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伦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而在华盛顿，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却正在为创造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和杰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处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动荡的预兆已经清晰可见。整个五十年代，英美的情报部门都投入了冷战，他们目标明确而又专心致志。冷战并不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争，也不具有各种复杂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从苏联情报机关的心脏里逃出来，投奔了西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西方安全机构被渗透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相信。结果怀疑和猜测笼罩着情报系统，英美情报部门渐渐陷于瘫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关上门，告诉我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曾在第一总局工作过，负责对英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后来他又在莫斯科情报部工作，然后又到赫尔辛基苏联使馆工作。其实戈利金早在国外服务时就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但改名以后却没有被认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国驻赫尔辛基使馆。
初步审问以后，中央情报局交给军情五处一份“十集”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集都详细记录了戈利金对英国安全部门奸细的揭发，这份清单原先由阿瑟保管。D 处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并根据“对号入座”的原则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后来每一集材料又分发给D 处一科（调查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进行调查。我呢，则根据调查的需要，随时向他们提供各种技术咨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入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
威利斯从不理解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他缺乏想像力，当然他没有我那种对科学情报工作发展前途的无限热情。他要我定下心来，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我被迫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白金汉门的科学理事会总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满了兴奋和成功的一年。时间如飞，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这是我一生事业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七年来我在军情五处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总是很活跃，而且不断参加当时的各种行动。这次调动后，我好像从战壕里被人换下来到了英国国民军的休养地一样，我一搬到新办公室以后，就发现那里不能施展我的本领。我很清楚，一旦离开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在没有一点生气的幽闭恐惧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了结自己的一生。我决定离开理事会，如果上级同意，我就到军情五处下面的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如果上级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讯总部去，我以前曾对通讯总部的工作有过一些了解。
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对华盛顿作了为期很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国作了大量的汇报。阿瑟回国时又带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材料。有些材料无关紧要。例如戈利金揭发当时有位著名的音乐明星由于能接近英国上层社会的官员而被苏联人看中，招募为间谍。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也是事实，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例如，戈利金交代说有位从男爵，由于在出租汽车后座搞同性恋性行为时，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后克格勃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我们找到了这位从男爵，向他询问当时的情况。他承认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向克格勃的讹诈让步。对此我们感到满意。虽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诱人，但却不具体。有时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经仔细分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另一个问题是戈利金喜欢向别人零星出售情报，他把这项工作当作生活的来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知道这位叛逃者究竟还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离奇、非常难以捉摸的情报。于是我被叫去帮忙。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兹沙尔机场。然后我们又查看了斯特雷兹沙尔附近的选民册，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报。几天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苏联名字索科洛夫·格兰特。我们与军情五处档案室的档案进行了对照，发现那里有他的档案。格卜特是苏联难民，五年前进入英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姑娘，并在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以种田为生。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从屋后的花园里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终端，跑道穿过麦浪起伏的田野，真有点诗情画意，很难引起人们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但正是这种美丽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景色总是使我想起间谍：他们总是以这种秀丽的英国景色作掩护的。
斯托勒的任务是搜索农舍，检查是否有暗藏的无线电系统，而我呢，则撬开门扣，进入格兰特的住房。住房脏得吓人。走廊和通道里到处是废物。楼下房间里的书毫无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还以为他们要搬家，后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积满了灰尘，我才明白并非如此。后屋书房里并排放着两张书桌。左边是一张桌面能翻动的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拉盖都关不上。右边是一个带柜子的小书桌。我打开柜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又拉开抽屉，里面也是空空的，甚至连一点灰尘也没有。这张书桌肯定是最近才腾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温泽式靠背椅里，两眼凝视着这两张书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张堆满了东西，而另一张却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他们想把一张书桌的东西搬到另一张里去？或者他们想腾出一张书桌？如果这样，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一间塞满废物的房间竟放着一张空书桌，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张书桌上的纸张，发现大部分是农场工作的业务记录。斯托勒在外面也没找到什么。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格兰特的房子。要对这个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个人来工作一个星期。后来，埃尔韦尔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索科洛夫·格兰特，并向这位村民问了些问题。埃尔韦尔回来后非常满意。他说格兰特没有什么问题。他的人缘很好，妻子是当地乡绅的女儿。我们猜测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监视名单上看见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许苏联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触，但实际上从未找过他。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发生了冲突，而在秘密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新欢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这种假设。
一九六三年初，我觉察到有人在监视我的行动，这个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每当我进行私人调查，我总把档案锁在保险柜里，然后用铅笔做上记号，如果有人动过，我马上就会知道。一天上午，我发现办公室保险柜的档案动过了，而只有两个人才能开我的保险柜，局长和副局长，他们保存著有关所有保险柜的暗码复制件。疑团愈来愈多了，间谍已经蹑手蹑脚从门外的走廊上走过来。
奇怪的是，自从菲尔比叛逃以后，阿瑟和我疏远了。当然他公务繁忙，不过每当我问起他的工作时，他总是巧妙地避开话题。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顿车站附近的公寓里聊天，每当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时，他都否认他正在作进一步调查。我相信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调离，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去阿瑟的办公室。我随身带着三十八件有关私人调查的档案。
我提请他注意双重间谍案中的某些细节，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话筒案件。“你看这些档案有用吗？”我向他探问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档案以外，什么也不说。终于有一天晚上，阿瑟问我：“彼得，你知道是谁，不是吗？”
“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姆。”我说。
他告诉我他正在调查米切尔。他认为菲尔比的叛逃肯定与泄密有关。根据调查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这个间谍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但究竟是谁呢？他不知道，于是在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找狄克，把整个问题告诉了他，希望得到帮助。狄克原来是阿瑟的老师，在四十年代末期栽培过阿瑟，阿瑟从未忘记过狄克的恩情。狄克说需要考虑一下，要阿瑟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狄克非常明智，他告诉阿瑟，霍利斯不可能是间谍，而米切尔却有可能。他建议阿瑟向霍利斯汇报心中的怀疑。结果，霍利斯立即命令阿瑟对副局长进行调查。我们交换意见时，阿瑟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你怀疑这件事有多久了？”阿瑟问我。
“自从蒂斯勒事件以后……”
阿瑟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小瓶威士忌，又取出两只咖啡杯；他给我和自己斟满了酒。
“你对罗杰说过了吗？”
我告诉他，我曾经两次对罗杰提过此事：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以后；一次是朗斯代尔案事件以后。但他都否认了，他对此感到惊奇。
“我想你已经猜出我在干什么……”
“是米切尔，对吗？”
他没有答话，只是告诉我说：“据调查，有人告诉金逃跑的时间，我敢肯定只有格雷厄姆这样地位显赫的人才知道这时间，才能做……”
他说，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看怀特，并告诉怀特他怀疑霍利斯或者米切尔是间谍。阿瑟这样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叫我去找霍利斯。
“告诉他，我们已经谈过了，我建议你找他谈谈，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我给霍利斯的办公室拨了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霍利斯居然同意马上见我。我立即乘电梯到了六楼，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等候绿灯。他的秘书把我带进办公室。霍利斯正坐在凸窗下面的书桌后，处理一份档案。书桌旁放着一排削得尖尖的铅笔。我走上前去，站在离书桌几英尺的地方。他没抬头。我一言不发地等了几分钟。霍利斯的前任在自己的肖像里用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我。霍利斯的笔在档案上沙沙作响，我仍在等他。
过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彼得，我能帮你干什么？”
我口吃得厉害，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已和马丁谈过了，先生。”
“哦？”他语调平稳，没有一点惊奇。
“我对此事很忧虑……”
“我明白…”’
他仍在埋头工作。
“我又分析了一下，写了一个报告，他叫我拿给你看。”
“请把材料放到那边的桌子上……”
我走到房间的一边，坐在洁净的大会议桌旁。霍利斯也走了过来，他在我旁边坐下，静静地翻阅我的报告。他不时对我的分析提出一些问题。我感觉到他今天不会反对我，他甚至在期待我去找他。
霍利斯读完报告后，问我：“你知道他六个月以后就要退休了？”
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便问道：“米切尔要退休？”因为据我了解，他离退休年龄还差一两岁。
霍利斯说：“这是他刚刚提出来的。现在我无法改变这一决定了。彼得，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去证实。你和马丁一起去干。威利斯由我去打招呼。”
他把报告还给我。
“我不喜欢这事。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调查要绝对保密，明白吗？”
“是，先生。”
他又坐回到书桌旁，“你们如果要知道米切尔的背景，我会为阿瑟安排，让你们看米切尔的履历。”
“谢谢，先生。”
我离开了霍利斯的办公室。他仍在埋头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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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间谍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关上门，告诉我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曾在第一总局工作过，负责对英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后来他又在莫斯科情报部工作，然后又到赫尔辛基苏联使馆工作。其实戈利金早在国外服务时就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但改名以后却没有被认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国驻赫尔辛基使馆。
初步审问以后，中央情报局交给军情五处一份“十集”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集都详细记录了戈利金对英国安全部门奸细的揭发，这份清单原先由阿瑟保管。D 处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并根据“对号入座”的原则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后来每一集材料又分发给D 处一科（调查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进行调查。我呢，则根据调查的需要，随时向他们提供各种技术咨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入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
威利斯从不理解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他缺乏想像力，当然他没有我那种对科学情报工作发展前途的无限热情。他要我定下心来，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我被迫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白金汉门的科学理事会总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满了兴奋和成功的一年。时间如飞，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这是我一生事业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七年来我在军情五处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总是很活跃，而且不断参加当时的各种行动。这次调动后，我好像从战壕里被人换下来到了英国国民军的休养地一样，我一搬到新办公室以后，就发现那里不能施展我的本领。我很清楚，一旦离开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在没有一点生气的幽闭恐惧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了结自己的一生。我决定离开理事会，如果上级同意，我就到军情五处下面的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如果上级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讯总部去，我以前曾对通讯总部的工作有过一些了解。
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对华盛顿作了为期很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国作了大量的汇报。阿瑟回国时又带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材料。有些材料无关紧要。例如戈利金揭发当时有位著名的音乐明星由于能接近英国上层社会的官员而被苏联人看中，招募为间谍。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也是事实，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例如，戈利金交代说有位从男爵，由于在出租汽车后座搞同性恋性行为时，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后克格勃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我们找到了这位从男爵，向他询问当时的情况。他承认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向克格勃的讹诈让步。对此我们感到满意。虽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诱人，但却不具体。有时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经仔细分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另一个问题是戈利金喜欢向别人零星出售情报，他把这项工作当作生活的来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知道这位叛逃者究竟还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离奇、非常难以捉摸的情报。于是我被叫去帮忙。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兹沙尔机场。然后我们又查看了斯特雷兹沙尔附近的选民册，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报。几天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苏联名字索科洛夫·格兰特。我们与军情五处档案室的档案进行了对照，发现那里有他的档案。格卜特是苏联难民，五年前进入英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姑娘，并在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以种田为生。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从屋后的花园里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终端，跑道穿过麦浪起伏的田野，真有点诗情画意，很难引起人们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但正是这种美丽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景色总是使我想起间谍：他们总是以这种秀丽的英国景色作掩护的。
斯托勒的任务是搜索农舍，检查是否有暗藏的无线电系统，而我呢，则撬开门扣，进入格兰特的住房。住房脏得吓人。走廊和通道里到处是废物。楼下房间里的书毫无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还以为他们要搬家，后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积满了灰尘，我才明白并非如此。后屋书房里并排放着两张书桌。左边是一张桌面能翻动的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拉盖都关不上。右边是一个带柜子的小书桌。我打开柜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又拉开抽屉，里面也是空空的，甚至连一点灰尘也没有。这张书桌肯定是最近才腾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温泽式靠背椅里，两眼凝视着这两张书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张堆满了东西，而另一张却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他们想把一张书桌的东西搬到另一张里去？或者他们想腾出一张书桌？如果这样，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一间塞满废物的房间竟放着一张空书桌，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张书桌上的纸张，发现大部分是农场工作的业务记录。斯托勒在外面也没找到什么。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格兰特的房子。要对这个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个人来工作一个星期。后来，埃尔韦尔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索科洛夫·格兰特，并向这位村民问了些问题。埃尔韦尔回来后非常满意。他说格兰特没有什么问题。他的人缘很好，妻子是当地乡绅的女儿。我们猜测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监视名单上看见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许苏联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触，但实际上从未找过他。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发生了冲突，而在秘密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新欢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这种假设。
一九六三年初，我觉察到有人在监视我的行动，这个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每当我进行私人调查，我总把档案锁在保险柜里，然后用铅笔做上记号，如果有人动过，我马上就会知道。一天上午，我发现办公室保险柜的档案动过了，而只有两个人才能开我的保险柜，局长和副局长，他们保存著有关所有保险柜的暗码复制件。疑团愈来愈多了，间谍已经蹑手蹑脚从门外的走廊上走过来。
奇怪的是，自从菲尔比叛逃以后，阿瑟和我疏远了。当然他公务繁忙，不过每当我问起他的工作时，他总是巧妙地避开话题。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顿车站附近的公寓里聊天，每当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时，他都否认他正在作进一步调查。我相信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调离，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去阿瑟的办公室。我随身带着三十八件有关私人调查的档案。
我提请他注意双重间谍案中的某些细节，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话筒案件。“你看这些档案有用吗？”我向他探问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档案以外，什么也不说。终于有一天晚上，阿瑟问我：“彼得，你知道是谁，不是吗？”
“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姆。”我说。
他告诉我他正在调查米切尔。他认为菲尔比的叛逃肯定与泄密有关。根据调查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这个间谍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但究竟是谁呢？他不知道，于是在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找狄克，把整个问题告诉了他，希望得到帮助。狄克原来是阿瑟的老师，在四十年代末期栽培过阿瑟，阿瑟从未忘记过狄克的恩情。狄克说需要考虑一下，要阿瑟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狄克非常明智，他告诉阿瑟，霍利斯不可能是间谍，而米切尔却有可能。他建议阿瑟向霍利斯汇报心中的怀疑。结果，霍利斯立即命令阿瑟对副局长进行调查。我们交换意见时，阿瑟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你怀疑这件事有多久了？”阿瑟问我。
“自从蒂斯勒事件以后……”
阿瑟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小瓶威士忌，又取出两只咖啡杯；他给我和自己斟满了酒。
“你对罗杰说过了吗？”
我告诉他，我曾经两次对罗杰提过此事：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以后；一次是朗斯代尔案事件以后。但他都否认了，他对此感到惊奇。
“我想你已经猜出我在干什么……”
“是米切尔，对吗？”
他没有答话，只是告诉我说：“据调查，有人告诉金逃跑的时间，我敢肯定只有格雷厄姆这样地位显赫的人才知道这时间，才能做……”
他说，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看怀特，并告诉怀特他怀疑霍利斯或者米切尔是间谍。阿瑟这样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叫我去找霍利斯。
“告诉他，我们已经谈过了，我建议你找他谈谈，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我给霍利斯的办公室拨了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霍利斯居然同意马上见我。我立即乘电梯到了六楼，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等候绿灯。他的秘书把我带进办公室。霍利斯正坐在凸窗下面的书桌后，处理一份档案。书桌旁放着一排削得尖尖的铅笔。我走上前去，站在离书桌几英尺的地方。他没抬头。我一言不发地等了几分钟。霍利斯的前任在自己的肖像里用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我。霍利斯的笔在档案上沙沙作响，我仍在等他。
过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彼得，我能帮你干什么？”
我口吃得厉害，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已和马丁谈过了，先生。”
“哦？”他语调平稳，没有一点惊奇。
“我对此事很忧虑……”
“我明白…”’
他仍在埋头工作。
“我又分析了一下，写了一个报告，他叫我拿给你看。”
“请把材料放到那边的桌子上……”
我走到房间的一边，坐在洁净的大会议桌旁。霍利斯也走了过来，他在我旁边坐下，静静地翻阅我的报告。他不时对我的分析提出一些问题。我感觉到他今天不会反对我，他甚至在期待我去找他。
霍利斯读完报告后，问我：“你知道他六个月以后就要退休了？”
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便问道：“米切尔要退休？”因为据我了解，他离退休年龄还差一两岁。
霍利斯说：“这是他刚刚提出来的。现在我无法改变这一决定了。彼得，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去证实。你和马丁一起去干。威利斯由我去打招呼。”
他把报告还给我。
“我不喜欢这事。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调查要绝对保密，明白吗？”
“是，先生。”
他又坐回到书桌旁，“你们如果要知道米切尔的背景，我会为阿瑟安排，让你们看米切尔的履历。”
“谢谢，先生。”
我离开了霍利斯的办公室。他仍在埋头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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