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阶段是西方文化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文明的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和20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形式被破坏，文化表现为无内在形式的生存。这是现代艺术的世纪。作为它的象征，有李斯特、柏辽兹和瓦格纳的音乐；从康斯坦布尔到马奈的印象主义，还有美国的建筑。文明的第一时期实际是资本主义鼎盛时期，金钱统治表现为民主政治；文明的第二个时期，则由民主转向集权统治，斯宾格勒称之为帝国时期。它意味着文化的最后衰亡。斯宾格勒断言，其他文化类型的战国时期、帝国时期均已过去，唯有西方还处在战国时期。帝国时期则要到2000年2200年间才能到来。
斯宾格勒在分析比较埃及、印度、希腊、阿拉伯、中国、西方等众多文化世界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其他文化类型都经历了从兴盛到衰亡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西方文化的历程也不可能例外，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斯宾格勒在论述这个主题时使用的是归纳论证，但文化的消长、盛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靠有明显局限性的归纳论证是难以得到科学结论的。
总体而言，《西方的没落》基调悲凉。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行将衰落的预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相契合，表达出当时西方人对自己的前途所感受到的深刻忧虑和悲观情绪，从而给西方思想界以强烈的震撼，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尽管不少专业的历史学家鄙视斯宾格勒歪曲历史事实和任意使用历史材料，不同意他所得出的结论，但人们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问题。也许，《西方的没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的独特的理论以及它引发的讨论和思考。
从理论上看，斯宾格勒首创比较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历史形态学。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体的观念，在当今西方文化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常识，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冲破旧范式的新颖独到之见。这种新观念要求人们在对历史文化做历时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和发展对文化有机体的共时性研究，这有利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加深人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斯宾格勒有关文化结构的阐述是其整个文化历史哲学体系的关键。他认为含义各异的诸种文化类型具有共同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文化的心灵和文化的形式语言构成。对文化结构的这种剖析富有启发性。从实际情况看，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理论对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有较大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尔、诺尔斯罗莆等人也吸收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成果，他们被称为新斯宾格勒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宾格勒所提出的历史形态学理论也曾被移植到中国，并成为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的雷宗海、贺麟为首的战国策派的历史理论基础。
从方法方面看，斯宾格勒倡导一种贴近生活、预断未来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他的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对古董、文物、史料这类死东西的考证注释上，而是主张历史研究要与方成的事物相衔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因而具有强烈撼人的现实感。这种方法与斯宾格勒研究历史的动因是相联系的。他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在思索现实历史问题时需要采取宏观、整体、比较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对后来的历史哲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现实角度看，斯宾格勒的预言成为西方人的永恒警钟。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成为西方理论界和知识界忧虑不安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忧患意识对于深刻反思和引导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为《形式与现实》共十一章，在初步阐明了理论主张之后，斯宾格勒转而从具体方面阐释，例如音乐、建筑、自然；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共十四章，先概述了宇宙存在的某些观点以及高级文化类型的区分，然后从政治、国家、民族、城市、技术、货币经济等方面展开论证。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相互交错，也就是说边提出自己的观点，边加以论证。
艰深的著述风格并没有抹煞《西方的没落》的巨大价值。在今天，东西方的发展渐趋接近，尤其是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相比，西方的发展显得滞缓。此时，重读《西方的没落》，感受西方智者将近一百年前对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反思，肯定有一番新意。如果能够摆脱经院史学的窠臼，提取原著中的精华，降低学术史学的门槛，运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使得原著中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理性真正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普及，使得史学更加贴近大众，这既是历史学的功用发挥的表现，也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的职责。我们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对《西方的没落》重新加以编译。
本书参照Charles Francis Atkinson先生的英译本。在改编时，作者对两卷本进行了贯通整合，力求比较正确地理解和准确表述其中的思想，剔除其艰涩难懂、过于庞杂的部分。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以及编写的特殊要求，所以书中难免会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请读者见谅！
杨玉成韩炯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在分析比较埃及、印度、希腊、阿拉伯、中国、西方等众多文化世界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其他文化类型都经历了从兴盛到衰亡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西方文化的历程也不可能例外，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斯宾格勒在论述这个主题时使用的是归纳论证，但文化的消长、盛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靠有明显局限性的归纳论证是难以得到科学结论的。
总体而言，《西方的没落》基调悲凉。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行将衰落的预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相契合，表达出当时西方人对自己的前途所感受到的深刻忧虑和悲观情绪，从而给西方思想界以强烈的震撼，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尽管不少专业的历史学家鄙视斯宾格勒歪曲历史事实和任意使用历史材料，不同意他所得出的结论，但人们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问题。也许，《西方的没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的独特的理论以及它引发的讨论和思考。
从理论上看，斯宾格勒首创比较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历史形态学。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体的观念，在当今西方文化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常识，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冲破旧范式的新颖独到之见。这种新观念要求人们在对历史文化做历时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和发展对文化有机体的共时性研究，这有利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加深人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斯宾格勒有关文化结构的阐述是其整个文化历史哲学体系的关键。他认为含义各异的诸种文化类型具有共同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文化的心灵和文化的形式语言构成。对文化结构的这种剖析富有启发性。从实际情况看，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理论对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有较大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尔、诺尔斯罗莆等人也吸收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成果，他们被称为新斯宾格勒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宾格勒所提出的历史形态学理论也曾被移植到中国，并成为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的雷宗海、贺麟为首的战国策派的历史理论基础。
从方法方面看，斯宾格勒倡导一种贴近生活、预断未来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他的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对古董、文物、史料这类死东西的考证注释上，而是主张历史研究要与方成的事物相衔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因而具有强烈撼人的现实感。这种方法与斯宾格勒研究历史的动因是相联系的。他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在思索现实历史问题时需要采取宏观、整体、比较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对后来的历史哲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现实角度看，斯宾格勒的预言成为西方人的永恒警钟。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成为西方理论界和知识界忧虑不安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忧患意识对于深刻反思和引导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为《形式与现实》共十一章，在初步阐明了理论主张之后，斯宾格勒转而从具体方面阐释，例如音乐、建筑、自然；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共十四章，先概述了宇宙存在的某些观点以及高级文化类型的区分，然后从政治、国家、民族、城市、技术、货币经济等方面展开论证。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相互交错，也就是说边提出自己的观点，边加以论证。
艰深的著述风格并没有抹煞《西方的没落》的巨大价值。在今天，东西方的发展渐趋接近，尤其是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相比，西方的发展显得滞缓。此时，重读《西方的没落》，感受西方智者将近一百年前对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反思，肯定有一番新意。如果能够摆脱经院史学的窠臼，提取原著中的精华，降低学术史学的门槛，运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使得原著中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理性真正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普及，使得史学更加贴近大众，这既是历史学的功用发挥的表现，也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的职责。我们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对《西方的没落》重新加以编译。
本书参照Charles Francis Atkinson先生的英译本。在改编时，作者对两卷本进行了贯通整合，力求比较正确地理解和准确表述其中的思想，剔除其艰涩难懂、过于庞杂的部分。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以及编写的特殊要求，所以书中难免会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请读者见谅！
杨玉成韩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