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观相的与系统的
自然领域内，哥白尼体系的出现是西方在打破了托勒密体系后取得的最高成就。而历史领域内也存在着模仿哥白尼方法的现象，二者都是运用系统的模式来处理世界，而且这一模式在过去一百年中已经到达并通过了它的极点。作为描绘世界可能性的范畴，自然与历史是一对互相对立的名词。前面说过，自然的世界是机械的世界，而历史的世界是有机的世界。对于自然与历史的认识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在终极的分析中，所有用来了解世界的方式，都可以称之为形态学。
在思想的洞察上，歌德慧眼独具，他就曾以原始现象一词作为他的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例如，在他看来，基本植物的观念在每一棵已经生长的、或可能生长的单独植物形式中，都明晰可见。叶子是植物机体的基本形式，或植物的变形是所有有机的生成变化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连莱布尼茨也曾了解到的方法，在我们这个以达尔文主义为主的世纪中，却被忽视了。
目前想脱离系统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种精确的、明晰的、确知自己的意义与界限的直观的科学尚未产生。20世纪有些很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仔细探究有机体的单位的内在结构，以揭开其实现的世界历史的秘密；从形态学上把必然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划分开来；通过把握事物外相的象征来确定它们的表现方式等等。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观相的形态学的概念。我用它来指代那种有机的、历史与生命的形态学，它是一种担负着引导任务与标示着命运迹象的形态学。当前指导世界历史的研究的理论应该是观相的文化形态学。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是所有过去和未来世界历史的原始现象。像植物一样，文化只在特定的地方开花结果，成长发育。文化诞生于下列时刻，一个伟大的灵魂从人类的原始精神中苏醒过来，自行脱离原始蒙昧状态，从无形变为有形，从无限与永生变成一个有限与死亡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时文化便诞生了。此后，它通过民族、文学、宗教、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释放出它本身的所有可能的潜力，最终，这个灵魂又回复到它的原始精神中去。一旦文化完成了自我实现的目标，它就立即停滞不前，它的动力随之烟消云散，文化最终蜕变成文明。
如同个人一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孩提、青年、成年与老年时期。西方文化亦不例外。每一种文化最后都会达到其内在与外在的完成状态，达到其终结这便是所有文化，或者所有历史没落的含义。对于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已经清楚而完整地看到；西方文化的没落，就其过程与寿命而言，完全可以与古典文化的没落相提并论。不过，西方的没落将会持续数百年，应该说它早已有所预示，而且我们也已感受到了。
二 命运、偶然与因果律
命运一词，包含一种不可言传的内在必然性；而因果一词，则表达了一种规律性的观念。观相法所具有的洞察力往往是自行运作，它不需要审慎的考究，这一点不同于任何的系统法。我们可以依据观相法，从生命的表象中直接看出生命的周期与命运，无所谓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种对命运的感同身受就是因果规律的基础。事实上，因果规律只能揭示无机物的命运，它靠推理形式形成。命运是文化基本观相的真实性生存模式，因此，命运的概念在历史的世界图像中居于核心地位。
与命运是文化观相的生存模式相反，因果规律则是自然物象的生存模式，它在自然的世界图像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且渗透于其中。命运与因果互相对立，正如时间与空间之对立一样。因果律与时间没有关系，因果律往往只涉及某事的发生经过，而不涉及它发生的时间。在康德看来，因果关系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未来。它的目的论就是希望把生命本身处理成一种颠倒的因果律。但是，这种企图包含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也是对命运概念的嘲讽，可以认为是导向错误的。
每一个文化都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和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换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自然观。严格说来，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自然形式。进而言之，对于每一种文化及其文化成员来说，它们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
自然领域内的事物具有因果规律，共处于一个系统内，可以相互沟通，便于认识。但是对于文化领域中的人而言，要使某种文化的成员去理解另一种文化的自然观，已经十分困难，要让他去透视其构造根本不同于前一种文化的历史世界观，无疑是难上加难。然而，要想真正深刻地了解世界，就必须首先解答这个难题。
在命运与偶然的外在形式下，某些涉及感受、生命、直觉的事物被掩盖了。那些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宗教与艺术创作，如但丁的《神曲》中记录的毫无意义的混乱骚动的事件，莎士比亚戏剧中描述的三位醉酒的执政官安东尼、屋大维、雷比达，才能揭示出其中的含义。基督教的圣宠观念体现了命运与偶然的最高的伦理含义。正是依靠圣宠，意志获得了自由，但是自由意志中包含某种内在的确定性和更深的必然性。在某些慧眼看来，其中明显遵守某种更高的秩序。数学家巴斯卡就曾尝试将这种最高的秩序纳入到因果规律的系统形式中，他信奉神定论，因而把圣宠转变成受不可避免的规律支配的一种自然力。
西方的没落自然领域内，哥白尼体系的出现是西方在打破了托勒密体系后取得的最高成就。而历史领域内也存在着模仿哥白尼方法的现象，二者都是运用系统的模式来处理世界，而且这一模式在过去一百年中已经到达并通过了它的极点。作为描绘世界可能性的范畴，自然与历史是一对互相对立的名词。前面说过，自然的世界是机械的世界，而历史的世界是有机的世界。对于自然与历史的认识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在终极的分析中，所有用来了解世界的方式，都可以称之为形态学。
在思想的洞察上，歌德慧眼独具，他就曾以原始现象一词作为他的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例如，在他看来，基本植物的观念在每一棵已经生长的、或可能生长的单独植物形式中，都明晰可见。叶子是植物机体的基本形式，或植物的变形是所有有机的生成变化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连莱布尼茨也曾了解到的方法，在我们这个以达尔文主义为主的世纪中，却被忽视了。
目前想脱离系统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种精确的、明晰的、确知自己的意义与界限的直观的科学尚未产生。20世纪有些很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仔细探究有机体的单位的内在结构，以揭开其实现的世界历史的秘密；从形态学上把必然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划分开来；通过把握事物外相的象征来确定它们的表现方式等等。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观相的形态学的概念。我用它来指代那种有机的、历史与生命的形态学，它是一种担负着引导任务与标示着命运迹象的形态学。当前指导世界历史的研究的理论应该是观相的文化形态学。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是所有过去和未来世界历史的原始现象。像植物一样，文化只在特定的地方开花结果，成长发育。文化诞生于下列时刻，一个伟大的灵魂从人类的原始精神中苏醒过来，自行脱离原始蒙昧状态，从无形变为有形，从无限与永生变成一个有限与死亡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时文化便诞生了。此后，它通过民族、文学、宗教、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释放出它本身的所有可能的潜力，最终，这个灵魂又回复到它的原始精神中去。一旦文化完成了自我实现的目标，它就立即停滞不前，它的动力随之烟消云散，文化最终蜕变成文明。
如同个人一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孩提、青年、成年与老年时期。西方文化亦不例外。每一种文化最后都会达到其内在与外在的完成状态，达到其终结这便是所有文化，或者所有历史没落的含义。对于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已经清楚而完整地看到；西方文化的没落，就其过程与寿命而言，完全可以与古典文化的没落相提并论。不过，西方的没落将会持续数百年，应该说它早已有所预示，而且我们也已感受到了。
二 命运、偶然与因果律
命运一词，包含一种不可言传的内在必然性；而因果一词，则表达了一种规律性的观念。观相法所具有的洞察力往往是自行运作，它不需要审慎的考究，这一点不同于任何的系统法。我们可以依据观相法，从生命的表象中直接看出生命的周期与命运，无所谓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种对命运的感同身受就是因果规律的基础。事实上，因果规律只能揭示无机物的命运，它靠推理形式形成。命运是文化基本观相的真实性生存模式，因此，命运的概念在历史的世界图像中居于核心地位。
与命运是文化观相的生存模式相反，因果规律则是自然物象的生存模式，它在自然的世界图像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且渗透于其中。命运与因果互相对立，正如时间与空间之对立一样。因果律与时间没有关系，因果律往往只涉及某事的发生经过，而不涉及它发生的时间。在康德看来，因果关系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未来。它的目的论就是希望把生命本身处理成一种颠倒的因果律。但是，这种企图包含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也是对命运概念的嘲讽，可以认为是导向错误的。
每一个文化都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和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换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自然观。严格说来，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自然形式。进而言之，对于每一种文化及其文化成员来说，它们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
自然领域内的事物具有因果规律，共处于一个系统内，可以相互沟通，便于认识。但是对于文化领域中的人而言，要使某种文化的成员去理解另一种文化的自然观，已经十分困难，要让他去透视其构造根本不同于前一种文化的历史世界观，无疑是难上加难。然而，要想真正深刻地了解世界，就必须首先解答这个难题。
在命运与偶然的外在形式下，某些涉及感受、生命、直觉的事物被掩盖了。那些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宗教与艺术创作，如但丁的《神曲》中记录的毫无意义的混乱骚动的事件，莎士比亚戏剧中描述的三位醉酒的执政官安东尼、屋大维、雷比达，才能揭示出其中的含义。基督教的圣宠观念体现了命运与偶然的最高的伦理含义。正是依靠圣宠，意志获得了自由，但是自由意志中包含某种内在的确定性和更深的必然性。在某些慧眼看来，其中明显遵守某种更高的秩序。数学家巴斯卡就曾尝试将这种最高的秩序纳入到因果规律的系统形式中，他信奉神定论，因而把圣宠转变成受不可避免的规律支配的一种自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