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立即把我送到了慕尼黑的格罗斯汉登医院，在那里几小时后给我做了紧急手术。这个十小时的大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
外科医生取出了头骨的碎片，嵌入了一块金属片把我裂开的头骨固定起来。一只内耳已无法修复，结果是我这只耳朵完全丧失了听力。在这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大夫设法把我的脸部神经接了起来，在后来的五年中渐渐恢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功能。这就是说我笑的时候脸是扭曲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人生之后，任何笑容都是个奇迹。我的视力也受到了损害，但多年来逐渐也有改善。我受的这些伤和后来接受的手术治疗证明，惠廷顿医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我出院，做得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汉雷洛蕾不顾两小时的路程，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我。她的爱才是治疗我伤病的最主要的药物。我非常虚弱，在医院之外一无所有。
但是汉妮爱我，这就足够了。
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很长一段时间后当我终于出院时，汉雷洛雷租了一套小公寓，干活挣钱养活我们俩。后来的十二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主要不是从伤病中恢复，而是学会在一个没有毒品的正常世界中生活。克服毕生的毒瘤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比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和人交往是最难的，简直十分可怕。我只有单独和汉妮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安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听见“包打听”，我那只挨饿的狗的凄厉叫声，我会叫醒汉雷洛蕾，问她：“我还会回到公园的长凳上去吗？”她会让我放心，说：“魔鬼已经没有了。你今生不会再贫困潦倒了，这次你会成功的。”我便会在她的怀抱中重新入睡。
许多个早晨，我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救世军的收容所里，醒来时就寻找着那一排排的老头。
没有人，特别是汉雷洛蕾的亲人，相信我们能在一起长久地过下去。作为一个从毒瘤中康复的人，我是很难相处的，对于汉雷洛蕾这样一个独立的年轻女人来说，这是一段十分困难的岁月。我的头脑还远非正常，在大约六个月的时候，我在一阵嫉妒大发作的情况下把公寓里的东西全砸了，还威胁要自杀。救护车上的人员给我穿上了拘束衣，送到德国一家把病人糊起来的疯人院中。汉妮非常伤心，但是当她几天以后来探视我的时候，很明显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她原谅了我，说：“至少你没有吸毒！请你振作起来吧。我仍然爱你，等你出了院我们再重新开始。”
不久他们放我出了院，在我坚决保证不再砸烂新公寓的情况下，我们搬进了新公寓。
现在是三月了，从我挨打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月。白天当汉妮去上班的时候我长距离地散步。我看着春天绽开它奇妙的世界。我没有责任，没有工作，没有操心的事。我只需要起床，一天天生活下去，但仅仅这一点已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了。
但我确实是不靠毒品在斗争着。我越来越好转，可是尽管有进步，仍不时会出现这样疯狂的念头，心想有了那些神奇的小药丸，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容易。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一直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许多年以后那些疯狂的念头才最终消失。
汉雷洛营怀孕了，我们俩都很高兴，不久我们在奥格斯堡结了婚。我感到非常骄傲。遗憾的是，汉妮怀孕六个月时流产了，是个小女孩，如果活着现在该十五岁了。我们痛心之极。我到医院探望汉雷洛蕾，出来后独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哭了很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借助毒品来面对自己的痛苦。我在那儿坐了很久才终于起身回家去。在我站起身来之际，我注意到一个老流浪汉在对面一张长凳上睡着了——他回到家了。
第二年初我在慕尼黑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所谓的工作。没有工资，采取利润分成，考虑到火车费，我们实际上还得贴钱。但是这没有关系，工作是为了帮助我重新建立起我那十分脆弱的自尊心。
老板要我到伦敦去和一家英国烟草公司谈判，让他们生产的香烟直接供应土耳其市场，工作使我重入虎口。我提心吊胆地独自飞往英国。谈判没有成功，但是我在伦敦，口袋里装着钱，而要到兰多大夫的毒品厂，只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
我充满了不安全感，依然对那神奇的药丸有一定的信任，相信它们会把我从一个小人物带回到重要斗士的角色。我极度渴望得到我毕生那样熟悉的毒品的支持，尽管几乎毁了我，我感到它们仍旧和老朋友一样，很难没有它们而生活下去。这种引诱实在是太强烈了，不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哈利街外。片刻之后，我想，我小心地服用这些药丸，汉妮根本不会知道。我付钱买了处方上开的三百植药丸。我紧张得发抖，跑进了附近一家三明治快餐店。多年前，每次拿医生的处方买了毒品后，我就是来到这同一家快餐店，吞服下药丸后再回到“包打听”和老鼠身边去。
在餐厅里我神情恍惚地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哭了起来。店主认出了我，问我出了什么事。天已经晚了，快餐店就要关门了，他坐下来听我讲自己的事。当他听明白了以后对我说：“孩子，仔细听我说。”接着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弗兰切斯卡去年因吸食过量海洛因死去了。他讲述时他的妻子在柜台后面哭了起来。他眼中含着泪，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说：“扔掉毒品，回到你女人的身边。”他愤怒地紧咬着牙。“一寸又他妈一寸，一天又他妈一天地奋力爬回生活中去。把那恶毒的鬼东西扔掉，它杀死了弗兰切斯卡，差一点也杀死了你！”他的话使我陷入了思考，最后我彻底明白了。我意识到痛君子回头没有容易的路。我把那三百粒药丸扔进了快餐店的抽水马桶里。我离去时店主和我吻别，笑着说：“现在快滚吧，祝你幸福！”
在回慕尼黑的飞机上我哭了。我终于最后抛开了那个恶毒的杂种，毒品先生，他囚禁了我整整二十六年。
感谢万能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
汉雷洛蕾在机场接我，她问：“怎么了？你哭了吗？”“我在伦敦苦斗了一场。”我答道。“和谁斗？”她问。“不是肉体上的苦斗，另一种斗争。”我回答说。
“谁赢了？”她问。“我以后告诉你。”我说，不再提起这事。
第二天在湖边时我采了一把维菊。我把它们往天上一扔，高声喊道：
“谁赢了？
谁他妈的赢了？
我赢了。”
九个月后我们开着一辆小的二手车回到英国去生活。在奥斯坦德上渡船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上次在这个比利时海港停留时的可怕情景，感情非常激动。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哈福斯多克山找到了一套小公寓，两个人都找到了很简单的工作。就像快餐店老板所说的那样，我一寸又一寸，一天又一天地奋力爬回到生活中。他妈的，真是困难极了，但是我有一个挚爱的人和我在一起。有了这样的爱是没有爬不上去的高山的。
回到英国两年以后，我见到了女儿特莎和安东尼姬，她们都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她们坐火车到伦敦，偏偏在尤斯顿车站下车。我去接她们。这就是那么多年前我告别了的宝贝孩子。我们都有点控制不住感情，在车站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们对面有一个流浪汉，宿醉后仍在睡觉。“看看那个可怜的家伙。”特莎说，并不知道曾经发生在她父亲身上的事情。“你应该感激，那时候你很可能会成他这个样子的。”她继续说道。
可能？我心里想，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很长的时间都是如此！
流浪汉翻身面向着我们，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孤独的老人。
现在我定期见到两个女儿，我们变得非常亲近。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的脑子清楚多了，开始寻找埋藏起来的钱。
我们找到了一些，没有几百万，不过足够了。
在我所有穷困潦倒的日子里，钱一直部藏在那里，也许是留着为了好时光的到来。
不再有抢劫或犯罪团伙，不再有此需要了。
和毒品一样，犯罪业已成为历史。
我涉足许多经营，在英国房地产业不景气之前，一直投资房地产。我们在西班牙购置了一所豪华别墅，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坐在自家的游泳池旁时，我想起了肯尼思和在纽卡斯尔每天下午唱着赞美上帝的老人们。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但可悲的是，这不是梦。那曾经是我生活过的岁月。
四年前母亲去世了，我们埋葬她时我往她的墓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再见妈妈，我真高兴你活着看到了我戒毒，并且分享了看着我的儿子们成长的喜悦。”
我祈祷其他痛苦的痛君子的爸爸妈妈能获得同样的喜悦。
过去十六年的生活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我再也没有吞食过毒品。我设法对付了下来。有时我仍会感到十分紧张，特别是在火车站附近或者见流浪汉的时候。那时一切都会变得真实无比。
两年前我们把在英国其他的房地产全卖了。我们带着十一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朱利安，回到德国南部靠近汉雷洛畜出生地的一个小村子去生活。她回到了家人之中，在她访问伦敦这一决定她的命运之行前，她一直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现在我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每个周末看儿子们在村队踢足球。和我们的两只狗米基及莫莉一起站在那里，我看上去是个真正的普通人了。
我确实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幸福。
有时候别人的父母问我在德国干些什么。
“就是写本书，”我答道。“写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会有勇气告诉他们——
“书里写的是一个终生为毒瘤所害的人的故事。
一个精神失常了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我。”
我看着村子里的孩子上学去，心中祈祷他们之中不要有人走上我所经历过的、奔向地狱的疯狂过山车之旅。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瞬息的红尘世界中，有的孩子会走上这条路。
感谢大家阅读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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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外科医生取出了头骨的碎片，嵌入了一块金属片把我裂开的头骨固定起来。一只内耳已无法修复，结果是我这只耳朵完全丧失了听力。在这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大夫设法把我的脸部神经接了起来，在后来的五年中渐渐恢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功能。这就是说我笑的时候脸是扭曲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人生之后，任何笑容都是个奇迹。我的视力也受到了损害，但多年来逐渐也有改善。我受的这些伤和后来接受的手术治疗证明，惠廷顿医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我出院，做得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汉雷洛蕾不顾两小时的路程，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我。她的爱才是治疗我伤病的最主要的药物。我非常虚弱，在医院之外一无所有。
但是汉妮爱我，这就足够了。
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很长一段时间后当我终于出院时，汉雷洛雷租了一套小公寓，干活挣钱养活我们俩。后来的十二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主要不是从伤病中恢复，而是学会在一个没有毒品的正常世界中生活。克服毕生的毒瘤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比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和人交往是最难的，简直十分可怕。我只有单独和汉妮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安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听见“包打听”，我那只挨饿的狗的凄厉叫声，我会叫醒汉雷洛蕾，问她：“我还会回到公园的长凳上去吗？”她会让我放心，说：“魔鬼已经没有了。你今生不会再贫困潦倒了，这次你会成功的。”我便会在她的怀抱中重新入睡。
许多个早晨，我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救世军的收容所里，醒来时就寻找着那一排排的老头。
没有人，特别是汉雷洛蕾的亲人，相信我们能在一起长久地过下去。作为一个从毒瘤中康复的人，我是很难相处的，对于汉雷洛蕾这样一个独立的年轻女人来说，这是一段十分困难的岁月。我的头脑还远非正常，在大约六个月的时候，我在一阵嫉妒大发作的情况下把公寓里的东西全砸了，还威胁要自杀。救护车上的人员给我穿上了拘束衣，送到德国一家把病人糊起来的疯人院中。汉妮非常伤心，但是当她几天以后来探视我的时候，很明显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她原谅了我，说：“至少你没有吸毒！请你振作起来吧。我仍然爱你，等你出了院我们再重新开始。”
不久他们放我出了院，在我坚决保证不再砸烂新公寓的情况下，我们搬进了新公寓。
现在是三月了，从我挨打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月。白天当汉妮去上班的时候我长距离地散步。我看着春天绽开它奇妙的世界。我没有责任，没有工作，没有操心的事。我只需要起床，一天天生活下去，但仅仅这一点已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了。
但我确实是不靠毒品在斗争着。我越来越好转，可是尽管有进步，仍不时会出现这样疯狂的念头，心想有了那些神奇的小药丸，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容易。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一直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许多年以后那些疯狂的念头才最终消失。
汉雷洛营怀孕了，我们俩都很高兴，不久我们在奥格斯堡结了婚。我感到非常骄傲。遗憾的是，汉妮怀孕六个月时流产了，是个小女孩，如果活着现在该十五岁了。我们痛心之极。我到医院探望汉雷洛蕾，出来后独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哭了很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借助毒品来面对自己的痛苦。我在那儿坐了很久才终于起身回家去。在我站起身来之际，我注意到一个老流浪汉在对面一张长凳上睡着了——他回到家了。
第二年初我在慕尼黑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所谓的工作。没有工资，采取利润分成，考虑到火车费，我们实际上还得贴钱。但是这没有关系，工作是为了帮助我重新建立起我那十分脆弱的自尊心。
老板要我到伦敦去和一家英国烟草公司谈判，让他们生产的香烟直接供应土耳其市场，工作使我重入虎口。我提心吊胆地独自飞往英国。谈判没有成功，但是我在伦敦，口袋里装着钱，而要到兰多大夫的毒品厂，只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
我充满了不安全感，依然对那神奇的药丸有一定的信任，相信它们会把我从一个小人物带回到重要斗士的角色。我极度渴望得到我毕生那样熟悉的毒品的支持，尽管几乎毁了我，我感到它们仍旧和老朋友一样，很难没有它们而生活下去。这种引诱实在是太强烈了，不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哈利街外。片刻之后，我想，我小心地服用这些药丸，汉妮根本不会知道。我付钱买了处方上开的三百植药丸。我紧张得发抖，跑进了附近一家三明治快餐店。多年前，每次拿医生的处方买了毒品后，我就是来到这同一家快餐店，吞服下药丸后再回到“包打听”和老鼠身边去。
在餐厅里我神情恍惚地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哭了起来。店主认出了我，问我出了什么事。天已经晚了，快餐店就要关门了，他坐下来听我讲自己的事。当他听明白了以后对我说：“孩子，仔细听我说。”接着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弗兰切斯卡去年因吸食过量海洛因死去了。他讲述时他的妻子在柜台后面哭了起来。他眼中含着泪，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说：“扔掉毒品，回到你女人的身边。”他愤怒地紧咬着牙。“一寸又他妈一寸，一天又他妈一天地奋力爬回生活中去。把那恶毒的鬼东西扔掉，它杀死了弗兰切斯卡，差一点也杀死了你！”他的话使我陷入了思考，最后我彻底明白了。我意识到痛君子回头没有容易的路。我把那三百粒药丸扔进了快餐店的抽水马桶里。我离去时店主和我吻别，笑着说：“现在快滚吧，祝你幸福！”
在回慕尼黑的飞机上我哭了。我终于最后抛开了那个恶毒的杂种，毒品先生，他囚禁了我整整二十六年。
感谢万能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
汉雷洛蕾在机场接我，她问：“怎么了？你哭了吗？”“我在伦敦苦斗了一场。”我答道。“和谁斗？”她问。“不是肉体上的苦斗，另一种斗争。”我回答说。
“谁赢了？”她问。“我以后告诉你。”我说，不再提起这事。
第二天在湖边时我采了一把维菊。我把它们往天上一扔，高声喊道：
“谁赢了？
谁他妈的赢了？
我赢了。”
九个月后我们开着一辆小的二手车回到英国去生活。在奥斯坦德上渡船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上次在这个比利时海港停留时的可怕情景，感情非常激动。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哈福斯多克山找到了一套小公寓，两个人都找到了很简单的工作。就像快餐店老板所说的那样，我一寸又一寸，一天又一天地奋力爬回到生活中。他妈的，真是困难极了，但是我有一个挚爱的人和我在一起。有了这样的爱是没有爬不上去的高山的。
回到英国两年以后，我见到了女儿特莎和安东尼姬，她们都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她们坐火车到伦敦，偏偏在尤斯顿车站下车。我去接她们。这就是那么多年前我告别了的宝贝孩子。我们都有点控制不住感情，在车站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们对面有一个流浪汉，宿醉后仍在睡觉。“看看那个可怜的家伙。”特莎说，并不知道曾经发生在她父亲身上的事情。“你应该感激，那时候你很可能会成他这个样子的。”她继续说道。
可能？我心里想，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很长的时间都是如此！
流浪汉翻身面向着我们，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孤独的老人。
现在我定期见到两个女儿，我们变得非常亲近。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的脑子清楚多了，开始寻找埋藏起来的钱。
我们找到了一些，没有几百万，不过足够了。
在我所有穷困潦倒的日子里，钱一直部藏在那里，也许是留着为了好时光的到来。
不再有抢劫或犯罪团伙，不再有此需要了。
和毒品一样，犯罪业已成为历史。
我涉足许多经营，在英国房地产业不景气之前，一直投资房地产。我们在西班牙购置了一所豪华别墅，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坐在自家的游泳池旁时，我想起了肯尼思和在纽卡斯尔每天下午唱着赞美上帝的老人们。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但可悲的是，这不是梦。那曾经是我生活过的岁月。
四年前母亲去世了，我们埋葬她时我往她的墓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再见妈妈，我真高兴你活着看到了我戒毒，并且分享了看着我的儿子们成长的喜悦。”
我祈祷其他痛苦的痛君子的爸爸妈妈能获得同样的喜悦。
过去十六年的生活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我再也没有吞食过毒品。我设法对付了下来。有时我仍会感到十分紧张，特别是在火车站附近或者见流浪汉的时候。那时一切都会变得真实无比。
两年前我们把在英国其他的房地产全卖了。我们带着十一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朱利安，回到德国南部靠近汉雷洛畜出生地的一个小村子去生活。她回到了家人之中，在她访问伦敦这一决定她的命运之行前，她一直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现在我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每个周末看儿子们在村队踢足球。和我们的两只狗米基及莫莉一起站在那里，我看上去是个真正的普通人了。
我确实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幸福。
有时候别人的父母问我在德国干些什么。
“就是写本书，”我答道。“写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会有勇气告诉他们——
“书里写的是一个终生为毒瘤所害的人的故事。
一个精神失常了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我。”
我看着村子里的孩子上学去，心中祈祷他们之中不要有人走上我所经历过的、奔向地狱的疯狂过山车之旅。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瞬息的红尘世界中，有的孩子会走上这条路。
感谢大家阅读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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