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孤生(1)

　　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从一条小巷尽头飘到了街上，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童年生活。接着香味被砰的一声的关门声切断了。

　　他已经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个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显然不是一件聪明的事，因为你到那里的次数，都是被人仔细记录着的。从原则上讲，一个党员除了睡觉的时候，是不允许有自己独处的时间的。只要你不是在吃饭睡觉或者是工作，那就一定是在参加某种娱乐性质的集会。如果不是，或者让人觉得你有点不合群，喜欢独处，那就真的危险了。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但是这四月的芳香空气引诱着他来到了这里。像这样的天也是第一次给了他温暖的感觉，于是他突然想远离中心站那厌烦的游戏，枯燥的报告，还有只能靠杜松子酒维持的同志关系。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后又往北，迷失在一些他从没见过的街道上，也不知道走向什么地方。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这句话在他脑海里不断出现，这是一个神秘的真理，而且也很荒谬。

　　这里曾经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他在它东北方向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

　　这条街道是用鹅卵石铺成的，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人行道旁奇怪的破落的大门就像是老鼠洞一样，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是一摊摊脏水。

　　街道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多得吓人。这里有漂亮的少女，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唇膏，有疯狂追逐她们的少年，有走路摇晃的肥婆，就像是十几年后这些漂亮的姑娘，还有驼着背迈着八字步的老头儿，没有穿鞋的小孩子在玩着脏水，一听到母亲的呵斥就向四处逃窜。街上几乎四分之一的玻璃窗是被打破后用木板钉上的。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少数人在小心地偷偷观察着他。有两个身材粗壮的女人，两条红得像砖头似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不过，如果你是我，也会像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你可没有我要操心的那些事儿啊。’”“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可不就是这样嘛。”

　　刺耳的说话声突然停止了。温斯顿经过她们身边时，两个女人投来了带有敌意的目光。更确切地说是警觉，她们僵在那不动，像是看到了野兽一样。在这样一条街上，党员的蓝制服显得格外显眼。的确，他本不该出现在这样一条街上，除非是执行公务，否则就会惹麻烦了。

　　要是再碰上个巡逻队，一定会被查问的。“同志，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好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虽然没有规定说只能走一条路回家，但这一定会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

　　突然之间，一阵报警的惊叫声使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大家都像兔子一般蹿进了门洞。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蹿了出来，一把把一个还在玩脏水的孩子藏进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又蹿了回去，这一切动作就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刹那。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从小巷里出来，他身上的那件黑衣服就像个六角手风琴，他一边指着天空一边朝温斯顿跑过来。

　　“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给火箭弹起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在这种事情上，无产者总是对的。直觉告诉他，在几秒钟之前他们就能预知火箭弹的来临，尽管它的速度要比声音快得多。温斯顿紧抱着头，只听轰隆一声，像是要把整条街都掀起来似的，附近窗口被震碎的玻璃像雷阵雨似的掉到他的背上。

　　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前方两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被那颗炸弹炸掉了，有一股黑烟在空中盘旋着，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人们纷纷围在了瓦砾周围。从人行道前面的一堆墙灰中，能看到一道猩红色的东西。走近看时，才发现是一只被炸断的手。除了靠近手腕的地方被炸得血污一片，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血色，像是石膏一样，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温斯顿把它踢开，然后躲开人群，拐进了右手边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被炸的地方。附近街道又像往常一样，人流四处涌动，就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小酒吧里挤了满满的无产者。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被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处，中间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靠着他使劲瞧着那报纸。即使看不清表情，温斯顿也能知道他们有多认真。他们应该是在看一条很重要的新闻。他在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人中的其中两个突然吵了起来，看上去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你他妈的就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两年多的中奖号码都被我记在一张纸上了，就在我家里呢！每一次都没漏过，完完整整地记下来了。我可以肯定，就没有末尾是七的号码--”

　　“中过了，中过了！我他妈的可以把那个号码完整地告诉你。四○七，最后一个数字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去你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公尺开外回头看时，他们仍兴奋地争论着，很是认真。每星期，彩票只开奖一次，奖金不少。对于无产者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彩票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不是活着的唯一理由，起码也是重要理由。这是他们活着的乐趣，他们的兴奋剂，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只要是提到彩票，即使是大字不识的人也能精确地计算，而且在这方面，他们的记忆力惊人的厉害。有很多人就是靠着帮别人预测号码、卖一些吉利的物件活着的。

　　经营彩票不关温斯顿的事，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想要做到这件事并不难。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需要牢记这样一句话。你把它解释一下，听起来就很有道理。看一看人行道上从你身边走过的人，这就成为了一种信仰。温斯顿从那条街一直往下走，这里似曾相识，不远处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声。从街道的转弯处一直走到尽头是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打蔫儿的蔬菜。这时温斯顿终于想起这是哪儿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做日记簿的旧货铺子了。他还曾经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买过笔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留了一会儿，有一家昏暗的小酒吧在小巷的那一头，窗户上积的尘垢就像是结的霜。一个上了岁数的人，虽然弯着腰，但动作依然敏捷，白色的胡子就像明虾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觉得这个老头儿肯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像他这样的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能和消失了

　　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关联的了。在革命前，思想已经成形的人，党内已经几乎没有了。老一代的人，大部分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被消灭掉了，少数存活下来的那些也被政治吓怕了，不敢再有什么活思想了。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如实地向你作一番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又有一段从历史教科书中抄下来的话出现在了温斯顿的脑海里，他突然发了疯似的要去酒吧找那个老头儿，想要问个明白。他要这么对他说：

　　“你能跟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吗？那时候的日子和现在相比怎么样？”

　　他急急忙忙地朝那酒吧走去，生怕晚了一步，心中不免害怕起来。

　　他要是这样做，一定是疯了。虽然党内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同无产者聊天，或者禁止出入无产者的酒吧，但是毕竟没人会来这儿跟无产者说话，所以这样做太引人注意了。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就说是因为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也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发了霉的啤酒和干酪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感觉到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蓝制服。屋子那边在玩投镖游戏的人，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好像和酒保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高大的年轻人，长着鹰钩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狠狠地挺起腰板儿冲着酒保说，“你说这个劳什子的鬼地方就没有一品脱装的缸子？”

　　“什么叫他妈的一品脱？”酒保拿手指尖抵着柜台，往前探出身子。

　　“你们听听！还酒保哩，都不知道一品脱！跟你说，一品脱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快教你念ABC啦。”

　　“没听说过，”酒保干脆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就这么卖。

　　喏，杯子在那儿，你眼前那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儿挺执拗，“倒一品脱多省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可没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全都在树上住着呢！”酒保朝旁边的顾客瞥了一眼。

　　他们哄堂大笑，温斯顿带来的沉静仿佛也已烟消云散。老头儿胡子拉碴的脸涨得通红。他转过身，自顾自地叨叨咕咕，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扶住了他。

　　“能请你喝一杯吗？”温斯顿说。

　　“你真够绅士。”老头儿又挺直了腰板儿。他仿佛看也不看温斯顿的工作服。

　　“一品脱！”他凶巴巴地向那酒保说，“一品脱咕噜！”

　　酒保取了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桶里涮了涮，打上半公升黑糊糊的啤酒。无产者店里，只喝得到啤酒，杜松子酒照说不准他们喝，其实他们要搞到手也容易得很。投镖赛重新热闹起来，柜台前的那伙人又聊起他们的彩票。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记得有个穿制服的温斯顿还在这儿。窗下有一张松木桌，他跟老头儿在那儿聊，就不用怕给谁偷听到。这样做固然是万分危险，但是，这屋里却没有电幕！刚一进屋，温斯顿就弄清这一点啦。

　　“他就是得给我一品脱：”老头儿放下酒杯坐下来，嘟囔道，“半公升不够喝，喝不足性。一公升又忒多，勾我撒尿。钱又贵！”

　　“从年轻那会儿起，你准见好多事情都变啦。”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儿那浅蓝色的眼睛从投镖板瞅到柜台，又从柜台瞅到男厕所，仿佛就等着酒吧变个样子。

　　“那会儿啤酒才好呢！”他终于说道，“还便宜呢！那会儿我还年轻，我们管淡啤酒就叫咕噜。一品脱才四便士！当然啦，那是在战前。”

　　“哪次战前呀？”温斯顿问。

　　“管它哪次。”老头儿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了腰板儿。

　　“祝你健康！”他瘦瘦的脖子上，喉结一阵上下乱动，快得惊人，啤酒便给解决了。温斯顿到柜台去，又带回两个半公升来。老头儿仿佛忘了他不喜欢喝一公升啦。

　　“你比我大好多，”温斯顿说道，“我还没生下来，你就长大啦。你应该还记得从前，革命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年轻人，对那会儿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光从书上读到过，谁知道书上讲得对不对。

　　我想听你说说。历史书说，革命前的生活跟现在一点儿也不一样。那

　　会儿人人吃苦受穷，简直穷得吓人，生活糟糕得想都想不出来。我们伦敦城，好多人一辈子就没吃到过饱饭，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儿，他们九岁就失了学，他们一个屋子要住十个人。

　　可是同时，还有那么几千个人，叫做资本家，却是有钱有势。所有好东西都得归他们。他们住着好房子，三十个仆人伺候着，坐的是汽车跟四驾马车。他们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那老头儿突然活跃起来。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这一提，我才忽然记起。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见过了。高礼帽，早就过时了。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就是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但至少也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你知道的，要不是为了参加葬礼，我也不会去租它。”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地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人，才是真正当家做主的人。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是一个工人，那就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随意地对待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会像牲口一样被他们运到加拿大去；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就叫人用九尾鞭抽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每个资本家后面都会跟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眼睛又一亮。

　　“走狗！”他说道，“我可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狗！总是让我想起以前的事来。我还记得，哎，也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了，那时星期天的下午，我常常会到海德公园听别人聊天。什么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说得最好。他总是那样称呼他们，‘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这并不是自己想知道的。

　　“我想要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比那时更自由？他们更把你当人看？以前，有钱人，那些所谓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叫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他们有钱，所以就把你的身份看得下贱了？就像见面时，你得称呼他们为‘老爷’，脱帽鞠躬，是这样吗？”

　　老头儿似乎在仔细回忆着。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看到你见他们时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喜欢那样做的，不过常常还是这样做的。可以说，你不得不那么做。”

　　“他们那些人真的会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吗？这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我曾经被推过一次，”老头儿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像是昨天的事儿。那天晚上正好是举行划舟赛，大家都喝得烂醉。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上等年轻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穿一件黑大衣。他晃晃悠悠地走在人行道上，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我说：‘这路又不是你的！’

　　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上来就朝我胸口猛地一推。我几乎就被他推到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我也年轻，气得我刚要还手，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