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天，我做了一份好工作，建造我们需要的临时窗户和门，直到定做的窗户和门从明尼苏达运来。我从黎明到黄昏愉快地做着，回想着我小时候每个冬天的开始时和父亲一起在我们租来的公寓里做这项工作，以堵住寒风的情形。当我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时，房间就关闭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使用丙烷加热器了。那天晚上，我睡觉时想着第二天在温暖的地方工作。
当我到达时，拉里已经在那里了，站在沿着房子的洞里。他头顶的地上有图纸铺开着，他挂上了第二个泵，这是一个气动泵，用来增大电动泵的力量。机器的声音使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他从洞里爬出来，我们跪在冰冻的地上，他解释着我们将要沿着洞建造混凝土地，然后在地上建造一条防御带，我努力想搞清他的意思。他用手指在图上指点着。“你可以按照这个来做，”他说。“它有22英尺长，然后留出六英尺到门廊前，然后拐自来。明白了？”我说我明白了。
“我们走吧，”他说，卷起图纸，“五天时间，我们做完它。”
这工作原本将由他已转包的挖掘工们在春天进行的。但他担心春天土地潮湿的时间太长，于是在早晨3点时决定我们现在自己来做。
我们马上开始。卢克下午两点时安排好水泥卡车的事，然后他穿上靴子和我、拉里一起下到洞里。我们测量模板，锯木头，把它们放到洞里，然后做勘定，以确定它们是水平的。泵一直抽着从沼泽地过来的水。许多工作是清理和铲泥，我们被浸湿了，水冻僵了我们的衣服。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着，锯出铁棒来加固混凝土，把它们以格子的格式放在模板上的泥里。第一天，所有的事都像时钟一样进展着。当水泥卡车驶进车道顶时，我正在桂紧最后一根铁条。我们站在洞里，用我们的铁铲在模板上推水泥。然后我们把表面弄光滑，爬出洞，此时，天正好黑下来。
第二天，我们又开始了，只有这一次，我独自一个人留在那里，拉里和卢克与建筑师们有一个早餐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在我开始做模板前，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图纸。即使这样，我一开始时还是什么都不对。我做了一个模板，然后劈开它，再开始。然后是第三次。图纸落进了水中，我开始想这可以成为我的借口。中午，拉里和卢克回来时，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水泥到来前完成了。“我打电话试一下，叫卡车别来了。”卢克失望地说。
拉里跳进洞里。“让它们来。”他喊叫的声音盖过了水泵的声音。
有一会儿，我试图赶上他，给他帮点忙。但，一会儿后我就只是站在那儿。我想起了大学里的一件事，当时，英语系资料室一面墙上的管道爆了。那是古老的石头墙，整个下午，房间里都是工人，他们用风钻和凿子捅开那个地方，试图到达管子处。水在过道里流淌，作为警报，大楼里所有的设备都关闭了。屋里是黑的，当水冲过天花板时，工人们彼此叫喊和做着手势。这就像是一部灾难片的场景，我站在那里，看见一个从古典文学系来的教授度步而入，他极其大声地说：“请原谅，但我的办公室里冷得可怕，我想知道暖气今天下午还能不能恢复？”我看见我的大学同事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雨衣，上面带子都系着。一瞬间，工人们都停了下来，转身盯着他，脸上带着辛苦工作的人为像大学英语教授这样的人所保留着的普遍存在而永不消失的表情，谁不想，那表情在说，这家伙生活在他妈的哪个星球上？
在第三或者第四天，拉里让我自己锯钢条。“只要仔细看图纸。”他说，但我还是把每根据来短了两英寸。“重做。”他说。
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气温降到了零下15度，我每次在冰水里弯腰时都觉得我的骨头在它们的管子里碾着。有一次，我不得不爬出洞去撒尿。我绕到房子的背面，当我掏出阴茎时，发现上面有像悬钩子那样颜色的鲜血。我弯下腰，从敞开的裤裆往里看。到处都有血，已经浸透了我的长村裤和拳击短裤，已半凝结了，厚厚的、粘粘的，像果酱似的。这吓坏了我，我跳着，解开衣服，直到发现沿着血管的一条小开口。
只有几分钟后，我就回到了洞里，这时，我向上望见一个女人正在那里对着我笑。“你能带我做一次高贵的巡游吗？”她开心地问。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我知道她是一个普鲁兹隘口的女人，因为她带着一条那种高贵的短腿柯里牧羊犬。“从拉里还是个孩子起，我就认识他。”她依然愉快地说，“如果你带我参观，他是不会介意的。”
当我同意并带她进屋里时，她的心情就改变了。“你可以在世纪末建这样的地方，”她对我咆哮着，“但今天，他们只会尖叫一个词——做作！看看伦敦的楼梯。”她大声说。
“是的。”我愚蠢地说。
“多少间浴室？我听说十间！”
“只有八间，”我说，“除非你算上马车库。”
我想，出门时我听见了她的狗对我的号叫。她在门口时突然离开了我，回头看了我最后一眼。“伦敦的楼梯。”她轻蔑地说。
这别墅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当那些夏日别墅的主人们回来过长长的周末时，他们经常在旁边徘徊。“请原谅，”当两个女人出现时，拉里从房顶上叫她们，“你们是什么人？”
她们告诉他一个普鲁兹隘口的人，一个最大的地主，允许她们做一次参观。几分钟后，这个男人出现了，他穿着一件伞兵迷彩服，看起来就像刚从购物指南上定购的似的。“我很抱歉，”他殷勤地说，“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打扰你。你正使用的是什么工具？”
拉里立刻感觉到这个男人企图讨好他。“这是锤子。”他回答他说。
那些天，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在洞里的工作冷得让人发木，当我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里抽烟、生火烤我的手套时，都认不出手套了。
一天早晨，转包人来了，他开始卸下我们用来支撑墙壁的模板。领头的是一个长相愚蠢的家伙，边站在一个地方吃烤面圈边对他的手下发号施令。我估计他是一个继承了产业的儿子。气温在零度左右，风很猛烈，他不断告诉他的人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又改变主意，告诉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叫嚣了更多的命令。电动泵由于某种原因坏了，我在水里跪下来检查，看是不是被堵住了。我拔下插头，正要把它重新插上时，他对我叫道：“有人上周做同样的事时触电了。你最好放聪明点。”
我转身看着他。他的四个工人也都停下来看着他。然后，他们转过来看着我。那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我身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我感到他的工人们不敢叫他住嘴，但我可以替他们说。我举起电线使他能看见。我又拿起泵上的插头也使他能看见。然后我插上插头，把它捏在我的手里，直到他转身走开。他的一个工人摇了摇头，窃笑着。感觉真不错。
第二天，当我去上班时，凯尔站在那儿，拿着一个纸袋子。“你在做什么？”他问。
“挖沟。”我说。
“到春天时，你会强壮的。”他说，把袋子递给我。
里面是一双漂亮的工作靴。外面是皮，里面是毛。“我不能要。”我说。
“你必须要。”他说。
第二天，当我爬上梯子给屋顶的边缘涂上一层底漆时，我想着凯尔。那是一段挺长的距离，五十或六十英尺。我一只手抓着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加仑的油漆，想着凯尔说过的话，他说现在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前天，我在我的房子周围看了看，”他沮丧地告诉我，“我认识到我不再拥有任何东西来修复我自己。”在梯子的顶端，我走上了挂在房顶下托座上的木板。我开始漆起来，沿着木板一寸一寸地移动着。不知为何，当我回走半步时，我踩了空。我觉得我的脚后跟悬在了空中，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长时间地不能移动。我站在那里，并没有真的想什么，只是想，慢慢地、小心地蹲下来，然后平躺在木板上，用胳膊抱着木板，在这儿过一个晚上，那该多好啊。
最后，是罗博走出来找的我。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嘿，”他叫我，“你在那上面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走不动了，他站在梯子的底部和我说话，直到我下去。在更衣室里，每个人都轮着讲述他们第一次所发生的事，“我把它叫做十分钟心脏病突发。”罗博说，递给我一瓶啤酒。他见我的手还在发抖，就用他锤子上的夹子替我打开了瓶盖。
就在圣诞节前，我告诉一个朋友关于我在洞里的最后一天的事。不知为何，准备泥土部分的事落到了我的身上，在那个地方，下水管道从别墅的地基墙出来，在洞子被塞满石砾和混凝土前通过洞子。别的人都做其他事去了，所以我锯了一些三角形的木头填隙片，把它们放在管道下，以便管道微微地下倾，离开别墅。然后我用干草盖上了管子。做这事可能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但我手头的这件事可以破坏一个富人的房屋。我所要做的只是改变小填隙片使管道通向别墅。我的小秘密将被埋葬在石砾和混凝土下，在洗手间四十次地发生水灾、工人开始调转下水管道的方向之前，没有人会发现它。“一年前，我想我会这么做的，”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在我被解雇的一段长时间里，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他耐心地听着，他是一个好心肠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已经付完他住房的分期付款，并存了足够的钱供他的孩子们上大学。然后，他给我写了封漂亮的信，结尾是这么说的：“通过这个冬天的工作，你已从那个以法律的名义拥有这座别墅的富人那里得到了你偿还全部债务的钱。但事实上，你精神上的财富永远比他的要多。”
填洞的那天早晨，我听见有人在说：“喂，史奈德教授，上来一下行吗？”我抬起头，看见我以前一个学生站在那儿。他见我的最后一次时，我在讲爱伦·坡①。我们一起回家。他说他正在找一份非赢利的环境组织的工作。我告诉他我那天埋下水管道的事。“我可以毁掉房主的梦想。”我说。
①爱伦·坡：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我继续走着。“富有的蠢驴，在该死的保护区建造该死的府邸，”他说，“你该绞死他，老兄。”
我们工作中有一次新年聚会。中午，拉里在锯木架上放上一张胶合板，在上面放上比萨饼和啤酒，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套头衫，那天余下的时间休息，工钱照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搬运2乘8规格的木板。我把一叠木板拖在身后走着时，它们突然变轻了。我回过头，看见比利的儿子，布什校长的孙子，正抓着另一头帮我。
当消息传来说主人两天后要来时，我们都希望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显然，更衣室里的垃圾罐里不能有空啤酒瓶。我的工作是再次清理这个地方，但这次不仅仅是工地，还包括所有周围的财产。我爬上主人的树拿下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这袋子曾刮进房子里过。我爬行在沼泽地里，为了够着一个斯大洛泡沫咖啡杯，我的一只靴子被吸了下来。
我根本没看见他。我在地下室里和卢克一起漆木板。我一只脚裸着搭在丙烯加热器旁的绝热管上，想使它暖和点，我的左耳上粘着一块凝结了的血，感染正在加剧。两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带着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出现了。“你们有可以喝的热东西吗？”一个人问。旁边的那位女士提着Gucci①袋，里面装满了精致的样品。我告诉她们我很抱歉。“如果他们在浴室里安上玻璃纤维的水龙头，整个房子就毁了。”我听见这位女士宣称。
①Gucci是一种名牌商标。——译者注
“我们都得负责。”休息时间里，主人给了我们一打烤面圈后，马克在更衣室里说，他和拉里一起研究厨房的蓝图。
“建像这样的房子，”马克继续说，“这么多的材料，这么多的浪费。这么大。我们不再建这样的房子了。什么家伙需要的房子这么大？”
“整个冬天都在做。”罗博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马克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我发现三楼的一个地方在漏水，雨水从房顶上漏下来。地板上有半英寸深的水，我能想到处理这件事的措施只是用雪铲把水舀进一个桶里。我做着，好像我是在一条将要沉没的船上舀水似的。我边做边嘲笑自己，告诉自己水最终会没有的，但我不想抓住这个能使胶合地板坏掉的机会。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做的事，好几次都大笑出声来。我断定我不是为了主人或为了钱才做这件事的；我的忠诚是因为铺地板所做的艰苦工作。
一月的第二星期末，屋顶板运到了。成百上千盒的雪松屋顶板都是灰色的。我在车库里把它们堆起来，想着几星期的工作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报酬和收入。一个年轻的园林工为躲避寒风到车库里呆了会儿。他问我为拉里、比利工作感觉怎么样。他已经听说过一个油漆承包人的事，因为他不付给他的工人合理的工资而未被聘用，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我1小时得15美元。”我说。
“难以置信，”他边离开边说，“九年了，我得的只有那一半。”
拉里在车库后开始给我讲解，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示范他希望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条粉笔线，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钉上钉子作为向导，怎么把房顶板放在木板的边缘一次一块地移动。从第一块房顶板起，我就喜欢上了那样的秩序和工作时缓慢的势头，以及这事完成时所代表的意义。我喜欢手中锤子的重量，喜欢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时坚实的声音。
“我需要产量，”在第一天结束时，拉里对我说。我们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须移动得快一点。”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变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开始时，气温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颗钉子，有些天，当我看表时，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没法再忍受15分钟的寒冷了。
在车库的山墙端上工作时，进度还要慢，因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锯木顶板，使它能适应房顶的斜坡并和已用钉子钉好的边缘紧密贴合。我用一把小刀来锯，用一把短刨来完成。一天早晨11点时，所有的转包人都回家去了，我们等着这个冬天第一场东北大风的到来。大海被淹没在海雾下，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摆放着山墙端顶端的最后几块屋顶板，这时，拉里走到拐角处。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天开始下雪了。他从他的带子里拿出锤子，我看见他使用饺子来撬我做的屋顶板的边缘。
“我把它们沿角度锯出来的。”我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他说，“但我希望它们在边缘下面。你看，像这样？这是防雨的唯一办法。”他开始用锤子撬掉屋顶板。这发出巨大的噪音，钉子的吱嘎声和顶板折断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声。我在脑中做着算术——1小时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费的5天。“你必须重做末端，”他说，“不要为此担心。”
这事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个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时间里独自工作着，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进更衣室里吃午饭，听见比利正和拉里说著有关劳动支出的什么事。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但我感到问题来了，当拉里告诉我他将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伦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操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房顶板是多么的热，他和我的姥爷坐在房顶上喝冷啤酒。他还记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诉我他从帮建那间房子中学到的关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从未听他谈过这些。突然，我强烈地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壁炉前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从没告诉过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诉他，他从来都不该受到我曾对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教书的。”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义为我给考尔比大学和缅因州大学写了两封信，那是我曾执教过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说。
“哦，我想帮忙，就是这样。我只是打了几个电话。我打电话的每个地方都记得你。”
我停了一段时间才开口。“他们现在不会忘记我了，这是肯定的，”我告诉他，“听着，爸爸——你不能那样做，明白吗？我知道你想帮忙，但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帮助。再也不要那样做了，好吗？”
我想象着电话线那边的他，他和我的继母一起住在费城的一套小公寓里。我从未拜访过他们，但听我哥哥讲，有一次，他去时发现房东正为暖气开的太高而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我哥哥说，房东就像指责小孩子一样责骂他们。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们。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吵。到他离开时，我开车把他送到汽车站，把他放在前门处。门是厚玻璃板。从后视镜中，我看见他试图从窗户进去，直到一个陌生人给他打开了门。
“哦，”他难过地说，“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他已变成了一个老人，当他的声音一消失在电话线上时，我便开始想念他。
夜里，我决定我要告诉他些什么或者给他些什么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个妹妹告诉我的话，说他小时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样。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住在租来的没有管子的破旧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觉前抱着他的小妹妹到户外厕所去，在他把她放下来小便前，她总是要他用他的扫帚把蜘蛛网扫干净。他的牙齿是烂的，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看见他的父亲在街上卖苹果，而他的母亲，一晚又一晚地想从要分给六个人的几个烤土豆中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来。虽然其他家庭都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过来了，但他自己却没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别人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皮包骨头的、有着一双鸽趾足的男孩，穿着短裤跑出体操课，应征参了军。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拔掉了他的牙齿，下午是上齿，第二天早晨是下齿，给他戴上了假牙。他们给他军装，他立刻感到他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内心深处得到了满足。
几天过去了，拉里没有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费城去看望我的父亲。当我到达时，他正坐在车里，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麻烦在啮合显示器上，那排红色的数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盘上。数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见，但当改变车速时，转动的红色箭头就不见了。
“底特律的冒牌货。”我低声说。
“不，它是一辆好的老车子。”他说。
我父亲手上的活从来都做不好，我想也许这就够了，如果我为他修好这辆车，也许我们之间一切的苦涩都将烟消云散。我爬到挡泥板下，发现塑料盘上的四个螺旋都在原位。我发现支持啮合显示器的盒子紧靠着方向盘。“这看起来相当简单。”我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有一个地下工作台，和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父亲们一样，他把多余的钉子和螺丝钉放在婴儿商品罐里，盖上盖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对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飞利浦螺丝刀开始修理，但几小时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车里，我父亲从人行道上照来的手电筒的光也变暗了。
“几点了？”我问他。
“将近11点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
“哦，不碍事。”
早晨没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个故事。
“我曾有几辆好的福特车，”我的父亲高兴地说，“我认为福特车是好车。”
“是的，不过，这是一辆切诺基。”我提醒他。他没听见我说的。
“你爷爷的第一辆车是福特车。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挣下的钱帮他买下它。她下定决心要拥有那辆车。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现在我才明白，在大萧条时期，当情况很糟时，是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快乐。”
我说：“我根本不记得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爷爷都粗暴地对待她。”
他开始想反驳，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给你的钓鱼线递给我。”我对他说。我从沉默中知道我对南娜性格的描述刺伤了他的感情。“看，”我说，“我在南娜身边时，她总是让爷爷占她的上风。这就是我说的全部意思。”
他让这事过去。然后，他谈论他们第一次的汽车旅行。“南娜许诺说我们都到哈里斯堡①去，”他带着微笑回忆着，“从费城出发，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开了一天多的车。我记得南娜告诉我们两人，我们将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爱丽丝。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姨姨。”
①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首府。——译者注
他告诉我，南娜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她的姐姐被人领养后被带走。“她所说的只是她的姐姐被带走，在哈里斯堡和一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到我们坐着A型车前往哈里斯堡时，离南娜上次见她至少有15年了。爷爷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但南娜决心要去。“我的弟弟，罗伯特，在路上生病了。我记得他在发高烧，南娜在旅途中一直抱着他。当我们到达哈里斯堡时，我父亲说，‘那么，现在你想到哪里去，艾达？’她让他从一个地方驶到另一个地方。他慢慢地在街道上来回开着车，她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我看着她。每间房子的前门都会打开，人们都对她摇头说不。我们继续驾驶在街道上，她继续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然后，她敲开一个门，我看见她扑进了一个人的怀抱中。就像那样，她找到了她的姐姐。
“在回家的路上，罗伯特的病加重了。三天后，他陷入昏迷状态，去世了。所以，在三天时间里，南娜失去了一个儿子，找到了一个姐姐。”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几乎看见小男孩时的他坐在父亲的新车后座上，看着他的母亲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直至找回她失散的姐姐的拥抱。
第二天早晨，我们双眼朦胧地站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新闻报道员把它叫着“白房子”，它被坦克包围着。我们半睡半醒地站在那里，我们俩都穿着拳击短裤，努力地想弄明白电视上说的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上面解释说这是苏联议会建筑的老带子，画面上是1991年时由一群强硬派领导的企图进行的颠覆活动。那是苏联共产党的结束。我看带子时有种感觉，觉得美国将是下一个，但我立即闭上了嘴。在我的沉默中，我感到了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儿，两个男人，都不年轻，都没有钱，都没有挣一分钱或有一份工作或拥有一套房子，都完全被世界改变的方式弄糊涂了。
------------------
我要养活这家人当我到达时，拉里已经在那里了，站在沿着房子的洞里。他头顶的地上有图纸铺开着，他挂上了第二个泵，这是一个气动泵，用来增大电动泵的力量。机器的声音使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他从洞里爬出来，我们跪在冰冻的地上，他解释着我们将要沿着洞建造混凝土地，然后在地上建造一条防御带，我努力想搞清他的意思。他用手指在图上指点着。“你可以按照这个来做，”他说。“它有22英尺长，然后留出六英尺到门廊前，然后拐自来。明白了？”我说我明白了。
“我们走吧，”他说，卷起图纸，“五天时间，我们做完它。”
这工作原本将由他已转包的挖掘工们在春天进行的。但他担心春天土地潮湿的时间太长，于是在早晨3点时决定我们现在自己来做。
我们马上开始。卢克下午两点时安排好水泥卡车的事，然后他穿上靴子和我、拉里一起下到洞里。我们测量模板，锯木头，把它们放到洞里，然后做勘定，以确定它们是水平的。泵一直抽着从沼泽地过来的水。许多工作是清理和铲泥，我们被浸湿了，水冻僵了我们的衣服。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着，锯出铁棒来加固混凝土，把它们以格子的格式放在模板上的泥里。第一天，所有的事都像时钟一样进展着。当水泥卡车驶进车道顶时，我正在桂紧最后一根铁条。我们站在洞里，用我们的铁铲在模板上推水泥。然后我们把表面弄光滑，爬出洞，此时，天正好黑下来。
第二天，我们又开始了，只有这一次，我独自一个人留在那里，拉里和卢克与建筑师们有一个早餐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在我开始做模板前，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图纸。即使这样，我一开始时还是什么都不对。我做了一个模板，然后劈开它，再开始。然后是第三次。图纸落进了水中，我开始想这可以成为我的借口。中午，拉里和卢克回来时，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水泥到来前完成了。“我打电话试一下，叫卡车别来了。”卢克失望地说。
拉里跳进洞里。“让它们来。”他喊叫的声音盖过了水泵的声音。
有一会儿，我试图赶上他，给他帮点忙。但，一会儿后我就只是站在那儿。我想起了大学里的一件事，当时，英语系资料室一面墙上的管道爆了。那是古老的石头墙，整个下午，房间里都是工人，他们用风钻和凿子捅开那个地方，试图到达管子处。水在过道里流淌，作为警报，大楼里所有的设备都关闭了。屋里是黑的，当水冲过天花板时，工人们彼此叫喊和做着手势。这就像是一部灾难片的场景，我站在那里，看见一个从古典文学系来的教授度步而入，他极其大声地说：“请原谅，但我的办公室里冷得可怕，我想知道暖气今天下午还能不能恢复？”我看见我的大学同事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雨衣，上面带子都系着。一瞬间，工人们都停了下来，转身盯着他，脸上带着辛苦工作的人为像大学英语教授这样的人所保留着的普遍存在而永不消失的表情，谁不想，那表情在说，这家伙生活在他妈的哪个星球上？
在第三或者第四天，拉里让我自己锯钢条。“只要仔细看图纸。”他说，但我还是把每根据来短了两英寸。“重做。”他说。
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气温降到了零下15度，我每次在冰水里弯腰时都觉得我的骨头在它们的管子里碾着。有一次，我不得不爬出洞去撒尿。我绕到房子的背面，当我掏出阴茎时，发现上面有像悬钩子那样颜色的鲜血。我弯下腰，从敞开的裤裆往里看。到处都有血，已经浸透了我的长村裤和拳击短裤，已半凝结了，厚厚的、粘粘的，像果酱似的。这吓坏了我，我跳着，解开衣服，直到发现沿着血管的一条小开口。
只有几分钟后，我就回到了洞里，这时，我向上望见一个女人正在那里对着我笑。“你能带我做一次高贵的巡游吗？”她开心地问。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我知道她是一个普鲁兹隘口的女人，因为她带着一条那种高贵的短腿柯里牧羊犬。“从拉里还是个孩子起，我就认识他。”她依然愉快地说，“如果你带我参观，他是不会介意的。”
当我同意并带她进屋里时，她的心情就改变了。“你可以在世纪末建这样的地方，”她对我咆哮着，“但今天，他们只会尖叫一个词——做作！看看伦敦的楼梯。”她大声说。
“是的。”我愚蠢地说。
“多少间浴室？我听说十间！”
“只有八间，”我说，“除非你算上马车库。”
我想，出门时我听见了她的狗对我的号叫。她在门口时突然离开了我，回头看了我最后一眼。“伦敦的楼梯。”她轻蔑地说。
这别墅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当那些夏日别墅的主人们回来过长长的周末时，他们经常在旁边徘徊。“请原谅，”当两个女人出现时，拉里从房顶上叫她们，“你们是什么人？”
她们告诉他一个普鲁兹隘口的人，一个最大的地主，允许她们做一次参观。几分钟后，这个男人出现了，他穿着一件伞兵迷彩服，看起来就像刚从购物指南上定购的似的。“我很抱歉，”他殷勤地说，“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打扰你。你正使用的是什么工具？”
拉里立刻感觉到这个男人企图讨好他。“这是锤子。”他回答他说。
那些天，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在洞里的工作冷得让人发木，当我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里抽烟、生火烤我的手套时，都认不出手套了。
一天早晨，转包人来了，他开始卸下我们用来支撑墙壁的模板。领头的是一个长相愚蠢的家伙，边站在一个地方吃烤面圈边对他的手下发号施令。我估计他是一个继承了产业的儿子。气温在零度左右，风很猛烈，他不断告诉他的人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又改变主意，告诉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叫嚣了更多的命令。电动泵由于某种原因坏了，我在水里跪下来检查，看是不是被堵住了。我拔下插头，正要把它重新插上时，他对我叫道：“有人上周做同样的事时触电了。你最好放聪明点。”
我转身看着他。他的四个工人也都停下来看着他。然后，他们转过来看着我。那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我身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我感到他的工人们不敢叫他住嘴，但我可以替他们说。我举起电线使他能看见。我又拿起泵上的插头也使他能看见。然后我插上插头，把它捏在我的手里，直到他转身走开。他的一个工人摇了摇头，窃笑着。感觉真不错。
第二天，当我去上班时，凯尔站在那儿，拿着一个纸袋子。“你在做什么？”他问。
“挖沟。”我说。
“到春天时，你会强壮的。”他说，把袋子递给我。
里面是一双漂亮的工作靴。外面是皮，里面是毛。“我不能要。”我说。
“你必须要。”他说。
第二天，当我爬上梯子给屋顶的边缘涂上一层底漆时，我想着凯尔。那是一段挺长的距离，五十或六十英尺。我一只手抓着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加仑的油漆，想着凯尔说过的话，他说现在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前天，我在我的房子周围看了看，”他沮丧地告诉我，“我认识到我不再拥有任何东西来修复我自己。”在梯子的顶端，我走上了挂在房顶下托座上的木板。我开始漆起来，沿着木板一寸一寸地移动着。不知为何，当我回走半步时，我踩了空。我觉得我的脚后跟悬在了空中，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长时间地不能移动。我站在那里，并没有真的想什么，只是想，慢慢地、小心地蹲下来，然后平躺在木板上，用胳膊抱着木板，在这儿过一个晚上，那该多好啊。
最后，是罗博走出来找的我。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嘿，”他叫我，“你在那上面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走不动了，他站在梯子的底部和我说话，直到我下去。在更衣室里，每个人都轮着讲述他们第一次所发生的事，“我把它叫做十分钟心脏病突发。”罗博说，递给我一瓶啤酒。他见我的手还在发抖，就用他锤子上的夹子替我打开了瓶盖。
就在圣诞节前，我告诉一个朋友关于我在洞里的最后一天的事。不知为何，准备泥土部分的事落到了我的身上，在那个地方，下水管道从别墅的地基墙出来，在洞子被塞满石砾和混凝土前通过洞子。别的人都做其他事去了，所以我锯了一些三角形的木头填隙片，把它们放在管道下，以便管道微微地下倾，离开别墅。然后我用干草盖上了管子。做这事可能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但我手头的这件事可以破坏一个富人的房屋。我所要做的只是改变小填隙片使管道通向别墅。我的小秘密将被埋葬在石砾和混凝土下，在洗手间四十次地发生水灾、工人开始调转下水管道的方向之前，没有人会发现它。“一年前，我想我会这么做的，”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在我被解雇的一段长时间里，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他耐心地听着，他是一个好心肠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已经付完他住房的分期付款，并存了足够的钱供他的孩子们上大学。然后，他给我写了封漂亮的信，结尾是这么说的：“通过这个冬天的工作，你已从那个以法律的名义拥有这座别墅的富人那里得到了你偿还全部债务的钱。但事实上，你精神上的财富永远比他的要多。”
填洞的那天早晨，我听见有人在说：“喂，史奈德教授，上来一下行吗？”我抬起头，看见我以前一个学生站在那儿。他见我的最后一次时，我在讲爱伦·坡①。我们一起回家。他说他正在找一份非赢利的环境组织的工作。我告诉他我那天埋下水管道的事。“我可以毁掉房主的梦想。”我说。
①爱伦·坡：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我继续走着。“富有的蠢驴，在该死的保护区建造该死的府邸，”他说，“你该绞死他，老兄。”
我们工作中有一次新年聚会。中午，拉里在锯木架上放上一张胶合板，在上面放上比萨饼和啤酒，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套头衫，那天余下的时间休息，工钱照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搬运2乘8规格的木板。我把一叠木板拖在身后走着时，它们突然变轻了。我回过头，看见比利的儿子，布什校长的孙子，正抓着另一头帮我。
当消息传来说主人两天后要来时，我们都希望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显然，更衣室里的垃圾罐里不能有空啤酒瓶。我的工作是再次清理这个地方，但这次不仅仅是工地，还包括所有周围的财产。我爬上主人的树拿下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这袋子曾刮进房子里过。我爬行在沼泽地里，为了够着一个斯大洛泡沫咖啡杯，我的一只靴子被吸了下来。
我根本没看见他。我在地下室里和卢克一起漆木板。我一只脚裸着搭在丙烯加热器旁的绝热管上，想使它暖和点，我的左耳上粘着一块凝结了的血，感染正在加剧。两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带着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出现了。“你们有可以喝的热东西吗？”一个人问。旁边的那位女士提着Gucci①袋，里面装满了精致的样品。我告诉她们我很抱歉。“如果他们在浴室里安上玻璃纤维的水龙头，整个房子就毁了。”我听见这位女士宣称。
①Gucci是一种名牌商标。——译者注
“我们都得负责。”休息时间里，主人给了我们一打烤面圈后，马克在更衣室里说，他和拉里一起研究厨房的蓝图。
“建像这样的房子，”马克继续说，“这么多的材料，这么多的浪费。这么大。我们不再建这样的房子了。什么家伙需要的房子这么大？”
“整个冬天都在做。”罗博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马克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我发现三楼的一个地方在漏水，雨水从房顶上漏下来。地板上有半英寸深的水，我能想到处理这件事的措施只是用雪铲把水舀进一个桶里。我做着，好像我是在一条将要沉没的船上舀水似的。我边做边嘲笑自己，告诉自己水最终会没有的，但我不想抓住这个能使胶合地板坏掉的机会。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做的事，好几次都大笑出声来。我断定我不是为了主人或为了钱才做这件事的；我的忠诚是因为铺地板所做的艰苦工作。
一月的第二星期末，屋顶板运到了。成百上千盒的雪松屋顶板都是灰色的。我在车库里把它们堆起来，想着几星期的工作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报酬和收入。一个年轻的园林工为躲避寒风到车库里呆了会儿。他问我为拉里、比利工作感觉怎么样。他已经听说过一个油漆承包人的事，因为他不付给他的工人合理的工资而未被聘用，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我1小时得15美元。”我说。
“难以置信，”他边离开边说，“九年了，我得的只有那一半。”
拉里在车库后开始给我讲解，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示范他希望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条粉笔线，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钉上钉子作为向导，怎么把房顶板放在木板的边缘一次一块地移动。从第一块房顶板起，我就喜欢上了那样的秩序和工作时缓慢的势头，以及这事完成时所代表的意义。我喜欢手中锤子的重量，喜欢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时坚实的声音。
“我需要产量，”在第一天结束时，拉里对我说。我们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须移动得快一点。”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变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开始时，气温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颗钉子，有些天，当我看表时，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没法再忍受15分钟的寒冷了。
在车库的山墙端上工作时，进度还要慢，因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锯木顶板，使它能适应房顶的斜坡并和已用钉子钉好的边缘紧密贴合。我用一把小刀来锯，用一把短刨来完成。一天早晨11点时，所有的转包人都回家去了，我们等着这个冬天第一场东北大风的到来。大海被淹没在海雾下，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摆放着山墙端顶端的最后几块屋顶板，这时，拉里走到拐角处。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天开始下雪了。他从他的带子里拿出锤子，我看见他使用饺子来撬我做的屋顶板的边缘。
“我把它们沿角度锯出来的。”我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他说，“但我希望它们在边缘下面。你看，像这样？这是防雨的唯一办法。”他开始用锤子撬掉屋顶板。这发出巨大的噪音，钉子的吱嘎声和顶板折断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声。我在脑中做着算术——1小时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费的5天。“你必须重做末端，”他说，“不要为此担心。”
这事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个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时间里独自工作着，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进更衣室里吃午饭，听见比利正和拉里说著有关劳动支出的什么事。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但我感到问题来了，当拉里告诉我他将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伦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操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房顶板是多么的热，他和我的姥爷坐在房顶上喝冷啤酒。他还记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诉我他从帮建那间房子中学到的关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从未听他谈过这些。突然，我强烈地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壁炉前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从没告诉过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诉他，他从来都不该受到我曾对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教书的。”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义为我给考尔比大学和缅因州大学写了两封信，那是我曾执教过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说。
“哦，我想帮忙，就是这样。我只是打了几个电话。我打电话的每个地方都记得你。”
我停了一段时间才开口。“他们现在不会忘记我了，这是肯定的，”我告诉他，“听着，爸爸——你不能那样做，明白吗？我知道你想帮忙，但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帮助。再也不要那样做了，好吗？”
我想象着电话线那边的他，他和我的继母一起住在费城的一套小公寓里。我从未拜访过他们，但听我哥哥讲，有一次，他去时发现房东正为暖气开的太高而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我哥哥说，房东就像指责小孩子一样责骂他们。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们。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吵。到他离开时，我开车把他送到汽车站，把他放在前门处。门是厚玻璃板。从后视镜中，我看见他试图从窗户进去，直到一个陌生人给他打开了门。
“哦，”他难过地说，“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他已变成了一个老人，当他的声音一消失在电话线上时，我便开始想念他。
夜里，我决定我要告诉他些什么或者给他些什么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个妹妹告诉我的话，说他小时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样。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住在租来的没有管子的破旧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觉前抱着他的小妹妹到户外厕所去，在他把她放下来小便前，她总是要他用他的扫帚把蜘蛛网扫干净。他的牙齿是烂的，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看见他的父亲在街上卖苹果，而他的母亲，一晚又一晚地想从要分给六个人的几个烤土豆中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来。虽然其他家庭都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过来了，但他自己却没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别人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皮包骨头的、有着一双鸽趾足的男孩，穿着短裤跑出体操课，应征参了军。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拔掉了他的牙齿，下午是上齿，第二天早晨是下齿，给他戴上了假牙。他们给他军装，他立刻感到他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内心深处得到了满足。
几天过去了，拉里没有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费城去看望我的父亲。当我到达时，他正坐在车里，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麻烦在啮合显示器上，那排红色的数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盘上。数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见，但当改变车速时，转动的红色箭头就不见了。
“底特律的冒牌货。”我低声说。
“不，它是一辆好的老车子。”他说。
我父亲手上的活从来都做不好，我想也许这就够了，如果我为他修好这辆车，也许我们之间一切的苦涩都将烟消云散。我爬到挡泥板下，发现塑料盘上的四个螺旋都在原位。我发现支持啮合显示器的盒子紧靠着方向盘。“这看起来相当简单。”我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有一个地下工作台，和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父亲们一样，他把多余的钉子和螺丝钉放在婴儿商品罐里，盖上盖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对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飞利浦螺丝刀开始修理，但几小时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车里，我父亲从人行道上照来的手电筒的光也变暗了。
“几点了？”我问他。
“将近11点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
“哦，不碍事。”
早晨没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个故事。
“我曾有几辆好的福特车，”我的父亲高兴地说，“我认为福特车是好车。”
“是的，不过，这是一辆切诺基。”我提醒他。他没听见我说的。
“你爷爷的第一辆车是福特车。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挣下的钱帮他买下它。她下定决心要拥有那辆车。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现在我才明白，在大萧条时期，当情况很糟时，是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快乐。”
我说：“我根本不记得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爷爷都粗暴地对待她。”
他开始想反驳，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给你的钓鱼线递给我。”我对他说。我从沉默中知道我对南娜性格的描述刺伤了他的感情。“看，”我说，“我在南娜身边时，她总是让爷爷占她的上风。这就是我说的全部意思。”
他让这事过去。然后，他谈论他们第一次的汽车旅行。“南娜许诺说我们都到哈里斯堡①去，”他带着微笑回忆着，“从费城出发，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开了一天多的车。我记得南娜告诉我们两人，我们将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爱丽丝。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姨姨。”
①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首府。——译者注
他告诉我，南娜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她的姐姐被人领养后被带走。“她所说的只是她的姐姐被带走，在哈里斯堡和一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到我们坐着A型车前往哈里斯堡时，离南娜上次见她至少有15年了。爷爷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但南娜决心要去。“我的弟弟，罗伯特，在路上生病了。我记得他在发高烧，南娜在旅途中一直抱着他。当我们到达哈里斯堡时，我父亲说，‘那么，现在你想到哪里去，艾达？’她让他从一个地方驶到另一个地方。他慢慢地在街道上来回开着车，她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我看着她。每间房子的前门都会打开，人们都对她摇头说不。我们继续驾驶在街道上，她继续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然后，她敲开一个门，我看见她扑进了一个人的怀抱中。就像那样，她找到了她的姐姐。
“在回家的路上，罗伯特的病加重了。三天后，他陷入昏迷状态，去世了。所以，在三天时间里，南娜失去了一个儿子，找到了一个姐姐。”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几乎看见小男孩时的他坐在父亲的新车后座上，看着他的母亲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直至找回她失散的姐姐的拥抱。
第二天早晨，我们双眼朦胧地站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新闻报道员把它叫着“白房子”，它被坦克包围着。我们半睡半醒地站在那里，我们俩都穿着拳击短裤，努力地想弄明白电视上说的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上面解释说这是苏联议会建筑的老带子，画面上是1991年时由一群强硬派领导的企图进行的颠覆活动。那是苏联共产党的结束。我看带子时有种感觉，觉得美国将是下一个，但我立即闭上了嘴。在我的沉默中，我感到了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儿，两个男人，都不年轻，都没有钱，都没有挣一分钱或有一份工作或拥有一套房子，都完全被世界改变的方式弄糊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