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色：红(1～5)

第27节：三色：红(1)

三 三色：红

如果博爱可以被定义为与某人的邻居关系亲密，《红》肯定是一部有关博爱的联系的电影：在这个经由基耶斯洛夫斯基具有嘲讽意味的诠释的故事中，主角是个偷听邻居电话的退休法官（让-路易·特兰蒂尼昂饰演）。但《红》的故事核心说的还是顽固的法官和青春靓丽的女模特、日内瓦大学的大学生瓦伦蒂娜（伊莲娜·雅各布饰演）间不断发展的纽带。在今天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间是否还可能存在着友情？或许能，至少在这个由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彼埃西维奇共同撰写的，承载深刻人道主义的故事中，答案是“能”。

皮奥特·索伯钦斯基（他也是《十诫，三》《十诫，九》的摄影师，后来还在美国获得成功，拍摄了诸如朗·霍华德的《赎金风暴》、罗伯特·本顿的《黎明时分》等影片）的摄影是本片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红》正是通过内在的呼应和平行关系来建立全片结构的。它用复杂的映射代替线性结构，再用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不时加以强调——包括电话、汽车、闪烁的光芒、红色的液体——既暗示接触的渴望，又暗示对这种亲密接触的恐惧。普赖斯纳写的波莱罗舞曲在听觉上也带来了完美的补充：旋律抒情的主题段落被不断发展和重复，旋律本身的结构也表现出《红》不断累积的共鸣特性。

从影片一开始，瓦伦蒂娜和邻居奥古斯特（让-皮埃尔·洛里[Jean-Pierre Lorit]饰演）就几乎遇上——但始终还是差了一点——即使镜头经常为观众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热情、开朗的瓦伦蒂娜有个总不露面的男友，他始终只是长途电话那头醋意十足的男声。另一方面，奥古斯特有个女友卡琳（弗雷德丽克·费德[Frederique Feder]饰演），他即将参加法官资格考。瓦伦蒂娜开车时不小心压了条小狗“丽塔”，她把受伤的小狗放进车里，载它去找主人，那位退休的法官。但他对小狗显得很冷淡，瓦伦蒂娜只好把丽塔带回自己家照顾。

第28节：三色：红(2)

康复后的丽塔又跑回了主人家，瓦伦蒂娜也跟了过来：她气愤并且震惊地发现了法官的监听设备，而这显然是他故意留给她看的。她哭了，法官给受害的邻居以及警方写信，告发了自己。

虽然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片尾字幕中，但他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时，我们听见法庭称呼本案被告为“约瑟夫·科恩”（瓦伦蒂娜和奥古斯特住处附近的咖啡店店名便是“约瑟夫家”，这显然不仅是巧合）。瓦伦蒂娜在报上读到了这件隐私侵犯案件，她匆忙跑去法官家，想告诉他并非自己告的密。和《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中的亚历山大一样，他告诉瓦伦蒂娜是他自己揭发了自己，目的就是为了看看她接下来会怎么做。随后，两人的谈话重新确立起他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法官顺势鼓励她去英国旅行时搭乘轮船。他是因为偷听过奥古斯特的电话，才知道后者也会上同一艘船吗？至少他确实知道，已经另有新欢的卡琳也会搭乘这一班船。奥古斯特考场得意，情场失意。（他偷偷爬上卡琳的窗户，看见她与别人做爱，他和《爱情短片》中的托梅克、《十诫，九》中的罗曼、《白》中的卡洛一样：越害怕什么就越偷看什么。）

瓦伦蒂娜要在时装发布会上走秀，法官接受了她的邀请，表演结束后两人在无人的舞台上坦诚交流。原本，他是了解所有人的故事的那个，现在，她开始猜测他自己的故事。瓦伦蒂娜讲述着法官的过去，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和现在的奥古斯特之间的相似度：法官年轻时也曾被比自己年长两岁的金发女子抛弃。之前一场戏里，奥古斯特的书掉在地上，翻开的那页上写着的问题，恰恰是他之后考试时遇到的，而多年之前，法官也遇到相同的事，书落在地上，翻开的那页上正好写着第二天他将被问及的问题。法官平静地告诉瓦伦蒂娜：“或许你就是我没能遇上的那个女子。”

最终，奥古斯特在影片最后一场戏中遇见了她：法官看着电视里的新闻报道，轮船遭遇海难，只剩下少数几名幸存者，奥古斯特和瓦伦蒂娜出现在同一格画面中。其余幸存者还包括《蓝》中的朱丽和奥利维耶以及《白》中的卡洛和多米尼克。三部曲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正好过了一年：因为新闻里提到了一年前去世的作曲家帕特里斯。

第29节：三色：红(3)

《红》开场的片头字幕一段也延续了《蓝》《白》的风格，从主题和风格上为整部影片打下基调。声音再次先于画面出现，我们听见一阵隆隆声，随后发现那同样来自某种机械：《蓝》片头的机械是车轮，《白》里是传输带，而在《红》中发出声音的则是被手指拨动的电话。（仔细看，我们可以发现电话机旁的照片里正是瓦伦蒂娜，打电话的是她男友米歇尔。我们先是听见雨声，然后听见米歇尔说：“典型的英国天气，倾盆大雨。”）接下来，摄影机镜头开始了一连串兴奋的连续运动，它先是忽然左移，一路跟随电话线，然后进入管线：它在水下穿梭，我们听见失真的声音和话语，这正是人类精神在1990年代所必须经过的技术通路。圆形的灯光闪烁，伴随着嘟嘟声：忙音。然后是重拨，这次电话接通了。“重拨”可以被拿来当作《红》的副标题：老法官获得人生的第二次机会，通过瓦伦蒂娜找回自己迷失的人性；瓦伦蒂娜也获得人生的第二次机会——无论是拜命运、上帝，抑或魔术师般的法官所赐——她幸免于海难，然后与作为法官的年轻版本的奥古斯特一同获得“重生”。

《红》一开场便引出了影片的多个关键元素，从电话（或者说监听）到无所不在的摄影机，从纵横交错的电线（或者说迷失的联系）到机遇。对法官来说，电话机就像是收音机，更多地被用来收听而非对着它讲话。他和瓦伦蒂娜从没给对方打过电话，她来他家见他，他则在收到请帖后专程去看她的演出。对于家里没有电话答录机的奥古斯特来说，电话总是造成麻烦：他在关键时刻错过了卡琳的电话，再打回去时又遇到忙音。对卡琳来说，电话则是她的生活工具，她通过电话为顾客提供各地气象信息。对瓦伦蒂娜来说，电话是挫折感的源泉：每次米歇尔打电话来，他都会就她上一次为何不接电话而斥责一番。事实上，这位吃醋的男友似乎一直在监视着她，他能感觉到瓦伦蒂娜本可以早点拿起电话。

第30节：三色：红(4)

由于观众接触《红》首先是通过瓦伦蒂娜和她未露面的男友在电话上的对话，我们相对米歇尔的关系也就和法官相对所有人的关系一样——偷听。但是，偷听的人绝非只有我们：法官挑战瓦伦蒂娜，问她是否敢去邻居家告诉那个已婚的男人，他和他的同性情人的对话被法官偷听到了；瓦伦蒂娜去了，却发现那男人的女儿正在另一个分机上偷听他父亲的电话。

优雅、深思熟虑的镜头运动，暗示着一种善意的监视。和法官一样，镜头似乎能同时看到每个人物的行为。例如，在瓦伦蒂娜抓起电话前，镜头中出现了奥古斯特，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也在打电话——比剧本中安排的来得早——还在电话里来了个迅速而又神秘的吻。电话铃声将画面带出他的房间——途经“约瑟夫家”咖啡店的红色顶棚——从窗户进入瓦伦蒂娜的房间。摄影机等待着女主角入画：我们听见她留在答录机上的声音，而红色摇椅的晃动则暗示她之前还在。（当她跑进画面抓起电话时，观众和打电话来的人一样，感觉松了一口气。）摄影机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全知生命，例如在瓦伦蒂娜离开后，摄影机又仿佛自动般地转回到法官身上。或者是在保龄球球道上，它不仅跟随着一只即将推倒球瓶的保龄球，还从瓦伦蒂娜身上向左移，拍到一只碎裂的杯子，以及一包被捏皱的万宝路。我们已经知道抽万宝路的奥古斯特原本约好和卡琳在保龄球馆见面，上述的镜头运动间接地告诉我们，卡琳不会来了。（碎裂的玻璃杯也在视觉上呼应了瓦伦蒂娜和法官最后那场对手戏中，她手中捏碎的咖啡杯。）当法官向瓦伦蒂娜描述自己是如何给邻居们写信时，摄影机再次向左移动——无声无息、充满自我意识、目的暧昧——直至另一间屋里的玻璃瓶，然后才又移回。两人在剧院最后一次见面时，法官告诉瓦伦蒂娜，自己的书从二楼落下，翻开的那页上正巧有着之后考试时会出现的考题，此时，摄影机也仿佛本能地向下斜移，好像是在模仿书本的掉落。［1］

第31节：三色：红(5)

书本正好翻开到这一页，这是否是碰巧？奥古斯特的书也同样落下，同样恰好翻开到有着他日后所遇考题的那页，这又是否是碰巧？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充满交集的诗意世界中，或许不是。瓦伦蒂娜问米歇尔，如果当初她没有走出去休息一会儿的话，他俩是否还有可能会遇上。后来，她走进咖啡店，和平日里一样玩上一盘老虎机游戏。法官让她听了段奥古斯特和卡琳间的对话，他们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打保龄：卡琳和法官同时抛出硬币，都是反面。法官的微笑暗示着，所谓巧合其实仅仅只是命运的伪装。

摄影机的复杂运动，配合上对红色的使用，呈现出一个一切早已命定，所谓机遇并无多大用武之地的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倒摄推理”（用后发生的事情来推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词语来形容影片中某些意象的反复出现，用皮奥特·索伯钦斯基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当然都没有故事板，有的只是一些能引起联想的东西，但它的含义却必须被隐藏起来，而非揭露……明确了一系列能引发轻微联想的对象后，我们将通常的电影逻辑给颠倒了过来。通常都是预兆先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出现，但我们却为表明某些先发生的、明显属于偶然的事情其实对于故事整体来说很重要，而着重设计了后发生的那些情节。［2］

例如，影片开始时，圆形的闪光的灯泡将光线的概念确立为一种运动，这一概念贯穿全片，并逐步得到发展。当瓦伦蒂娜停在楼下的汽车发出警报声时，她透过窗户看着闪烁的车头灯。当奥古斯特因看见卡琳背叛自己而大发雷霆后，他把自己的红色吉普停在了瓦伦蒂娜的窗下，她注意到汽车的电池即将耗尽。在她第二次去见法官时，他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提醒她注意光线：光芒即将在屋中亮起。在她第三次去法官那儿时，两人在微弱的光线中交谈，直到他打开一盏台灯；但灯泡却坏了，他重新装上了一个，灯泡发出刺眼的光芒，直到他把灯罩重新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