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剧的核心就是这种偶然性，而西方的悲剧又真实反映了西方的历史。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偶然性就颇受注重，但这一点却常常为我们所忽略。例如在《哈姆雷特》中，王子的政治地位、父王被害以及王位继承等问题，一起冲击着主人公的忧郁的性格。显然，这是一种偶然的悲剧。还有什么比《李尔王》中的事件更具偶然性的呢？号令天下的国王的威严、不可遏制的热情、亲身骨肉觊觎他的王位，这些共存于一个人身上，难道不是偶然的悲剧吗？如果从古典的世界感受，从古典的戏剧看，西方的偶然概念，就是完全陌生的观念。俄狄浦斯的遭遇，与李尔王的命运不同，他的遭遇就不是西方文化中那种偶然性的事件，而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拿破仑在进攻俄国之前曾这样说：我觉得，我在被推向一个我所不知的终点。一旦我到达了那里，一旦我变成不必要的人物，一粒微尘便可以把我击得粉碎。但如果那一时刻尚未来临，即使集中全人类的力量，也不能阻拦我。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于命运的理解。拿破仑的悲剧在于，他的崛起是借助于反对英国的扩张精神，他的胜利把反扩张精神带到了欧洲大陆，结果在欧洲大陆上，这种反扩张精神披上了民族解放的外衣，变得强大有力。拿破仑自己反而成为这种精神的牺牲品，落得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余生的可悲下场。这说明，并不是拿破仑塑造了扩张的观念，而是扩张的观念塑造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帝王尊严、他的最终没落、征战中的种种意外失误都只是表象，表象之后有一种潜藏着的真实，一种无法看见的历史的伟大逻辑在悄然运行。受这一逻辑支配，在法国大革命的旧秩序中，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它以法国形式的文化的存在，而推动该种形式的文化终结的是英国文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的胜利与失败暗含着这样的道理，英国战胜法国意味着文明压倒了文化。
我们获得的启示是，战争的精要不在于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而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是为了实现和平。
三 用观相的形态学指导历史研究
世上本没有所谓的历史科学，但是历史学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可以凭借它去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具有的特征之一是单一事实性。相比之下，自然的特征在于连续可能性。对于自然定律的必然性而言，合乎定律的事实和现象，或者从未发生，或者总是在发生着。这并不重要，因为相对于命运来说，它是静止的。例如，理论上可能会存在上千种不为人知的化合物，尽管它们从未被发现或研制出来。但这种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只是相对于自然系统而言，对于宇宙观相学来说，或者对于心灵世界而言，它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系统所具有的是数学的必然性，而观相心灵所具有的却是悲剧的必然性。
真正的历史研究，必然是一种纯粹观相的历史研究，只有通过歌德对自然的研究，才能更充分展示这类观相研究的途径。歌德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研究矿物学，他能透过矿物学看到地球历史的整个框架。他关于花岗岩的研究、关于著名的植物的研究以及关于动物骨骼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全都是他感受到的其中的命运的必然性，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涉及因果规律。
最有效的历史研究模式是古典文化的灵魂或其他文化的灵魂难以想象的，它应当是纯粹西方式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只能是观相的形态学，它要研究所有人类的生成变化，推求最高与最终的理念。这种哲学观念，只有我们西方人有资格享有，因为我们的分析数学、我们的对位音乐、我们的透视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系统论的体系。这种哲学观念，但丁和歌德都曾经感悟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位伟人，每一个神衹，每一个城市、语言、国家，每一项艺术等等，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或将会存在的事物，都是具有高级象征作用的观相表征，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必须得到解释，而能够对其做出解释的，只限于少数具有深刻思想的西方人物。
研究世界生成变化的观相的形态学，将是世界哲学史上最后的哲学，即浮士德式哲学。
西方的没落拿破仑在进攻俄国之前曾这样说：我觉得，我在被推向一个我所不知的终点。一旦我到达了那里，一旦我变成不必要的人物，一粒微尘便可以把我击得粉碎。但如果那一时刻尚未来临，即使集中全人类的力量，也不能阻拦我。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于命运的理解。拿破仑的悲剧在于，他的崛起是借助于反对英国的扩张精神，他的胜利把反扩张精神带到了欧洲大陆，结果在欧洲大陆上，这种反扩张精神披上了民族解放的外衣，变得强大有力。拿破仑自己反而成为这种精神的牺牲品，落得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余生的可悲下场。这说明，并不是拿破仑塑造了扩张的观念，而是扩张的观念塑造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帝王尊严、他的最终没落、征战中的种种意外失误都只是表象，表象之后有一种潜藏着的真实，一种无法看见的历史的伟大逻辑在悄然运行。受这一逻辑支配，在法国大革命的旧秩序中，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它以法国形式的文化的存在，而推动该种形式的文化终结的是英国文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的胜利与失败暗含着这样的道理，英国战胜法国意味着文明压倒了文化。
我们获得的启示是，战争的精要不在于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而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是为了实现和平。
三 用观相的形态学指导历史研究
世上本没有所谓的历史科学，但是历史学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可以凭借它去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具有的特征之一是单一事实性。相比之下，自然的特征在于连续可能性。对于自然定律的必然性而言，合乎定律的事实和现象，或者从未发生，或者总是在发生着。这并不重要，因为相对于命运来说，它是静止的。例如，理论上可能会存在上千种不为人知的化合物，尽管它们从未被发现或研制出来。但这种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只是相对于自然系统而言，对于宇宙观相学来说，或者对于心灵世界而言，它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系统所具有的是数学的必然性，而观相心灵所具有的却是悲剧的必然性。
真正的历史研究，必然是一种纯粹观相的历史研究，只有通过歌德对自然的研究，才能更充分展示这类观相研究的途径。歌德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研究矿物学，他能透过矿物学看到地球历史的整个框架。他关于花岗岩的研究、关于著名的植物的研究以及关于动物骨骼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全都是他感受到的其中的命运的必然性，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涉及因果规律。
最有效的历史研究模式是古典文化的灵魂或其他文化的灵魂难以想象的，它应当是纯粹西方式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只能是观相的形态学，它要研究所有人类的生成变化，推求最高与最终的理念。这种哲学观念，只有我们西方人有资格享有，因为我们的分析数学、我们的对位音乐、我们的透视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系统论的体系。这种哲学观念，但丁和歌德都曾经感悟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位伟人，每一个神衹，每一个城市、语言、国家，每一项艺术等等，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或将会存在的事物，都是具有高级象征作用的观相表征，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必须得到解释，而能够对其做出解释的，只限于少数具有深刻思想的西方人物。
研究世界生成变化的观相的形态学，将是世界哲学史上最后的哲学，即浮士德式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