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把这个作为藉口，但是我认为整个夏天我到处奔跑，仿佛在追赶被大风吹飞的帽子一样，其原因是因为我仍旧受着我这代错误观念的影响：生活更多的是命运而不是适应。
我想我会在床上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匆匆写完那篇文章，以给我们挣得一辆福特货车，但是申请表上所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将来的问题，在我看来都很凄凉。我不停地写完一个严肃的段落，又一个段落，而这些文字都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忧伤的论调。我不能动摇这种思想：将来，不仅美国的商业，全社会的商业未来都将在贫穷、羞辱以及内部城市的愤怒中书写，而我们盲目地在舒适的生活中进行活动，晚上上好门闩，用租来的电影来麻痹自己。四天之后，我睡眼惺松地从隔离状态中出来，我放弃了，把申请表寄回了俄亥俄州。然后我给那个机械师戴伍打了电话，告诉他来修理我的货车。我对他说：“我知道它或许不值得修理。”
“嘿，”他回答，“这是唯一你能得到的车，唯一你能支付的车，对吗？那它就值得。”
然后我尽力帮科伦干点儿园子里的活儿。当我让她看我为了种大豆修剪好的木竿时，她说：“太晚了。”
“但是你要我做的？”
“那是一个月以前。”
我站在她一人搭好的篱笆外面，举起一小袋子大豆，那是我从商储店买来的。
“我已经种上大豆了，”她说。
“嗯，我们可以多种些，不是吗？”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回到家人那里。我躺在草地上，一会儿杰克和内尔各自找到一根棍子玩假扮戏水的游戏，他们坐在我身上，把我当成他们的木船，这时我看到科伦在园子里干活。她赤着脚站在泥土中。她的工作裤卷到小腿肚。我正在想她看起来多么强壮，这时她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站着，靠在铁锹把上，低着头。这让我吃惊。我注视着她，她靠在铁锹上轻轻摆动，好像她在用它跳一支舞。孩子们还在继续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否则那也会令他们吃惊。他们的母亲在一天当中休息呢。她们的母亲被邻里们深深地记着，在那里她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女人。一天结束后，她经常会去洗个澡，我听见她幸福地说，“除了午饭前不得不上趟厕所之外，这是我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她像她的母亲，她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时，就创下了一个记录，在普莱斯克爱尔一天挑的土豆桶数是最多的。
她累了，我对自己说。她累了，因为我使她筋疲力竭了。我娶了一个女孩，有惊人的能量、希望和乐观精神，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有着一颗美丽朴实的心灵，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每个遇到过她的人都会注意到她并会记住她。当我看见她在园子里，我承认所有这些都在耗竭，当她发现或许她嫁给了一个不能依靠的男人，当生活变得更艰难时，一种阴影便开始爬上了她的心头。她从没埋怨过这个，埋怨不是她的性格。她有如此多的能量，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她从不在她毫无作为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候：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注视着她又陷入了另一个进行自我分析的可怜的旅途中。我向下看了看，看见我开始用手指敲打大腿。正是右手，就像我祖父那样，当时他刚40岁出头，染上了圣维特斯舞蹈病，在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我清楚地记着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是个小孩，只有4岁，刚刚长高到我的眼睛与他敲打的手指相平的高度。我从前从未算过二加二，但是这种运算现在对我一目了然；我母亲生下我和同胞哥哥十天后就去世了，我的父亲搬回了老家，这样我的祖父可以照顾我们。突然间我的祖父，一个几乎养不起他自己四个孩子的、十分不爱说话的人，在经济萧条时期靠卖苹果维持生活，现在又面对着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境况。当我父亲抱着我们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很快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个印刷商，他把整行铸排打印机移到小房子后面的房间里，在那里住下来，那是一个笨重巨大的机器，它工作起来，屋子都摇晃着，并且声音大得足以淹没所有孩子的吵闹声。
我现在大概是他当时的年龄。当我看到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又看到我的手，我确定她又怀孕了。噢，上帝，我想还有什么比要有第五个孩子更糟糕的事情呢？正如那个小联盟运动场的商人说的：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一刻也不能够放松；一个不能放松的父亲把每一次焦虑的震颤、每一次紧张的刺痛都传递给了他新出生的婴儿。
我看着园子里的科伦，不知道有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问她，她想要多少孩子时，她只说：“很多。”她知道，作为一位母亲，抚养和教育她的孩子是她生命的呼唤，而且也总是这么容易、这么毫不费力气地怀孕并且把每一个婴儿养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还有如此大的困难才能怀孕呢。我不懂她们的挫折和疼痛。在过去三年里除了天主教书中教的老办法外，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一种节育，但是科伦的内部系统和生物钟是如此有规律，你都可以用它来打赌。我们结婚时她就决定好了每一个孩子应该什么时候被怀上。她决定之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怀孕后三到四个月。我直到34岁时才遇到她，我想我已经不能有孩子了。我们在英国私奔后两天，我们来到了巴黎，她决定该是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了。她从不问我也不告诉我这些事。当我们在城里的第一天四次做爱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正像一条狗要接受地上摆放的四碗饭的现实一样。离开巴黎后两周，科伦只要头触枕头，她就能睡着，并且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在我父亲再婚后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所住的一所房子里，你能听到晚上老鼠在阁楼里跑来跑去的声音，地下室里有一个古老的油炉。它是一个由铅和铁组成的庞大的机器，有管道、计量仪、阀门、杠杆和生锈的金属细管，细管像是章鱼的触角一样从心脏里伸出来。整个冬天它都关闭着，我们全家要去地下室，父亲拿个手电筒领路，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它，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站在它面前就像是站在一个神秘的不可揣测的机械面前，让人目瞪口呆，只有房主才了解它。她像玛丽雅鲍萍一样一阵风似的到了，从我们身边走过，挽起袖子，消失在一堆铁和黑色的金属板之间了，当她出来以后，那讨厌的老鼠又在四处跑了。我是这样看待科伦在孩子世界里的。她从开始就准确地知道如何去解释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怎样去医治他们的小疾病，怎样去安慰他们。科伦的一位医生告诉我，她的奶水很多，足够喂养5个孩子。奶水整天从她的乳头里流出，浸湿了她的衣服，它还有种特殊的功效，使我们孩子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起，睡觉就像十来岁的孩子一样。
科伦把幸福的、灿烂的红脸颊的孩子送到我面前时，我就爱上了他们，爱得那么无可救药。从她把孩子放在我的臂弯里的那一刻起，我就从没看清楚摆在她们面前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画。
在5年的时间里有了4个孩子，我的态度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仔细地给每个孩子计划着，估算着每一个孩子在钱和时间上意味着什么。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尽可能多的拥有我们的孩子。
现在，又要有一个孩子了，我紧张地用手指敲打着大腿，思索着。每一个知道我的人都会来看我，对我说：上帝，你们还要一个孩子干什么！
我躺在园子里看着她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有点头晕。我围着仓库散步，看见孩子们在人行道旁的草地上搭起一个柠檬摊子。当人们从旁边停下来时，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去’树林里为炉子拣一些木柴。我四处走着，也不知真正在想些什么，当我清醒后，才意识到我已经走得很远了，已不能看见房子了。一种奇怪的恐惧袭上心头，像是风突然改变了方向。我说自己大傻了，但是我开始仔细听一种声音，渐渐地我有了一种幻觉，我看到坐在货车里的人正在邀请我的孩子坐车。他这次停下来只是为了柠檬，他走近他们：“下个星期六你们也会在这儿吗？像这次一样出来，在马路旁，就你们自己？”我扔下了木头，奔跑了起来，寻找一根可用的棍子作为武器。
在草坪的远处我停了下来，我看见他们了。我想要和他们说的话，我的神情，一个失去信心保护他孩子免受不幸的父亲的样子会让他们伤心的。所以我坐在矮松下，偷偷地注视着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凡尔茅斯加油站，付给戴伍修理费，然后开车径直到了波特兰，找到了布莱伯街的国家职业介绍办公室。那是一个平顶、无窗的j一层砖房，看起来像一个小安全监狱。外面前门处穿着救济军衣服的男人和女人抽着烟、看着人行道。几步远的角落里停着一辆四轮大卡车，它的顶已经凹陷，一个有了白发的女人一只脚伸到仪表板上，正在给脚趾盖涂薄荷香脂。
我走进里面，排到一位越南人后面，一个宽肩的无赖冲着柜台后的女人喊：“但是我告诉你，我能做那份工作！我有工具！”
那个女人不停地道歉，而那个男人却不停地吼着。那越南人转过来，悲伤地对我说，“没有地址就没有工作。”
在柜台旁工作的那个女人很和气，很沉着，像护士一样。她们被训练得大声喊我们的名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但是你从她们脸上看得出她们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因为她们不喜欢把我们的失败作为一个公开的问题。她们递给我们要填写的表格，还有波特兰出版的为失业者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四十七条提示，诸如：寻找报纸上的赠券、彩票啦、切断你的有线电视等。
“我有地址，”当轮到我时，我对那个女人说，“但没有工具。”
她扬扬眉毛说：“有地址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吗？”
“有。”
“你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无论什么，”我说，“只要它有健康保险，我想我妻子就可以再有一个孩子了。”
她停下来，看了看我。她解释说即使我找到一份提供保。险的工作，也要等一段时期，而这已超过怀孕期。我假装知道这个。天啊，我被保护了这么长时间以致于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每天早晨同样的时间，我都去那个办公室，每次问同一个女人同一个问题：“请问有带健康保险的工作吗？”从第一天起，我就相信会有一个人把我从等候队伍中挑出来，把我领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真正好的工作分配给那些有研究生学位和一定修养的专门人才。我对那个女人说，我常常晚上做恶梦，梦见孩子生病了。对一个六口之家来说，最便宜的健康保险费每月也超过六百美元，我想要的就是某种能把我们全家投入保险之中的工作。
每天她都检查一遍计算机的输出资料，然后冲我摇摇头：“还没有。我很抱歉。”
和我一块排队的人，表情分为两种。一种是傲气地震惊：我从没想来这里……；另一种是顺从的样子：你们还能从像我这样的无业游民中期望什么？那些越南人总是在那儿，即使和蔼的女士们费劲地喊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总是笑着，当他们被叫到时半鞠着躬。他们总是微笑和鞠躬，好像是为了弥补他们所造成的负担。我回想起英国的那些乞丐在伦敦剧院外面排队等候免费座位——精神的营养品。我想，如果这里的一位女士领着我们沿着人行道走过橡树街，像是一队二年级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开始一次野游，走上国会大街来到波特兰的交响乐大厅听一听马勒的第三乐章，那该多么美好。
好几天，我都拿着扫索贝洛的小说《赫尔佐格》，这样我感觉会比队伍中的其它人好一些，带点漫不经心。但是当我排队等候时，我在书的前后封皮里面都写好了预算。站在那里，我写到了明年，写到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为止。写出来，就觉得好一些，仿佛钱没有被乱花掉。
我们的预算将会保护我们免于任何萦绕在失业的穷人身上的荒诞的想法。在拥挤的职业办公室里，在荧光灯下，我尽力消失在数字中。夏天的食物费：400美元，牙医费：250美元，电话费：50美元，汽车保险费：240美元，电费：80美元，汽车修理费：1318美元。到夏天结束，还剩下4700美元。我的目标是在低于4000美元之前找到工作，这样才可以留点底子。
一天，在择业办公室，我离开队伍去上厕所。当我打开门时，有一个小越南人站在洗涤漕旁，他正在向图坡金属容器池里冲热水，那里面满是恶心的、凝固的肉汁，上面还粘有大块肉，看到它我都要呕吐了。但那个人回过头，冲我笑笑，微微弯了下腰说：“热的好一些。很热。”它使我猛然体会到一些人是多么努力工作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国家生存，他们的精神顽强地建立在清贫的环境之上。为什么我不能为科伦和我的孩子那样去做呢？为什么我是一个在事情顺利时才感到幸福的人呢？
直到收到普林斯顿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我不在他们邀请去面试工作的候选人之列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此刻，读信的时刻，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去波特兰街找一份餐馆里侍候进餐收取小费的工作，或是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它太简单了，确实：当你被宠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你有一个机会在一个能提供给你舒适和刺激的有意义职业里努力工作的时候，当这个机会拒绝给那些居留区的人们以及我这代人中被送到越南打仗的那些人，——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让命运顺其自然。我想到我们把钱和保障金花完，为了看看是否我能被命运援救，如果不能，是否我有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一天晚上，孩子睡着以后，科伦把我叫到浴室，她躺在浴缸里。“洗澡太美了，”她感叹起来，“这是我喜欢做的第二件事。”
我在浴缸边蹲下对她说：“我给你洗背。”
她说：“我知道没有天堂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有，如果那里不能洗澡、不能做爱，那么天堂还是无法和人间生活相比。”
我一只手把她的头发捧起来，用另一只手给她洗背。
出乎意外，她告诉我她一直在想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个女人，她不能使孩子长成形。“当艾化·欧·康纳好几次流产的时候，我曾经跟她哥哥说我愿意替她生个孩子。我想我们能和她们住得近点儿，这样我可以从远处看着孩子。我总是想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怀孕，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怀孕，生产也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呆在产房里，像一些人做的那样。如果她有坏的口味或是一些麻木的习惯，那就使我麻烦了。我知道那很愚蠢，但是想象着孩子在一间屋子里长大，窗户上挂着泡沫窗帘……”
我希望她接下来告诉我，为什么她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她没说，我也没问。
“想要孩子的人，”她说，“你在报上读过这样的广告吗？你能想象她们有多绝望吗？我都替她们感到遗憾。”
“你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会放弃生孩子的人。”我对她说，等着她的反驳。
“你认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将不能有保障地养大我们孩子的时候要到了吗？”她问。
我告诉她不用担心。
“但是我担心，”她说，“我倒不担心短期内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总会有办法度过难关的。但有时我想到将来，我们孙子的将来，他们的孩子，这就使我感到恐惧。”
她以前从未这样说话，我斜靠着浴缸，脸贴到她的背上，想去安慰她。“我们怎么了？”她问，“你和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如果有，我就会被赶走，唐·J·史奈德。如果你离开我们，你就会犯一个大错误。”
“你要说什么？”我说。
她看看我，摇了摇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她不再听了。“不要像一些男人那样开始想，如果你再找个人，一切都会更好。”
“我不会的。”我说。
“好。如果你做了，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你也不要来看我们，给孩子买好东西。我会带她们走得远远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是我能忍受的唯一方式。”
我看着她的眼睛，“好吧。”我说。
几天后，我最喜欢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意外地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儿子精神崩溃了。在他信里他说他想尽快见我，信里还有他的电话号码，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在计算机软件上发了一笔小财，他的儿子在我认识的那三年里想成为一名诗人。
那天晚上，科伦正在卧室里给孩子们穿衣服，我走上楼把信给她看。我进去时，她抬起头看我，她说：“我最喜欢夏天的夜晚，晚上洗澡后的孩子们看起来那么漂亮。”
对于她来说，衡量世界的美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孩子。使我吃惊的是，当她的世界已经偏离这个中心的时候，她仍在漫不经心地欣赏这种美。她没有跟我提任何怀孕的事，除了为一个不能生育的人怀一个孩子外。她在花园里斜靠在铁锹上的样子，我所有的也仅是直觉。但是这种直觉太强烈了，我开始每天把报纸丢在厨房桌子上，翻到分类部分，在那里没有孩子的夫妇在领养的标题下会做点儿善事。他们在那个小空格里填满了表明他们声望的话：信仰基督的夫妇有一个大房子和庭院，积极的、有爱心的、物质上有保证的夫妇。夫妇生活在乡村俱乐部广场。职业基督教夫妇。稳定婚姻的夫妇。这些人明白不想要孩子的人们周围的经济、财政细节，这些在交易中都很含糊。在每一个广告中你都能听到同样的诚诺：“我有钱去提供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医疗护理以及上大学。”
每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广告，我都想知道这些没有自己孩子的夫妇要为孩子花多少钱。现在科伦抱着卡勒，看着我学生的父亲写来的信，我在想命运也许正在干涉；我正在考虑让科伦在孩子还没有成形前放弃这个孩子时，这位有钱的父亲向我求助。铁轮正在沿着轨道滚动。
我在那天晚上夜深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听见电话里他焦虑的声音，我想象着他站在波士顿城外某个林郊的一套美丽的大房子里。或许他是在秋日周末的一个狩猎俱乐部里，房子里有张桌子，他坐在那里给科尔格特学校开了张支票，或许他也会为我写一张，或许他会对我很感激，给我在他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我很高兴跟你儿子说话，但是当然我们事前需要说好什么。我意思是——”
“不，不。不必解释……5000美元满意吗？”
“当然。”事实上，那足够一个新生的孩子的医费用。
他问我是否我有时间第二天见面。“我在波士顿北部，一小时的路程。”他说。
“我能明天见你。”我告诉他。
“什么时间？”
“明天一天我都有空。”我说。我想后天、大后天……我天天都有空。
终于我们见面了，比利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爱尔兰人，头顶上精心梳着几缕黑发。他带着一张比利的照片。实际上是一张家庭照，母亲、父亲和四个孩子站在一棵圣诞树前。我认识的比利上学时总是带着他的滑板，穿着古怪的不相称的破布衣服，那衣服也仅仅在胳膊、腿的开口处是和常规衣服一样。
我认识他时，他是一个理性的、幸福的孩子，他周末总是忙于郊游，骑着登山自行车或是越野滑雪板。这张照片的神情是一种强烈的仇视，好像在尽力让看照片的人知道他是被俘的、违背意愿的。
在他父亲跟我交谈的第一个小时里，有三、四次他告诉我，如果我有空去看一下比利，这将对比利的母亲意味着很多。他病了以后，她抽查过他的卧室柜子，找到了他给我写的但没有寄出的信。从他父亲对她的描述中，我有一种印象，她自己也近乎于崩溃了。
“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父亲说，“他母亲责备自己，尽管是我促使他在城里的一家银行里工作。他似乎也不介意，除了埋怨衣服尺码外。他打电话要了夹克和一件男子礼眼。”
当他说道这时，他笑了，而后笑容又消失了，眼睛里有一种恍惚的神情。“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周，然后就不干了。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他只是躺在长沙发上，除了去洗浴室，再没起来。医生不再用精神崩溃这个词，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在耶鲁带比利去过医院，他告诉我比利的状况十分像精神崩溃。
我们沿着沙滩旁一条美丽的小道走，他看上去似乎想一直说下去。我有一种印象：他是那种一辈子都保持沉默的人，直到麻烦事来了。他给我讲他的童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周围都是蓝领人，那时人们看起来总是非常高兴。父亲努力工作，但是他们能够提供得起一套房子，他们中许多人最后都送他们的孩子读完了大学。“现在都变了，”他忧伤地说，“我不是要责备你们这一代人——哎，我也不比你们老许多。但是你们这一代所失去的就是过去人们彼此间互相帮助的精神。年轻人经历的是非正式的学徒关系。你知道人到三十八、九岁时会花时间为更年轻的一代指出一条路。没有什么新内容，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是这样，但是到你们这一代就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艰难了。每天在我工作的生意圈里，我都能看到。或许我想让比利只是有一份工作，而不是尽力让他做些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事情。我知道他在你的课上开始写诗，即使大部分我都不懂，但我想它是好的。但是我猜测我从没有想到他对于那种生活也是很艰难。”
我坐上了另一辆汽车，这个车里有电影。没有人在说话或是看窗外。我们都把头靠在后面椅上的纸垫巾上，直直地向前看，我们完全被屏幕上的画面吸引住了。忽然我想起我父亲把第一台电视搬回家的那一天。那是1956年，沿街的其它父亲们也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电视放在一个大的、笨重的木制橱柜里，这个柜子还是汤姆·莫衷的父亲帮着我父亲搬进卧室的呢。多么精彩，那个有光、有声音的盒子，如此不可思议，如此漂亮。我们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相同的，每个起居室的家俱都摆放面向壁炉，直到电视进来了，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转到了它的方向。
在波士顿，我坐上了火车，大半旅途我都在想着比利。我记得他是怎样说服学校食堂把午饭后的剩菜给他，他要送给锡拉丘兹市避难所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他把食物送到避难所的时候，饭已经冰凉了，他很沮丧。所以他又找到一家快餐店，愿意捐赠一万个有盖的泡沫塑料盘子。
我离比利越近，我越确信他父亲和我之间没有说道的就是我助长了他对社会的不满。我是一个教授，鼓励他写诗。他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来找我，想要一些书在夏天读。火车向康涅狄塔行进，我在想这些书。瑞尔克，迪克森，思台百克，威特曼写的。书的内容像地狱般的压抑，这一定使他的世界和他父亲的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在去新海文的路上，我把这个想得很清楚，我起初在脑海里勾勒了一幅画——在那儿我把恢复好的比利交给他充满感激的父母，一个完全恢复的比利，他又开始信仰一切为了生活而必须信仰的事情了。——而这个目标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我没想到他看上去有那么苍白和瘦削。他穿着牛仔裤，双膝都磨破了，上身是一件白色衬衣，我想这可能是他去银行工作时所穿的衣服。我握着他的手，讲述了火车进站时所发生的事，想尽力逗他笑。我一直站在两辆车中间的地方，后面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尽可能靠近她所能够到的车门。我们都在等门开，所以我冲她说声“你好！”她转过身，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看着我，那种表情是专为遇到杀人犯准备的。然后门开了，那股强大的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一直高过头顶，这样突然间她站在我旁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对他说，“她看起来像郁金香。我几乎要伸手帮她把裙子拉下来。”
比利笑了，但你能看出他心不在焉。“当我们最不经心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不是吗？”他说。
我们走到他停车的地方。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药店，这样他可以重新填一下处方。
药剂师叫着他的名字，把五瓶药盒放在柜台上，并以一种担心的神情看着我。当比利在用一双廉价金框的假珠宝放大镜费力地读着小字的时候，那位药剂师检查了所有的用药说明。比利告诉我这个放大镜是在医院的礼品店里买的，因为他服的药已经使他失去了视力。
这些用药说明是如此令人迷惑，我知道如果他不明白药剂师的意思的话，我也帮不了他，所以我要了那些小瓶子，这是老人们用来帮助他们每日服药用的。
比利用胳膊把所有的瓶子都扫进了他的口袋。“这是找你的零钱。”药剂师叫他，但他走开了，他向我解释他不能夏天口袋里揣着零钱，因为那会使他想起他父亲是如何把零钱弄得叮叮作响以显示他的家长威风。
我拿他的眼镜取笑他。“弄一件羊毛衫，然后把一条小链子挂在你眼镜上再套到脖子上，你或许可以得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我原来的视力是多么好啊。”他严肃地说。
在他的房子里，挂在墙上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一张从半空拍摄的林中小湖的照片。“你认出这个地方了吗？”他问我，当我说没有时，他说那是沃尔顿湖。
“汉克把他的小屋建在池子的什么地方？”
“汉克？”
“亨利·汉。”
“我不知道。”
“我喜欢那本书，”他说，“你向我们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很有意义。”
我穿过屋子看他。他正斜靠在前门上好像他正等着一个敌人的袭击。
“看，”我说，“许多关于梭罗的作品我事实上都不知道。当我上大学时，我甚至都没读过《沃尔顿湖》。”
我等着他的反应，但是他绕过了。“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愤怒的葡萄》，它使我震惊，你知道——如果你读了那本书以后，仍然相信商业和资本主义没有压榨出人民的骨头来的话，那你最好再读一遍。”
他突然看看我，好像他刚刚记起屋里除了他之外还有我。
“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时间，你可以睡我床上。我喜欢睡沙发。”
“我喜欢睡沙发。”我对他说。
“好吧，那你睡沙发。”他说。
他对了一下表，告诉我十分钟后他要打开电视。
“我知道你讨厌电视。”他说。
“为什么你那样说？”
“你总是在课上敲打电视。”
我感到恐慌，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听着，比利，”我说，“你必须忘记当我是你老师时我说过的任何话。”
他没理会，把电视播到下午谈心的一个栏目。“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他微笑地告诉我广播室里那些中年妇女又和那些处男结合了。在一个广告中他告诉我在精神病房里他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他们给我们读报纸，然后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在小卡片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小鸡的右胸和左胸，哪个更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左胸，我对了。”
气温升到了90度，比利拥有的唯一风扇是他在小卖摊上发现的，价值50美分。它丧失了其它的所有的功能，只剩下高速档，当打开它时，它就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吼叫着，把报纸吹得满屋都是。我们做了个安排：我们谈了十分钟，然后让风扇转十分钟清新一下空气。为了压过风扇的声音，我高声建议我们去打网球，他看起来似乎根本没在意那声音。他点点头，我们开始寻找他的网球拍和运动鞋，大约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已大汗淋漓，这时我们准备出去了，进入阳光地带，我们走到公园，网球场地一进入视野，他就说他太累，不想玩了。
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四处转转看看他的东西。地板上放着从一台样子昂贵的望远镜上散下的零件。小盒子里四个硬币，像是银行里用来发送新支票的。他书架上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在科尔格特大学他选修的文学课上我布置过的一本书。我打开他的《愤怒的葡萄》的复印本，还有一张照片：帕蒂·哈斯特带着战争的疲倦，挥舞着一支机关枪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城里散完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把《沃尔顿湖》读给他听。他头向后仰，闭着眼睛。我读给他听，就像在家里给我的孩子读一样。像他们一样，他也睡觉了，尽管天还早。我出外呆了一会儿，听着远处的鼓声。不是乐队里的那种鼓声，而是慢慢滚动着的鼓声，像是送葬队的那种。它令我打了个冷战。我不想在这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再呆一个晚上了。我想我很容易就能把他的东西打成包裹塞进车内，然后开车带他回到缅因州的家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觉了，我的头冲着风扇的风叶。
第二天日出时，鼓手们在市中心的绿草坪上集合，进行又一天的训练。我在库珀陆农场买份报纸，排队站在其中一位士兵旁边，一个矮个子慌慌张张地带回一箱可乐，给他并肩的同伴们喝。他皮肤苍白又发黄，苍白得几乎透明，他头发直立在头顶之上，侧面修剪到耳朵边，他面无表情，脚上穿着一双有光泽的黑皮鞋；一条宽的黑革带子上面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鼓，另一个钩子用来钩金属壶，金属壶上有两个孔，用来别鼓槌。那副高度近视镜使他的服饰看起来十分不自信。当我走回绿草地时，我注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否精神崩溃的人都会像这样装束，他们小小的、失去了的魂灵。他们从远处某个邮局订购了这身鼓手的装束，这样他们可以属于一个小组织，周末在市广场或沿着康涅狄塔海岸线的村庄的绿草地上排队行走。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比利在沙发上脸朝上睡着了，偶而在他药物睡眠中伸出手，仿佛他要游到天花板上去。
“芥茉？”当我唤醒他时他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不。城里绿草坪上有集会。”我说。
后来我们走到了足球场，那儿有一些中年的说西班牙语的人在踢足球。比利告诉我说，在医院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病人不得不离开医院，因为他们所配给的保险费或补助已经用光了；一个女人不得不被人抬起来，尖叫着：“我不能去水果店，我会迷路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或者说说他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年轻小姐，但是他只是停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足球。
经过一场剧烈的暴风雨般的敲打之后，砰砰的鼓声终于在子夜时停止了。在比利睡觉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考虑离婚。他为此责备自己声称他们之间一直没有麻烦，直到他那年夏天搬回家。
他忧伤地说：“我好像是卡夫卡写的那个故事里的男孩子，他变成了一个臭虫，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家人最后全都憎恨他。我妈妈总是不断地给我屋子里拿东西吃。我父亲则把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
当我问他，他在银行里干了多久时，他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来，突然间为他感到很伤感。我想当他是个学生时，他的思维是多么敏锐，而我却没有让我的学生准备好去面对毕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对住在像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租的房间里所体会到的凄凉。我想到了冲洗他大脑的那些药。药片在他的唇边留下了一线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样精神崩溃了，我的孩子是否会注意到这些。
他告诉我当银行里的事情变得很刻薄时，他很奇怪。“我刚刚出来，买了这三件衣服。这里，让我拿给你看。”
他进了卧室花了好长时间。我想起小联盟运动场的那个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当比利回来的时候，他穿着其中一套，拿着另外两套。“我看起来很像回事儿，是吗？”他问，“或者你能分辨出来。”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个骗子。”他笑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看这身衣服。很潇洒，不是吗？穿上这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礼服。当我参加银行俱乐部时，我就穿着它。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围坐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里，给懒惰的人打电话。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早变成了狗屎。我们联上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仅仅是为了训斥一下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个好的取暖器，因为那就是你今年过冬的地方！那种勾当，我们都做过。它就好像是一个大型足球赛。每个人都在尽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银行里的姑娘们也这样做。我辞职了，因为我感到脏，我不断地冲着热水澡，但仍感到不干净。我辞职了。我仅在我父亲的朋友行长那里留了个条。
他说他有东西要给我看，随即又消失在卧室中。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几块尺寸适中的石头，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们放在电视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边笑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打碎窗户。我穿上我的礼服，骑车到了行政人员住的街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块了。最近我又想做这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低下头，手按着电视机上那几块石头。他说：“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会惊讶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着腿和胳膊，开始从一边向另一边打滚。
“看，”我说，“这像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比利。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在缅因住一段时间，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断了我。“我弄到了这套帕蒂·哈斯特在圣迭戈抢劫一家银行的录像带。我从杂志上订到的。我想象她那样打仗。我开车来到豪华的住宅区，而我认为，那里是一堆垃圾。那些日子我正在上学，做着别人告诉我的事，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的世界吗？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想那些人正在做着类似于我做的那种肮脏事，我给黑人打电话，冲着他们在电话里大叫这种肮脏事。我只想成为像汤姆·乔得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你知道汤姆说什么，‘我不停地跑着，尽我所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开车送我到火车站。我看错了时间表，所以早到了一个小时。我进了一家小商店，给我们两人买了瓶苹果汁。我想我们可以坐在太阳地里等着火车。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亲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亲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些课文中寻找一些让我在学生面前表现得更聪明的东西，在聚会中说的话。我想象着教务的妻子上床后回忆说，“噢，你知道英语系那个诙谐、有魅力的年轻人吗？”
我从厨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检查我所有的书，分开我在里面写过东西的。但是很快我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垃圾袋，还有十余本上课用的笔记本。
早晨借着第一缕光亮我就开车到了雅茅斯的垃圾点。我是第一个开车到那儿的人，在门外等着开门。“那是什么？”一个掌管添坑的没牙的男子问。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说。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边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开那个。”他说。我打开了，当我告诉他里面全是书时，他叫我带它们去山顶，那里矮灌木火正在闷烧。
没有把袋子整个地丢到火里，我打开每一个袋子一次扔一本书。一大堆塞尔尤贝克的目录本在灰烬里闷烧着，我把我的书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尔维尔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红字》，《推销员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读着俄亥俄州那个孩子记住的那些段落。我读到了查理那个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给他一份工作来挽救他。威利太骄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诉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说：“没有报酬？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记得我关于这几行字写的课堂笔记，我是怎样结束的那堂课，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他们祷告著有一天能拥有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们如此热爱以致于他们会不要报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为此对自己一直很满意，但是现在我读这些话时，我看见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骗子，站在学生面前，描画着一个局外者的对生活的浪漫图画，而对这种生活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天的邮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绝信。我看完它们，把它们丢在了厨房柜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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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养活这家人我想我会在床上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匆匆写完那篇文章，以给我们挣得一辆福特货车，但是申请表上所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将来的问题，在我看来都很凄凉。我不停地写完一个严肃的段落，又一个段落，而这些文字都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忧伤的论调。我不能动摇这种思想：将来，不仅美国的商业，全社会的商业未来都将在贫穷、羞辱以及内部城市的愤怒中书写，而我们盲目地在舒适的生活中进行活动，晚上上好门闩，用租来的电影来麻痹自己。四天之后，我睡眼惺松地从隔离状态中出来，我放弃了，把申请表寄回了俄亥俄州。然后我给那个机械师戴伍打了电话，告诉他来修理我的货车。我对他说：“我知道它或许不值得修理。”
“嘿，”他回答，“这是唯一你能得到的车，唯一你能支付的车，对吗？那它就值得。”
然后我尽力帮科伦干点儿园子里的活儿。当我让她看我为了种大豆修剪好的木竿时，她说：“太晚了。”
“但是你要我做的？”
“那是一个月以前。”
我站在她一人搭好的篱笆外面，举起一小袋子大豆，那是我从商储店买来的。
“我已经种上大豆了，”她说。
“嗯，我们可以多种些，不是吗？”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回到家人那里。我躺在草地上，一会儿杰克和内尔各自找到一根棍子玩假扮戏水的游戏，他们坐在我身上，把我当成他们的木船，这时我看到科伦在园子里干活。她赤着脚站在泥土中。她的工作裤卷到小腿肚。我正在想她看起来多么强壮，这时她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站着，靠在铁锹把上，低着头。这让我吃惊。我注视着她，她靠在铁锹上轻轻摆动，好像她在用它跳一支舞。孩子们还在继续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否则那也会令他们吃惊。他们的母亲在一天当中休息呢。她们的母亲被邻里们深深地记着，在那里她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女人。一天结束后，她经常会去洗个澡，我听见她幸福地说，“除了午饭前不得不上趟厕所之外，这是我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她像她的母亲，她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时，就创下了一个记录，在普莱斯克爱尔一天挑的土豆桶数是最多的。
她累了，我对自己说。她累了，因为我使她筋疲力竭了。我娶了一个女孩，有惊人的能量、希望和乐观精神，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有着一颗美丽朴实的心灵，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每个遇到过她的人都会注意到她并会记住她。当我看见她在园子里，我承认所有这些都在耗竭，当她发现或许她嫁给了一个不能依靠的男人，当生活变得更艰难时，一种阴影便开始爬上了她的心头。她从没埋怨过这个，埋怨不是她的性格。她有如此多的能量，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她从不在她毫无作为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候：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注视着她又陷入了另一个进行自我分析的可怜的旅途中。我向下看了看，看见我开始用手指敲打大腿。正是右手，就像我祖父那样，当时他刚40岁出头，染上了圣维特斯舞蹈病，在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我清楚地记着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是个小孩，只有4岁，刚刚长高到我的眼睛与他敲打的手指相平的高度。我从前从未算过二加二，但是这种运算现在对我一目了然；我母亲生下我和同胞哥哥十天后就去世了，我的父亲搬回了老家，这样我的祖父可以照顾我们。突然间我的祖父，一个几乎养不起他自己四个孩子的、十分不爱说话的人，在经济萧条时期靠卖苹果维持生活，现在又面对着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境况。当我父亲抱着我们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很快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个印刷商，他把整行铸排打印机移到小房子后面的房间里，在那里住下来，那是一个笨重巨大的机器，它工作起来，屋子都摇晃着，并且声音大得足以淹没所有孩子的吵闹声。
我现在大概是他当时的年龄。当我看到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又看到我的手，我确定她又怀孕了。噢，上帝，我想还有什么比要有第五个孩子更糟糕的事情呢？正如那个小联盟运动场的商人说的：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一刻也不能够放松；一个不能放松的父亲把每一次焦虑的震颤、每一次紧张的刺痛都传递给了他新出生的婴儿。
我看着园子里的科伦，不知道有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问她，她想要多少孩子时，她只说：“很多。”她知道，作为一位母亲，抚养和教育她的孩子是她生命的呼唤，而且也总是这么容易、这么毫不费力气地怀孕并且把每一个婴儿养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还有如此大的困难才能怀孕呢。我不懂她们的挫折和疼痛。在过去三年里除了天主教书中教的老办法外，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一种节育，但是科伦的内部系统和生物钟是如此有规律，你都可以用它来打赌。我们结婚时她就决定好了每一个孩子应该什么时候被怀上。她决定之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怀孕后三到四个月。我直到34岁时才遇到她，我想我已经不能有孩子了。我们在英国私奔后两天，我们来到了巴黎，她决定该是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了。她从不问我也不告诉我这些事。当我们在城里的第一天四次做爱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正像一条狗要接受地上摆放的四碗饭的现实一样。离开巴黎后两周，科伦只要头触枕头，她就能睡着，并且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在我父亲再婚后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所住的一所房子里，你能听到晚上老鼠在阁楼里跑来跑去的声音，地下室里有一个古老的油炉。它是一个由铅和铁组成的庞大的机器，有管道、计量仪、阀门、杠杆和生锈的金属细管，细管像是章鱼的触角一样从心脏里伸出来。整个冬天它都关闭着，我们全家要去地下室，父亲拿个手电筒领路，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它，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站在它面前就像是站在一个神秘的不可揣测的机械面前，让人目瞪口呆，只有房主才了解它。她像玛丽雅鲍萍一样一阵风似的到了，从我们身边走过，挽起袖子，消失在一堆铁和黑色的金属板之间了，当她出来以后，那讨厌的老鼠又在四处跑了。我是这样看待科伦在孩子世界里的。她从开始就准确地知道如何去解释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怎样去医治他们的小疾病，怎样去安慰他们。科伦的一位医生告诉我，她的奶水很多，足够喂养5个孩子。奶水整天从她的乳头里流出，浸湿了她的衣服，它还有种特殊的功效，使我们孩子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起，睡觉就像十来岁的孩子一样。
科伦把幸福的、灿烂的红脸颊的孩子送到我面前时，我就爱上了他们，爱得那么无可救药。从她把孩子放在我的臂弯里的那一刻起，我就从没看清楚摆在她们面前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画。
在5年的时间里有了4个孩子，我的态度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仔细地给每个孩子计划着，估算着每一个孩子在钱和时间上意味着什么。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尽可能多的拥有我们的孩子。
现在，又要有一个孩子了，我紧张地用手指敲打着大腿，思索着。每一个知道我的人都会来看我，对我说：上帝，你们还要一个孩子干什么！
我躺在园子里看着她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有点头晕。我围着仓库散步，看见孩子们在人行道旁的草地上搭起一个柠檬摊子。当人们从旁边停下来时，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去’树林里为炉子拣一些木柴。我四处走着，也不知真正在想些什么，当我清醒后，才意识到我已经走得很远了，已不能看见房子了。一种奇怪的恐惧袭上心头，像是风突然改变了方向。我说自己大傻了，但是我开始仔细听一种声音，渐渐地我有了一种幻觉，我看到坐在货车里的人正在邀请我的孩子坐车。他这次停下来只是为了柠檬，他走近他们：“下个星期六你们也会在这儿吗？像这次一样出来，在马路旁，就你们自己？”我扔下了木头，奔跑了起来，寻找一根可用的棍子作为武器。
在草坪的远处我停了下来，我看见他们了。我想要和他们说的话，我的神情，一个失去信心保护他孩子免受不幸的父亲的样子会让他们伤心的。所以我坐在矮松下，偷偷地注视着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凡尔茅斯加油站，付给戴伍修理费，然后开车径直到了波特兰，找到了布莱伯街的国家职业介绍办公室。那是一个平顶、无窗的j一层砖房，看起来像一个小安全监狱。外面前门处穿着救济军衣服的男人和女人抽着烟、看着人行道。几步远的角落里停着一辆四轮大卡车，它的顶已经凹陷，一个有了白发的女人一只脚伸到仪表板上，正在给脚趾盖涂薄荷香脂。
我走进里面，排到一位越南人后面，一个宽肩的无赖冲着柜台后的女人喊：“但是我告诉你，我能做那份工作！我有工具！”
那个女人不停地道歉，而那个男人却不停地吼着。那越南人转过来，悲伤地对我说，“没有地址就没有工作。”
在柜台旁工作的那个女人很和气，很沉着，像护士一样。她们被训练得大声喊我们的名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但是你从她们脸上看得出她们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因为她们不喜欢把我们的失败作为一个公开的问题。她们递给我们要填写的表格，还有波特兰出版的为失业者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四十七条提示，诸如：寻找报纸上的赠券、彩票啦、切断你的有线电视等。
“我有地址，”当轮到我时，我对那个女人说，“但没有工具。”
她扬扬眉毛说：“有地址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吗？”
“有。”
“你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无论什么，”我说，“只要它有健康保险，我想我妻子就可以再有一个孩子了。”
她停下来，看了看我。她解释说即使我找到一份提供保。险的工作，也要等一段时期，而这已超过怀孕期。我假装知道这个。天啊，我被保护了这么长时间以致于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每天早晨同样的时间，我都去那个办公室，每次问同一个女人同一个问题：“请问有带健康保险的工作吗？”从第一天起，我就相信会有一个人把我从等候队伍中挑出来，把我领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真正好的工作分配给那些有研究生学位和一定修养的专门人才。我对那个女人说，我常常晚上做恶梦，梦见孩子生病了。对一个六口之家来说，最便宜的健康保险费每月也超过六百美元，我想要的就是某种能把我们全家投入保险之中的工作。
每天她都检查一遍计算机的输出资料，然后冲我摇摇头：“还没有。我很抱歉。”
和我一块排队的人，表情分为两种。一种是傲气地震惊：我从没想来这里……；另一种是顺从的样子：你们还能从像我这样的无业游民中期望什么？那些越南人总是在那儿，即使和蔼的女士们费劲地喊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总是笑着，当他们被叫到时半鞠着躬。他们总是微笑和鞠躬，好像是为了弥补他们所造成的负担。我回想起英国的那些乞丐在伦敦剧院外面排队等候免费座位——精神的营养品。我想，如果这里的一位女士领着我们沿着人行道走过橡树街，像是一队二年级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开始一次野游，走上国会大街来到波特兰的交响乐大厅听一听马勒的第三乐章，那该多么美好。
好几天，我都拿着扫索贝洛的小说《赫尔佐格》，这样我感觉会比队伍中的其它人好一些，带点漫不经心。但是当我排队等候时，我在书的前后封皮里面都写好了预算。站在那里，我写到了明年，写到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为止。写出来，就觉得好一些，仿佛钱没有被乱花掉。
我们的预算将会保护我们免于任何萦绕在失业的穷人身上的荒诞的想法。在拥挤的职业办公室里，在荧光灯下，我尽力消失在数字中。夏天的食物费：400美元，牙医费：250美元，电话费：50美元，汽车保险费：240美元，电费：80美元，汽车修理费：1318美元。到夏天结束，还剩下4700美元。我的目标是在低于4000美元之前找到工作，这样才可以留点底子。
一天，在择业办公室，我离开队伍去上厕所。当我打开门时，有一个小越南人站在洗涤漕旁，他正在向图坡金属容器池里冲热水，那里面满是恶心的、凝固的肉汁，上面还粘有大块肉，看到它我都要呕吐了。但那个人回过头，冲我笑笑，微微弯了下腰说：“热的好一些。很热。”它使我猛然体会到一些人是多么努力工作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国家生存，他们的精神顽强地建立在清贫的环境之上。为什么我不能为科伦和我的孩子那样去做呢？为什么我是一个在事情顺利时才感到幸福的人呢？
直到收到普林斯顿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我不在他们邀请去面试工作的候选人之列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此刻，读信的时刻，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去波特兰街找一份餐馆里侍候进餐收取小费的工作，或是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它太简单了，确实：当你被宠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你有一个机会在一个能提供给你舒适和刺激的有意义职业里努力工作的时候，当这个机会拒绝给那些居留区的人们以及我这代人中被送到越南打仗的那些人，——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让命运顺其自然。我想到我们把钱和保障金花完，为了看看是否我能被命运援救，如果不能，是否我有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一天晚上，孩子睡着以后，科伦把我叫到浴室，她躺在浴缸里。“洗澡太美了，”她感叹起来，“这是我喜欢做的第二件事。”
我在浴缸边蹲下对她说：“我给你洗背。”
她说：“我知道没有天堂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有，如果那里不能洗澡、不能做爱，那么天堂还是无法和人间生活相比。”
我一只手把她的头发捧起来，用另一只手给她洗背。
出乎意外，她告诉我她一直在想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个女人，她不能使孩子长成形。“当艾化·欧·康纳好几次流产的时候，我曾经跟她哥哥说我愿意替她生个孩子。我想我们能和她们住得近点儿，这样我可以从远处看着孩子。我总是想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怀孕，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怀孕，生产也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呆在产房里，像一些人做的那样。如果她有坏的口味或是一些麻木的习惯，那就使我麻烦了。我知道那很愚蠢，但是想象着孩子在一间屋子里长大，窗户上挂着泡沫窗帘……”
我希望她接下来告诉我，为什么她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她没说，我也没问。
“想要孩子的人，”她说，“你在报上读过这样的广告吗？你能想象她们有多绝望吗？我都替她们感到遗憾。”
“你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会放弃生孩子的人。”我对她说，等着她的反驳。
“你认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将不能有保障地养大我们孩子的时候要到了吗？”她问。
我告诉她不用担心。
“但是我担心，”她说，“我倒不担心短期内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总会有办法度过难关的。但有时我想到将来，我们孙子的将来，他们的孩子，这就使我感到恐惧。”
她以前从未这样说话，我斜靠着浴缸，脸贴到她的背上，想去安慰她。“我们怎么了？”她问，“你和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如果有，我就会被赶走，唐·J·史奈德。如果你离开我们，你就会犯一个大错误。”
“你要说什么？”我说。
她看看我，摇了摇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她不再听了。“不要像一些男人那样开始想，如果你再找个人，一切都会更好。”
“我不会的。”我说。
“好。如果你做了，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你也不要来看我们，给孩子买好东西。我会带她们走得远远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是我能忍受的唯一方式。”
我看着她的眼睛，“好吧。”我说。
几天后，我最喜欢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意外地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儿子精神崩溃了。在他信里他说他想尽快见我，信里还有他的电话号码，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在计算机软件上发了一笔小财，他的儿子在我认识的那三年里想成为一名诗人。
那天晚上，科伦正在卧室里给孩子们穿衣服，我走上楼把信给她看。我进去时，她抬起头看我，她说：“我最喜欢夏天的夜晚，晚上洗澡后的孩子们看起来那么漂亮。”
对于她来说，衡量世界的美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孩子。使我吃惊的是，当她的世界已经偏离这个中心的时候，她仍在漫不经心地欣赏这种美。她没有跟我提任何怀孕的事，除了为一个不能生育的人怀一个孩子外。她在花园里斜靠在铁锹上的样子，我所有的也仅是直觉。但是这种直觉太强烈了，我开始每天把报纸丢在厨房桌子上，翻到分类部分，在那里没有孩子的夫妇在领养的标题下会做点儿善事。他们在那个小空格里填满了表明他们声望的话：信仰基督的夫妇有一个大房子和庭院，积极的、有爱心的、物质上有保证的夫妇。夫妇生活在乡村俱乐部广场。职业基督教夫妇。稳定婚姻的夫妇。这些人明白不想要孩子的人们周围的经济、财政细节，这些在交易中都很含糊。在每一个广告中你都能听到同样的诚诺：“我有钱去提供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医疗护理以及上大学。”
每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广告，我都想知道这些没有自己孩子的夫妇要为孩子花多少钱。现在科伦抱着卡勒，看着我学生的父亲写来的信，我在想命运也许正在干涉；我正在考虑让科伦在孩子还没有成形前放弃这个孩子时，这位有钱的父亲向我求助。铁轮正在沿着轨道滚动。
我在那天晚上夜深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听见电话里他焦虑的声音，我想象着他站在波士顿城外某个林郊的一套美丽的大房子里。或许他是在秋日周末的一个狩猎俱乐部里，房子里有张桌子，他坐在那里给科尔格特学校开了张支票，或许他也会为我写一张，或许他会对我很感激，给我在他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我很高兴跟你儿子说话，但是当然我们事前需要说好什么。我意思是——”
“不，不。不必解释……5000美元满意吗？”
“当然。”事实上，那足够一个新生的孩子的医费用。
他问我是否我有时间第二天见面。“我在波士顿北部，一小时的路程。”他说。
“我能明天见你。”我告诉他。
“什么时间？”
“明天一天我都有空。”我说。我想后天、大后天……我天天都有空。
终于我们见面了，比利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爱尔兰人，头顶上精心梳着几缕黑发。他带着一张比利的照片。实际上是一张家庭照，母亲、父亲和四个孩子站在一棵圣诞树前。我认识的比利上学时总是带着他的滑板，穿着古怪的不相称的破布衣服，那衣服也仅仅在胳膊、腿的开口处是和常规衣服一样。
我认识他时，他是一个理性的、幸福的孩子，他周末总是忙于郊游，骑着登山自行车或是越野滑雪板。这张照片的神情是一种强烈的仇视，好像在尽力让看照片的人知道他是被俘的、违背意愿的。
在他父亲跟我交谈的第一个小时里，有三、四次他告诉我，如果我有空去看一下比利，这将对比利的母亲意味着很多。他病了以后，她抽查过他的卧室柜子，找到了他给我写的但没有寄出的信。从他父亲对她的描述中，我有一种印象，她自己也近乎于崩溃了。
“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父亲说，“他母亲责备自己，尽管是我促使他在城里的一家银行里工作。他似乎也不介意，除了埋怨衣服尺码外。他打电话要了夹克和一件男子礼眼。”
当他说道这时，他笑了，而后笑容又消失了，眼睛里有一种恍惚的神情。“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周，然后就不干了。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他只是躺在长沙发上，除了去洗浴室，再没起来。医生不再用精神崩溃这个词，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在耶鲁带比利去过医院，他告诉我比利的状况十分像精神崩溃。
我们沿着沙滩旁一条美丽的小道走，他看上去似乎想一直说下去。我有一种印象：他是那种一辈子都保持沉默的人，直到麻烦事来了。他给我讲他的童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周围都是蓝领人，那时人们看起来总是非常高兴。父亲努力工作，但是他们能够提供得起一套房子，他们中许多人最后都送他们的孩子读完了大学。“现在都变了，”他忧伤地说，“我不是要责备你们这一代人——哎，我也不比你们老许多。但是你们这一代所失去的就是过去人们彼此间互相帮助的精神。年轻人经历的是非正式的学徒关系。你知道人到三十八、九岁时会花时间为更年轻的一代指出一条路。没有什么新内容，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是这样，但是到你们这一代就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艰难了。每天在我工作的生意圈里，我都能看到。或许我想让比利只是有一份工作，而不是尽力让他做些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事情。我知道他在你的课上开始写诗，即使大部分我都不懂，但我想它是好的。但是我猜测我从没有想到他对于那种生活也是很艰难。”
我坐上了另一辆汽车，这个车里有电影。没有人在说话或是看窗外。我们都把头靠在后面椅上的纸垫巾上，直直地向前看，我们完全被屏幕上的画面吸引住了。忽然我想起我父亲把第一台电视搬回家的那一天。那是1956年，沿街的其它父亲们也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电视放在一个大的、笨重的木制橱柜里，这个柜子还是汤姆·莫衷的父亲帮着我父亲搬进卧室的呢。多么精彩，那个有光、有声音的盒子，如此不可思议，如此漂亮。我们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相同的，每个起居室的家俱都摆放面向壁炉，直到电视进来了，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转到了它的方向。
在波士顿，我坐上了火车，大半旅途我都在想着比利。我记得他是怎样说服学校食堂把午饭后的剩菜给他，他要送给锡拉丘兹市避难所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他把食物送到避难所的时候，饭已经冰凉了，他很沮丧。所以他又找到一家快餐店，愿意捐赠一万个有盖的泡沫塑料盘子。
我离比利越近，我越确信他父亲和我之间没有说道的就是我助长了他对社会的不满。我是一个教授，鼓励他写诗。他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来找我，想要一些书在夏天读。火车向康涅狄塔行进，我在想这些书。瑞尔克，迪克森，思台百克，威特曼写的。书的内容像地狱般的压抑，这一定使他的世界和他父亲的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在去新海文的路上，我把这个想得很清楚，我起初在脑海里勾勒了一幅画——在那儿我把恢复好的比利交给他充满感激的父母，一个完全恢复的比利，他又开始信仰一切为了生活而必须信仰的事情了。——而这个目标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我没想到他看上去有那么苍白和瘦削。他穿着牛仔裤，双膝都磨破了，上身是一件白色衬衣，我想这可能是他去银行工作时所穿的衣服。我握着他的手，讲述了火车进站时所发生的事，想尽力逗他笑。我一直站在两辆车中间的地方，后面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尽可能靠近她所能够到的车门。我们都在等门开，所以我冲她说声“你好！”她转过身，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看着我，那种表情是专为遇到杀人犯准备的。然后门开了，那股强大的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一直高过头顶，这样突然间她站在我旁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对他说，“她看起来像郁金香。我几乎要伸手帮她把裙子拉下来。”
比利笑了，但你能看出他心不在焉。“当我们最不经心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不是吗？”他说。
我们走到他停车的地方。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药店，这样他可以重新填一下处方。
药剂师叫着他的名字，把五瓶药盒放在柜台上，并以一种担心的神情看着我。当比利在用一双廉价金框的假珠宝放大镜费力地读着小字的时候，那位药剂师检查了所有的用药说明。比利告诉我这个放大镜是在医院的礼品店里买的，因为他服的药已经使他失去了视力。
这些用药说明是如此令人迷惑，我知道如果他不明白药剂师的意思的话，我也帮不了他，所以我要了那些小瓶子，这是老人们用来帮助他们每日服药用的。
比利用胳膊把所有的瓶子都扫进了他的口袋。“这是找你的零钱。”药剂师叫他，但他走开了，他向我解释他不能夏天口袋里揣着零钱，因为那会使他想起他父亲是如何把零钱弄得叮叮作响以显示他的家长威风。
我拿他的眼镜取笑他。“弄一件羊毛衫，然后把一条小链子挂在你眼镜上再套到脖子上，你或许可以得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我原来的视力是多么好啊。”他严肃地说。
在他的房子里，挂在墙上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一张从半空拍摄的林中小湖的照片。“你认出这个地方了吗？”他问我，当我说没有时，他说那是沃尔顿湖。
“汉克把他的小屋建在池子的什么地方？”
“汉克？”
“亨利·汉。”
“我不知道。”
“我喜欢那本书，”他说，“你向我们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很有意义。”
我穿过屋子看他。他正斜靠在前门上好像他正等着一个敌人的袭击。
“看，”我说，“许多关于梭罗的作品我事实上都不知道。当我上大学时，我甚至都没读过《沃尔顿湖》。”
我等着他的反应，但是他绕过了。“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愤怒的葡萄》，它使我震惊，你知道——如果你读了那本书以后，仍然相信商业和资本主义没有压榨出人民的骨头来的话，那你最好再读一遍。”
他突然看看我，好像他刚刚记起屋里除了他之外还有我。
“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时间，你可以睡我床上。我喜欢睡沙发。”
“我喜欢睡沙发。”我对他说。
“好吧，那你睡沙发。”他说。
他对了一下表，告诉我十分钟后他要打开电视。
“我知道你讨厌电视。”他说。
“为什么你那样说？”
“你总是在课上敲打电视。”
我感到恐慌，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听着，比利，”我说，“你必须忘记当我是你老师时我说过的任何话。”
他没理会，把电视播到下午谈心的一个栏目。“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他微笑地告诉我广播室里那些中年妇女又和那些处男结合了。在一个广告中他告诉我在精神病房里他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他们给我们读报纸，然后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在小卡片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小鸡的右胸和左胸，哪个更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左胸，我对了。”
气温升到了90度，比利拥有的唯一风扇是他在小卖摊上发现的，价值50美分。它丧失了其它的所有的功能，只剩下高速档，当打开它时，它就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吼叫着，把报纸吹得满屋都是。我们做了个安排：我们谈了十分钟，然后让风扇转十分钟清新一下空气。为了压过风扇的声音，我高声建议我们去打网球，他看起来似乎根本没在意那声音。他点点头，我们开始寻找他的网球拍和运动鞋，大约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已大汗淋漓，这时我们准备出去了，进入阳光地带，我们走到公园，网球场地一进入视野，他就说他太累，不想玩了。
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四处转转看看他的东西。地板上放着从一台样子昂贵的望远镜上散下的零件。小盒子里四个硬币，像是银行里用来发送新支票的。他书架上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在科尔格特大学他选修的文学课上我布置过的一本书。我打开他的《愤怒的葡萄》的复印本，还有一张照片：帕蒂·哈斯特带着战争的疲倦，挥舞着一支机关枪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城里散完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把《沃尔顿湖》读给他听。他头向后仰，闭着眼睛。我读给他听，就像在家里给我的孩子读一样。像他们一样，他也睡觉了，尽管天还早。我出外呆了一会儿，听着远处的鼓声。不是乐队里的那种鼓声，而是慢慢滚动着的鼓声，像是送葬队的那种。它令我打了个冷战。我不想在这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再呆一个晚上了。我想我很容易就能把他的东西打成包裹塞进车内，然后开车带他回到缅因州的家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觉了，我的头冲着风扇的风叶。
第二天日出时，鼓手们在市中心的绿草坪上集合，进行又一天的训练。我在库珀陆农场买份报纸，排队站在其中一位士兵旁边，一个矮个子慌慌张张地带回一箱可乐，给他并肩的同伴们喝。他皮肤苍白又发黄，苍白得几乎透明，他头发直立在头顶之上，侧面修剪到耳朵边，他面无表情，脚上穿着一双有光泽的黑皮鞋；一条宽的黑革带子上面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鼓，另一个钩子用来钩金属壶，金属壶上有两个孔，用来别鼓槌。那副高度近视镜使他的服饰看起来十分不自信。当我走回绿草地时，我注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否精神崩溃的人都会像这样装束，他们小小的、失去了的魂灵。他们从远处某个邮局订购了这身鼓手的装束，这样他们可以属于一个小组织，周末在市广场或沿着康涅狄塔海岸线的村庄的绿草地上排队行走。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比利在沙发上脸朝上睡着了，偶而在他药物睡眠中伸出手，仿佛他要游到天花板上去。
“芥茉？”当我唤醒他时他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不。城里绿草坪上有集会。”我说。
后来我们走到了足球场，那儿有一些中年的说西班牙语的人在踢足球。比利告诉我说，在医院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病人不得不离开医院，因为他们所配给的保险费或补助已经用光了；一个女人不得不被人抬起来，尖叫着：“我不能去水果店，我会迷路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或者说说他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年轻小姐，但是他只是停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足球。
经过一场剧烈的暴风雨般的敲打之后，砰砰的鼓声终于在子夜时停止了。在比利睡觉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考虑离婚。他为此责备自己声称他们之间一直没有麻烦，直到他那年夏天搬回家。
他忧伤地说：“我好像是卡夫卡写的那个故事里的男孩子，他变成了一个臭虫，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家人最后全都憎恨他。我妈妈总是不断地给我屋子里拿东西吃。我父亲则把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
当我问他，他在银行里干了多久时，他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来，突然间为他感到很伤感。我想当他是个学生时，他的思维是多么敏锐，而我却没有让我的学生准备好去面对毕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对住在像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租的房间里所体会到的凄凉。我想到了冲洗他大脑的那些药。药片在他的唇边留下了一线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样精神崩溃了，我的孩子是否会注意到这些。
他告诉我当银行里的事情变得很刻薄时，他很奇怪。“我刚刚出来，买了这三件衣服。这里，让我拿给你看。”
他进了卧室花了好长时间。我想起小联盟运动场的那个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当比利回来的时候，他穿着其中一套，拿着另外两套。“我看起来很像回事儿，是吗？”他问，“或者你能分辨出来。”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个骗子。”他笑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看这身衣服。很潇洒，不是吗？穿上这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礼服。当我参加银行俱乐部时，我就穿着它。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围坐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里，给懒惰的人打电话。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早变成了狗屎。我们联上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仅仅是为了训斥一下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个好的取暖器，因为那就是你今年过冬的地方！那种勾当，我们都做过。它就好像是一个大型足球赛。每个人都在尽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银行里的姑娘们也这样做。我辞职了，因为我感到脏，我不断地冲着热水澡，但仍感到不干净。我辞职了。我仅在我父亲的朋友行长那里留了个条。
他说他有东西要给我看，随即又消失在卧室中。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几块尺寸适中的石头，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们放在电视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边笑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打碎窗户。我穿上我的礼服，骑车到了行政人员住的街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块了。最近我又想做这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低下头，手按着电视机上那几块石头。他说：“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会惊讶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着腿和胳膊，开始从一边向另一边打滚。
“看，”我说，“这像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比利。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在缅因住一段时间，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断了我。“我弄到了这套帕蒂·哈斯特在圣迭戈抢劫一家银行的录像带。我从杂志上订到的。我想象她那样打仗。我开车来到豪华的住宅区，而我认为，那里是一堆垃圾。那些日子我正在上学，做着别人告诉我的事，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的世界吗？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想那些人正在做着类似于我做的那种肮脏事，我给黑人打电话，冲着他们在电话里大叫这种肮脏事。我只想成为像汤姆·乔得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你知道汤姆说什么，‘我不停地跑着，尽我所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开车送我到火车站。我看错了时间表，所以早到了一个小时。我进了一家小商店，给我们两人买了瓶苹果汁。我想我们可以坐在太阳地里等着火车。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亲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亲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些课文中寻找一些让我在学生面前表现得更聪明的东西，在聚会中说的话。我想象着教务的妻子上床后回忆说，“噢，你知道英语系那个诙谐、有魅力的年轻人吗？”
我从厨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检查我所有的书，分开我在里面写过东西的。但是很快我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垃圾袋，还有十余本上课用的笔记本。
早晨借着第一缕光亮我就开车到了雅茅斯的垃圾点。我是第一个开车到那儿的人，在门外等着开门。“那是什么？”一个掌管添坑的没牙的男子问。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说。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边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开那个。”他说。我打开了，当我告诉他里面全是书时，他叫我带它们去山顶，那里矮灌木火正在闷烧。
没有把袋子整个地丢到火里，我打开每一个袋子一次扔一本书。一大堆塞尔尤贝克的目录本在灰烬里闷烧着，我把我的书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尔维尔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红字》，《推销员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读着俄亥俄州那个孩子记住的那些段落。我读到了查理那个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给他一份工作来挽救他。威利太骄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诉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说：“没有报酬？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记得我关于这几行字写的课堂笔记，我是怎样结束的那堂课，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他们祷告著有一天能拥有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们如此热爱以致于他们会不要报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为此对自己一直很满意，但是现在我读这些话时，我看见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骗子，站在学生面前，描画着一个局外者的对生活的浪漫图画，而对这种生活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天的邮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绝信。我看完它们，把它们丢在了厨房柜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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