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生命的意义》 作者：维克多·E·弗兰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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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一动，屋外的集合场上，却传来尖锐的哨声与吆喝声。值夜班的俘虏刚从工地回来，正等着点名。我们的房门被推开了，风雪长驱直入，一名筋疲力竭的难友满身雪泥，一拐一拐地闯进来，正打算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可惜却被资深的舍监给撵了出去。在病人营舍，病人尚在接受检验的期间，陌生人是严禁入内的。当时，我多么替那家伙难过，又多么庆幸自己生了病，可以躲在屋里打盹啊!能够在病人营区呆个两天，甚至还可能再多呆几天——这不啻是救命仙丹哩!
我一看到画刊上那些照片，这一切记忆全又浮上脑海。经我解释过后，友人才了解我何以不觉得那帧照片有何恐怖之处。毕竟，照片中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觉得难受呢!
在病人营舍的第四天，我才刚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医官就冲进来，请我以自愿方式，前往斑疹伤寒病人区，负责医疗工作。我不顾好友的苦劝，不顾没有一位同业愿效此劳的事实，而决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队里，必然不久于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总得让自己死得有点意义。我想，我与其茫无目的地苟活，或与其在生产不力的劳动中拖延至死，还不如以医生的身份帮助难友而死去。这种死，我觉得有价值多了。
我这只是权衡轻重而已，并不算什么奉献牺牲。不过，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却偷偷叫人特别照顾两名自愿到斑疹伤寒营服务的医生。我们一副虚弱模样．使得他生怕自己手上又多了两具尸体，而不是两名医生。
120 独处的渴望
20 独处的渴望
前曾提到，在集中营里，任何事只要与生存活命没有关系，就没有价值。为了活命，营中人不惜作一切牺牲。但这势必威胁到他向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因而使他陷入精神的惶乱中，尝到价值失落的痛苦。生活在集中营这草菅人命、夺人心志、蔑视人性尊严、视人如待戮牲口(不过却打算榨尽他最后一滴劳力)的世界里，如果不尽力抗拒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终将丧失生而为人，具育独特心智、独特内在自由及个人价值的意识。当其时，你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你的存在将退化到与禽兽无异的地步。事实上，集中营大多数的俘虏就是这样：一大群人，像羊群一样任人随意驱赶，毫无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而一小撮无赖，则由四面八方密切监视，并以各种酷虐手段任加折磨。他们不断地驱赶羊群，并以吆喝、踢打、棍击来指示方向；至于我们这群蠢羊，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两件事：如何躲避恶狗与如何挣取一点食物。
羊总是胆怯地挤入羊群中央，我们也一样。每个人都努力往队伍的中心挤，一则比较能避免挨揍(警卫总是在队伍的前后及两侧走着)，再则也可以避风。因此，拚命挤进队伍里头，其实就是为了自卫。在队伍里如此，在其他时候亦然。我们总是努力服膺自卫的第一要规，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尽力避免引起挺进队员的注意。
当然，如果可能，甚至如果有需要，也该离开群众。大家都知道，在团体生活当中，如果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人很可能极端渴望离开团体——即使只是离开一下。营中俘虏很渴望独处，也渴望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他企盼孤独、企盼隐私，然而不见得能偿宿愿。我在转到所谓的"休养营"(rest-camp)以后，就碰上了难得的运气，有了每次约五分钟之久的独处时间。我工作的那间土屋(里头住了五十名高烧昏迷的病人)后面，靠近双层铁丝网的地方，有个安静的角落，在那里有人用几根木条和树枝，临时搭了个帐篷，权充太平间(营里每天平均有六个人死亡)。那儿还有个坑口，和自来水管相通。我只要没事，就坐在木质的坑口盖上，呆望着缀满鲜花的山坡和铁丝网交错下的蓝蓝远山。我幽幽地梦想着，思绪飘向了北方和东北方，搜寻着记忆中的家园。然而，我举目眺望，但见浮云而已。
身边的死尸爬满跳蚤，我却不以为意。能使我由梦中惊醒的只有过路警卫的脚步声。有时，这脚步声是为了召我回病房或回去点收新到药品(只有五片到十片的阿斯匹灵，却要应付五十名病人几天之内的需要)。我每次点收完毕，就去巡视病人，量一量他们的脉搏，并且分半片药给几个病重的。至于病入膏肓的人，我一律不发给药品；一方面是因为服药己无济于事，再则是因为药品奇缺，须尽量留给有痊愈希望的人；病情轻微的我除了鼓励几句以外，别无药品可给。我就这样在病房内蹒跚穿梭，逐一问诊，而我自己却因为大病初愈，仍然非常虚弱。巡视完毕，我又回到坑口盖上，静享独处的喜悦。
这个坑口，有次偶然拯救了三名难友。就在我们获释前不久，当局计划把大批俘虏运往达荷。这三名难友非常精明，企图逃避外调。他们爬入坑口，躲避警卫的搜索。我则若无其事地坐在坑口盖上，佯作不知情地玩着小孩子的把戏．把一颗颗石子丢向铁丝网。警卫看到我，迟疑了一会，但还是走开了。我总算有机会告诉下面那几个仁兄：要命的阎王已经走啦!
121 人命如蝼蚁
21 人命如蝼蚁
集中营里的人命，究竟多么不值，局外人通常很难以理解。营中人心肠虽硬，但每当一个"病人护进队"组成之时，大家就更意识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视的事实。病人衰弱的身体，往往被丢上二轮马车，由别的俘虏冒着大风雪，拉了好几里路到下一个集中营去。在马车离开以前，如果有哪个病人死了，照样要丢上去——因为名册上非得正确无误不可。唯一重要的——只有名册。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个俘虏号码。他名符其实地成了个号码。是死是活倒无关紧要，反正同样是个号码；而一个号码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至于这个号码及这个生命背后所含的一切，包括命运、身世、姓名等等，不用说更是无足挂齿了。运送病人时，我因为是医生，必须陪病人从巴伐利亚的一个营转到另一个营。有次，有个年轻俘虏因为他哥哥未被列入名册，必须留下来，便一直哀求不停。管理员被缠得没办法，只好来个对调：把他哥哥和一名在当时较喜留下的俘虏对换过来。可是名册上却必须正确无误!这倒简单，两个人只要对换一下号码，就行了。
我曾经提过，我们一无证件，每个人侥幸仍拥有一个总算还在呼吸的身体。至于身体以外的一切——也就是挂在我们瘦骨架上的那身破衣——只有在我们被调往"病人护送队"时。才会招人觊觎。行将离去的"末世脸"，常遭到厚颜好奇的检视：许多人都想看看他们的衣服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还要好。毕竟，"末世脸"气数已尽；但留在营中、还能卖命的人，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眼前的生活啊!这些人不会感情用事。他们知道自已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警卫的心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罔视人性，而且变本加厉。
122 德黑兰的死神
22 德黑兰的死神
我在奥斯维辛时，就曾暗自订下一个规则。这规则屡经考验，效果良好，后来大多数的难友都争相效尤。一切问话，我大都照实回答；但若问得不明确，我便缄口不答。问到年龄，我据实以告；问到职业，我答："医生"，但却并不详细答复。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上午，一个挺进队员来到操场，大伙儿必须按四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金属工、机工(以此类推)分成不同的队伍。后来接受受体检，有疝气的又另组一个新队。我那队被赶到另一间土屋重新整队，经过再一次的分组和问话(关于年龄职业的)，我被分到另一个小组，然后又被赶到另一间小屋，再重新组队。就这样一连循环了几次，把我搞得烦死了，尤其我后来发现自己竟处在一群言语不通的陌生人当中，心里真是闷闷不乐。不久，最后一次的分组总算结束；万没想到，我竟又回到最初所属的那一队！主事者根本没注意到我这段时间里换了几个房间，不过，我却明白在这几分钟之内，命运之神用了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放了我一马。
病人转运往"休养营"的消息一经发布，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的号码)赫然在目——因为也需要几名医生。不过，没有人相信目的地的确是休养营。几个星期前，当局就曾筹备过同样的换营计划；当时，每个人也都以为那是要转运到煤气间。结果，当局一宣布愿值夜班(夜班人人避之犹恐不及)者可以除名，立刻有八十二名俘虏自动请缨。一刻钟后，换营计划取消了，那八十二名可怜虫，却仍然列名于夜班名册上。这表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两星期之内都会撒手西归。
如今，转往休养营的计划再度拟定，然而这究竟只是想榨出病人体内最后一滴劳力(即使只是短短的两星期)的阴谋，或其实是要送入煤气间，或竟真的是前往休养营，没有人知道。当晚十点差一刻，对我已颇有好感的主任医官偷偷告诉我说："我已经向营本部报备过了，十点钟以前，你还可以划掉名字。"
我告诉他说，这不是我处世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顺其自然了。"这样．我或许可以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又说道。他的眼神流露着怜悯，仿佛他知道个中蹊跷似的。当下，他默默地握着我的双手，似乎是祝我平安——不是平安地活着，而是平安地蒙主恩召。我慢慢踱回我的住处，发觉有个好友正等着我。
"你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去吗?"他伤感地问着。
"对，我就要走了。"
他的眼眶涌出了泪水，我只好温言相慰。后来，我想到我该做一件事——立遗嘱。
"欧图，你听着，万一我没有回家和我太太见面，而且万一你见得到她，就告诉她说，我每天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她，和她谈话。记住了吗?第二，我爱她远超过任何人。第三，我和她婚后厮守的日子，虽然太短，但在我心目中，却比任何事——包括我们在这儿所受的一切折磨——还要有份量。"
欧图，如今你在哪里?你还话着吗?从那次最后一晤以来，你又碰上怎样的遭遇?你找到你太太了吗?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不顾你伤心落泪，硬要你一一牢记的每句话?
翌晨，我随队起程了。这一次倒不是阴谋，我们并非走向煤气间，而的的确确是走向休养营。原先怜悯我的那些人，则留在那个不久大闹饥荒的旧营里，而其饥荒现象，远比我们的新营还要严重。那些人力图自救，无奈回天乏术。几个月后，我重获自由，遇到一个从旧营出来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当时他因为是个营警，曾经调查死尸堆里遗失的一块人肉。结果发现那张肉正在锅里煮着，便把它没收了。同类相食的事件竟然发生，我那时离开正是时候啊!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一则德黑兰死神的故事：一个有财有势的波斯人有天和他的仆人在花园中散步，仆人大叫大嚷，说他刚刚碰上死神威胁要取他的命。他请求主人给他一匹健马，他好立刻起程，逃到德黑兰去，当晚就可以抵达。主人答允了，仆人于是纵身上马，放蹄急驰而去。主人才回到屋里，就碰上死神，便质问他："你干嘛恐吓我的仆人?"死神答道："我没有恐吓他呀!我只是奇怪他怎么还在这里面已。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德黑兰跟他碰面哩!"
123 自由的曙光
23 自由的曙光
营中人很怕做决定，也怕主动做任何事情。这是因为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人不能企图改变它，只能任由它自然发展所致。这种感觉，每每因惯常的冷漠而益形加深。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在闪电般的瞬间做出。然而每个人都宁愿由命运替他做主。这种逃避行动的现象，在面对是否逃亡的问题时最为明显。当其时(只是短短几分钟)，他备尝犹豫不定的煎熬。他尝试逃亡好吗?他该不该冒险?
这种煎熬的滋味，我也尝过。当战火逐渐逼近，我有过逃亡的机会。一位同行由于必须到营外的土屋去作例行巡诊，想趁机带我一块逃命。他打算以某病人需要一位专科医生会诊为由，把我偷偷带出去。营外，有名外国反抗运动分子将供应我们制服和证件。就在最后一刻，碰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必须再度回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张罗了一些补给品(几枚烂马铃薯)，再寻找一个帆布背包。
我们闯进女营区的一间空屋里，由于女俘已调往他处，营区内空无一人。那间空屋凌乱不堪，显然许多女俘都张罗好补给品逃掉了。屋内散置着破衣服、发霉的食物，和破旧的陶器。有几个碗还算完好，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我们还是决定放弃。我们知道，在情势逐渐恶化的最近，这些碗不仅曾用来装食物，还用来盥洗和充当夜壶。(当局严禁在屋内持用任何器皿，不过也有些人——尤其是身体太虚弱、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走到屋外的斑疹伤寒病人——不得不违反禁令。)我在垃圾堆里搜索着，并且找到了帆布背包和一根牙刷。突然间，我在一大堆杂物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我又跑回我居住的土屋，收拾我所有的财产：一个饭碗、一双由病死的难友那儿"继承下来"的手套、几张写满速记符号的废纸头(前曾提到．我有一部书稿在奥斯维辛那儿被没收了，后来我就用这些废纸头重新撰写)。然后，我又到各土屋，为正挤卧在屋内两侧朽木板上的病人迅速作最后一次的巡视。我来到我唯一的乡亲面前。我曾经不顾他的病情，竭力营救过他，然而此际他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我不得不隐瞒我的逃亡企图，但他似乎嗅出了异样(也许是我表现得有些紧张)。他以疲惫的声音问我："你也要出去?"我立刻否认，然而我却回避不了他那伤感的眼神。巡视完毕后，我又回到他那儿，再度瞥到他无望的神情；不知何故，我竟觉得那是一项控诉。打从我答应友人愿相偕逃亡以来即蟠踞心头的不快感，此时更加强烈，突然间，我决定在这一次自行操纵命运。我奔出土屋，告诉友人我不能去了。我一说出我已决定留下来陪伴病人，不快之感立刻云散烟消。我不知道以后的几天会有什么遭遇。但我内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回到土屋中，坐在我乡亲脚旁的木板上，试着安慰他；然后又同别人聊天，试着抚平他们迷乱的神智。
集中营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了。由于战火线逐渐接近，绝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运往他营；管理当局、酷霸和伙夫更是走个精光。这一天，当局发布一道命令，要营中人员在日落前完全撤出，即使是仅余的几个俘虏(病人、医生、和"看护")也必须离开。当晚，整个营就要放火销毁了。然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一带也加紧戒备以防逃亡。看样子，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我和友人遂决定再度逃亡
我们奉命埋葬铁丝网篱之外的三具尸体。整个营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足够的力气干这件事，其他人差不多全呆在还有用的几间土屋里，被高烧和神智迷乱弄得精疲力竭。我们拟好了计划：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把友人的背包放在充作棺材的旧洗衣桶里，偷偷运出去；运送第二具尸体时，则顺便偷运我的背包。运第三趟时，我们俩就双双溜之大吉。前两趟全照计划进行，并无差错。回营后，友人去张罗逃亡时所需的面包．免得躲在林中的几天会挨饿。我则呆呆地等着。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他一直没出现，令我愈等愈不耐烦。经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我已经满心雀跃地期待着自由，想像着奔赴火线的仙滋妙味了。可是，我们并没进展到那个地步。
友人回来的那一刹那，营门被推开了。一辆漂亮的银色汽车缓缓驶入集合场，车身漆着大大的红十字。一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翩然莅临，整个营及营中俘虏都受到他的保护。他就在附近的一幢农舍中驻扎下来，以便在紧急情况时能随时策应。这种时候，谁还去操心逃亡的事呢?一箱箱的药品从车上卸下来，香烟四处分发；我们受到拍照，内心的快慰简直难以言宣。现在，我们不必再冒险奔赴战火线了。
兴奋之余，我们差点把第三具尸体给忘了，于是便把它抬到营外，放到已挖好的墓坑里。随行的警卫(是个比较不讨厌的家伙)突然变得非常温和。他看出情势已经改观，便试图赢取我们的好感。掩土之前，我们为三名死者作了短祷，他也参加了。经过几天来生死交搏的紧张以及几个小时以来的兴奋，我们祈求和平的祷词，其热切的程度比得过人类所曾吐露过的任何言语。
营中生涯的最后一日，就这样在期待自由中过去了。然而我们高兴得过早了。红十字会那位代表曾向我们保证已签署了一项协定，而且该营也不准撤销。可是当晚，纳粹挺进队却率同一批卡车抵达营区，并且带来一道清除营舍的命令，说是营中剩下来的俘虏要搬到一座中央营去，两天之内再从那儿遣送到瑞典，以便和另一批战俘交换。那些挺进队员，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他们变得和气万分，还劝我们不必怕登上卡车，说我们该为自己的运气而谢天谢地。力气还够的人，纷纷挤上卡车，病重的和虚弱的则由别人吃力地抬上去。此时，友人和我已不掩饰身上的背包。我们站在最后一队里，等着当局挑选十三人搭上最后第二辆卡车。主任医官挑出了需要的数目，却把我们两人给遗漏了。那十三个人登上车，我们却必须留下来。惊讶、懊丧、失望之余，我们责怪主任医官，他却推说他太累了，分了心，何况他以为我们还想逃走。我们只好背着背包坐下来，不耐烦地和剩下来的几个俘虏一起等着最后一辆卡车。由于必须等很久，我们便在警卫室(己空无一人)里的草席上躺下来。几个钟头以来的紧张与兴奋，希望与绝望，已经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当下，大家和衣而眠，随时准备出发。
步枪和大炮的声音遥遥传来，曳光弹和枪弹的闪光照进屋内。主任医官冲进来，命令我们趴在地上掩护。一名俘虏由床上跳下，穿着鞋的脚丫踩到我的肚子，这下我可完全醒过来啦!不多时，我们总算明白了究竟。战火线已经抵达营区了!枪炮声渐渐消竭，晨光终于破晓，屋外，营门旁的那根柱子上，一面白旗正随风飘扬。
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发觉命运之神即使在最后的几个小时，还是玩弄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俘虏。我们发觉人的抉择是多么不可靠，尤其在攸关生死的大事上。有人拿了几张在离我们营区不远的一个小营里所
追寻生命的意义我一看到画刊上那些照片，这一切记忆全又浮上脑海。经我解释过后，友人才了解我何以不觉得那帧照片有何恐怖之处。毕竟，照片中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觉得难受呢!
在病人营舍的第四天，我才刚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医官就冲进来，请我以自愿方式，前往斑疹伤寒病人区，负责医疗工作。我不顾好友的苦劝，不顾没有一位同业愿效此劳的事实，而决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队里，必然不久于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总得让自己死得有点意义。我想，我与其茫无目的地苟活，或与其在生产不力的劳动中拖延至死，还不如以医生的身份帮助难友而死去。这种死，我觉得有价值多了。
我这只是权衡轻重而已，并不算什么奉献牺牲。不过，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却偷偷叫人特别照顾两名自愿到斑疹伤寒营服务的医生。我们一副虚弱模样．使得他生怕自己手上又多了两具尸体，而不是两名医生。
120 独处的渴望
20 独处的渴望
前曾提到，在集中营里，任何事只要与生存活命没有关系，就没有价值。为了活命，营中人不惜作一切牺牲。但这势必威胁到他向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因而使他陷入精神的惶乱中，尝到价值失落的痛苦。生活在集中营这草菅人命、夺人心志、蔑视人性尊严、视人如待戮牲口(不过却打算榨尽他最后一滴劳力)的世界里，如果不尽力抗拒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终将丧失生而为人，具育独特心智、独特内在自由及个人价值的意识。当其时，你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你的存在将退化到与禽兽无异的地步。事实上，集中营大多数的俘虏就是这样：一大群人，像羊群一样任人随意驱赶，毫无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而一小撮无赖，则由四面八方密切监视，并以各种酷虐手段任加折磨。他们不断地驱赶羊群，并以吆喝、踢打、棍击来指示方向；至于我们这群蠢羊，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两件事：如何躲避恶狗与如何挣取一点食物。
羊总是胆怯地挤入羊群中央，我们也一样。每个人都努力往队伍的中心挤，一则比较能避免挨揍(警卫总是在队伍的前后及两侧走着)，再则也可以避风。因此，拚命挤进队伍里头，其实就是为了自卫。在队伍里如此，在其他时候亦然。我们总是努力服膺自卫的第一要规，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尽力避免引起挺进队员的注意。
当然，如果可能，甚至如果有需要，也该离开群众。大家都知道，在团体生活当中，如果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人很可能极端渴望离开团体——即使只是离开一下。营中俘虏很渴望独处，也渴望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他企盼孤独、企盼隐私，然而不见得能偿宿愿。我在转到所谓的"休养营"(rest-camp)以后，就碰上了难得的运气，有了每次约五分钟之久的独处时间。我工作的那间土屋(里头住了五十名高烧昏迷的病人)后面，靠近双层铁丝网的地方，有个安静的角落，在那里有人用几根木条和树枝，临时搭了个帐篷，权充太平间(营里每天平均有六个人死亡)。那儿还有个坑口，和自来水管相通。我只要没事，就坐在木质的坑口盖上，呆望着缀满鲜花的山坡和铁丝网交错下的蓝蓝远山。我幽幽地梦想着，思绪飘向了北方和东北方，搜寻着记忆中的家园。然而，我举目眺望，但见浮云而已。
身边的死尸爬满跳蚤，我却不以为意。能使我由梦中惊醒的只有过路警卫的脚步声。有时，这脚步声是为了召我回病房或回去点收新到药品(只有五片到十片的阿斯匹灵，却要应付五十名病人几天之内的需要)。我每次点收完毕，就去巡视病人，量一量他们的脉搏，并且分半片药给几个病重的。至于病入膏肓的人，我一律不发给药品；一方面是因为服药己无济于事，再则是因为药品奇缺，须尽量留给有痊愈希望的人；病情轻微的我除了鼓励几句以外，别无药品可给。我就这样在病房内蹒跚穿梭，逐一问诊，而我自己却因为大病初愈，仍然非常虚弱。巡视完毕，我又回到坑口盖上，静享独处的喜悦。
这个坑口，有次偶然拯救了三名难友。就在我们获释前不久，当局计划把大批俘虏运往达荷。这三名难友非常精明，企图逃避外调。他们爬入坑口，躲避警卫的搜索。我则若无其事地坐在坑口盖上，佯作不知情地玩着小孩子的把戏．把一颗颗石子丢向铁丝网。警卫看到我，迟疑了一会，但还是走开了。我总算有机会告诉下面那几个仁兄：要命的阎王已经走啦!
121 人命如蝼蚁
21 人命如蝼蚁
集中营里的人命，究竟多么不值，局外人通常很难以理解。营中人心肠虽硬，但每当一个"病人护进队"组成之时，大家就更意识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视的事实。病人衰弱的身体，往往被丢上二轮马车，由别的俘虏冒着大风雪，拉了好几里路到下一个集中营去。在马车离开以前，如果有哪个病人死了，照样要丢上去——因为名册上非得正确无误不可。唯一重要的——只有名册。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个俘虏号码。他名符其实地成了个号码。是死是活倒无关紧要，反正同样是个号码；而一个号码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至于这个号码及这个生命背后所含的一切，包括命运、身世、姓名等等，不用说更是无足挂齿了。运送病人时，我因为是医生，必须陪病人从巴伐利亚的一个营转到另一个营。有次，有个年轻俘虏因为他哥哥未被列入名册，必须留下来，便一直哀求不停。管理员被缠得没办法，只好来个对调：把他哥哥和一名在当时较喜留下的俘虏对换过来。可是名册上却必须正确无误!这倒简单，两个人只要对换一下号码，就行了。
我曾经提过，我们一无证件，每个人侥幸仍拥有一个总算还在呼吸的身体。至于身体以外的一切——也就是挂在我们瘦骨架上的那身破衣——只有在我们被调往"病人护送队"时。才会招人觊觎。行将离去的"末世脸"，常遭到厚颜好奇的检视：许多人都想看看他们的衣服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还要好。毕竟，"末世脸"气数已尽；但留在营中、还能卖命的人，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眼前的生活啊!这些人不会感情用事。他们知道自已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警卫的心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罔视人性，而且变本加厉。
122 德黑兰的死神
22 德黑兰的死神
我在奥斯维辛时，就曾暗自订下一个规则。这规则屡经考验，效果良好，后来大多数的难友都争相效尤。一切问话，我大都照实回答；但若问得不明确，我便缄口不答。问到年龄，我据实以告；问到职业，我答："医生"，但却并不详细答复。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上午，一个挺进队员来到操场，大伙儿必须按四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金属工、机工(以此类推)分成不同的队伍。后来接受受体检，有疝气的又另组一个新队。我那队被赶到另一间土屋重新整队，经过再一次的分组和问话(关于年龄职业的)，我被分到另一个小组，然后又被赶到另一间小屋，再重新组队。就这样一连循环了几次，把我搞得烦死了，尤其我后来发现自己竟处在一群言语不通的陌生人当中，心里真是闷闷不乐。不久，最后一次的分组总算结束；万没想到，我竟又回到最初所属的那一队！主事者根本没注意到我这段时间里换了几个房间，不过，我却明白在这几分钟之内，命运之神用了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放了我一马。
病人转运往"休养营"的消息一经发布，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的号码)赫然在目——因为也需要几名医生。不过，没有人相信目的地的确是休养营。几个星期前，当局就曾筹备过同样的换营计划；当时，每个人也都以为那是要转运到煤气间。结果，当局一宣布愿值夜班(夜班人人避之犹恐不及)者可以除名，立刻有八十二名俘虏自动请缨。一刻钟后，换营计划取消了，那八十二名可怜虫，却仍然列名于夜班名册上。这表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两星期之内都会撒手西归。
如今，转往休养营的计划再度拟定，然而这究竟只是想榨出病人体内最后一滴劳力(即使只是短短的两星期)的阴谋，或其实是要送入煤气间，或竟真的是前往休养营，没有人知道。当晚十点差一刻，对我已颇有好感的主任医官偷偷告诉我说："我已经向营本部报备过了，十点钟以前，你还可以划掉名字。"
我告诉他说，这不是我处世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顺其自然了。"这样．我或许可以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又说道。他的眼神流露着怜悯，仿佛他知道个中蹊跷似的。当下，他默默地握着我的双手，似乎是祝我平安——不是平安地活着，而是平安地蒙主恩召。我慢慢踱回我的住处，发觉有个好友正等着我。
"你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去吗?"他伤感地问着。
"对，我就要走了。"
他的眼眶涌出了泪水，我只好温言相慰。后来，我想到我该做一件事——立遗嘱。
"欧图，你听着，万一我没有回家和我太太见面，而且万一你见得到她，就告诉她说，我每天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她，和她谈话。记住了吗?第二，我爱她远超过任何人。第三，我和她婚后厮守的日子，虽然太短，但在我心目中，却比任何事——包括我们在这儿所受的一切折磨——还要有份量。"
欧图，如今你在哪里?你还话着吗?从那次最后一晤以来，你又碰上怎样的遭遇?你找到你太太了吗?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不顾你伤心落泪，硬要你一一牢记的每句话?
翌晨，我随队起程了。这一次倒不是阴谋，我们并非走向煤气间，而的的确确是走向休养营。原先怜悯我的那些人，则留在那个不久大闹饥荒的旧营里，而其饥荒现象，远比我们的新营还要严重。那些人力图自救，无奈回天乏术。几个月后，我重获自由，遇到一个从旧营出来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当时他因为是个营警，曾经调查死尸堆里遗失的一块人肉。结果发现那张肉正在锅里煮着，便把它没收了。同类相食的事件竟然发生，我那时离开正是时候啊!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一则德黑兰死神的故事：一个有财有势的波斯人有天和他的仆人在花园中散步，仆人大叫大嚷，说他刚刚碰上死神威胁要取他的命。他请求主人给他一匹健马，他好立刻起程，逃到德黑兰去，当晚就可以抵达。主人答允了，仆人于是纵身上马，放蹄急驰而去。主人才回到屋里，就碰上死神，便质问他："你干嘛恐吓我的仆人?"死神答道："我没有恐吓他呀!我只是奇怪他怎么还在这里面已。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德黑兰跟他碰面哩!"
123 自由的曙光
23 自由的曙光
营中人很怕做决定，也怕主动做任何事情。这是因为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人不能企图改变它，只能任由它自然发展所致。这种感觉，每每因惯常的冷漠而益形加深。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在闪电般的瞬间做出。然而每个人都宁愿由命运替他做主。这种逃避行动的现象，在面对是否逃亡的问题时最为明显。当其时(只是短短几分钟)，他备尝犹豫不定的煎熬。他尝试逃亡好吗?他该不该冒险?
这种煎熬的滋味，我也尝过。当战火逐渐逼近，我有过逃亡的机会。一位同行由于必须到营外的土屋去作例行巡诊，想趁机带我一块逃命。他打算以某病人需要一位专科医生会诊为由，把我偷偷带出去。营外，有名外国反抗运动分子将供应我们制服和证件。就在最后一刻，碰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必须再度回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张罗了一些补给品(几枚烂马铃薯)，再寻找一个帆布背包。
我们闯进女营区的一间空屋里，由于女俘已调往他处，营区内空无一人。那间空屋凌乱不堪，显然许多女俘都张罗好补给品逃掉了。屋内散置着破衣服、发霉的食物，和破旧的陶器。有几个碗还算完好，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我们还是决定放弃。我们知道，在情势逐渐恶化的最近，这些碗不仅曾用来装食物，还用来盥洗和充当夜壶。(当局严禁在屋内持用任何器皿，不过也有些人——尤其是身体太虚弱、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走到屋外的斑疹伤寒病人——不得不违反禁令。)我在垃圾堆里搜索着，并且找到了帆布背包和一根牙刷。突然间，我在一大堆杂物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我又跑回我居住的土屋，收拾我所有的财产：一个饭碗、一双由病死的难友那儿"继承下来"的手套、几张写满速记符号的废纸头(前曾提到．我有一部书稿在奥斯维辛那儿被没收了，后来我就用这些废纸头重新撰写)。然后，我又到各土屋，为正挤卧在屋内两侧朽木板上的病人迅速作最后一次的巡视。我来到我唯一的乡亲面前。我曾经不顾他的病情，竭力营救过他，然而此际他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我不得不隐瞒我的逃亡企图，但他似乎嗅出了异样(也许是我表现得有些紧张)。他以疲惫的声音问我："你也要出去?"我立刻否认，然而我却回避不了他那伤感的眼神。巡视完毕后，我又回到他那儿，再度瞥到他无望的神情；不知何故，我竟觉得那是一项控诉。打从我答应友人愿相偕逃亡以来即蟠踞心头的不快感，此时更加强烈，突然间，我决定在这一次自行操纵命运。我奔出土屋，告诉友人我不能去了。我一说出我已决定留下来陪伴病人，不快之感立刻云散烟消。我不知道以后的几天会有什么遭遇。但我内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回到土屋中，坐在我乡亲脚旁的木板上，试着安慰他；然后又同别人聊天，试着抚平他们迷乱的神智。
集中营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了。由于战火线逐渐接近，绝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运往他营；管理当局、酷霸和伙夫更是走个精光。这一天，当局发布一道命令，要营中人员在日落前完全撤出，即使是仅余的几个俘虏(病人、医生、和"看护")也必须离开。当晚，整个营就要放火销毁了。然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一带也加紧戒备以防逃亡。看样子，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我和友人遂决定再度逃亡
我们奉命埋葬铁丝网篱之外的三具尸体。整个营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足够的力气干这件事，其他人差不多全呆在还有用的几间土屋里，被高烧和神智迷乱弄得精疲力竭。我们拟好了计划：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把友人的背包放在充作棺材的旧洗衣桶里，偷偷运出去；运送第二具尸体时，则顺便偷运我的背包。运第三趟时，我们俩就双双溜之大吉。前两趟全照计划进行，并无差错。回营后，友人去张罗逃亡时所需的面包．免得躲在林中的几天会挨饿。我则呆呆地等着。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他一直没出现，令我愈等愈不耐烦。经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我已经满心雀跃地期待着自由，想像着奔赴火线的仙滋妙味了。可是，我们并没进展到那个地步。
友人回来的那一刹那，营门被推开了。一辆漂亮的银色汽车缓缓驶入集合场，车身漆着大大的红十字。一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翩然莅临，整个营及营中俘虏都受到他的保护。他就在附近的一幢农舍中驻扎下来，以便在紧急情况时能随时策应。这种时候，谁还去操心逃亡的事呢?一箱箱的药品从车上卸下来，香烟四处分发；我们受到拍照，内心的快慰简直难以言宣。现在，我们不必再冒险奔赴战火线了。
兴奋之余，我们差点把第三具尸体给忘了，于是便把它抬到营外，放到已挖好的墓坑里。随行的警卫(是个比较不讨厌的家伙)突然变得非常温和。他看出情势已经改观，便试图赢取我们的好感。掩土之前，我们为三名死者作了短祷，他也参加了。经过几天来生死交搏的紧张以及几个小时以来的兴奋，我们祈求和平的祷词，其热切的程度比得过人类所曾吐露过的任何言语。
营中生涯的最后一日，就这样在期待自由中过去了。然而我们高兴得过早了。红十字会那位代表曾向我们保证已签署了一项协定，而且该营也不准撤销。可是当晚，纳粹挺进队却率同一批卡车抵达营区，并且带来一道清除营舍的命令，说是营中剩下来的俘虏要搬到一座中央营去，两天之内再从那儿遣送到瑞典，以便和另一批战俘交换。那些挺进队员，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他们变得和气万分，还劝我们不必怕登上卡车，说我们该为自己的运气而谢天谢地。力气还够的人，纷纷挤上卡车，病重的和虚弱的则由别人吃力地抬上去。此时，友人和我已不掩饰身上的背包。我们站在最后一队里，等着当局挑选十三人搭上最后第二辆卡车。主任医官挑出了需要的数目，却把我们两人给遗漏了。那十三个人登上车，我们却必须留下来。惊讶、懊丧、失望之余，我们责怪主任医官，他却推说他太累了，分了心，何况他以为我们还想逃走。我们只好背着背包坐下来，不耐烦地和剩下来的几个俘虏一起等着最后一辆卡车。由于必须等很久，我们便在警卫室(己空无一人)里的草席上躺下来。几个钟头以来的紧张与兴奋，希望与绝望，已经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当下，大家和衣而眠，随时准备出发。
步枪和大炮的声音遥遥传来，曳光弹和枪弹的闪光照进屋内。主任医官冲进来，命令我们趴在地上掩护。一名俘虏由床上跳下，穿着鞋的脚丫踩到我的肚子，这下我可完全醒过来啦!不多时，我们总算明白了究竟。战火线已经抵达营区了!枪炮声渐渐消竭，晨光终于破晓，屋外，营门旁的那根柱子上，一面白旗正随风飘扬。
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发觉命运之神即使在最后的几个小时，还是玩弄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俘虏。我们发觉人的抉择是多么不可靠，尤其在攸关生死的大事上。有人拿了几张在离我们营区不远的一个小营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