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对于一个虚弱的男人而言，当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四个健康的孩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没有债务，在银行里有三千多美元的结余时，即使真正的危险正向他靠近，他也不会处于战争之中或者面对任何事情，然而，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我都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以至于我根本无法看着科伦，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科伦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在镇上银行的柜台前上班，而我则是那里每早的第一个顾客，我等在那里，当她打开窗帘开始营业时我正好盯着那扇窗子。
全部情况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寄出了四十多封求职信，在冬天里全都陆陆续续地遭到拒绝，之后的一年，我便处于无措之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对我来说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科伦处理了所有的事情。她为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并租了下来，把孩子们送进了新的学校，每天为他们准备午饭，用她自己的钱给他们购置衣服。也就是说，她每个星期拿钱回来，让房间里塞满了别人的孩子，她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我从未搞清楚他们的名字或同他们的父母交谈，因为我把自己隔绝在楼上的房间里，在那儿，我在枕头上打发白天的时光，当夜深人静时便下楼去搜寻食物、寄出信件。到孩子们上床的时间时，科伦会把他们送来透过关闭着的房门向我道晚安。杰克总是在黄昏左右时来。他会摩拿着我的门对我说：“爸爸？是我，杰克。”而我则觉得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他正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他将来完全长大时要介绍给我的人。
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处境在开始时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当冬天的某个时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时，这一切才明朗起来。我已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成罐成罐的拒信，其中包括两封来自爱德华和加利福利亚的公立大学，而在我境况尚佳时我对这样的学校是不屑一顾的。就在我遭到最后的拒绝前，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向我求助，他因为错过了好几班的课而无法完成自己的一项戏剧毕业计划，他的绝望使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他请求我帮他求求情，于是，我给院长挂了个电话。院长听了一会儿后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听着，”他回答说“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我们有关于修课的规定，那是极其严格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优秀演员，他们中成百上千的人正排队等着每一个角色。”
这些字眼——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被这些话击倒了，我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美国未来的写照。它们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教授了，不需要更多的医生或律师了。在每条路的入口处都挤满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充满智慧和冲劲的人。有些人是从一个绝望的开始来到那儿的；他们精力充沛并如同钉子一样坚硬。有些人仅仅为了站在门外的房间而奋力拼杀。我彻底崩溃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之一是和布雷弗德就此进行了争论。我告诉他一个在少年棒球联盟工作的人过去告诉我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受压迫的、受屈辱的人们将尖叫着涌进快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预备学校和名牌大学里，把刀架到我们孩子们的脖子上说：“交钱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拥有好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已被宠坏了，只因为我们有为美好的事物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说，“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旦他们决定站出来争取他们的机会，他们就将为了早餐而吃掉你我这样的家伙。你当然记得进入医学院校的竞争，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人是为了一片面包而战斗。你总有一张安全网罩着你。对了，我记得你的老布克车后储物箱里你父亲的信用卡。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话，有人会从后面把你提溜起来的。”
在关键的地方，我不再和布雷弗德说下去了。当他或别人打电话来时，科伦便告诉他们我正在打肫。
我对家庭运作的唯一贡献是上街购物，每个星期五，我都到斯卡博拉的崭新的、闪闪发光的商储中心去。这是一条长廊，里面陈列着美国最好的商品和货物，我在镶着镜子的过道里来回晃荡，就像一个一点也看不懂文字说明的移民一样。所有包装得鲜亮动人的商品都像一幅令人晕眩的蒙太奇画面，没有缝隙、光彩夺目，这使我忘记了科伦要我所购买的东西。我成为商品广告的猎物，情不自禁地以双倍的价钱买下同样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阅读着上面的说明，相信每一个字都是庄严的承诺。我根据包装来选择货物，希望这些明亮的色彩能驱走我家中的黑暗，照亮我们幸福生存的归途。在交款处，有时我会失去所有的自制力，禁不住地在收款员面前两腿发颤，慌忙逃离我的购物车。
在这段时间里，科伦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比利保持着联络。就在圣诞节后，比利的生活又出现困境，他再次进入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门诊接受治疗，他被诊断为患有临床抑郁和强迫症行为。一个月后他出了院，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伦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晚上，我发现她把孩子们画的画挂在了墙上。我问她是否敢肯定这么做是明智的。“你上面有一个疯子，下面是另一个。”
她不予理睬，告诉我说女孩们已经到了该从帮助照顾比利之中学习点什么的年龄了。“她们可以为他朗诵，”她说。“他可以和她们一起步行到公共汽车站。真的，我正担心爱琳。她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成为那种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比别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人。”
“像我。”我说。
“我没那么说。”
比利带着他的两个黄纸包来了，一个里面装着衣服，另一个里面装着书和药。他每天要服300毫克的锂，425毫克的去郁敏和一片镇静剂，在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和我们谈论的只有他的药物治疗和精神疾病，只有在他上来拿苹果汁冷却他那被药片烧灼的喉咙或者到波特兰与缅因州医疗中心的一位精神病医生进行一周两次的会面时，他才离开地下室。科伦不让他驾车；她自己开车送他。然后，渐渐地，她开的处方开始起作用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玩具和书拖到地下室里，直到一个下雨的午后，他们终于把他拖上了楼和他们在一起。他开始被他们忙碌的生活所吸引，变得强壮起来，然后，过了还算不是惊人地长的一段时间，比利又变回到那个还是大学生时的比利了。他开始在图书馆里渡过大量的时光，并报名参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里的义务工作。就在复活节前，他在学期中被南康涅狄塔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聘为教员，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英文。他离开前告诉我，他已经给避难所的居民阅读了雷蒙德·卡弗的短篇小说，那儿的人都非常感激。“我知道你想教书，”他对我说，“而我知道那儿的人渴望学习。”
“我能教他们什么，比利？”我问。
“对你重要的一切，”他说。“你要记住的唯一一件事是他们要的是真相。他们已听了太多的大话空话，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东西了。”
我大笑起来。“不过，比利，”我对他说，“大话空话是我的专长。你记得吗？”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夏天结束时，我仍然在做着算帐的事，从我教完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班后，我没有工作过一天或挣过一分钱。在九月中旬，当职业杂志上又开始做广告时，我惧怕着另一轮的工作申请。虽然我已放弃了像几个月前的想法，但我还是在收支簿上做着记录，告诉自己说当用完最后一分钱时，我会走出去找到一份工作的。劳动节①前，我们只剩下两千多一点的钱了。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我在床上打发时日，是科伦维持着我们的生计，她还独自在她最喜欢的海滨为过冬而租了一套房子，那儿离我们十年前初次相遇的地方只有半英里远。
①美国的劳动节是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那海滨是缅因州的喉舌，是从反对美国商人到墨西哥去的罗斯·伯瑞特战役中得来的，在劳动节那天正午，当夏季游客离去时，两州间的投币电话亭旁就空无一人。
劳动节的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普鲁兹隘口的海滨别墅，那房子就像流浪者和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科伦驾驶着我们那辆装满了东西的锈迹斑斑的货车在前面开路，我驾驶着一辆小型面包车紧随其后，后面是科伦的姐姐、姐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后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她的父母在离普鲁兹隘口只有7英里地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却从未跨出电动安全门半步。我们的房东已告诉我们这儿有私人警察，所以我们向站立在警戒道尽头的警察挥手致意。他没有回礼，当我的卡车经过他身边时，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吓得我胆战心惊——在冬天的某个漆黑的夜晚，这警察穿着制服走进我们租来的别墅里，拍掉他靴子上的积雪，往起居室里张望，科伦正和孩子们在起居室里哭泣，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从见到我们的第一眼起就确切地知道劳动节时像难民一样到来的我们必定会有麻烦出现。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相遇的这个海滨的别墅是科伦送给我和孩子们的礼物，她独自做了所有的安排，我强烈地感到我只是尾随她和孩子们而已。穿过大道，在我们通道的一头是一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它伸向海岸边，两旁是隐藏在高高的万年青树下的十二个网球场，在拐角处是一个快艇俱乐部和一些码头。通道的另一头是五英里长的沙滩和沙丘，悬崖和峭壁几乎绵延到伊丽莎白海角的灯塔处。
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夏日租客们离开前到的。科伦通过我们的汽车道时感觉很好，汽车道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裤的男人正在抽烟，他身旁是一辆双门豪华汽车。我们通过一处高大的篱笆后，全都驶进通道上。此刻，孩子们兴奋得难以控制，当爱琳打开车们时，一个平底煎锅和两把炊壶滚到了地上。我看见那个男人懒洋洋地转过身怒目而视。我恍惚中好像听到他对他妻子说，“好啦，芭妮，你可以到车里来化妆。在这些庸俗的家伙开始自我介绍前，让我们离开这里！”
科伦来到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这儿多美呀，”她说。“让我们开心点。”
在双门汽车的转弯灯消失前，孩子们和他们的表亲们已从前门扑进了房间里。我在外面徘徊着，高兴地看到我们隔壁那座漂亮的别墅已经因冬天而关闭了。我在后院里拉了一条晒衣绳，这件事奇迹般地振奋了我的精神。
我们在庭院的栅栏上做饭，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庭野餐，直到蚊子把我们赶到房子里。我在起居室里生了盆火炉，和科伦的父亲玩纸牌。孩子们不断地跑进来汇报他们在房子周围激动人心的发现，我听见科伦的母亲在问：“那个门是通向哪儿的呢？”
“这房子好极了，”科伦的父亲对我说，“想一想吧，在这么漂亮的厨房里做的大餐。”
“感恩节，”我说，“我们在这儿过。”他同意了。我看见他洗牌的大手，有一会儿我想象着他是在数100元的钞票来借给我们。他是一个长相英俊而粗犷的爱尔兰男人，16岁时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为了供养弟妹们，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从那时候起，他一直都在工作。过去的30年，他夜间都行走在德克斯克码头上，那里停靠着游船。这是一项极其凄清而孤独的工作。在他供养他的全家时，为了拿到加班工资，他在所有的节假日都做两个班，科伦记得她和母亲及五个兄弟把圣诞节晚餐送到她父亲工作的码头上。他是一个严守自己的想法的男人，即使对于最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生活都是一个谜，但他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邻居，用不着叫，他会主动为寡妇清扫车道上的积雪或者为因流感而病得无法出门的单身妈妈上街购买东西，而且他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道谢。作为一个心地极其纯洁的男人，约翰·麦克奎恩对美国文化中的狂热和粗俗不以为然。他平淡地在世间行走，只寻求他需要的东西。他成年累月地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做着同样的工作，和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对此，他心满意足。
从我返回缅因州以来，关于我的状况，他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是，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听到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是很稀少的事，而现在，他可以说出去年失业的25或30个男人的名字。对于他如何看待我供养他的外孙和他的女儿以及我自己的方式，他秘而不宣。
“这个冬天，你估计我们要烧掉多少油？”我问他。
他到处望了望。我告诉他墙上或房顶上都没有隔热设备。他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一天8或9加仑，”他说，“无论如何都得这个数。假如炉子太冷的话，还得多。你应该算一算。”
一加仑1美元40美分，一星期就将近90美元。
“如果你买二或者三考得①的木炭，”他继续说，“你就可以关掉所有房门，只让这个房间里用壁炉来保持暖和。”在他的生活中，这也许是他告诉别人如何生存的最直接的话了，当他从纸牌上抬眼看着我时，我敢肯定他是希望我采纳他的建议的。
①考得是木材积层单位，1考得为128立方英尺。——译者注
他穿过房间去检查烟囱管道，我看着他。突然，我真想知道对于我终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这件事，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想知道，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家里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要带走他20岁的女儿时，他是不是已对我做出了预测。但我根本读不懂他，我也无法知道今晚他想的是什么。
“姥爷！”杰克朝他喊，“我们有有线电视！”
“哇！”他对杰克欢呼道。当他重新坐到纸牌前拿起他的纸牌时，他微笑着。“孩子们在这里会很开心，”他说，“这很值得。”
他还得上班，所以必须早走回家睡觉，但他不愿破坏聚会，便把汽车留给了南尼，让她晚一点回家，由我开车送他到南波特兰。在那儿，他在起居室里堆满了东西的红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在他每次午夜去上班前，他都如此，他妻子会在早晨三点为他准备好饭菜。
他下了车，谢谢我送他，然后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两旁有着一排一排的小巧的工作房的街道。在美国，一定随处可见这样的街道，肩并肩地矗立着火柴盒似的房子，它们是为了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的士兵而建造的。“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听到约翰在说，“但这儿充满了生活。现在，我早晨下班后回家，它就像一座幽灵小镇。父母双方都在上班，孩子们在幼稚园里……巨大的、忙碌的生活，你明白吗？银行里有大笔债务。过去，这些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六七个孩子，两三个孩子合用一个房间。而现在，你看看四周——每家只有一两个孩子，却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没有加盖新房、加宽厨房或在房顶上加上三角顶。每条车道上都有两辆车。所有这些花的钱太多了。银行乐意借钱给你。他们不断借给你，直到你抹脖子上吊。学习简单地生活没有什么错。如果你能对所有的这一切闭上你的双眼，学会不要需求太多。你最终会好起来的。”
我及时地回到家中，帮助二楼老式浴盆里的孩子们洗澡。他们四个仍然同时在浴盆里。科伦坐在地板上欣赏他们。杰克雪白的头发，爱琳深绿色的眼睛，内尔头上的红发，卡勒的小脚。我看见科伦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我们在这房子里得到好消息的话，”我对她耳语道，“我们可以有另一个孩子。”
她没有看我。“谢谢你。”她温柔地说。她盯着孩子们继续说道：“想一想我们拥有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杰克站起来伸缩着他的肌肉，”“发出一声男子汉似的尖叫。“坐下，”科伦平静地说，假如我没有他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啊？”
我告诉她她会永远拥有他们，没人能把他们从她身边带走。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了一叠毛巾。“来吧，你们这些小家伙，该上床了。校车7点45分到。”
紧挨着车库有一间客房，是夏季雇工们的住处。我发现里边有一个拉开来就是双人床的沙发，我把它拖进起居室里，把它放在火炉前。当科伦洗澡时，我把它拉开放在她最喜欢的法兰呢地毯上。我在壁炉架上点了一只蜡烛，打开所有的窗户让咸湿的空气进来。我等了很长的时间，等着科伦下楼，然后我发现她在内尔的身边睡着了。她的脸上有一丝焦虑的表情，我想叫醒她，告诉她她做得很好，使我们顺利地度过了去年的时日，并回到了这个海滨。她就像她的父亲，不需要太多东西就能满足。
一会儿后，我走了出去。在我初次与科伦相遇的海岸线上，星星闪闪发光。从相见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被强烈的欲望连接在一起，这欲望自然而然地持续了12年，直到去年，当我和科伦做爱时，我第一次告诉她，在她那个早晨穿着服务员的制服躺在我的身边、她嘴里吐出的话像沙子一样撒在沙滩上之前，我都仍然还是那个在沙滩上等着她的男人。
当我回到别墅时，我走进车库旁的客房里，打开头上的灯。里面有一把经理椅、一盏柳条灯和一张可以当作书桌的桌子，这地方对我而言看起来像是作为办公室的完美处所。我考虑着每天中午怎样从这儿走到邮箱处检查从大学来的回信。也许我应该找一张美国地图，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用钉子钉在那些我已申请大学教职的地方作为记号。我可以买不同颜色的钉子来标明我申请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在房间里四处张望，决定在哪个地方可以放我的书架。当我想起来我已经在十二个月以前把所有的书都扔进了雅茅斯的垃圾堆里时，我的脑中感到一片茫然。我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我看见门上有一把锁，不知为何这减轻了我莫名的恐惧或渴望。我想着我可以在这房间里做什么以及我是多么需要独自呆在这里。
第二天，我在我们的箱子堆里发现了我的旧手提公文皮箱。我把它放在桌上，旁边是我的钱包和仔细折叠好的美国地图。这三样东西——地图、公文箱和钱包——代表着我重又回到了受人尊敬的人的行列中，我每天要在这个房间里停留好几次，在桌上重新整理它们，像朝拜圣物一样站在它们前面，然后，我关上房门走出去。
秋初的气候是温和的，我和杰克一起探询我们的新环境。每天早晨，我们在7点45分把爱琳和内尔送上汽车，然后低头离开，因为汽车一出站我们就开始想念她们。我把杰克放在我的肩膀上，沿着海滨走很长的路到黑点酒吧，前台的那个好心女人会卖给我们一份波士顿环球报。然后我们坐在岩石上，我大声地给杰克念从冰球训练营里传来的两队之间的球赛和最新报道。我们总是停留在那些巨大的海滨别墅旁，通过窗户窥视里面已被看管人用布盖好了的家具。我为杰克编造关于已返回东部大城市的房间主人的故事，使这些空房子看起来就像夏日的戏剧舞台布景。我告诉他壁橱里有食物和黄金，到了冬天时，我们将把它们送到波特兰分发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并把他们带回这些空房子里。“我们怎么进去呢？”他问我。
“哦，”我说，“蝙蝠侠怎么进去呢？”
他想了一会儿。“魔术。”他说。
“那么，我们就用魔术。”我告诉他。
“我们还有魔术吗？”他充满希望地问。
我试图向他证明这一点，我在车库旁的松树枝上建造了一个堡垒。我们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海滩上收捡木头，那天早晨，我们正把他的海盗旗放到一条绳子和一个滑轮上时，一个男人走进了我们下面的视野里。我一看见他就知道我们有麻烦了。“你们在我的树上建了树屋。”他说。
我感到我的心跳在加快。“这是你的树？”我说。
“是的，它是。”他说。
我环视四周。“那是你的房子？”“那是我的头疼，”他说。
我爬下树向他道歉。“我们只是在这里过冬，”我说，“我们春天就把它拆了，行吗？”
“不”是他的全部回答。
在他的监视下，我开始拆堡垒。他回到家，在庭院里继续监视我们，直到我拆掉了所有的木头。
“我们现在没有堡垒了。”杰克说。他失尿了。
“得啦，蝙蝠侠。”我对他说。
“我不是蝙蝠侠。我是罗宾——你是蝙蝠侠！”
他开始哭起来。他尾随我进了客房里，当我的手抚摸着公文箱、地图和钱包时，我忘记了他的存在。
“妈妈说我们不能开暖气。”他说。
我转过身看着他。“为什么不能？”我说。
他耸了耸肩。“因为我们穷。”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为什么我们穷？”
“因为你被解雇了。”
“得了，”我说，“我们不会冷的，因为我们全都睡在火炉前的起居室里，好吗？”
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也能有有线电视吗？”他问。
在我们新家里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早起、刮胡子、淋浴、穿上衬衫、打上领带，然后像每一个去办公室上班的人一样走到客房去。有33个大学的英语系招聘教师，我整天整天地工作，写信、把我的卷宗复印件放在一起。仅仅这些日常工作就足以用新的希望赶走我旧日的恐惧，每天，当姑娘们放学回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做事。我们在那些被夏天的人们抛弃的花园里玩耍，在私人海滨俱乐部野餐，骑着自行车穿过乌兽禁猎区的树林里立着禁止自行车通过的牌子的地方。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我希望我们像拥有它一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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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养活这家人全部情况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寄出了四十多封求职信，在冬天里全都陆陆续续地遭到拒绝，之后的一年，我便处于无措之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对我来说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科伦处理了所有的事情。她为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并租了下来，把孩子们送进了新的学校，每天为他们准备午饭，用她自己的钱给他们购置衣服。也就是说，她每个星期拿钱回来，让房间里塞满了别人的孩子，她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我从未搞清楚他们的名字或同他们的父母交谈，因为我把自己隔绝在楼上的房间里，在那儿，我在枕头上打发白天的时光，当夜深人静时便下楼去搜寻食物、寄出信件。到孩子们上床的时间时，科伦会把他们送来透过关闭着的房门向我道晚安。杰克总是在黄昏左右时来。他会摩拿着我的门对我说：“爸爸？是我，杰克。”而我则觉得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他正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他将来完全长大时要介绍给我的人。
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处境在开始时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当冬天的某个时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时，这一切才明朗起来。我已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成罐成罐的拒信，其中包括两封来自爱德华和加利福利亚的公立大学，而在我境况尚佳时我对这样的学校是不屑一顾的。就在我遭到最后的拒绝前，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向我求助，他因为错过了好几班的课而无法完成自己的一项戏剧毕业计划，他的绝望使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他请求我帮他求求情，于是，我给院长挂了个电话。院长听了一会儿后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听着，”他回答说“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我们有关于修课的规定，那是极其严格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优秀演员，他们中成百上千的人正排队等着每一个角色。”
这些字眼——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被这些话击倒了，我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美国未来的写照。它们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教授了，不需要更多的医生或律师了。在每条路的入口处都挤满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充满智慧和冲劲的人。有些人是从一个绝望的开始来到那儿的；他们精力充沛并如同钉子一样坚硬。有些人仅仅为了站在门外的房间而奋力拼杀。我彻底崩溃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之一是和布雷弗德就此进行了争论。我告诉他一个在少年棒球联盟工作的人过去告诉我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受压迫的、受屈辱的人们将尖叫着涌进快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预备学校和名牌大学里，把刀架到我们孩子们的脖子上说：“交钱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拥有好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已被宠坏了，只因为我们有为美好的事物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说，“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旦他们决定站出来争取他们的机会，他们就将为了早餐而吃掉你我这样的家伙。你当然记得进入医学院校的竞争，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人是为了一片面包而战斗。你总有一张安全网罩着你。对了，我记得你的老布克车后储物箱里你父亲的信用卡。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话，有人会从后面把你提溜起来的。”
在关键的地方，我不再和布雷弗德说下去了。当他或别人打电话来时，科伦便告诉他们我正在打肫。
我对家庭运作的唯一贡献是上街购物，每个星期五，我都到斯卡博拉的崭新的、闪闪发光的商储中心去。这是一条长廊，里面陈列着美国最好的商品和货物，我在镶着镜子的过道里来回晃荡，就像一个一点也看不懂文字说明的移民一样。所有包装得鲜亮动人的商品都像一幅令人晕眩的蒙太奇画面，没有缝隙、光彩夺目，这使我忘记了科伦要我所购买的东西。我成为商品广告的猎物，情不自禁地以双倍的价钱买下同样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阅读着上面的说明，相信每一个字都是庄严的承诺。我根据包装来选择货物，希望这些明亮的色彩能驱走我家中的黑暗，照亮我们幸福生存的归途。在交款处，有时我会失去所有的自制力，禁不住地在收款员面前两腿发颤，慌忙逃离我的购物车。
在这段时间里，科伦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比利保持着联络。就在圣诞节后，比利的生活又出现困境，他再次进入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门诊接受治疗，他被诊断为患有临床抑郁和强迫症行为。一个月后他出了院，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伦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晚上，我发现她把孩子们画的画挂在了墙上。我问她是否敢肯定这么做是明智的。“你上面有一个疯子，下面是另一个。”
她不予理睬，告诉我说女孩们已经到了该从帮助照顾比利之中学习点什么的年龄了。“她们可以为他朗诵，”她说。“他可以和她们一起步行到公共汽车站。真的，我正担心爱琳。她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成为那种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比别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人。”
“像我。”我说。
“我没那么说。”
比利带着他的两个黄纸包来了，一个里面装着衣服，另一个里面装着书和药。他每天要服300毫克的锂，425毫克的去郁敏和一片镇静剂，在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和我们谈论的只有他的药物治疗和精神疾病，只有在他上来拿苹果汁冷却他那被药片烧灼的喉咙或者到波特兰与缅因州医疗中心的一位精神病医生进行一周两次的会面时，他才离开地下室。科伦不让他驾车；她自己开车送他。然后，渐渐地，她开的处方开始起作用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玩具和书拖到地下室里，直到一个下雨的午后，他们终于把他拖上了楼和他们在一起。他开始被他们忙碌的生活所吸引，变得强壮起来，然后，过了还算不是惊人地长的一段时间，比利又变回到那个还是大学生时的比利了。他开始在图书馆里渡过大量的时光，并报名参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里的义务工作。就在复活节前，他在学期中被南康涅狄塔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聘为教员，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英文。他离开前告诉我，他已经给避难所的居民阅读了雷蒙德·卡弗的短篇小说，那儿的人都非常感激。“我知道你想教书，”他对我说，“而我知道那儿的人渴望学习。”
“我能教他们什么，比利？”我问。
“对你重要的一切，”他说。“你要记住的唯一一件事是他们要的是真相。他们已听了太多的大话空话，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东西了。”
我大笑起来。“不过，比利，”我对他说，“大话空话是我的专长。你记得吗？”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夏天结束时，我仍然在做着算帐的事，从我教完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班后，我没有工作过一天或挣过一分钱。在九月中旬，当职业杂志上又开始做广告时，我惧怕着另一轮的工作申请。虽然我已放弃了像几个月前的想法，但我还是在收支簿上做着记录，告诉自己说当用完最后一分钱时，我会走出去找到一份工作的。劳动节①前，我们只剩下两千多一点的钱了。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我在床上打发时日，是科伦维持着我们的生计，她还独自在她最喜欢的海滨为过冬而租了一套房子，那儿离我们十年前初次相遇的地方只有半英里远。
①美国的劳动节是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那海滨是缅因州的喉舌，是从反对美国商人到墨西哥去的罗斯·伯瑞特战役中得来的，在劳动节那天正午，当夏季游客离去时，两州间的投币电话亭旁就空无一人。
劳动节的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普鲁兹隘口的海滨别墅，那房子就像流浪者和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科伦驾驶着我们那辆装满了东西的锈迹斑斑的货车在前面开路，我驾驶着一辆小型面包车紧随其后，后面是科伦的姐姐、姐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后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她的父母在离普鲁兹隘口只有7英里地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却从未跨出电动安全门半步。我们的房东已告诉我们这儿有私人警察，所以我们向站立在警戒道尽头的警察挥手致意。他没有回礼，当我的卡车经过他身边时，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吓得我胆战心惊——在冬天的某个漆黑的夜晚，这警察穿着制服走进我们租来的别墅里，拍掉他靴子上的积雪，往起居室里张望，科伦正和孩子们在起居室里哭泣，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从见到我们的第一眼起就确切地知道劳动节时像难民一样到来的我们必定会有麻烦出现。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相遇的这个海滨的别墅是科伦送给我和孩子们的礼物，她独自做了所有的安排，我强烈地感到我只是尾随她和孩子们而已。穿过大道，在我们通道的一头是一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它伸向海岸边，两旁是隐藏在高高的万年青树下的十二个网球场，在拐角处是一个快艇俱乐部和一些码头。通道的另一头是五英里长的沙滩和沙丘，悬崖和峭壁几乎绵延到伊丽莎白海角的灯塔处。
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夏日租客们离开前到的。科伦通过我们的汽车道时感觉很好，汽车道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裤的男人正在抽烟，他身旁是一辆双门豪华汽车。我们通过一处高大的篱笆后，全都驶进通道上。此刻，孩子们兴奋得难以控制，当爱琳打开车们时，一个平底煎锅和两把炊壶滚到了地上。我看见那个男人懒洋洋地转过身怒目而视。我恍惚中好像听到他对他妻子说，“好啦，芭妮，你可以到车里来化妆。在这些庸俗的家伙开始自我介绍前，让我们离开这里！”
科伦来到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这儿多美呀，”她说。“让我们开心点。”
在双门汽车的转弯灯消失前，孩子们和他们的表亲们已从前门扑进了房间里。我在外面徘徊着，高兴地看到我们隔壁那座漂亮的别墅已经因冬天而关闭了。我在后院里拉了一条晒衣绳，这件事奇迹般地振奋了我的精神。
我们在庭院的栅栏上做饭，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庭野餐，直到蚊子把我们赶到房子里。我在起居室里生了盆火炉，和科伦的父亲玩纸牌。孩子们不断地跑进来汇报他们在房子周围激动人心的发现，我听见科伦的母亲在问：“那个门是通向哪儿的呢？”
“这房子好极了，”科伦的父亲对我说，“想一想吧，在这么漂亮的厨房里做的大餐。”
“感恩节，”我说，“我们在这儿过。”他同意了。我看见他洗牌的大手，有一会儿我想象着他是在数100元的钞票来借给我们。他是一个长相英俊而粗犷的爱尔兰男人，16岁时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为了供养弟妹们，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从那时候起，他一直都在工作。过去的30年，他夜间都行走在德克斯克码头上，那里停靠着游船。这是一项极其凄清而孤独的工作。在他供养他的全家时，为了拿到加班工资，他在所有的节假日都做两个班，科伦记得她和母亲及五个兄弟把圣诞节晚餐送到她父亲工作的码头上。他是一个严守自己的想法的男人，即使对于最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生活都是一个谜，但他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邻居，用不着叫，他会主动为寡妇清扫车道上的积雪或者为因流感而病得无法出门的单身妈妈上街购买东西，而且他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道谢。作为一个心地极其纯洁的男人，约翰·麦克奎恩对美国文化中的狂热和粗俗不以为然。他平淡地在世间行走，只寻求他需要的东西。他成年累月地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做着同样的工作，和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对此，他心满意足。
从我返回缅因州以来，关于我的状况，他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是，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听到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是很稀少的事，而现在，他可以说出去年失业的25或30个男人的名字。对于他如何看待我供养他的外孙和他的女儿以及我自己的方式，他秘而不宣。
“这个冬天，你估计我们要烧掉多少油？”我问他。
他到处望了望。我告诉他墙上或房顶上都没有隔热设备。他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一天8或9加仑，”他说，“无论如何都得这个数。假如炉子太冷的话，还得多。你应该算一算。”
一加仑1美元40美分，一星期就将近90美元。
“如果你买二或者三考得①的木炭，”他继续说，“你就可以关掉所有房门，只让这个房间里用壁炉来保持暖和。”在他的生活中，这也许是他告诉别人如何生存的最直接的话了，当他从纸牌上抬眼看着我时，我敢肯定他是希望我采纳他的建议的。
①考得是木材积层单位，1考得为128立方英尺。——译者注
他穿过房间去检查烟囱管道，我看着他。突然，我真想知道对于我终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这件事，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想知道，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家里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要带走他20岁的女儿时，他是不是已对我做出了预测。但我根本读不懂他，我也无法知道今晚他想的是什么。
“姥爷！”杰克朝他喊，“我们有有线电视！”
“哇！”他对杰克欢呼道。当他重新坐到纸牌前拿起他的纸牌时，他微笑着。“孩子们在这里会很开心，”他说，“这很值得。”
他还得上班，所以必须早走回家睡觉，但他不愿破坏聚会，便把汽车留给了南尼，让她晚一点回家，由我开车送他到南波特兰。在那儿，他在起居室里堆满了东西的红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在他每次午夜去上班前，他都如此，他妻子会在早晨三点为他准备好饭菜。
他下了车，谢谢我送他，然后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两旁有着一排一排的小巧的工作房的街道。在美国，一定随处可见这样的街道，肩并肩地矗立着火柴盒似的房子，它们是为了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的士兵而建造的。“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听到约翰在说，“但这儿充满了生活。现在，我早晨下班后回家，它就像一座幽灵小镇。父母双方都在上班，孩子们在幼稚园里……巨大的、忙碌的生活，你明白吗？银行里有大笔债务。过去，这些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六七个孩子，两三个孩子合用一个房间。而现在，你看看四周——每家只有一两个孩子，却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没有加盖新房、加宽厨房或在房顶上加上三角顶。每条车道上都有两辆车。所有这些花的钱太多了。银行乐意借钱给你。他们不断借给你，直到你抹脖子上吊。学习简单地生活没有什么错。如果你能对所有的这一切闭上你的双眼，学会不要需求太多。你最终会好起来的。”
我及时地回到家中，帮助二楼老式浴盆里的孩子们洗澡。他们四个仍然同时在浴盆里。科伦坐在地板上欣赏他们。杰克雪白的头发，爱琳深绿色的眼睛，内尔头上的红发，卡勒的小脚。我看见科伦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我们在这房子里得到好消息的话，”我对她耳语道，“我们可以有另一个孩子。”
她没有看我。“谢谢你。”她温柔地说。她盯着孩子们继续说道：“想一想我们拥有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杰克站起来伸缩着他的肌肉，”“发出一声男子汉似的尖叫。“坐下，”科伦平静地说，假如我没有他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啊？”
我告诉她她会永远拥有他们，没人能把他们从她身边带走。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了一叠毛巾。“来吧，你们这些小家伙，该上床了。校车7点45分到。”
紧挨着车库有一间客房，是夏季雇工们的住处。我发现里边有一个拉开来就是双人床的沙发，我把它拖进起居室里，把它放在火炉前。当科伦洗澡时，我把它拉开放在她最喜欢的法兰呢地毯上。我在壁炉架上点了一只蜡烛，打开所有的窗户让咸湿的空气进来。我等了很长的时间，等着科伦下楼，然后我发现她在内尔的身边睡着了。她的脸上有一丝焦虑的表情，我想叫醒她，告诉她她做得很好，使我们顺利地度过了去年的时日，并回到了这个海滨。她就像她的父亲，不需要太多东西就能满足。
一会儿后，我走了出去。在我初次与科伦相遇的海岸线上，星星闪闪发光。从相见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被强烈的欲望连接在一起，这欲望自然而然地持续了12年，直到去年，当我和科伦做爱时，我第一次告诉她，在她那个早晨穿着服务员的制服躺在我的身边、她嘴里吐出的话像沙子一样撒在沙滩上之前，我都仍然还是那个在沙滩上等着她的男人。
当我回到别墅时，我走进车库旁的客房里，打开头上的灯。里面有一把经理椅、一盏柳条灯和一张可以当作书桌的桌子，这地方对我而言看起来像是作为办公室的完美处所。我考虑着每天中午怎样从这儿走到邮箱处检查从大学来的回信。也许我应该找一张美国地图，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用钉子钉在那些我已申请大学教职的地方作为记号。我可以买不同颜色的钉子来标明我申请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在房间里四处张望，决定在哪个地方可以放我的书架。当我想起来我已经在十二个月以前把所有的书都扔进了雅茅斯的垃圾堆里时，我的脑中感到一片茫然。我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我看见门上有一把锁，不知为何这减轻了我莫名的恐惧或渴望。我想着我可以在这房间里做什么以及我是多么需要独自呆在这里。
第二天，我在我们的箱子堆里发现了我的旧手提公文皮箱。我把它放在桌上，旁边是我的钱包和仔细折叠好的美国地图。这三样东西——地图、公文箱和钱包——代表着我重又回到了受人尊敬的人的行列中，我每天要在这个房间里停留好几次，在桌上重新整理它们，像朝拜圣物一样站在它们前面，然后，我关上房门走出去。
秋初的气候是温和的，我和杰克一起探询我们的新环境。每天早晨，我们在7点45分把爱琳和内尔送上汽车，然后低头离开，因为汽车一出站我们就开始想念她们。我把杰克放在我的肩膀上，沿着海滨走很长的路到黑点酒吧，前台的那个好心女人会卖给我们一份波士顿环球报。然后我们坐在岩石上，我大声地给杰克念从冰球训练营里传来的两队之间的球赛和最新报道。我们总是停留在那些巨大的海滨别墅旁，通过窗户窥视里面已被看管人用布盖好了的家具。我为杰克编造关于已返回东部大城市的房间主人的故事，使这些空房子看起来就像夏日的戏剧舞台布景。我告诉他壁橱里有食物和黄金，到了冬天时，我们将把它们送到波特兰分发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并把他们带回这些空房子里。“我们怎么进去呢？”他问我。
“哦，”我说，“蝙蝠侠怎么进去呢？”
他想了一会儿。“魔术。”他说。
“那么，我们就用魔术。”我告诉他。
“我们还有魔术吗？”他充满希望地问。
我试图向他证明这一点，我在车库旁的松树枝上建造了一个堡垒。我们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海滩上收捡木头，那天早晨，我们正把他的海盗旗放到一条绳子和一个滑轮上时，一个男人走进了我们下面的视野里。我一看见他就知道我们有麻烦了。“你们在我的树上建了树屋。”他说。
我感到我的心跳在加快。“这是你的树？”我说。
“是的，它是。”他说。
我环视四周。“那是你的房子？”“那是我的头疼，”他说。
我爬下树向他道歉。“我们只是在这里过冬，”我说，“我们春天就把它拆了，行吗？”
“不”是他的全部回答。
在他的监视下，我开始拆堡垒。他回到家，在庭院里继续监视我们，直到我拆掉了所有的木头。
“我们现在没有堡垒了。”杰克说。他失尿了。
“得啦，蝙蝠侠。”我对他说。
“我不是蝙蝠侠。我是罗宾——你是蝙蝠侠！”
他开始哭起来。他尾随我进了客房里，当我的手抚摸着公文箱、地图和钱包时，我忘记了他的存在。
“妈妈说我们不能开暖气。”他说。
我转过身看着他。“为什么不能？”我说。
他耸了耸肩。“因为我们穷。”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为什么我们穷？”
“因为你被解雇了。”
“得了，”我说，“我们不会冷的，因为我们全都睡在火炉前的起居室里，好吗？”
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也能有有线电视吗？”他问。
在我们新家里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早起、刮胡子、淋浴、穿上衬衫、打上领带，然后像每一个去办公室上班的人一样走到客房去。有33个大学的英语系招聘教师，我整天整天地工作，写信、把我的卷宗复印件放在一起。仅仅这些日常工作就足以用新的希望赶走我旧日的恐惧，每天，当姑娘们放学回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做事。我们在那些被夏天的人们抛弃的花园里玩耍，在私人海滨俱乐部野餐，骑着自行车穿过乌兽禁猎区的树林里立着禁止自行车通过的牌子的地方。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我希望我们像拥有它一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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