客也不像一年前那样，在火车上以及售票处备受欺辱。除了三等票之外，现在还有一二等车票出售，这样三等车厢就不那么拥挤不堪了。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们看到庄稼长势茂盛，稻田里一片绿油油的。我们目之所及，农田似乎都没有撂荒——农民确实是属于土地的，他们不管国家的政局如何变幻。沿线各车站周围有许多工事，让人感到侵略者是准备在此长期盘踞下去，绝不会轻易撤走的。
7月6日，星期四～7日，星期五这两天我尽忙于琐事，不过，也很高兴和一些朋友聚了聚。
到上海后，我立即设法办理去青岛的上岸许可证，据说这个证件是非有不可的。我到日本领事馆去了三趟，最后又等了两小时，才总算把这个证件办妥。在办证件过程中，我催请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是否可以办快一点，不然我就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会面了，而他却说： “军务不得草率。”真希望路上需要的全部证件已一应俱全——美国护照、上岸许可证、霍乱疫苗接种证明。倒霉得很，我弄丢了伤寒防疫证明和天花防疫证明，这些证明本可以省去我不少麻烦。我以后再不会这样粗心了。
昨天下午，我们学校的35位校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上海办事处和我聚会，今天下午，又来了1939年毕业的9位学生。我已事先写了信，所以她们知道我来。
7月7日，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但是，仍能看到新增了一些措施，以防止突发事件。一车车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穿梭，到处都可见新增的小股警察在小巷里来回巡逻。
星期四晚上，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中餐宴会，由丽明夫妇和安娜小姐请客。除我之外，来的客人还有保罗夫妇、马克斯一家、米尔斯夫妇和古尔特夫人，亲爱的黄老太太也来了。
7月8日，星期六～9日，星期天上午9时。我们乘出租车去了码头。我们所乘的船是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Butterfield睸wire） 航运公司的“森金号”。现在反英情绪高涨，如果我们不能在青岛顺利上岸，也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意外。
旅程舒畅、平静和安适。我和维克·莫西诺西的船舱很舒适，我们懒洋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大睡。美国军舰“吕宋号”上的杰拉尔德（Gerald）舰长及夫人也在船上，他们非常友好。
今天（星期天）下午2时左右，我们上岸了。因为乘的是英国船，所以我们通过海关时颇费周折，不过还不算太糟糕。下午5时，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总算又安然过了一关。
如果再能这样平安地回到南京，我就更心满意足，感谢上帝保佑了。青岛还是那么可爱，只是不太凉爽。
7月10日，星期一休假的第一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累得浑身酸软。今天的气氛有些紧张，城里发生了好几起反英抗议活动。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 “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维护东亚的新秩序。”在这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
7月11日，星期二～8月13日，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也太乏味了。
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夜里9小时，下午两小时。
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不过月圆的那一周，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真痛快！只有在此时，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由于日光，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整整四周时间，青岛炎热而干燥。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实在太热了，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
在青岛的几星期，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 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 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在山东潍县，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星期天上午，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另外，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
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他们乐此不疲，唱得津津有味。
我在青岛期间，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最初，他们决定坚守岗位，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他们也要坚持下去，自己做饭、买菜、购物。但是，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而且，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水果、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他们离开开封之前，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因为，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一位直爽的官员说： “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而我们是在地狱！只能待在这里受罪，没有一点盼头。”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每当星期天，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
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他也是位英国人。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并说，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
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波尔斯（Maude Powles）， 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是传教士。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在一些时，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坚持开办一个“慈善区”。她对中国满怀挚爱，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她不畏强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不过，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我想，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
我们的房东沃尔特·奥利弗斯（Walter。D。Olivers）夫妇，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连个伙伴也没有。虽然他们是美国人，但谁又知道他们在山东到底还能待多久？8月12日，星期六～13日，星期天8月12日，我乘船从青岛出发，13日回到上海。上海很热，但可能还比不上青岛。
8月16日，星期三下午2时去海关码头接鲁丝·切斯特，她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来的。4位学生，确切地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4位校友，从码头乘小船去接鲁丝，这4位校友弄到了通行证，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码头止步。鲁丝上了岸，随身行李通过了海关检查，然后，我们立刻乘出租车去了照相馆。那家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立等可取。鲁丝照了像，我们又乘出租车去日本领事馆。当我们到达时正赶在领事馆关门之前。几个星期前，鲁丝在申请来南京的护照时，就已经把照片寄给了美国领事馆，但是，照片转交到日本领事馆后就被弄丢了。
8月17日，星期四下午5时，我去了潘亭大街7号，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贻芳博士，这是我21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她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疲倦。很高兴见到和吴博士一起从香港来的纽夫人。相见后，黄丽明、吴博士与我们聚餐，然后，我们这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仁倾心交谈，谈得多欢畅啊！我们先谈了学校的事务，又谈了学校未来的发展。
下午6时，八十多位校友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单地吃了晚饭。多好的一次聚会！我们见到了一些已毕业的学生，她们是从非占领区来的，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飞机日夜轰炸，居民辗转逃难。黄孟姒（1922）从外地来了，她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度随武汉大学撤到四川夹江距乐山10公里。，在那里夫妻俩都病倒了。来聚会的还有其他人，如黄友黻（1922）和任倬（1919），我已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们了。吴博士作了精彩的发言，其他人向大家表示热情的问候。这真是畅叙友情、欢聚一堂的时刻，我们甚至忘却了残酷的现实。
8月18日，星期五下午7时，吴博士在太阳宾馆设宴款待了一些朋友——黄丽明、鲁丝·切斯特、缪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缪镇藩博士。、欧内斯特·杨（Ernest Yang）校长、圣约翰大学的孙主任和我。设宴实际上是为了讨论体育专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有关问题。
8月19日，星期六今天，我和鲁丝回南京。凌晨4时30分我即起床，5时吃了早饭，5时30分动身去车站。我已去过美国领事馆办理了星期五上午离开上海的许可证。火车里很热。现在每天有两趟火车去南京，还有“红帽子”帮助拿行李。在南京车站，因为我们的有关证件已过期，我、米里亚姆和她的母亲不得不接种了霍乱疫苗。针头根本没有消毒，我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讨厌这种做法，但是，我再争辩也是白费口舌。
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举办茶会欢迎鲁丝的到来。现在，鲁丝的许多老朋友在南京。
8月20日，星期天～25日，星期五瑟斯顿夫人忙于财务工作。鲁丝忙着整理图书，清理书桌和书架。我忙着开秋季校务会议，还要写信聘请教师。王先生觉得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担心外国人可能必须撤离南京。
哈丽雅特乘火车从青岛平安地回来了。程夫人正设法弄些秋天必须储备的东西，特别是煤。
仅厨房用煤就得花40美元，而且还限量供应。她买到了6吨无烟煤，今年冬天办公室里能生火取暖了。
8月26日，星期六今天我又要去上海，早晨7时离开下关，12时30分到达上海。沿线各车站周围在建防护墙，墙上有射击孔，“碉堡”好像也越来越多。天气非常热，像是要把人烤焦似的。现在，南京可以在日本人办的旅行社买到车票。我在一个车站看到了几个伤兵。上海站里放着一些脸盆，里面盛着消毒液。我戴着白手套总算不用在那种盆里洗手了，鲁丝也戴着我的一副手套混过来了。
8月28日，星期一～31日，星期四近三年中，我们传教团第一次举行会议。星期一下午，我们22名外籍传教士聚集一堂，这肯定是1936年夏天在牯岭开会以来举行的惟一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星期一晚上是开幕式，欢迎与会的外籍和中国代表及友人，约有六十人参加。真的，此时大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之情。保尔先生和马克斯先生从成都出差回来了，他们两人简短地叙述了他们这次出差的所见所闻，从中我听不出许多从西部回来的人那种千篇一律的乐观论调。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讨论传教士碰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最让人头痛的是，决定我们今后在中国西部的工作发展计划。目前，我们的雇员有些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有些在联合传教会工作，还有些在非教会机构中工作。最终的决定是，欢迎所有雇员到东部来，并为那些主要雇员的返程做特别安排，其他人则安排进联合传教机构传播福音、访贫问苦，或是帮助照顾伤兵。我所在的两个小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开完大会之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组会。会议闭幕时，我已筋疲力尽了。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举行了同仁晚餐会，约四十人出席，中外代表都有。
9月6日，星期三最近几天大同小异，每天上午都开几次小组会，讨论即将开始的两个教育计划。今天上午，我和严小姐商议怎样安排两幢宿舍楼里的学生宿舍。有些人来访，其中大多数是父母带着女儿来恳求入学或是恳求减免学费的。
机密有个人来我的办公室里见我，见面情形很不寻常，但是，细节我不能透露。来访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见没有别人在场，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包，并把它打开。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汉字写着7个人的名字，名字下方有7点极小的血迹；包在里面的布上有7个写得大一点的人名，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种化学试剂才能显影。他说，他们这7个人都是秘密工作者，为中央政府搜集情报。他们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机构内任职，这样才能搞到情报。他要我明白，正是为了搞情报他才同意接受目前这一职位的。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并告诉我这些情况？我不得而知，我只希望他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今天中午，我们正在等凯瑟琳和骆佩芬（1939）时，却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 “周四独自抵南京”。但愿这并不意味着佩芬决定不来了。
我活得好像做梦一样。当然喽，欧洲还没有开战——千万别开战，千万不能！人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只能向上帝祈祷，此外还能做什么？9月7日，星期四我们没登招生广告，但今天还是有32名女孩子参加入学考试，希望被录取，并安插进可能有空缺的班级里。我和王先生分头面试了每个女孩子，以便选拔和安排学生时尽可能做到各尽其能。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其他学生似乎都很好。真希望能把她们都收下来，但是，唉！接收不了。经济状况似乎比去年好得多，大部分面试的女孩子都能付得起学费。
太好了！今晚能开电灯了，这是两个月中的头一次，用电灯就可以节省300美元的油。
太好了！好像我们新的生物老师总算可以从上海过来了。
读上海来的报纸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当然，一场破坏性的持久战争打不起来了。我的心为英国流血。
9月8日，星期五～9日，星期六130名老生已返校回到实验班，估计还会有10人返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收了21名新生，并将其余被录取的学生作为预备生。王先生和陈先生忙着为学生登记，程夫人在和几位请求减免学费的学生谈话，我在安排日程表。凯瑟琳·舒茨和骆小姐（生物教师）今天到了。
林小姐很失望，因为只有不到30名学生登记上家政班。如果，南京其他女子学校没有开学的话，我们本可以收到约80名十几岁的贫困学生，但是，这些中学是免费的，即使是贫困学生，也愿意在家附近走读去上学，而不愿上学制仅一年的家政班，因为，上这个班有时得干些活。她们的这种选择到头来只会是白耗光阴，但是，她们看不到这一点。
星期六晚上，我为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聚会，约有400～600人参加。
9月14日，星期四今天下午4时15分，我们在南山公寓举行了新学年的第一次教师聚会。我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了几位新教师： 数学教师严小姐、兼职化学教师叶先生、生物教师骆佩芬小姐和金陵大学1934届毕业生、英语教师王邦契（音译）先生。后两位是从上海来的。看来有关上海的神话被打破了。高居不下的物价至少是把王先生赶出了上海。
上海来的日报刊登的欧洲战况越来越令人沮丧，不是炸毁波兰的各大城市，就是炸沉了几艘民用或军用船只。但是，这看起来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1914—1918年恐怖的噩梦又在重演。
9月15日，星期五上个星期热坏了，但今天天气凉爽，需要穿件外套。昨天，瓦尔西·汉辛格·费希尔（Walthy Hansinger Fisher） 夫人来我们学校礼拜堂参加祈祷。祈祷结束后，她没有立即回去，而是看望了我们这些同仁，并和我们去实验学校吃了顿中餐。今天，她又来为学生开讲座，介绍甘地的生平及其政治、经济主张，讲座非常有意思。她深入、详细地介绍了甘地的乡村促进运动，其核心为重视纺织技能。
下午4时～6时。盖尔博士举办茶会欢迎费希尔夫人。今年还是第一次举办茶会，因此备受欢迎。茶会结束后，我们约有10人迟迟不走，想多听听甘地乡村办学计划的情况。很晚，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和骆佩芬才在400号宿舍楼吃了晚饭，接着又谈论了乡村促进运动和办学的话题，直到停电才结束。我们在考虑安排勤工俭学的学生做些纺棉线和毛线的工作。
艾伦·顾（Ellen Koo） 今天从上海来了，我们非常欢迎这位义务教师。她将住在500号宿舍楼她曾住过的那间宿舍里。她教音乐课，我还希望她能另外教一些家政班的唱歌课。
今天家政班的学生们搬进学校来了，已经录取44名学生，现在却到了47人，准备上课了。
9月16日，星期六我忙得团团转，但一事无成，一心想着手制定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迟迟没有动手。8时30分，在学校小礼堂参加了家政班的开学礼拜式，共46人参加。
9时40分，实验班第一次开班会，各班的辅导员也在场。每班都有两名辅导员——男女教师各一名。我一人负责高三。
9月17日，星期天实验班的学生们进行静修。这是由布兰奇、凯瑟琳和吴先生组成的三人小组筹划的。上午9时30分的首次礼拜做得很好，为全天的静修定下了基调。10时～12时和下午3时30分～4时30分，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两次交流心得。晚上，我们做了今天最后一次礼拜 ，其过程为： 由高三的学生金蔚坤（音译）布道： 合唱赞美诗《我要诚实》；诵读经文《腓立比书》第二段的前两句；高三班和高二（最有思想的一个班）汇报静修成果；高一学生唱赞美诗；初三和初二做汇报；初一的学生演唱她们特别准备的赞美诗；主持人做总结发言；明妮·魏特琳讲话； 做烛光礼拜；王先生念祈祷文；举行烛光游行。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对此我深信不疑。
今晚有些凉意。报纸上几乎没有中国战局的报道，而全是欧洲的战况。
9月18日，星期一今天上午，实验班举行周会，大王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内容是关于“局限性”的问题。
中午，我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中式午餐会。女士中除了我还有哈丽雅特、凯瑟琳和希尔达·安德森夫人。我第一次听说苏联入侵了波兰。形势更加复杂了，人们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下午我在拟定勤工俭学计划，开始时还挺顺利，但接着就停了下来，因为，有四个违纪问题需要解决。
上午，一位从京都来的日本教授到我们学校看了看，不一会儿就走了，没有问任何问题。
9月20日，星期三两天来，我尽量躲着别人，这样才有时间拟定勤工俭学计划，这件未完成的工作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大约4时，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从事入学登记工作的陈先生誊抄——两栋宿舍楼里学生的洗澡日程表和洗衣日程表，理科楼、中央楼、艺术楼和两栋宿舍楼的工作日程表，学生每月离校回家一次及大扫除日的日程表。
我没统计过通过勤工俭学挣全额或半额学费的学生人数，但是肯定超过90人。必须给每个人都分配些工作。
报纸上午由火车运出上海，下午三四点钟到我们这里。这些天报纸上的消息真让人惨不忍睹！苏联的动机是什么？没人知道。依我看，好像欧洲国家都免不了受到英帝国的左右。当波兰完了，德国人请求媾和时，才有可能用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彼此间的仇恨和血腥的屠杀。
天气有点凉，但清爽宜人。从未见过星星，即行星，像今晚这么可爱。
9月22日，星期五我为制定勤工俭学计划花的时间太多了，工作太累了，自那以来，我就感到精力大不如以前。昨天和今天都一事无成。
真不愿翻开这张报纸，不知道又将发生什么事，又会订什么新盟约。自从苏、日签署条约以来，局势更加复杂了。今天的报纸上说，中国新政府的官员将于11月在南京举行就职仪式。
显然，目前汪精卫就在南京。不知他面对这烧、杀、淫、掠后残存的城市时有何感想！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头等大事是不断上涨的物价，新米已卖到了14美元；柴每担2美元以上，还买不到，就连稻草、杂草每担也要1美元以上。我们在这里砍下越来越多的树当柴烧，砍的是长得过密或木质不好的树。
9月23日，星期六清晨5时，我被一队骑兵经过的声音吵醒了。先是骑兵从校园东墙外的宁海路经过，接着是几辆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最后是步兵。
下午1时～3时进行大扫除。13名女生打扫中央楼，12名打扫科学楼，24名打扫艺术楼，另外各有10名学生打扫两栋宿舍楼，总共有69名学生打扫卫生，另外有5名学生监督指导。下午3时，我们给各组评分。我认为，学生们从这项工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她们以后能把这些技能带回家去。
下午4时。高三的学生到实验学校宿舍学习怎样支起纺织机。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学会制做书包和刻手柄。很想让她们早点学会纺织技术。
9月24日，星期天今天过得悠闲自在，天气也很好。10时30分，我们启用了南画室的第一所学生教堂，但只来了约一百人，因为，实验班的1／3学生和家政班的1／2学生在休每月的探亲假。我们为学生们请来的是卫理公会的沈牧师，由他在今天的礼拜上布道。由高小姐奏圣乐，我主持礼拜。这次礼拜比去年的一次好多了，那次是学生们和住在附近的一些妇女共同参加的。现在的礼拜计划如下，如无改动就照此执行： 每月第一个星期天——王邦契主持礼拜。
每月第二个星期天——邀请圣公会牧师一名。
每月第三个星期天——邀请卫理公会牧师一名。
每月第四个星期天——祷告。
中午12时30分。林小姐、罗小姐和我一起吃饭。饭后，我们讨论了如何为学校附近的邻居服务。
4时30分，我在特威纳姆教堂做了英语礼拜，约四十多人参加了礼拜。瑟尔·贝茨刚从日本回来，今天对我们谈的是日本基督教徒面临的窘境，这个讲话发人深思。日本这些教徒确实处境困难，大多数人好像张口就是“作为日本人”云云。
下午6时。伯奇夫妇、杨牧师、程夫人、林弥励、哈丽雅特、凯瑟琳和我共进晚餐。晚饭丰盛可口，只有程夫人能做得这么好。
晚上7时30分。学生举行了第一次周日聚会。我们还没为这一聚会想出合适的名称。“基督教奋进协会”这个名称绝对不能用，这会让人怀疑。今后这项活动由各班轮流负责，从高三开始。今年，家政班的学生也要参加这项活动，这样就必须动用学校的大礼堂了。今晚有200人参加聚会，这很令人鼓舞。伯奇先生给大家布道，内容是如何以崇高的追求度过一生，他讲得非常精彩。
9月26日，星期二快到月底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一整天都有人来取钱。我们早就把瑟斯顿夫人去度假时留下的两张1000美元支票花光了，收到的学费也用完了，此外，还借了1000多美元，就这样还有缺口。
今天付了1000美元油漆费。油漆了所有门窗的外侧以及四栋宿舍楼的大门，平均每间房子不到20美元，真是很不起眼的一笔小钱。我们很走运，在汇率上涨前买到了进口的优质油漆。
下午，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了为帕克斯顿夫人举办的欢迎茶会。茶会气氛友好、欢快，大多数传教士都参加了。
每天读报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大问号： 苏联想干什么？意大利最终作出的决定会偏向哪方？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方案？今天对报考家政班的女孩子进行复试。该班已有49名学生，这次又有17人参加考试。
9月27日，星期三今天是我的生日。朋友们打算在我生日这天，特别安排我和家政班的学生们会餐，又别出心裁地准备办一个宴会。我好不容易才让他们取消了这些计划，并谢绝了大多数礼物。真希望27年前我没有告诉朋友们我的生日是哪天，现在要劝他们忘记我的生日就不那么容易了。
今天下午去看望埃莉诺·赖特（Eleanor Wright）。像她这种病是多么难熬啊，也许她只能活三四个星期了，但是，她若无其事地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果失去像她这样的人是多么令人难过啊！今天晚上，学生们8点钟就下课了，比平时提前了半小时。接着，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她们分成四组站成四边形，先唱了两首赞美诗——《夕阳西下》、《你是我的乐土》，然后，又轮流唱了几首歌，最后唱的是几首非宗教歌曲。
今晚的月光美极了，在这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中国许多地方都会有人赞叹月光的静谧之美，也将会有许多城市束手无策地遭受轰炸。
9月29日，星期五昨天下午，一位受雇于日本领事馆的中国密探来我们学校，询问一位唐姑珍（音译）小姐现在是否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人一口咬定她肯定在我们这里，因为，她在上海办的通行证上说，她要到这儿来。看来这位小姐在为中央政府工作。日本人认为她肯定要来南京，而且肯定要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个密探还三次询问了F·陈的情况。这个密探对李先生说，他认识我和瑟斯顿夫人，许多年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没有更名时，他就见过我们。
今天下午，4个日本人来我们学校，其主角是从东京来的日本教育部的一位督察，日军驻南京总部的一个人陪他来的。这位督察表示，他想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看个遍。我把他们请进会客厅，向他们讲解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我带他们到家政班去看看。此后，我提出去看看教堂和图书馆，而他们却说没时间，要走了。和他们一起来的一个是广东人，另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始终一言不发。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目的。那位督察曾在东京联合基督教大学开过讲座。
9月30日，星期六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秋日，清新而凉爽。我只穿一件薄外套，很舒服。树上已能看见几点斑驳的秋色，秋高气爽的日子快到了。
上午，在实验班的聚会上，高一生物班的学生和实验班的学生就鸡蛋问题举行了系列讲座，如鸡蛋的食用价值，等等。为了讲得更明白，她们带来了种类不同、大小各异的鸡蛋，还准备了几张图表。对了，我们不得不停用这个组织的原名“互助中心”，将其更名为“实验中心”，因为，一个反政府组织正在使用这个名称。
今天正值“每月大扫除日”。下午1时～3时，所有的学生打扫各自的寝室。4时，教师们查看了这栋宿舍楼的卫生状况。和往常一样，勤工俭学的学生打扫教室，3点钟给她们评分。
我们的学生虽然不是无可挑剔，但是，她们确实在进步！下午4时。我疲惫不堪，正想歇口气，来了一名日本医生和一个日本兵，说是很想看看我们学校的厨房和宿舍。我想，他们看过我们的食堂，一定没法说三道四吧，因为那儿刚刚进行了大扫除。
晚上7时30分。我去英国领事馆赴宴。我们本想深入探讨何时能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但只是泛泛而谈。这个晚上不太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