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乐极生悲，福祸相倚。不想一夜欢爱之后这话就在我身上得到验证，而且戏剧般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经常驱车去巴黎13区。那儿有我几个亚裔女友。我一般走环城大道。这条路像奇妙的手镯环绕着巴黎。我喜欢它，尤其是入夜。从舒瓦齐或伊夫里城门出去，然后就沿舒瓦齐或伊夫里大街前行。街两边那些原本单调、陈旧的建筑，现如今已被住在这儿的中国人以及中国血统的人改了模样。这一带已是郊区，一切都显得平淡乏味。到处是穷人居住的窄小而肮脏的房屋。但是别看有些四四方方的塔楼外观破旧，里面说不定就有宝藏。街面上随处可见浮华的烫金中国招牌，上面有黑色或红色的汉字，精雕细刻得好像纹了身，或横或竖地闪烁在店铺、餐馆的门口。街上的中国人或华裔亚洲人熙来攘往。在这五颜六色的人群里，虽也不乏亭亭玉立的少女，但模样特别出众的毕竟不多。抬眼看去，她们的肌肤莹润，像细腻的白瓷；浓密的披肩黑发，泻动如瀑布；黑眸子，从不涂眼影。我在人群中寻寻觅觅，偶而瞥见几张漂亮的面孔，却转瞬即逝。长辫子的女孩子们迅速交换了眼神，咯咯地笑起来。这是些华裔柬埔寨人。在本国的动荡政局中，她们的父母多半死于非命；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小小年纪便漂洋过海，来到法国。
就是在这群少女中，我结识了西吴她们四姐妹，四个美妙的模特。我常在她们那儿呆上一下午，有时也留下过夜。
这一夜，我心醉神迷，沉入了温柔乡。在夜的尽头，花都巴黎密如繁垦的灯盏闭上眼睛，有些狂欢尽兴的人方昏昏睡去；而整个城市则在苏醒后伸开双臂，迎接阿波罗的太阳车。我精神焕发，行驶在还比较冷清的伊夫里大街上，觉得朝阳都更外明丽，而且满脑子都是西吴姐妹的娇媚。不知不觉地，车越开越快。突然，我走神了，因为远远瞥见一个满头黑色长发的中国少女正从人行道上穿过。转眼间，她们就到了我的眼前。刹车已经太晚了。我甚至没有看清那位母亲的脸，只瞧见她的身影，她的腹部以及身上的衣服。我完全被女儿的脸吸引住了。她惊恐地睁大那双绿色的眼睛，突然尖叫起来，浑身抽搐着。母亲被掀倒并被抛掷在人行道的棱坎上。女儿则站在那儿毫发无损，裙子被扯破了，露出修长的大腿。她的叫声越来越响，几乎穿透了我的头颅。我望着她，然后开车逃走了。我没办法停下来，因为这里禁止停车。路上出现了阻塞。美丽的少女俯在死去的母亲身边，惊恐万分，无意中撩起的裙摆遮住了母亲的脸。我虽然逃走了，但耳边仍回响着那尖厉的叫声。
我再也不想去见西吴，也无心去13区了。起初我只是找些借口延迟我们的会面。西吴追问我原因。她哭了。也许，她已经在怀疑我，但无论如何，她不会向任何人提及我从她家离开的时间恰好与事故发生的时间吻合。这是中国血统女人的秉性。
终于，我连电话也不再打，而且一直没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西吴。我一直为那起车祸而烦恼。晚上的广播、早晨的报纸都在谈论那个有罪的司机。听着这些报道，细读了每篇文章，我越来越感到事情无可挽回。我曾经伴着一声哭叫诞生在摇篮里，此时我觉得这哭叫声就在我体内，而叫声的中心便是那位被我杀害了母亲的少女。
我的车牌子很普通，灰色中透着金属光泽。这次碰撞几乎没有损坏缓震器，倒是人行道的棱坎被撞毁了。出于迷信，事故发生几周后，我便把车子卖给了别人。我继续担任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工作，负责一个文化漫谈节目的编辑制作，这个节目里的文化具有最广泛的意义……我这人什么都爱管而且挺能干，虽不太引人注目，但我在新闻界很有些关系，认识些有影响的人。我的事业虽还顺利，其实却并不成功，而且周围充斥着恼人的谣言。多亏那些华裔女孩使我从这些烦恼中解脱了出来。我是通过一个曾接受过我采访的服装设计师认识那几个女孩的。我们当时闲聊了许久，他是四姐妹中大姐孟的情人。就这样，在一次四姐妹都出席的晚宴上，西吴走进了我的生活。我还记得她们那浓密的黑发。她们四姐妹就像伊甸园里东西南北四个基点一样象征着一种稳定的幸福。我在这幸福中陶醉。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精神寄托，每次在那儿小憩以后都觉得快乐无比，成了一只忘忧鸟。如今追忆那情那景，我有一种“失乐园”的惆怅。
两个月过去了，工作的忙碌并未排走我实际上所感受到的孤独。那猝死在人行道边的母亲的影子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的面容被女儿掀起的裙边盖住。因此母亲的形象往往很快就幻化成女儿的脸。我感到自己犯了一种抽象的、几乎看不见的谋杀罪。我甚至不想去承认自己的罪过，解释自己的逃跑行为。我抗拒它，不能去想它。母亲和女儿的形象重叠在叫声中，我无路可逃，也看不到未来，与其说这一切像黑夜一般，不如说像一道耀眼的强光。
一天晚上，我看电视TLH台的一个关于城市暴力及其受害者的节目。节目中请来一些对此关心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不同案例进行分析，那些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受害者则含着眼泪哽咽地叙述着悲剧发生时的情况。当一个女孩正在倾诉她的不幸遭遇时，摄像机的镜头不断推拉，将所有在场的人都摄入其中。这时，我瞥见一个颀长的侧影，由于逆光，这侧影被笼罩在光晕之中，一团光闪闪的雾气好似光轮，环绕着她。我心里突然一惊。强烈的光线是那么清晰地勾勒出她雕塑般的轮廓。我被这画面感动和吸引，完全为这侧影所震慑，它是那么颀长，那么美。然而镜头移走了，正要叹息，却突然看到了她的整个面孔。我惊呆了。我认出了这个少女，我仿佛又看到她俯在倒地的母亲身边，又听到了她的尖叫。现在她的脸占据了整个电视屏幕，高贵之中仍带着稚气。我的第一反应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悔恨，更不想逃避。我感到一种魅力，一种异常的喜悦。
她叫玛阿，是个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南美洲安德列斯人。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马蒂厄·洛里斯向观众介绍了她。之后请她讲述她的遭遇。她在叙述那场突发的不幸时没有流泪，也没有发抖。至于那个逃跑的司机，她无法向警察提供确切的体貌特征。因为当时阳光的反射使她目眩，没能看清罪犯的脸……“挡风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说，“我什么也没看见……而且我当时吓坏了，太激动了，顾不上去看，我只是尖叫。”说完她便笔直地站在那儿，静静的。她的脸庞呈完美的鹅蛋形，前额饱满，金绿色的眼睛像两颗硕大的宝石。嘴唇微微隆起，带着孩子气，透出天然的杏红色。双肩圆润而舒展，身材修长而挺拔，黑衣裙裹覆着丰满的胸脯。
她现在由她的姨妈监护，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了家。当马蒂厄·洛里斯讲到这些细节时，她表示认可。马蒂厄·洛里斯在总结时用了“你的破碎的青春”这么个叫人费解的修饰语。
她始终呆在那儿，那么纯洁，就像用一块无暇的玉石雕出的塑像。皮肤像发亮的瓷一般光洁，黄中带有赭褐色，这是她的亚洲母亲和拉美父亲的结晶。对于主持人的种种暗示，诸如“破碎的青春……精神创伤……胆小的畏罪潜逃的司机”等，她都表示接受。这起车祸将她与城市其他罪行如袭击、强奸、围捕、持械抢劫、绑架等的受害者联系起来。这悲哀的陈述、这罪行的各个细节被那些电视节目的忠实观众和那些酷爱杀生祭把场面的信徒们搜罗来，细细品味。表面上，他们似乎充满了同情，甚至请来精神病医生做职业性的诊断；事实上，这有多么残忍！大家把这不幸的事反复咀嚼玩味，而且想必没有人能将目光从纹丝不动的女受害者身上移开。她就像受人膜拜的图腾一样，矗立在那儿，纯洁，不可侵犯。聚光灯耀眼的光线照得她容光焕发，像个倾国倾城的公主。
我不再害怕和羞耻。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去结识她，引诱她，然后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并以此来赎我的罪。我仿佛又听见她的叫声，这尖锐的声音中有种生命的旋律，的确，那恐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力量。这发自她的喉咙与胸腔的叫声洪亮得出奇。我有某种直觉，某种预感。唯一能拯救我和她的办法是我们联手去开创一项事业，如同一出戏剧，把我们生活的颤音传播到四方。
我永远地失去了那几个华裔女友，舍弃了和谐的幸福。我带着狂热和一种以往从未意识到的逻辑性担负起一种近乎殉道的使命。我为自己定了一条准则：必须将此使命进行到底。这样才能使我们两人都从伊夫里大街事故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从我的工作、我苦闷的生活以及与那几个女友的关系中超脱出来。我很想设制一个了不起的机遇。我在等待这机遇的到来。
这时节目已结束，屏幕上出现了参与者、嘉宾以及节目制作人员的姓名。但少女是那么美，摄影师仍将镜头对准她，不愿把她从画面上抹去。耀眼的字幕从她的脸上，胸口上移过。她脸上没有笑容，神态始终很高傲，宛如一尊刻着圣言的胸像。她就要在几百万电视观众的眼前消失了。但我仍能从密密麻麻的字母后面捕捉她，而且越看越清楚。
红歌星我经常驱车去巴黎13区。那儿有我几个亚裔女友。我一般走环城大道。这条路像奇妙的手镯环绕着巴黎。我喜欢它，尤其是入夜。从舒瓦齐或伊夫里城门出去，然后就沿舒瓦齐或伊夫里大街前行。街两边那些原本单调、陈旧的建筑，现如今已被住在这儿的中国人以及中国血统的人改了模样。这一带已是郊区，一切都显得平淡乏味。到处是穷人居住的窄小而肮脏的房屋。但是别看有些四四方方的塔楼外观破旧，里面说不定就有宝藏。街面上随处可见浮华的烫金中国招牌，上面有黑色或红色的汉字，精雕细刻得好像纹了身，或横或竖地闪烁在店铺、餐馆的门口。街上的中国人或华裔亚洲人熙来攘往。在这五颜六色的人群里，虽也不乏亭亭玉立的少女，但模样特别出众的毕竟不多。抬眼看去，她们的肌肤莹润，像细腻的白瓷；浓密的披肩黑发，泻动如瀑布；黑眸子，从不涂眼影。我在人群中寻寻觅觅，偶而瞥见几张漂亮的面孔，却转瞬即逝。长辫子的女孩子们迅速交换了眼神，咯咯地笑起来。这是些华裔柬埔寨人。在本国的动荡政局中，她们的父母多半死于非命；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小小年纪便漂洋过海，来到法国。
就是在这群少女中，我结识了西吴她们四姐妹，四个美妙的模特。我常在她们那儿呆上一下午，有时也留下过夜。
这一夜，我心醉神迷，沉入了温柔乡。在夜的尽头，花都巴黎密如繁垦的灯盏闭上眼睛，有些狂欢尽兴的人方昏昏睡去；而整个城市则在苏醒后伸开双臂，迎接阿波罗的太阳车。我精神焕发，行驶在还比较冷清的伊夫里大街上，觉得朝阳都更外明丽，而且满脑子都是西吴姐妹的娇媚。不知不觉地，车越开越快。突然，我走神了，因为远远瞥见一个满头黑色长发的中国少女正从人行道上穿过。转眼间，她们就到了我的眼前。刹车已经太晚了。我甚至没有看清那位母亲的脸，只瞧见她的身影，她的腹部以及身上的衣服。我完全被女儿的脸吸引住了。她惊恐地睁大那双绿色的眼睛，突然尖叫起来，浑身抽搐着。母亲被掀倒并被抛掷在人行道的棱坎上。女儿则站在那儿毫发无损，裙子被扯破了，露出修长的大腿。她的叫声越来越响，几乎穿透了我的头颅。我望着她，然后开车逃走了。我没办法停下来，因为这里禁止停车。路上出现了阻塞。美丽的少女俯在死去的母亲身边，惊恐万分，无意中撩起的裙摆遮住了母亲的脸。我虽然逃走了，但耳边仍回响着那尖厉的叫声。
我再也不想去见西吴，也无心去13区了。起初我只是找些借口延迟我们的会面。西吴追问我原因。她哭了。也许，她已经在怀疑我，但无论如何，她不会向任何人提及我从她家离开的时间恰好与事故发生的时间吻合。这是中国血统女人的秉性。
终于，我连电话也不再打，而且一直没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西吴。我一直为那起车祸而烦恼。晚上的广播、早晨的报纸都在谈论那个有罪的司机。听着这些报道，细读了每篇文章，我越来越感到事情无可挽回。我曾经伴着一声哭叫诞生在摇篮里，此时我觉得这哭叫声就在我体内，而叫声的中心便是那位被我杀害了母亲的少女。
我的车牌子很普通，灰色中透着金属光泽。这次碰撞几乎没有损坏缓震器，倒是人行道的棱坎被撞毁了。出于迷信，事故发生几周后，我便把车子卖给了别人。我继续担任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工作，负责一个文化漫谈节目的编辑制作，这个节目里的文化具有最广泛的意义……我这人什么都爱管而且挺能干，虽不太引人注目，但我在新闻界很有些关系，认识些有影响的人。我的事业虽还顺利，其实却并不成功，而且周围充斥着恼人的谣言。多亏那些华裔女孩使我从这些烦恼中解脱了出来。我是通过一个曾接受过我采访的服装设计师认识那几个女孩的。我们当时闲聊了许久，他是四姐妹中大姐孟的情人。就这样，在一次四姐妹都出席的晚宴上，西吴走进了我的生活。我还记得她们那浓密的黑发。她们四姐妹就像伊甸园里东西南北四个基点一样象征着一种稳定的幸福。我在这幸福中陶醉。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精神寄托，每次在那儿小憩以后都觉得快乐无比，成了一只忘忧鸟。如今追忆那情那景，我有一种“失乐园”的惆怅。
两个月过去了，工作的忙碌并未排走我实际上所感受到的孤独。那猝死在人行道边的母亲的影子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的面容被女儿掀起的裙边盖住。因此母亲的形象往往很快就幻化成女儿的脸。我感到自己犯了一种抽象的、几乎看不见的谋杀罪。我甚至不想去承认自己的罪过，解释自己的逃跑行为。我抗拒它，不能去想它。母亲和女儿的形象重叠在叫声中，我无路可逃，也看不到未来，与其说这一切像黑夜一般，不如说像一道耀眼的强光。
一天晚上，我看电视TLH台的一个关于城市暴力及其受害者的节目。节目中请来一些对此关心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不同案例进行分析，那些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受害者则含着眼泪哽咽地叙述着悲剧发生时的情况。当一个女孩正在倾诉她的不幸遭遇时，摄像机的镜头不断推拉，将所有在场的人都摄入其中。这时，我瞥见一个颀长的侧影，由于逆光，这侧影被笼罩在光晕之中，一团光闪闪的雾气好似光轮，环绕着她。我心里突然一惊。强烈的光线是那么清晰地勾勒出她雕塑般的轮廓。我被这画面感动和吸引，完全为这侧影所震慑，它是那么颀长，那么美。然而镜头移走了，正要叹息，却突然看到了她的整个面孔。我惊呆了。我认出了这个少女，我仿佛又看到她俯在倒地的母亲身边，又听到了她的尖叫。现在她的脸占据了整个电视屏幕，高贵之中仍带着稚气。我的第一反应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悔恨，更不想逃避。我感到一种魅力，一种异常的喜悦。
她叫玛阿，是个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南美洲安德列斯人。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马蒂厄·洛里斯向观众介绍了她。之后请她讲述她的遭遇。她在叙述那场突发的不幸时没有流泪，也没有发抖。至于那个逃跑的司机，她无法向警察提供确切的体貌特征。因为当时阳光的反射使她目眩，没能看清罪犯的脸……“挡风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说，“我什么也没看见……而且我当时吓坏了，太激动了，顾不上去看，我只是尖叫。”说完她便笔直地站在那儿，静静的。她的脸庞呈完美的鹅蛋形，前额饱满，金绿色的眼睛像两颗硕大的宝石。嘴唇微微隆起，带着孩子气，透出天然的杏红色。双肩圆润而舒展，身材修长而挺拔，黑衣裙裹覆着丰满的胸脯。
她现在由她的姨妈监护，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了家。当马蒂厄·洛里斯讲到这些细节时，她表示认可。马蒂厄·洛里斯在总结时用了“你的破碎的青春”这么个叫人费解的修饰语。
她始终呆在那儿，那么纯洁，就像用一块无暇的玉石雕出的塑像。皮肤像发亮的瓷一般光洁，黄中带有赭褐色，这是她的亚洲母亲和拉美父亲的结晶。对于主持人的种种暗示，诸如“破碎的青春……精神创伤……胆小的畏罪潜逃的司机”等，她都表示接受。这起车祸将她与城市其他罪行如袭击、强奸、围捕、持械抢劫、绑架等的受害者联系起来。这悲哀的陈述、这罪行的各个细节被那些电视节目的忠实观众和那些酷爱杀生祭把场面的信徒们搜罗来，细细品味。表面上，他们似乎充满了同情，甚至请来精神病医生做职业性的诊断；事实上，这有多么残忍！大家把这不幸的事反复咀嚼玩味，而且想必没有人能将目光从纹丝不动的女受害者身上移开。她就像受人膜拜的图腾一样，矗立在那儿，纯洁，不可侵犯。聚光灯耀眼的光线照得她容光焕发，像个倾国倾城的公主。
我不再害怕和羞耻。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去结识她，引诱她，然后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并以此来赎我的罪。我仿佛又听见她的叫声，这尖锐的声音中有种生命的旋律，的确，那恐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力量。这发自她的喉咙与胸腔的叫声洪亮得出奇。我有某种直觉，某种预感。唯一能拯救我和她的办法是我们联手去开创一项事业，如同一出戏剧，把我们生活的颤音传播到四方。
我永远地失去了那几个华裔女友，舍弃了和谐的幸福。我带着狂热和一种以往从未意识到的逻辑性担负起一种近乎殉道的使命。我为自己定了一条准则：必须将此使命进行到底。这样才能使我们两人都从伊夫里大街事故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从我的工作、我苦闷的生活以及与那几个女友的关系中超脱出来。我很想设制一个了不起的机遇。我在等待这机遇的到来。
这时节目已结束，屏幕上出现了参与者、嘉宾以及节目制作人员的姓名。但少女是那么美，摄影师仍将镜头对准她，不愿把她从画面上抹去。耀眼的字幕从她的脸上，胸口上移过。她脸上没有笑容，神态始终很高傲，宛如一尊刻着圣言的胸像。她就要在几百万电视观众的眼前消失了。但我仍能从密密麻麻的字母后面捕捉她，而且越看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