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我所区分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一区分是人类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真实反映。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晩辈学习。原始社会和那些小的宗教与意识形态飞地都属于最初的前喻文化，其权威来自过去。兹后，伟大的文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变化，需要发展工艺，特别需要利用同侪之间、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的并喻型学习。而我们今天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年轻一代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
在前喻文化中，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以致于祖父母们决不会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孙儿们的前途会和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们的前途已经纳入常规，他们的父辈在无拘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后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迄今已有的事实来看，前喻文化是数千年前、甚或是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在那一时期里，年长者无法孕育变革，他们能够留传给后嗣的只是天地不变的观念。当时由于没有书面和碑文记载，每一次变革都必须同化在人们的体验之中，并在每一世代的长者们的记忆和行为模式中加以贯彻。儿童们的基本学习起步很早，又十分紊乱，而且毫无疑问完全沿袭着长辈们的思想观念，因而他们只能是长辈的**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自认和命运的意义是既定的、无以抗争的。只有遇见某些突如其来的狂暴事件——如自然灾害或外来侵略，这种情形才会有所改变。否则，即使和其他民族接触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永远不变的观念：有时反倒会由于各民族不同的观念强化他们原有的特殊而且根深蒂固的自认观念。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被迫迁徙，或在陌生的海域中漫无目的地长期漂泊、最后抵达一渺无人烟的孤岛时，也往往只能加强他们自认观念的连续性。
所有文化的连续性确实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老一辈成员们的每一行动之中，这一特征就是，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远不可变更的。远古时代，由于人们的寿命十分短暂，曾祖父母一辈的人与后代同时生活在世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连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那些神情矍烁的长者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文化阅历最深，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正是如此，他们成了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驰们敏锐的目光、健壮的四肢、以及永不倦怠的勤勉，既延续了生命也维系了文化。要使这样一种文化生息不灭，就不能缺少年长的一辈，他们不仅能在饥荒的年代引导同族同舟同舟共济，而且他们本身也就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模式。在他们生命之烛行将熄灭之时，人们为他们的死唱着悲切的挽歌，献上祭品，最后让他们长眠于早已选好的安息之地——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年龄和性别，知识和气质，竭尽毕生的努力体现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物体的形式以及人们操弄、接受、误用、破坏或不适当地对它加以膜拜的方式，都同时成为制造和利用所有其它物体的方式。每一种姿态都强化、唤起、反映了了另一种姿态，或提供了另一种姿态的镜像和共鸣，这是一种完善的也可能是不甚完善的说法。每一种表达都包涵了另一种表达的形式。仔细分析起来，任何文化行为的片断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模式；或者说，在前喻文化中，一种模式都是以允许和其相同的它种模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点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十分简拙的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既便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在形式上也可能仍旧属于前喻文化，因此同样可能展示其它前喻文化的所有特征：比如，该文化形式中的每个孩子都对社会变化或卓越的印刷术一无所知。
当然，变化的状态总是表现得凝重而含蓄，甚至仅仅是一种传统过程的重演。正如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某些过程、某些风俗、某些信仰在行使了1000次以后就有可能溶于意识之中。当生活于前喻文化中的人民同其他文化中的人民有了密切交往的时候，便增加了这种变化的可能。但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组成自己文化的事物的原有看法。
1925年，当萨摩亚人和现代文化接触了100年以后，他们仍然继续谈论萨摩亚人和萨摩亚人的风俗，仍然把孩子当成萨摩亚人的孩子来训导，他们将先前的玻利尼西亚人的自认和同外国殖民者对比之后得到的自我观念集于一身。1940年，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城周围方圆数公里内的印第安人仍然用弓筋狩猎，但他们却用从欧洲人那里偷来的铝锅煮食，尽管他们从来不和那些欧洲人有任何交往。60年代里，欧洲和美国在海外的占领军及其家属对居住在他们基地之外的“本土人”——德国人、马来人和越南人，同样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这种对比的体验只能加深彼此的群体归属感和民族自认感。
虽然，前喻文化和它们的生息之地休戚相关，但这生息之地并不一定是已经生活繁衍了数十代人的固定区域。在那些一年内迁徒两次的游牧民族中，在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散居四方的民族群落中，以及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在那里婆罗门种姓散居于其它种姓居住的村庄里）都能见到这种前喻文化。此外，在一些小型贵族群体以及日本的贱民中也能见到前喻文化。那些曾一度生活于复杂社会中的人民，在国外的土地上可能忘记那些引起他们迁徙以寻求变革的动机和原因，一俟在新的土地上立足之后，又开始和他们的长辈一起维护那与生俱来的自认。
要正式成为这类群体的成员，就需要改换信仰，举行入会以及割礼仪式。在前喻文化中，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活动都在由祖辈向自己的孙辈们传达着一种绝对的承诺及不可变性。而通常是与生俱来的、有时也可由选举获得的群体成员的身份，则完全是一种绝对的、毫无疑义的承诺。
前喻文化的基础是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因此，前喻文化的特点是具有世代性。为了实现文化的绵延不断，它依赖于老人对年轻人寄予的种种期望——这种期望在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依赖于成年人能够以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去哺育他们的子女。在这样的社会中，亲长的威严得不到任何神秘的尊崇，做父亲的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往往只能起着说明、解释祖辈要求的作用——“我的父亲从不会允许我做这、做那，甚至什么事也不让做。”一般说来，祖父和孙子之间却感情融洽。因此，只要祖辈尚健康在世，父辈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神圣地位，而且由于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种种戒律，他自己往往会遭受祖孙两辈人的敌视和掣肘。整个体系就是如此。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描述，而那些自小熟听这些描述，井将其视为真实的后人，实际上却并没有生活在过去。“我是何人？作为整个文化的一分子，我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该如何说话、行动、摄食、栖息？该如何造爱，如何为人父母，如何迎接死神？”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根据前定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无以为英雄，无以为父母，无法继承来自于祖辈的品德和业绩，但是他的失败却无碍于他仍和那些成功者一样。仍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员，如果自杀是一被认可的自毁方式，那么便会有一些甚至许多人选择自杀；如果自杀这一方式为人所不齿，那么同样的自毁冲动将会采取其它形式。那普遍的人性驱力和有效的人类防卫机制，认知与统觉、再认和回忆以及心智的重整过程将溶合于此。而包容这一切的体系本身却极为独特而鲜明。
我曾对太平洋沿岸的各个民族进行过为期40年的研究，在那里存在着许多种类的前喻文化，45年前，新几内亚境内居住深山的阿拉佩什人的生活就是一种前喻文化。无论是用大脚趾从地上捡东西，或者是采摘用来编制草席的树叶，人们确信每一个动作都包含着另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也被用于适应所有其它姿势——正是在这些姿势中体现着流逝了的过去；过去就是过去，尽管它孕育了无数变化，但它毕竟已成为过去。对阿拉佩什人来说没有过去，除非过去消溶于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生活之中，消溶子阿拉佩什人及他们的子女、孙子女的生活之中。生活有过变化，但是，经过彻底的同化之后，那些曾先后出获得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已经从人民的了解和期望中消失殆尽。
当阿拉佩什的孩子们幼时享受着双亲的哺育、怀抱、洗沐和装扮时，便通过怀抱他们的双手，四周的声响——那悠扬的催眠曲和挽歌的旋律，开始了一系列惟妙惟肖的学习。当孩子被抱着或稍大以后按父母的要求走在村里村外的路上时，他们被告知，路是脚下的平坦而无障碍的东西：当一所新的房屋竣工时，每个路过的父母都会以平静而毫无惊讶的神情告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几天以前还没有的新东西。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的反应之轻微，有如盲人面对穿过婆娑的树影流溢而出的月光一般。担当有陌生人出现在村里时他们却神色慌张，望着匆匆的过客，脑中思索着：我能捧出什么样的佳肴抚慰这危险的来客，他离开这里将到哪里去？在峻峭的悬崖边有一个被称为“魔鬼之隅”的地方，行经和分娩的女人被带到那里，那是涤荡污垢和迎接新生之地；当孩子出生以后，这里尽管不象城镇上的人那样奔走相告，但却通过悄悄散发无数张人所通晓的“符命”昭示于众。
生活，在阿拉佩什人看来亘古如斯，过去只是神话中的年代，距今杳渺无期，那里的每一处山石树木都在复述着永恒不变的过去。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者，或是精力充沛的壮年，还是生气勃勃的青年，都接受并传喻着一整套相同的训戒：怎样做人，怎样做男孩子或女孩子，怎样做长子或幼子，在嫡长子的氏族中或辈份较低的氏族中该怎样生活；假如生活在将鹰隼奉为图腾的半边村子时，该怎样成为在盛会上能够口若悬河的人；而假如生活在将白鹦奉为图腾的另外半边村子时，又该怎样喊为话语简洁明快的人。同样，孩子们将会懂得许多人会过早的夭折，生命是那样的短促无常：他会懂得一个婴儿可能由于其性别不是父母所期望的而遭遗弃，也会懂得由于奶水不足婴儿可能死在哺育他的母亲的怀抱中，还会懂得一个男性亲属的盛怒或一位男性亲属被敌方的巫师窃取了某件护身之物，都会给一位新生儿带来杀身之祸。孩子们将会敏悟，他们赖以立足的土地是那样的神奇而微妙：大树底下是一个久远的村落的遗址；早先种植的甘薯、种子和促其成长的咒语都已失传，但人们却记住了它的名称。与其将这种失落视为一种变化，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在人们预料之中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里，一切知识都在消逝，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他人所创造的，并因此只能得自于他人。欢快的舞蹈是20年前传到村里的，现在又进一步传往腹地的村庄。那些置身于该文化之外的人类学家（偶尔也有一些与阿拉佩什人毗邻的民族）认为这些山里人十分低劣，他们设法描述阿拉佩什人的生活，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去考证先前的舞蹈被保留下哪些内容，被遗落了哪些内容。
阿拉佩什人担心知识会永远地消失，担心人数正代代减少的人类终究也会从地球上消失，这种担心使他们带上了一层淡淡的失望和恐惧。我发现，在阿拉佩什人中间，超时间感和普遍流行的习俗同是那样的鲜明，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不象那些与世隔绝的孤岛上的居民一样。他们的村庄座落在绵延起伏的山脉之间，座落在从海边到乎原的辽阔地带。他们和操不同语言、生产其它东西，但风俗相似的其他民族往来、贸易。由于不断发生着的微妙变化和交往，在已知的过去和期待着的未来之间，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愈加鲜明。在那些交往盛行的地区更是如此。在那里，不仅相互交换壶、袋、矛、弓、箭，人们还交流歌、舞，交换种子和符咒。妇女可能从一个部落被掳往另一个部落。村子里总有几个来路不明的陌生女人，她们大多是在月经期独居于“行经小屋”时被这个村子的男子抢掠来做妻子的，因此她们必须学习现在的丈夫所属部落的语言。这同样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阿拉佩什的年轻人也就懂得了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有失踪的一天。小伙子们知道他们的妻子有可能不见；而姑娘们也知道她们随时可能离开这望，去新的部落里学习另一套习俗和语言。这种生活同样是这个亘古如斯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玻利尼西亚人，散布在彼此相距数百里之遥的群岛上，有些小群体移居其它岛屿时往往要在海上漂泊数周，远航虽然常常使他们丧失部分财产，甚或付出许多生命作代价，但却仍然能够在新的岛屿上重建他们传统的文化，并且能够赋予传统的文化以新的内容——这里，保存传统文化的决定因素是家庭，而家庭是由家谱和根据传说确定的家系所维系、巩固的。和玻利尼西亚人不同，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各个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毗邻而居，但各自的生活起居却千姿百态，他们珍惜、强调这些微小的差异。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方言之间不过是词汇、节奏和辅音稍有区别而已。这些民族正是在这种连续的互变和微妙的、非渐增的多样化风俗中维持着各自不变的自认感。
我们发现，在那些经历了某种剧烈的历史变迁的民族中，仍然残留着甚或重新形成了前喻文化。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在数百年间遭受了无数深刻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它地区，还来自那些因逃避伊斯兰入侵而占领巴厘岛的爪哇人带来的后期佛教。在30年代的巴厘岛，原始的古拙和近代的摩登交相体现在巴厘人的雕刻和舞蹈中，体现在人们用来交换的中国货币之中，体现在来自马来亚的西方杂技者的玩耍之中，甚至也体现在卖冰淇淋小贩的脚踏车上。外来者和少数受过教育的巴厘人能够觉察出来自东西方的复杂文化的影响，能够指出祭祀的哪些内容受到了哪一时代的宗教的影响，指出两类婆罗门的区别：一类遵循的是印度Shivistic的礼仪，另一类则是佛教徒的后代。及至后来，连巴厘人村庄中低级神殿里的木讷的守护人也能做这种区分；比如，原先他总是习惯地把神殿里的村神简单地称之为“Betara
Desa”，但是，一旦有上层游客光临神殿时，他会立即改口，以印度教高级神祗的名称称呼自己的村神。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舞蹈；由高等种姓统治的村庄和由其他种姓统治的村庄大相径庭。“每一个巴厘人的村庄都是不同的”和“整个巴厘却是相同的”，这是至今仍旧统治着巴厘岛，并对那里的人民继续发生影响的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他们有办法记载消逝的岁月，偶尔也立块纪念碑，但他们所用的历法却是一种日和星期循环的历法，数周之间那循环出现的相互吻合的一天被人们订为节日。一本用棕榈叶印的新书出版时，都标明出版于哪周、哪天，但却不标明那年，因为新书都是很久以前出版的旧书的再版。面临种种变化，美拉尼西亚人认为可以借此而和邻居们有所区别，玻利尼西亚人会加以抵制和缓和，但在那种崇尚变化和进步的文化中则会视其为真正的变革——而在巴厘岛上，这种变化却会被看成是在周而复始的、一成不变的世界中的变动样式，它将给家中出生的新生儿们带来吉凶未卜的生活。
巴厘人有着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移民和贸易的历史，但是，巴厘文化却和原始的阿拉巴契人的文化一样，直到二次大战时期，仍然保留着前喻文化的特征。婚丧嫁娶的仪式都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祭神时所演的戏剧描述的是天龙和女巫的争斗，前者代表着生和宗教祭典；后者代表着死和恐惧，这种戏剧表演有如母亲和她们怀里的孩子逗乐一般。扮演女巫的佩戴着母亲们用来包裹婴儿的襁褓；而扮演天龙的张牙舞爪，伸着通红的舌头，用它并不伤人的血盆大口庇护着自己的随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巴厘人滑稽的父亲角色。在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生活经验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当孩子们看着女巫把魔布撒向进攻者，欲使天龙阴魂附体时，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欢乐使他们在母亲的怀抱中激奋不安，做母亲的此刻并没有对怀中的孩子寄于变革或出人头地的期望，她也似乎和孩子一起重温着自己幼年时代在母亲怀抱中的体验。
不仅在巴厘人中，即使在那些属于伟大文明的后裔者的人民中间也能发现这种超越时间的特征，尽管他们对世界变化的可能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一些从欧洲迁居美国的移民怀着一种狂热的信念：到新世界去定居，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新的社区，重建那代代相传的超时间和永恒的自认。赫特拉尔斯、艾米肖、邓克尔兹、西克斯、杜克博尔斯等移民社区都是如此。甚至在今天，这些社区中的人们仍然以父辈和祖辈向他们昭示的生活方式抚育自己的孩子。要想打破这种抚育方式毫无希望；因为这种打破意味着内心和外表的改变，意味着自认感和连续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如同脱胎重生———重生于一种陌生的文化之中。
前喻文化和非前喻文化或前喻文化和另一前喻文化及外来文化相接触之后产生的压力，往往会使前喻文化涵化一部分其它文化的自认，而个人也就可能因此而脱离原有文化，进入其他文化之中。他们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象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他们赋予许多事物以新旧文化的双重含义。比如，用旧的句法说新的语言，根据新的风俗选择房屋式样但仍以原有文化的习惯装饰内壁。对于那些来自于前喻文化的成年移民来说，这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但他们的内在整合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整合机制是如此坚固，以致能在维持自认的前提下完成一系列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对于大多数成年移民而言，这种交互转变的丰富积累之日，将是他们面临新的抉择之时。
至今仍不知道的是，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在那些来自于没有变革观念的文化环境的人们中间。那些在美国出生，但被送回日本长期接受教育的日本人，如果再回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艰难时期，这些日本人被称为“归米”），一旦遇到重新抉择的时刻，对忠诚于谁的问题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虽然懂得一个人必须忠诚祖国，但他们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一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丧失，对该社会的忠诚也可以改变。他们过去忠诚和承认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所受的前喻文化熏陶已使他们能够完全适应另一社会。
正是凭借着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理解原始时代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妇女的生活。为了避免当时盛行的**之习，她们不能嫁给说同样语言的本部落的男子，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终生生活在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由此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群体中竟发现两种语言：女人的语言和男人的语言。父母双方的不同语言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文化对个人所赋予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强烈的对比将成为个人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祖母所唱的歌谣和妇女们独处时的谈话表达的。刚嫁到其他部落里的新娘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会了不同于男子的女人的语言，而娶她的新郎则必须学会听懂女人的语言，但却只能说男人的语言。这种要求成了交互通婚但语言却完全不同的部落维持整个体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正如前喻文化能够在自身的母体之中孕育在他文化中生活并成为其中一员的种种期望和要求，它也同样能够酿就使人们无法适应其他文化环境的种种学习方式。艾西，是一位孤立无援的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白人消灭了他所在的部落，他是那场战争的唯一幸存者。1911年，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白人世界中生存。艾西是印第安雅那族人，他告诉那些热情的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们，雅那人如何制作箭头。他所受的早期教育，额上留着的雅那人的烙印，以及10多年来独自与那些嗜血成性的白人周旋的艰苦卓绝的经历，都使他后来虽然生活于白人文化之中，却无法更改自己的群体属性。
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uld）最近研究了那些在沙漠居住的澳洲上著居民，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寸沙漠，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国土”，迁居到由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居住的新的聚集点时，他们会以自己熟悉的、已为祖先们沿用了无数代的方式去接近毗邻而居的其他部落，他们欲图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其他土著人通婚。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已经部分丧失了自己的自认，他们不再狩猎，也不再举行祭把的仪式，但是他们却和自己的祖先一样，时刻谨防受到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因此，他们最终似乎总能抵御外来文化的涵化。他们深信以往的厄运总和白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洲土著人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女和其他部落的男人同床共寝，但他们规定了外人应该遵守的禁忌，这些禁忌将婚姻划分成优劣不同的等级，即只有同一等级的男女才能随意拼居。但是人白人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高低优劣的等级之分，他们有的是整个种族的强烈优越感。因此，在他们眼里，土著妇女在性方面的随意赠予，是土著人掩饰不尽的低劣标志之一。一旦和白人接触以后“，土著人便失去了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其他文化交溶并蓄的可靠途径，其结果势必有碍于进一步的文化涵化。
晚辈向自己的长辈们学习语言的方法规定了如何做一位成年人，而这些晚辈们也能够去学习新的语言。作为那些可能带来变革的文化体系间的比较方式，他们也许会去学习每一种新的语言。犹太人和美国人曾这样做过，现在那些被说其它语言的群体包围而居的新几内亚的各个民族也在这样做，他们可能将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唯一正确的体系来学习，而将其它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看成是由此衍生而出的并不完善的翻版，当美国人由那些已经基本不说自己母语的教师来教授英语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如此历经数年，儿童们便能够通过该文化的特定养育方式长大成人；一般说来，出生于该文化之中的儿童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却能够在这种养育方式之中受到磨砺。人们根据儿童们的个体差异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予他们不同的培养。巴厘人将儿童分成本性邪恶和本性朴实、善良的两种。儿童们在生活的早年就被划定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这种划分是否适合，都将延续到老年。萨摩亚人——以及法国人——是以儿童的年龄，以儿童对社会事件的理解能力作为划分标准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具有足够的能适应所有儿童的不同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有的儿童因背离社会期望太远而过早夭折；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育迟缓，或愤世嫉俗，或被迫成为具有双重性别自认的人；这些孩子成人以后往往会以歪曲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这些个案看成是人类教育体系的失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类神经症在任何社会中都屡见不鲜。
在所有儿童教育体系中，都应该具有某些防范措施，以便能够解决儿童日益滋长的性成熟与仍旧矮小的体形之间的冲突，解决他们的依从地位和尚未完全成熟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有些文化形态也能够部分适应孩子们的早熟，比如在渔牧和狩猎社会，那里的孩子们五六岁的时候便能够掌握双亲的生存技能，一到青春期就结婚。有的时候，年幼的男孩子就被要求具有非凡的勇气。以新几内亚的蒙杜古马人为例，那里的小男孩常常被充作人质送往暂时结成联盟的部落。人们要求这些孩子在做人质期间能够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以便能够在兹后的某一天，引导本部落的猎颅队攻入这个村子，但是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那里的成人角色是六七岁的孩子，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都无法企及的，不过人们会选择其它方法使孩子们适应青春期的延搁。双亲也必须防止他们长期压抑的童年早期**的重新爆发。否则，放任就可能成为日后孩子们放纵沉溺的原因。比如，巴厘人一旦听任孩子们成群结伙地闲荡，孩子们就会成为头发蓬乱、不洗澡、桀骜不驯的人，巴松哥的小孩一旦脱离严厉的父亲送往舅家去抚养时也会如此：而祖尼人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的父母为了避免和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往往一方面予以放纵，另一方面却请那些吓人的舞蹈者来家里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如此看来，在每一前喻文化中，如果社会要生存，那么在每一代中都会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向男性权威的挑战，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似乎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效用，但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让孩子过早承担繁衍的功能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是不恰当的。不应该过早地利用孩子们的成熟，因此，任何地方都有反对**的规则。同时，也应防止由于孩子而使成人重新沉溺于以往的回忆、恐惧、敌意和失望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孩子们也形成抗拒和毁灭的心态。
人们可能也会希望每一社会都能发生一些美妙的奇迹——那些谙于事理的儿童毕竟要比那些事事为人左右的伙伴更具优势、更有运气、也更注意对行为的选择。有时这种玄想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渴望能成为呈现幻象状态的人，并认为凡能制造令人折服的幻象的人都将成为领袖人物。天赋是气质、天分和环境雕凿的综合产儿，当个人和其思想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臻成熟之际，天才的出现意味着个人将能够凭借幻象或梦想创进新的文化形态，个人的资质和经验的完美交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功能。在那种既缺乏创造也缺乏变革观念的文化形态中，一些十分微小的变革也需要一位具有超人禀赋的个人去完成。比如，对现存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改革，对新原料的利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包括如何想方设法扩大战争的规模。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点微不足道的变化都需要在具有伟大的科学传统的文化中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伽利略和牛顿似的天才。
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详知，在那种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和重复性的社会中，该如何出现变革的生机。我们同样无法得知，在那种扼杀、惩处自发性的社会中，孩子们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发性？当所有现成的答案都灌输给孩子们之后，他们是否还会对事物持以怀疑的态度？而面临着习以为常的饥饿和失望的侵扰，他们又该如何继续保持那鲜如朝阳般的希望？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谈论谁受了精神创伤，哪家的婴儿或孩子被无力抚养或不肯抚养的父母所遗弃，但我们仍然对那些超凡的圣者所知甚少，这也是年轻人不断疑虑的原因之一。
在前喻文化的社会之中，世代间的关系并不需要过多的温情。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希望每一代人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力。儿童时代可能会使人经受许多痛苦的体验，小孩子可能会生活在叔父和姑妈的恐吓之下，他们总是通过操弄许多神秘骇人的仪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但是当这些小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为下一代着想，将其子女托给他们，由他们施以同样的仪式化行为，以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事实也是如此，有些十分坚固的前喻文化社会，如澳大利亚的土人和居住在新几内亚克兰河畔的巴拿罗人的文化，即体现了这种特性。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参加一种痛苦的仪式和成年加入仪式，或参加形态各异的共妻或性的开禁仪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些仪式都会带来痛苦，激起参加者的羞辱和恐惧。
恰如在硬木板床上睡了多年的囚犯总是梦想着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当他出狱以后却发现，他只能在硬木板床上安然入睡；又如原先吃惯粗茶淡饭的人，来到丰盛的宴席前，却仍然想吃以往并不使他感到十分可口的粗茶淡饭；人类似乎也总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自认，尽管在这种相习相衍的自认过程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快乐和兴奋多得多。那些在舒适的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的儿童，要比那些早年生活于痛苦和恐惧之中的儿童，能够更加安全地适应新的环境。在全面否定的惩罚和威胁之中培养出的文化自认感，其坚固程度往往令人惊异。民族的自认感往往是由经历的痛苦和承受痛苦的能力界定的，是由引以为骄傲的祖先们的悲壮业绩界定的，因此它也就能够在遭受剥夺和毁灭的威胁下，仍然保留在流落四方的人民之中。那些遭受了无数劫难但仍坚韧不拔的民族群体，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部落，历经数百年的迫害和流亡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永不磨灭的民族自认感。
但是，典型的前喻文化却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其成员的记忆之中，并在这里记载着以往的历史。史前社会尚没有文学，因此也不会有对以往的历史加以粉饰、歪曲的史书静卧在人们的书架上。但是，那些经由人类的双手雕凿劈削的无言的石头，却向人们述说着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家系学家们能够自由地驾驭着卷帙浩瀚的史料对历史加以浓缩，以使神话和信史能够相互吻合。“凯撒那家伙，他竟让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去村外筑路！”“盘古开天之初是混池一片的空白！”为了销毁过去的记忆，使过去仅仅以适应当时的方式流传下来，原始人对历史曾做过无数高度功能性的修改，即使那些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挚信，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自己民族的发源地、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了解，为人类学家所采用以建立文化的概念。人类学家根据这类文化的鲜明的稳定性和不变的连续性特征建立了“文化”模式，他们不仅在研究中运用这种模式，而且提供给另外那些希望凭借人类学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但是，在人类学家描述那些弱小、原始、同质、变化缓慢的社会的方法之间，在他们描述的存在于新几内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各原始部落的相互差别之间，总是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显而易见，随着时光的消逝，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也会发生许多伟大的变化。各民族散居四方，语言各异。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相距数百里的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同样能够发现，那些说着相同的语言或生活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相互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
在没有文字、没有碑文记载的史前时代，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洞悉一经出现，便会被旧有的形态所湮没。我认为，这点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化是由老一辈传给年轻人的，而那些对历史加以编纂的老一辈却对古往今来的变迁作了神话般的描述，甚或根本否认变迁。例如，一个向其它部落学会了借助帐篷宿营，刚刚在美洲广袤的平原上支起帐篷生息繁衍了三四代的部落，却可能绘声绘色地向后代描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通过模仿树叶卷曲的形状发明了帐篷。在萨摩亚，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来自新西兰的玻利尼西亚客人蒂·兰杰·希洛描述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远航的故事，每一代玻利尼西亚人的记忆中都保存着先人早期航行的神圣记载。故事结束以后，听众们都一致坚定地回答：“故事确实非常有趣，但我们萨摩亚民族的摇篮却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菲蒂尤塔（Fitiuta）。”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是玻利尼西亚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最后却不得不在巨大的刺激中求安慰，通过询问萨摩亚人现在是不是基督徒，信不信伊甸园中的上帝以求安慰！
对已知事物的可靠记忆反倒使以往的变化模糊不倩，也使变革为悠远的年代所同化。那些能够详细描述发生在以往相对稳定时期的事情的人，谈起发生在近来的不甚稳定时期内的事却可能漏洞百出。那些必须适应陌生的历史背景的事件总被笼罩在非现实的氛围之中，兹后，如果它们还被完全记着的话，那么还得去适应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而种种变化的细节，譬如变化的过程，则为人们所遗忘。只有压抑种种有碍于建立连续感和自认感的记忆，人们才能够保持文化的连续性。
即使在那种充分体现出变化观念的文化中，不论事情发生的年代的远近，运用细节去消除对林林总总的事物的记忆，足以长久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感觉。尽管这种方法连同与此有关的对自认和连续性的态度都可能一并失去，但也有可能重新获得。在文化的每一复杂层次上，都可能产生，也可以重建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就是稳定的、毫无疑义的自认感和有关生活的每一个已知方面的普遍公正感。
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每一座古老的城市，甚而每一座古老的建筑都昭示着历史的变化，但这里的移民迁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如北美或澳大利亚）以后，同样可能丧失变化的观念。这里没有古老的记载、旧时的界标，也没有市场、树木和山峦，由此繁芜而生的历史消失了，过去也被急剧浓缩。但是，人们在新的国家中的生活方式仍旧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们的饮食起居之中保留着过去的概貌。人们继续说着先前的语言；从事着古老的职业——在土地上种植葡萄，播种麦子，建造老式房屋；甚至在朗若明镜的夜晚，迢迢星汉间的北斗七星，也是那般熟悉、亲切；这一切都赋予外来的移民们以一种从未断裂的连续感。只要人们仍旧群居一处，袓父母辈仍旧被当成权威的象征，在指导耕耘、收获谷物、处理危难时他们的经验仍旧被视为不可背逆的圣典，这种现象就会一如既往。在明尼苏达北部居住的斯堪得那维亚人，他们从北欧迁徙而来，但他们的社区中至今仍盛行着早先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保留了古老的斯堪得那维亚文化。
孩提时代，人们能够十分彻底而又毫无困难地为其置身的文化所溶化，以至成年之后和其他文化成员的接触也总是那样的浅淡、谨慎而且充满敌意，这一切都决定了个人深蕴的自认感是无法变更的。个人能够在原先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多年，在那里劳作生息，甚至结婚育子，他们既不会对臼认发生疑惑，也不会欲图寻求建立新的自认。如果是整个群体的话，他们有可能象希腊人或中国人那样建立一个“不完全的移民”习惯。所有男性长大以后都辞别家中的妻子儿女渡海而去，到他国异乡的矿山、葡萄园、工厂中劳作。数代之后，人们逐渐适应了父亲暂缺的活方式，文化虽说有了改变，但仍然能够沿着原有的轨迹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但是，如果整个群体迁居于一个新的环境，祖孙三代都背井离乡，统一迁往一处的话，变化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在新的地方。人们将潺潺的流水、咆哮的海浪……，将一切自然景物都视为和家乡一般，古老的生活方式仍会保留下大部分，以使袓辈的记忆和孙辈的经验溶为一体。但事实上新的地方和家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9月初便寒气袭人，而在家乡要到10月人们才晒晒太阳；这里没有做小馅饼的葵花子，初夏采集的浆果是黑色的，不象家乡是红色的；而晚秋搜集的坚硬的干果虽说还叫着早先的名字，但形状却大不相同。这一切都给祖辈们的神聊加入新的内容：“在我们的老家哟，可不是这样的。”
对这些区别的敏悟为年轻的一代开辟了新的选择途径。他能够聆听和汲取新旧两地的不同观念，从家乡移居他处，既造成了迁徙的事实，也使年轻人的意识有所改变。如此，他可能珍惜这种反差，满怀深情地对待昔日遗留下来的令人怀旧的文物，但也可能把昔日的文物当成新生活的累赘而彻底抛弃。新的政府会要求移民们接受新的观念，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给婴儿注射预防针，纳税，规定年轻人服兵役，送孩子们去学校里学习国语。即使没有这些要求，也会有其它压力反对一切都听从老年人的。如果老年人总是谈他们曾经住过的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房屋——就象也门人迁居以色列时住过的那种房子；或者现在栖身于都市的下等公寓，却津津乐道地回忆爱尔兰式的古老而舒适的农家小屋；……总之，如果老一辈的言谈话语过多地流露出思乡怀旧的情感，这些唠叨就会引起年轻人的日益不满。因为过去的回忆无论多么美好，但毕竟无以果腹，无以抵御从旧屋的缝隙中吹进的阵阵寒风。
如此，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仍旧共同生活在移民社区中的人们能够放弃令人眷恋不舍的过去，不让对昔日生活的怀念打扰今天贫乏而单调的生活。那些曾经生活于以往的田园情趣之中，今天已经一贫如洗（如农民和无产者）的人们，也不再沉溺于对昔日的文化和历史的回忆，而是冷静地面对着目今艰难的生活。今天居住在美国东南部山区中的操英语的英伦三岛的移民后裔，过着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们的文化确实来自英伦三岛，但是，直至一次大战期间被人发现时，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迁居的山谷。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一无所知，甚至对离他们最近的大城市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同样是在那场意义深远的国王和贵族的争斗中，为了寻求宗教和政治的自由而开拓新大陆的先驱。
早先古老的文化适应于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数量的人口。但是，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文化却是日薄西山，正日益衰落，在南美居住的印第安人十分善于编织，但他们只会编织装饰身体的佩带，而不会编织衣服。有些民族，其祖先来自有着严谨组织体系的帝国，但现在他们的亲族关系却成了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一些民族，如玛雅人和克列特岛人，虽然并未迁居他处，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却已分崩离析，他们已经丧失了祖先文化的大部分内在特质。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着文化的本质。我认为，我们能够对变化的本质作出有益的区分，我们也能够指出在历史的那一点上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从此人们不再继续谈论前喻文化，而把现存的一切看成是不同于前喻文化的另一类型的文化。前喻文化及那种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仍在语言和忠诚观念方面保持着前喻方式的文化，其基本的和确定的特征是，由祖孙三代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都把他们的文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的祖辈和父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在这种状况下，人的全部行为中，习得的文化模式行为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很大，而有意识造就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则很小。比如，人们指着圣诞节吃的馅饼说三道四，但马铃薯中放多少盐却无人计较。人们谈论着仓库门上画的防止牛奶变酸的符咒，但却无人过问饲料堆和牛奶棚的设置。如何关怀人和某些动物，男女之间的细微差异，饮食起居的习惯，存钱和用钱的方法，以及喜悦和痛苦的反应，如此等等，都是一系列的由上代至下代的传递行为。对这些行为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一致性和普遍性，但这些行为都深深地潜藏于意识的表层之下。正是这种未加标定的、非言语的、无意识的特征，给前喻文化以及所有含有前喻特征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在成年时期学习一种新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前喻型学习也可能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来没有谁正正经经地教导那些外国来的移民该如何行走。正如一位第一次购买侨居国服装，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穿戴的妇女一样，她开始穿上街上其他女人穿的那种古怪的服装时极不舒服——这种衣服是套头式的，而不象原先是开襟式的，但随后她也会慢慢适应这种服装式样，并因此而具备侨居国妇女的绰约风姿。其他妇女对她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她们把新来者当成自己人，而不当成陌生人，带她进入寝室，并进而十分信任她。如果是一位男子穿上侨居国的新式服装，他会懂得站立的时候什么场合下能够、什么场合下不能够把手插在口袋里，以免引起他人的评头品足，甚至招致他人的不满。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许多方面就象生活于本土文化中的儿童的学习过程一样，他们学些什么不会受到特殊的训练和指导，因此也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而居住在这位陌生的外来者附近的居民，就象终生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老人一样，也很少会对自己的习惯行为发生疑问。
这两个条件，即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似乎是前喻文化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前喻文化能够在自我意识的混乱和反叛之后一次次地得以重建，说明了前喻文化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化，即它所保留下来的内容，至少绝大部分对于当代人和他们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力。所有存在于古老的手稿和历史之中，存在于档案和法典之中的差异和矛盾，都能够为同样经得起分析的系统所重新吸收，因为没有人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提出疑问，它们潜藏于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
这些未经分析的文化行为愈是接近观察者的行为，人们对它的分析便愈加困难，甚至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莫不如此。二次大战期间，除了那些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对日本、中国、缅甸和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观察者（人们称其为“中国通”）之外，其它地区的观察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一旦将文化分析应用于欧洲文化时，便会引起那些乐意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分析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欧洲文化包含了许多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似的未加分析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看成是未受文化之局限、行动自由的个体的欧美国家的成员，都反对进行与其相关的分析，比如，反对研究者对德国、苏联或英国文化进行分析。
与此相应，如果人们对以前喻方式建立的特殊文化行为模式进行的分析既未超越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恰好符合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往往会使人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之感。人们总是认为，其他人在体质上、社会进化的层次上和他们有所不同，因而在遗传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他们。这种未加分析的盲目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却可能竭力地宣称，他们所信奉的是种族和阶级以社会的而非遗传的因素所决定的科学论断。人际之间的差异无论何时都将存在，而人们仍将死守着遗传学的解释。那些认为其他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差异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当个人最终能够接受对具有相同体质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的不同行为所进行的文化解释时，在他们的眼里，文化的差异将是最为真实的差异。
这种深蕴的、未加分析而又模糊不清的执拗，是从那些从不发问的长辈和移居新的文化中的成员们那里学来的。如果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既成为人类科学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又成为有关人类科学将更加繁荣的社会舆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种执拗将有助于人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且人们了解到他们所说的语言和自己邻居所说的不同，了解到语言是从小学会的，但也能够为说他种语言的人学会，他们就可能去学习第二或第三种语言，有意识地创造语法，并对自己的语言予以改造。在这一方面，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和人类的遗传无关的。从对感情深处的洞悉，到对行为举止方面的细微差异的分析，总之，对一文化的全面理解，和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并无过多的区别。但是，全面的理解需要各种不同的工具，需要运用以照相机、录音机和其它分析器材武装起来的听觉和视觉器官。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不同形式的前喻文化，以及文明程度迥然不同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代表着从狩猎和采集时代起到目今的工业时代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一系列不同时期。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已有的概念和工具去研究这些民族。尽管原始民族、愚昧的农民以及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和都市贫民窟中的被剥削者们，无法直接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全部见闻，我们还是能够记录他们的行为，作为日后分析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架照相机，让他们去拍摄自己的生活景况，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之下所无法直接观察的事情。人类已知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默默地昭示，经过1000多年的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在并喻文化期间，人们从父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从同辈那里学习新的经验）的洗礼，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全新时代。
文化与承诺在前喻文化中，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以致于祖父母们决不会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孙儿们的前途会和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们的前途已经纳入常规，他们的父辈在无拘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后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迄今已有的事实来看，前喻文化是数千年前、甚或是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在那一时期里，年长者无法孕育变革，他们能够留传给后嗣的只是天地不变的观念。当时由于没有书面和碑文记载，每一次变革都必须同化在人们的体验之中，并在每一世代的长者们的记忆和行为模式中加以贯彻。儿童们的基本学习起步很早，又十分紊乱，而且毫无疑问完全沿袭着长辈们的思想观念，因而他们只能是长辈的**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自认和命运的意义是既定的、无以抗争的。只有遇见某些突如其来的狂暴事件——如自然灾害或外来侵略，这种情形才会有所改变。否则，即使和其他民族接触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永远不变的观念：有时反倒会由于各民族不同的观念强化他们原有的特殊而且根深蒂固的自认观念。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被迫迁徙，或在陌生的海域中漫无目的地长期漂泊、最后抵达一渺无人烟的孤岛时，也往往只能加强他们自认观念的连续性。
所有文化的连续性确实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老一辈成员们的每一行动之中，这一特征就是，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远不可变更的。远古时代，由于人们的寿命十分短暂，曾祖父母一辈的人与后代同时生活在世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连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那些神情矍烁的长者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文化阅历最深，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正是如此，他们成了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驰们敏锐的目光、健壮的四肢、以及永不倦怠的勤勉，既延续了生命也维系了文化。要使这样一种文化生息不灭，就不能缺少年长的一辈，他们不仅能在饥荒的年代引导同族同舟同舟共济，而且他们本身也就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模式。在他们生命之烛行将熄灭之时，人们为他们的死唱着悲切的挽歌，献上祭品，最后让他们长眠于早已选好的安息之地——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年龄和性别，知识和气质，竭尽毕生的努力体现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物体的形式以及人们操弄、接受、误用、破坏或不适当地对它加以膜拜的方式，都同时成为制造和利用所有其它物体的方式。每一种姿态都强化、唤起、反映了了另一种姿态，或提供了另一种姿态的镜像和共鸣，这是一种完善的也可能是不甚完善的说法。每一种表达都包涵了另一种表达的形式。仔细分析起来，任何文化行为的片断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模式；或者说，在前喻文化中，一种模式都是以允许和其相同的它种模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点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十分简拙的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既便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在形式上也可能仍旧属于前喻文化，因此同样可能展示其它前喻文化的所有特征：比如，该文化形式中的每个孩子都对社会变化或卓越的印刷术一无所知。
当然，变化的状态总是表现得凝重而含蓄，甚至仅仅是一种传统过程的重演。正如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某些过程、某些风俗、某些信仰在行使了1000次以后就有可能溶于意识之中。当生活于前喻文化中的人民同其他文化中的人民有了密切交往的时候，便增加了这种变化的可能。但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组成自己文化的事物的原有看法。
1925年，当萨摩亚人和现代文化接触了100年以后，他们仍然继续谈论萨摩亚人和萨摩亚人的风俗，仍然把孩子当成萨摩亚人的孩子来训导，他们将先前的玻利尼西亚人的自认和同外国殖民者对比之后得到的自我观念集于一身。1940年，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城周围方圆数公里内的印第安人仍然用弓筋狩猎，但他们却用从欧洲人那里偷来的铝锅煮食，尽管他们从来不和那些欧洲人有任何交往。60年代里，欧洲和美国在海外的占领军及其家属对居住在他们基地之外的“本土人”——德国人、马来人和越南人，同样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这种对比的体验只能加深彼此的群体归属感和民族自认感。
虽然，前喻文化和它们的生息之地休戚相关，但这生息之地并不一定是已经生活繁衍了数十代人的固定区域。在那些一年内迁徒两次的游牧民族中，在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散居四方的民族群落中，以及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在那里婆罗门种姓散居于其它种姓居住的村庄里）都能见到这种前喻文化。此外，在一些小型贵族群体以及日本的贱民中也能见到前喻文化。那些曾一度生活于复杂社会中的人民，在国外的土地上可能忘记那些引起他们迁徙以寻求变革的动机和原因，一俟在新的土地上立足之后，又开始和他们的长辈一起维护那与生俱来的自认。
要正式成为这类群体的成员，就需要改换信仰，举行入会以及割礼仪式。在前喻文化中，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活动都在由祖辈向自己的孙辈们传达着一种绝对的承诺及不可变性。而通常是与生俱来的、有时也可由选举获得的群体成员的身份，则完全是一种绝对的、毫无疑义的承诺。
前喻文化的基础是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因此，前喻文化的特点是具有世代性。为了实现文化的绵延不断，它依赖于老人对年轻人寄予的种种期望——这种期望在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依赖于成年人能够以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去哺育他们的子女。在这样的社会中，亲长的威严得不到任何神秘的尊崇，做父亲的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往往只能起着说明、解释祖辈要求的作用——“我的父亲从不会允许我做这、做那，甚至什么事也不让做。”一般说来，祖父和孙子之间却感情融洽。因此，只要祖辈尚健康在世，父辈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神圣地位，而且由于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种种戒律，他自己往往会遭受祖孙两辈人的敌视和掣肘。整个体系就是如此。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描述，而那些自小熟听这些描述，井将其视为真实的后人，实际上却并没有生活在过去。“我是何人？作为整个文化的一分子，我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该如何说话、行动、摄食、栖息？该如何造爱，如何为人父母，如何迎接死神？”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根据前定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无以为英雄，无以为父母，无法继承来自于祖辈的品德和业绩，但是他的失败却无碍于他仍和那些成功者一样。仍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员，如果自杀是一被认可的自毁方式，那么便会有一些甚至许多人选择自杀；如果自杀这一方式为人所不齿，那么同样的自毁冲动将会采取其它形式。那普遍的人性驱力和有效的人类防卫机制，认知与统觉、再认和回忆以及心智的重整过程将溶合于此。而包容这一切的体系本身却极为独特而鲜明。
我曾对太平洋沿岸的各个民族进行过为期40年的研究，在那里存在着许多种类的前喻文化，45年前，新几内亚境内居住深山的阿拉佩什人的生活就是一种前喻文化。无论是用大脚趾从地上捡东西，或者是采摘用来编制草席的树叶，人们确信每一个动作都包含着另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也被用于适应所有其它姿势——正是在这些姿势中体现着流逝了的过去；过去就是过去，尽管它孕育了无数变化，但它毕竟已成为过去。对阿拉佩什人来说没有过去，除非过去消溶于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生活之中，消溶子阿拉佩什人及他们的子女、孙子女的生活之中。生活有过变化，但是，经过彻底的同化之后，那些曾先后出获得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已经从人民的了解和期望中消失殆尽。
当阿拉佩什的孩子们幼时享受着双亲的哺育、怀抱、洗沐和装扮时，便通过怀抱他们的双手，四周的声响——那悠扬的催眠曲和挽歌的旋律，开始了一系列惟妙惟肖的学习。当孩子被抱着或稍大以后按父母的要求走在村里村外的路上时，他们被告知，路是脚下的平坦而无障碍的东西：当一所新的房屋竣工时，每个路过的父母都会以平静而毫无惊讶的神情告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几天以前还没有的新东西。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的反应之轻微，有如盲人面对穿过婆娑的树影流溢而出的月光一般。担当有陌生人出现在村里时他们却神色慌张，望着匆匆的过客，脑中思索着：我能捧出什么样的佳肴抚慰这危险的来客，他离开这里将到哪里去？在峻峭的悬崖边有一个被称为“魔鬼之隅”的地方，行经和分娩的女人被带到那里，那是涤荡污垢和迎接新生之地；当孩子出生以后，这里尽管不象城镇上的人那样奔走相告，但却通过悄悄散发无数张人所通晓的“符命”昭示于众。
生活，在阿拉佩什人看来亘古如斯，过去只是神话中的年代，距今杳渺无期，那里的每一处山石树木都在复述着永恒不变的过去。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者，或是精力充沛的壮年，还是生气勃勃的青年，都接受并传喻着一整套相同的训戒：怎样做人，怎样做男孩子或女孩子，怎样做长子或幼子，在嫡长子的氏族中或辈份较低的氏族中该怎样生活；假如生活在将鹰隼奉为图腾的半边村子时，该怎样成为在盛会上能够口若悬河的人；而假如生活在将白鹦奉为图腾的另外半边村子时，又该怎样喊为话语简洁明快的人。同样，孩子们将会懂得许多人会过早的夭折，生命是那样的短促无常：他会懂得一个婴儿可能由于其性别不是父母所期望的而遭遗弃，也会懂得由于奶水不足婴儿可能死在哺育他的母亲的怀抱中，还会懂得一个男性亲属的盛怒或一位男性亲属被敌方的巫师窃取了某件护身之物，都会给一位新生儿带来杀身之祸。孩子们将会敏悟，他们赖以立足的土地是那样的神奇而微妙：大树底下是一个久远的村落的遗址；早先种植的甘薯、种子和促其成长的咒语都已失传，但人们却记住了它的名称。与其将这种失落视为一种变化，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在人们预料之中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里，一切知识都在消逝，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他人所创造的，并因此只能得自于他人。欢快的舞蹈是20年前传到村里的，现在又进一步传往腹地的村庄。那些置身于该文化之外的人类学家（偶尔也有一些与阿拉佩什人毗邻的民族）认为这些山里人十分低劣，他们设法描述阿拉佩什人的生活，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去考证先前的舞蹈被保留下哪些内容，被遗落了哪些内容。
阿拉佩什人担心知识会永远地消失，担心人数正代代减少的人类终究也会从地球上消失，这种担心使他们带上了一层淡淡的失望和恐惧。我发现，在阿拉佩什人中间，超时间感和普遍流行的习俗同是那样的鲜明，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不象那些与世隔绝的孤岛上的居民一样。他们的村庄座落在绵延起伏的山脉之间，座落在从海边到乎原的辽阔地带。他们和操不同语言、生产其它东西，但风俗相似的其他民族往来、贸易。由于不断发生着的微妙变化和交往，在已知的过去和期待着的未来之间，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愈加鲜明。在那些交往盛行的地区更是如此。在那里，不仅相互交换壶、袋、矛、弓、箭，人们还交流歌、舞，交换种子和符咒。妇女可能从一个部落被掳往另一个部落。村子里总有几个来路不明的陌生女人，她们大多是在月经期独居于“行经小屋”时被这个村子的男子抢掠来做妻子的，因此她们必须学习现在的丈夫所属部落的语言。这同样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阿拉佩什的年轻人也就懂得了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有失踪的一天。小伙子们知道他们的妻子有可能不见；而姑娘们也知道她们随时可能离开这望，去新的部落里学习另一套习俗和语言。这种生活同样是这个亘古如斯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玻利尼西亚人，散布在彼此相距数百里之遥的群岛上，有些小群体移居其它岛屿时往往要在海上漂泊数周，远航虽然常常使他们丧失部分财产，甚或付出许多生命作代价，但却仍然能够在新的岛屿上重建他们传统的文化，并且能够赋予传统的文化以新的内容——这里，保存传统文化的决定因素是家庭，而家庭是由家谱和根据传说确定的家系所维系、巩固的。和玻利尼西亚人不同，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各个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毗邻而居，但各自的生活起居却千姿百态，他们珍惜、强调这些微小的差异。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方言之间不过是词汇、节奏和辅音稍有区别而已。这些民族正是在这种连续的互变和微妙的、非渐增的多样化风俗中维持着各自不变的自认感。
我们发现，在那些经历了某种剧烈的历史变迁的民族中，仍然残留着甚或重新形成了前喻文化。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在数百年间遭受了无数深刻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它地区，还来自那些因逃避伊斯兰入侵而占领巴厘岛的爪哇人带来的后期佛教。在30年代的巴厘岛，原始的古拙和近代的摩登交相体现在巴厘人的雕刻和舞蹈中，体现在人们用来交换的中国货币之中，体现在来自马来亚的西方杂技者的玩耍之中，甚至也体现在卖冰淇淋小贩的脚踏车上。外来者和少数受过教育的巴厘人能够觉察出来自东西方的复杂文化的影响，能够指出祭祀的哪些内容受到了哪一时代的宗教的影响，指出两类婆罗门的区别：一类遵循的是印度Shivistic的礼仪，另一类则是佛教徒的后代。及至后来，连巴厘人村庄中低级神殿里的木讷的守护人也能做这种区分；比如，原先他总是习惯地把神殿里的村神简单地称之为“Betara
Desa”，但是，一旦有上层游客光临神殿时，他会立即改口，以印度教高级神祗的名称称呼自己的村神。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舞蹈；由高等种姓统治的村庄和由其他种姓统治的村庄大相径庭。“每一个巴厘人的村庄都是不同的”和“整个巴厘却是相同的”，这是至今仍旧统治着巴厘岛，并对那里的人民继续发生影响的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他们有办法记载消逝的岁月，偶尔也立块纪念碑，但他们所用的历法却是一种日和星期循环的历法，数周之间那循环出现的相互吻合的一天被人们订为节日。一本用棕榈叶印的新书出版时，都标明出版于哪周、哪天，但却不标明那年，因为新书都是很久以前出版的旧书的再版。面临种种变化，美拉尼西亚人认为可以借此而和邻居们有所区别，玻利尼西亚人会加以抵制和缓和，但在那种崇尚变化和进步的文化中则会视其为真正的变革——而在巴厘岛上，这种变化却会被看成是在周而复始的、一成不变的世界中的变动样式，它将给家中出生的新生儿们带来吉凶未卜的生活。
巴厘人有着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移民和贸易的历史，但是，巴厘文化却和原始的阿拉巴契人的文化一样，直到二次大战时期，仍然保留着前喻文化的特征。婚丧嫁娶的仪式都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祭神时所演的戏剧描述的是天龙和女巫的争斗，前者代表着生和宗教祭典；后者代表着死和恐惧，这种戏剧表演有如母亲和她们怀里的孩子逗乐一般。扮演女巫的佩戴着母亲们用来包裹婴儿的襁褓；而扮演天龙的张牙舞爪，伸着通红的舌头，用它并不伤人的血盆大口庇护着自己的随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巴厘人滑稽的父亲角色。在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生活经验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当孩子们看着女巫把魔布撒向进攻者，欲使天龙阴魂附体时，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欢乐使他们在母亲的怀抱中激奋不安，做母亲的此刻并没有对怀中的孩子寄于变革或出人头地的期望，她也似乎和孩子一起重温着自己幼年时代在母亲怀抱中的体验。
不仅在巴厘人中，即使在那些属于伟大文明的后裔者的人民中间也能发现这种超越时间的特征，尽管他们对世界变化的可能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一些从欧洲迁居美国的移民怀着一种狂热的信念：到新世界去定居，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新的社区，重建那代代相传的超时间和永恒的自认。赫特拉尔斯、艾米肖、邓克尔兹、西克斯、杜克博尔斯等移民社区都是如此。甚至在今天，这些社区中的人们仍然以父辈和祖辈向他们昭示的生活方式抚育自己的孩子。要想打破这种抚育方式毫无希望；因为这种打破意味着内心和外表的改变，意味着自认感和连续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如同脱胎重生———重生于一种陌生的文化之中。
前喻文化和非前喻文化或前喻文化和另一前喻文化及外来文化相接触之后产生的压力，往往会使前喻文化涵化一部分其它文化的自认，而个人也就可能因此而脱离原有文化，进入其他文化之中。他们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象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他们赋予许多事物以新旧文化的双重含义。比如，用旧的句法说新的语言，根据新的风俗选择房屋式样但仍以原有文化的习惯装饰内壁。对于那些来自于前喻文化的成年移民来说，这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但他们的内在整合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整合机制是如此坚固，以致能在维持自认的前提下完成一系列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对于大多数成年移民而言，这种交互转变的丰富积累之日，将是他们面临新的抉择之时。
至今仍不知道的是，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在那些来自于没有变革观念的文化环境的人们中间。那些在美国出生，但被送回日本长期接受教育的日本人，如果再回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艰难时期，这些日本人被称为“归米”），一旦遇到重新抉择的时刻，对忠诚于谁的问题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虽然懂得一个人必须忠诚祖国，但他们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一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丧失，对该社会的忠诚也可以改变。他们过去忠诚和承认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所受的前喻文化熏陶已使他们能够完全适应另一社会。
正是凭借着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理解原始时代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妇女的生活。为了避免当时盛行的**之习，她们不能嫁给说同样语言的本部落的男子，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终生生活在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由此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群体中竟发现两种语言：女人的语言和男人的语言。父母双方的不同语言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文化对个人所赋予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强烈的对比将成为个人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祖母所唱的歌谣和妇女们独处时的谈话表达的。刚嫁到其他部落里的新娘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会了不同于男子的女人的语言，而娶她的新郎则必须学会听懂女人的语言，但却只能说男人的语言。这种要求成了交互通婚但语言却完全不同的部落维持整个体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正如前喻文化能够在自身的母体之中孕育在他文化中生活并成为其中一员的种种期望和要求，它也同样能够酿就使人们无法适应其他文化环境的种种学习方式。艾西，是一位孤立无援的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白人消灭了他所在的部落，他是那场战争的唯一幸存者。1911年，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白人世界中生存。艾西是印第安雅那族人，他告诉那些热情的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们，雅那人如何制作箭头。他所受的早期教育，额上留着的雅那人的烙印，以及10多年来独自与那些嗜血成性的白人周旋的艰苦卓绝的经历，都使他后来虽然生活于白人文化之中，却无法更改自己的群体属性。
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uld）最近研究了那些在沙漠居住的澳洲上著居民，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寸沙漠，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国土”，迁居到由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居住的新的聚集点时，他们会以自己熟悉的、已为祖先们沿用了无数代的方式去接近毗邻而居的其他部落，他们欲图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其他土著人通婚。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已经部分丧失了自己的自认，他们不再狩猎，也不再举行祭把的仪式，但是他们却和自己的祖先一样，时刻谨防受到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因此，他们最终似乎总能抵御外来文化的涵化。他们深信以往的厄运总和白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洲土著人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女和其他部落的男人同床共寝，但他们规定了外人应该遵守的禁忌，这些禁忌将婚姻划分成优劣不同的等级，即只有同一等级的男女才能随意拼居。但是人白人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高低优劣的等级之分，他们有的是整个种族的强烈优越感。因此，在他们眼里，土著妇女在性方面的随意赠予，是土著人掩饰不尽的低劣标志之一。一旦和白人接触以后“，土著人便失去了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其他文化交溶并蓄的可靠途径，其结果势必有碍于进一步的文化涵化。
晚辈向自己的长辈们学习语言的方法规定了如何做一位成年人，而这些晚辈们也能够去学习新的语言。作为那些可能带来变革的文化体系间的比较方式，他们也许会去学习每一种新的语言。犹太人和美国人曾这样做过，现在那些被说其它语言的群体包围而居的新几内亚的各个民族也在这样做，他们可能将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唯一正确的体系来学习，而将其它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看成是由此衍生而出的并不完善的翻版，当美国人由那些已经基本不说自己母语的教师来教授英语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如此历经数年，儿童们便能够通过该文化的特定养育方式长大成人；一般说来，出生于该文化之中的儿童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却能够在这种养育方式之中受到磨砺。人们根据儿童们的个体差异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予他们不同的培养。巴厘人将儿童分成本性邪恶和本性朴实、善良的两种。儿童们在生活的早年就被划定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这种划分是否适合，都将延续到老年。萨摩亚人——以及法国人——是以儿童的年龄，以儿童对社会事件的理解能力作为划分标准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具有足够的能适应所有儿童的不同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有的儿童因背离社会期望太远而过早夭折；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育迟缓，或愤世嫉俗，或被迫成为具有双重性别自认的人；这些孩子成人以后往往会以歪曲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这些个案看成是人类教育体系的失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类神经症在任何社会中都屡见不鲜。
在所有儿童教育体系中，都应该具有某些防范措施，以便能够解决儿童日益滋长的性成熟与仍旧矮小的体形之间的冲突，解决他们的依从地位和尚未完全成熟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有些文化形态也能够部分适应孩子们的早熟，比如在渔牧和狩猎社会，那里的孩子们五六岁的时候便能够掌握双亲的生存技能，一到青春期就结婚。有的时候，年幼的男孩子就被要求具有非凡的勇气。以新几内亚的蒙杜古马人为例，那里的小男孩常常被充作人质送往暂时结成联盟的部落。人们要求这些孩子在做人质期间能够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以便能够在兹后的某一天，引导本部落的猎颅队攻入这个村子，但是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那里的成人角色是六七岁的孩子，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都无法企及的，不过人们会选择其它方法使孩子们适应青春期的延搁。双亲也必须防止他们长期压抑的童年早期**的重新爆发。否则，放任就可能成为日后孩子们放纵沉溺的原因。比如，巴厘人一旦听任孩子们成群结伙地闲荡，孩子们就会成为头发蓬乱、不洗澡、桀骜不驯的人，巴松哥的小孩一旦脱离严厉的父亲送往舅家去抚养时也会如此：而祖尼人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的父母为了避免和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往往一方面予以放纵，另一方面却请那些吓人的舞蹈者来家里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如此看来，在每一前喻文化中，如果社会要生存，那么在每一代中都会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向男性权威的挑战，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似乎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效用，但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让孩子过早承担繁衍的功能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是不恰当的。不应该过早地利用孩子们的成熟，因此，任何地方都有反对**的规则。同时，也应防止由于孩子而使成人重新沉溺于以往的回忆、恐惧、敌意和失望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孩子们也形成抗拒和毁灭的心态。
人们可能也会希望每一社会都能发生一些美妙的奇迹——那些谙于事理的儿童毕竟要比那些事事为人左右的伙伴更具优势、更有运气、也更注意对行为的选择。有时这种玄想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渴望能成为呈现幻象状态的人，并认为凡能制造令人折服的幻象的人都将成为领袖人物。天赋是气质、天分和环境雕凿的综合产儿，当个人和其思想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臻成熟之际，天才的出现意味着个人将能够凭借幻象或梦想创进新的文化形态，个人的资质和经验的完美交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功能。在那种既缺乏创造也缺乏变革观念的文化形态中，一些十分微小的变革也需要一位具有超人禀赋的个人去完成。比如，对现存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改革，对新原料的利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包括如何想方设法扩大战争的规模。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点微不足道的变化都需要在具有伟大的科学传统的文化中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伽利略和牛顿似的天才。
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详知，在那种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和重复性的社会中，该如何出现变革的生机。我们同样无法得知，在那种扼杀、惩处自发性的社会中，孩子们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发性？当所有现成的答案都灌输给孩子们之后，他们是否还会对事物持以怀疑的态度？而面临着习以为常的饥饿和失望的侵扰，他们又该如何继续保持那鲜如朝阳般的希望？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谈论谁受了精神创伤，哪家的婴儿或孩子被无力抚养或不肯抚养的父母所遗弃，但我们仍然对那些超凡的圣者所知甚少，这也是年轻人不断疑虑的原因之一。
在前喻文化的社会之中，世代间的关系并不需要过多的温情。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希望每一代人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力。儿童时代可能会使人经受许多痛苦的体验，小孩子可能会生活在叔父和姑妈的恐吓之下，他们总是通过操弄许多神秘骇人的仪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但是当这些小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为下一代着想，将其子女托给他们，由他们施以同样的仪式化行为，以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事实也是如此，有些十分坚固的前喻文化社会，如澳大利亚的土人和居住在新几内亚克兰河畔的巴拿罗人的文化，即体现了这种特性。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参加一种痛苦的仪式和成年加入仪式，或参加形态各异的共妻或性的开禁仪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些仪式都会带来痛苦，激起参加者的羞辱和恐惧。
恰如在硬木板床上睡了多年的囚犯总是梦想着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当他出狱以后却发现，他只能在硬木板床上安然入睡；又如原先吃惯粗茶淡饭的人，来到丰盛的宴席前，却仍然想吃以往并不使他感到十分可口的粗茶淡饭；人类似乎也总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自认，尽管在这种相习相衍的自认过程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快乐和兴奋多得多。那些在舒适的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的儿童，要比那些早年生活于痛苦和恐惧之中的儿童，能够更加安全地适应新的环境。在全面否定的惩罚和威胁之中培养出的文化自认感，其坚固程度往往令人惊异。民族的自认感往往是由经历的痛苦和承受痛苦的能力界定的，是由引以为骄傲的祖先们的悲壮业绩界定的，因此它也就能够在遭受剥夺和毁灭的威胁下，仍然保留在流落四方的人民之中。那些遭受了无数劫难但仍坚韧不拔的民族群体，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部落，历经数百年的迫害和流亡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永不磨灭的民族自认感。
但是，典型的前喻文化却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其成员的记忆之中，并在这里记载着以往的历史。史前社会尚没有文学，因此也不会有对以往的历史加以粉饰、歪曲的史书静卧在人们的书架上。但是，那些经由人类的双手雕凿劈削的无言的石头，却向人们述说着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家系学家们能够自由地驾驭着卷帙浩瀚的史料对历史加以浓缩，以使神话和信史能够相互吻合。“凯撒那家伙，他竟让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去村外筑路！”“盘古开天之初是混池一片的空白！”为了销毁过去的记忆，使过去仅仅以适应当时的方式流传下来，原始人对历史曾做过无数高度功能性的修改，即使那些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挚信，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自己民族的发源地、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了解，为人类学家所采用以建立文化的概念。人类学家根据这类文化的鲜明的稳定性和不变的连续性特征建立了“文化”模式，他们不仅在研究中运用这种模式，而且提供给另外那些希望凭借人类学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但是，在人类学家描述那些弱小、原始、同质、变化缓慢的社会的方法之间，在他们描述的存在于新几内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各原始部落的相互差别之间，总是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显而易见，随着时光的消逝，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也会发生许多伟大的变化。各民族散居四方，语言各异。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相距数百里的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同样能够发现，那些说着相同的语言或生活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相互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
在没有文字、没有碑文记载的史前时代，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洞悉一经出现，便会被旧有的形态所湮没。我认为，这点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化是由老一辈传给年轻人的，而那些对历史加以编纂的老一辈却对古往今来的变迁作了神话般的描述，甚或根本否认变迁。例如，一个向其它部落学会了借助帐篷宿营，刚刚在美洲广袤的平原上支起帐篷生息繁衍了三四代的部落，却可能绘声绘色地向后代描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通过模仿树叶卷曲的形状发明了帐篷。在萨摩亚，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来自新西兰的玻利尼西亚客人蒂·兰杰·希洛描述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远航的故事，每一代玻利尼西亚人的记忆中都保存着先人早期航行的神圣记载。故事结束以后，听众们都一致坚定地回答：“故事确实非常有趣，但我们萨摩亚民族的摇篮却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菲蒂尤塔（Fitiuta）。”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是玻利尼西亚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最后却不得不在巨大的刺激中求安慰，通过询问萨摩亚人现在是不是基督徒，信不信伊甸园中的上帝以求安慰！
对已知事物的可靠记忆反倒使以往的变化模糊不倩，也使变革为悠远的年代所同化。那些能够详细描述发生在以往相对稳定时期的事情的人，谈起发生在近来的不甚稳定时期内的事却可能漏洞百出。那些必须适应陌生的历史背景的事件总被笼罩在非现实的氛围之中，兹后，如果它们还被完全记着的话，那么还得去适应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而种种变化的细节，譬如变化的过程，则为人们所遗忘。只有压抑种种有碍于建立连续感和自认感的记忆，人们才能够保持文化的连续性。
即使在那种充分体现出变化观念的文化中，不论事情发生的年代的远近，运用细节去消除对林林总总的事物的记忆，足以长久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感觉。尽管这种方法连同与此有关的对自认和连续性的态度都可能一并失去，但也有可能重新获得。在文化的每一复杂层次上，都可能产生，也可以重建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就是稳定的、毫无疑义的自认感和有关生活的每一个已知方面的普遍公正感。
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每一座古老的城市，甚而每一座古老的建筑都昭示着历史的变化，但这里的移民迁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如北美或澳大利亚）以后，同样可能丧失变化的观念。这里没有古老的记载、旧时的界标，也没有市场、树木和山峦，由此繁芜而生的历史消失了，过去也被急剧浓缩。但是，人们在新的国家中的生活方式仍旧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们的饮食起居之中保留着过去的概貌。人们继续说着先前的语言；从事着古老的职业——在土地上种植葡萄，播种麦子，建造老式房屋；甚至在朗若明镜的夜晚，迢迢星汉间的北斗七星，也是那般熟悉、亲切；这一切都赋予外来的移民们以一种从未断裂的连续感。只要人们仍旧群居一处，袓父母辈仍旧被当成权威的象征，在指导耕耘、收获谷物、处理危难时他们的经验仍旧被视为不可背逆的圣典，这种现象就会一如既往。在明尼苏达北部居住的斯堪得那维亚人，他们从北欧迁徙而来，但他们的社区中至今仍盛行着早先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保留了古老的斯堪得那维亚文化。
孩提时代，人们能够十分彻底而又毫无困难地为其置身的文化所溶化，以至成年之后和其他文化成员的接触也总是那样的浅淡、谨慎而且充满敌意，这一切都决定了个人深蕴的自认感是无法变更的。个人能够在原先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多年，在那里劳作生息，甚至结婚育子，他们既不会对臼认发生疑惑，也不会欲图寻求建立新的自认。如果是整个群体的话，他们有可能象希腊人或中国人那样建立一个“不完全的移民”习惯。所有男性长大以后都辞别家中的妻子儿女渡海而去，到他国异乡的矿山、葡萄园、工厂中劳作。数代之后，人们逐渐适应了父亲暂缺的活方式，文化虽说有了改变，但仍然能够沿着原有的轨迹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但是，如果整个群体迁居于一个新的环境，祖孙三代都背井离乡，统一迁往一处的话，变化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在新的地方。人们将潺潺的流水、咆哮的海浪……，将一切自然景物都视为和家乡一般，古老的生活方式仍会保留下大部分，以使袓辈的记忆和孙辈的经验溶为一体。但事实上新的地方和家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9月初便寒气袭人，而在家乡要到10月人们才晒晒太阳；这里没有做小馅饼的葵花子，初夏采集的浆果是黑色的，不象家乡是红色的；而晚秋搜集的坚硬的干果虽说还叫着早先的名字，但形状却大不相同。这一切都给祖辈们的神聊加入新的内容：“在我们的老家哟，可不是这样的。”
对这些区别的敏悟为年轻的一代开辟了新的选择途径。他能够聆听和汲取新旧两地的不同观念，从家乡移居他处，既造成了迁徙的事实，也使年轻人的意识有所改变。如此，他可能珍惜这种反差，满怀深情地对待昔日遗留下来的令人怀旧的文物，但也可能把昔日的文物当成新生活的累赘而彻底抛弃。新的政府会要求移民们接受新的观念，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给婴儿注射预防针，纳税，规定年轻人服兵役，送孩子们去学校里学习国语。即使没有这些要求，也会有其它压力反对一切都听从老年人的。如果老年人总是谈他们曾经住过的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房屋——就象也门人迁居以色列时住过的那种房子；或者现在栖身于都市的下等公寓，却津津乐道地回忆爱尔兰式的古老而舒适的农家小屋；……总之，如果老一辈的言谈话语过多地流露出思乡怀旧的情感，这些唠叨就会引起年轻人的日益不满。因为过去的回忆无论多么美好，但毕竟无以果腹，无以抵御从旧屋的缝隙中吹进的阵阵寒风。
如此，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仍旧共同生活在移民社区中的人们能够放弃令人眷恋不舍的过去，不让对昔日生活的怀念打扰今天贫乏而单调的生活。那些曾经生活于以往的田园情趣之中，今天已经一贫如洗（如农民和无产者）的人们，也不再沉溺于对昔日的文化和历史的回忆，而是冷静地面对着目今艰难的生活。今天居住在美国东南部山区中的操英语的英伦三岛的移民后裔，过着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们的文化确实来自英伦三岛，但是，直至一次大战期间被人发现时，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迁居的山谷。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一无所知，甚至对离他们最近的大城市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同样是在那场意义深远的国王和贵族的争斗中，为了寻求宗教和政治的自由而开拓新大陆的先驱。
早先古老的文化适应于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数量的人口。但是，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文化却是日薄西山，正日益衰落，在南美居住的印第安人十分善于编织，但他们只会编织装饰身体的佩带，而不会编织衣服。有些民族，其祖先来自有着严谨组织体系的帝国，但现在他们的亲族关系却成了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一些民族，如玛雅人和克列特岛人，虽然并未迁居他处，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却已分崩离析，他们已经丧失了祖先文化的大部分内在特质。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着文化的本质。我认为，我们能够对变化的本质作出有益的区分，我们也能够指出在历史的那一点上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从此人们不再继续谈论前喻文化，而把现存的一切看成是不同于前喻文化的另一类型的文化。前喻文化及那种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仍在语言和忠诚观念方面保持着前喻方式的文化，其基本的和确定的特征是，由祖孙三代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都把他们的文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的祖辈和父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在这种状况下，人的全部行为中，习得的文化模式行为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很大，而有意识造就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则很小。比如，人们指着圣诞节吃的馅饼说三道四，但马铃薯中放多少盐却无人计较。人们谈论着仓库门上画的防止牛奶变酸的符咒，但却无人过问饲料堆和牛奶棚的设置。如何关怀人和某些动物，男女之间的细微差异，饮食起居的习惯，存钱和用钱的方法，以及喜悦和痛苦的反应，如此等等，都是一系列的由上代至下代的传递行为。对这些行为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一致性和普遍性，但这些行为都深深地潜藏于意识的表层之下。正是这种未加标定的、非言语的、无意识的特征，给前喻文化以及所有含有前喻特征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在成年时期学习一种新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前喻型学习也可能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来没有谁正正经经地教导那些外国来的移民该如何行走。正如一位第一次购买侨居国服装，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穿戴的妇女一样，她开始穿上街上其他女人穿的那种古怪的服装时极不舒服——这种衣服是套头式的，而不象原先是开襟式的，但随后她也会慢慢适应这种服装式样，并因此而具备侨居国妇女的绰约风姿。其他妇女对她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她们把新来者当成自己人，而不当成陌生人，带她进入寝室，并进而十分信任她。如果是一位男子穿上侨居国的新式服装，他会懂得站立的时候什么场合下能够、什么场合下不能够把手插在口袋里，以免引起他人的评头品足，甚至招致他人的不满。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许多方面就象生活于本土文化中的儿童的学习过程一样，他们学些什么不会受到特殊的训练和指导，因此也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而居住在这位陌生的外来者附近的居民，就象终生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老人一样，也很少会对自己的习惯行为发生疑问。
这两个条件，即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似乎是前喻文化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前喻文化能够在自我意识的混乱和反叛之后一次次地得以重建，说明了前喻文化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化，即它所保留下来的内容，至少绝大部分对于当代人和他们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力。所有存在于古老的手稿和历史之中，存在于档案和法典之中的差异和矛盾，都能够为同样经得起分析的系统所重新吸收，因为没有人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提出疑问，它们潜藏于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
这些未经分析的文化行为愈是接近观察者的行为，人们对它的分析便愈加困难，甚至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莫不如此。二次大战期间，除了那些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对日本、中国、缅甸和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观察者（人们称其为“中国通”）之外，其它地区的观察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一旦将文化分析应用于欧洲文化时，便会引起那些乐意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分析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欧洲文化包含了许多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似的未加分析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看成是未受文化之局限、行动自由的个体的欧美国家的成员，都反对进行与其相关的分析，比如，反对研究者对德国、苏联或英国文化进行分析。
与此相应，如果人们对以前喻方式建立的特殊文化行为模式进行的分析既未超越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恰好符合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往往会使人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之感。人们总是认为，其他人在体质上、社会进化的层次上和他们有所不同，因而在遗传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他们。这种未加分析的盲目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却可能竭力地宣称，他们所信奉的是种族和阶级以社会的而非遗传的因素所决定的科学论断。人际之间的差异无论何时都将存在，而人们仍将死守着遗传学的解释。那些认为其他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差异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当个人最终能够接受对具有相同体质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的不同行为所进行的文化解释时，在他们的眼里，文化的差异将是最为真实的差异。
这种深蕴的、未加分析而又模糊不清的执拗，是从那些从不发问的长辈和移居新的文化中的成员们那里学来的。如果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既成为人类科学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又成为有关人类科学将更加繁荣的社会舆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种执拗将有助于人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且人们了解到他们所说的语言和自己邻居所说的不同，了解到语言是从小学会的，但也能够为说他种语言的人学会，他们就可能去学习第二或第三种语言，有意识地创造语法，并对自己的语言予以改造。在这一方面，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和人类的遗传无关的。从对感情深处的洞悉，到对行为举止方面的细微差异的分析，总之，对一文化的全面理解，和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并无过多的区别。但是，全面的理解需要各种不同的工具，需要运用以照相机、录音机和其它分析器材武装起来的听觉和视觉器官。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不同形式的前喻文化，以及文明程度迥然不同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代表着从狩猎和采集时代起到目今的工业时代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一系列不同时期。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已有的概念和工具去研究这些民族。尽管原始民族、愚昧的农民以及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和都市贫民窟中的被剥削者们，无法直接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全部见闻，我们还是能够记录他们的行为，作为日后分析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架照相机，让他们去拍摄自己的生活景况，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之下所无法直接观察的事情。人类已知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默默地昭示，经过1000多年的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在并喻文化期间，人们从父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从同辈那里学习新的经验）的洗礼，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