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就像人们所说的“掌握了故事的全部”呢？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故事的全部”。那雅典县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只是一条情况很糟的河流改道了吗？绝对不是。这个故事关系到学校和城镇、河流和道路、人类和自然、真和美。很明显，雅典县的故事也在各个地方上演，每一处都暗喻着人类的状况。或许有人认为我是夸大其词，然而事实正是如我所说。
1977年，查理和南希刚搬到纽约市，查理自愿去义务修剪第42大道上的所有公共树木。“在我的内心深处，在我的灵魂中，我都还是个农村男孩。”查理这么说。他有一次骑自行车出了事故受了伤，不得不停下休息一阵子，但伤一好，他还是把修剪树木这件事继续了下来。直到德奥来了以后，坚持认为查理胳膊的伤要求他不能再干那么辛苦的劳动，查理这才放弃了这项工作。
沃尔夫夫妇常到各地旅行。在布朗大学任教时，查理开了一门叫做“技术和道德秩序”的课，这门课上他最喜欢的学生是埃塞尔伯特·丘库，他也是南希家的世交，来自尼日利亚。丘库现在是一位应用数学教授，他邀请南希和查理帮他在尼日利亚建一所理工大学，二人马上就答应了。沃尔夫夫妇曾在尼日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约拉镇待了两年，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两个人。南希还记得第一次坐车到尼日利亚偏僻的北部时，她注视着车窗外匆匆闪过的城镇：排水沟都是露天的，房子和商店的墙是煤渣砌起来，屋顶是皱皱巴巴的锌皮，汽车的废旧轮胎和零部件散落得到处都是。这些都让她想起了她小时候走在新泽西第一高速时的场景。而在远处，她看见一片传统的村落——圆形的房子，茅草屋上的孔洞里升起袅袅炊烟。在南希眼里，这一切都美极了。这是她对尼日利亚的第一印象，一个纠结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社会，这一印象在接下来两年越发强烈起来。
在约拉，查理帮丘库把新大学办了起来，并在那儿教尼日利亚学生“技术和道德秩序”这门课程。南希教学生们艺术，但她觉得自己从学生身上学到的，比她教给他们还要多。
“我在尼日利亚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在那里，艺术并不是生活之外的东西，不是人们花钱去购买的商品，而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南希后来这样形容道。她开始对尼日利亚有了更多了解。她觉得，传统的尼日利亚工艺“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秩序感”。很多年之后，南希告诉一位艺术批评家：“我想，人们都希望在内在心灵和外在世界间找到某种秩序和联系，这是人之常情。”
有这样的经历，就更容易理解沃尔夫夫妇为什么会那么友好地对待一个非洲的年轻人，并冒险收留他。那时，德奥处境极为窘迫，亟需帮助。南希还记得，他们邀请德奥来家共进晚餐时第一次见到了他，德奥努力试着同他们说英语，但是南希听着很难受，那种感觉，就像听口吃的人说话时听者心里觉得着急别扭那样。在那种情况下，她和查理决定先不告诉德奥他们俩以前在非洲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德奥的经历更吸引人，而且那时他们之间的交流又是那么费力。对南希来说，谈话简直就是折磨她的神经。南希说，吃饭的时候她脑子里会不停地想：“这个人瘦得皮包骨头了！他得多吃东西！”
也是在这顿晚饭上，查理说，他认定德奥是个“正派”的人。听德奥向他们描述自己饱经磨难的祖国时，查理就认为德奥是个“有深度”的人。
那时查理已经年过六旬，南希也已五十多岁，他们已经不再年轻，而且公寓也并不宽敞，同时还要用来做查理的办公室和南希的画室。很多年前，有一阵子查理要在外地待上半年进行教学，南希就让莱利亚，也就是后来的奥马利夫人搬过来一起住。莱利亚原本打算查理一回来她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他们三个相处得非常融洽，也没有必要搬出去。
“你就住下吧！”查理很明确地说。莱利亚和沃尔夫夫妇分担一些开支，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住了差不多四年。因此，德奥也不是第一位同沃尔夫夫妇共同生活的人。
说起南希时，查理告诉我：“她总是在担心这、担心那。”查理这么说时，南希回应道：“不过是些确实让人担心的事。”他们不知道让一个陌生人搬过来住这个决定到底是好是坏，但是起码有一件事他们非常肯定：自己从不后悔作了这个决定。
我们坐在起居间，说起他们还没见到德奥时，报纸和电视上都是关于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新闻。因为他们曾经在尼日利亚待过一段时间，所以这些报道让南希尤为震惊。南希觉得，在尼日利亚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尼日利亚生活时，南希对现世的忧虑和苦恼都更为强烈。约拉的大学附近曾爆发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派别争斗，那时她和查理不得不一直躲在安全隐蔽的地方。这次派别斗争最终导致了大约两千人被杀。正因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因此在看到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新闻时，他们的体会更为深刻。
“你们曾留意过卢旺达的消息？”我说。
“哦，上帝！”南希发出了一声叹息。
“留意？”查理回答，“和所有人一样，我们急迫地关注着每一条最新动态。”
“电视里只要有相关的镜头，”南希说，“我都不会错过。”
“1994年4月，那时我去了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查理说，“我一开始并不知情，直到回到了纽约，我才听说这些可怕的事情。”
南希说，那时她已经从广播里听了太多残酷无情的屠杀行为，也看了太多漂浮着尸体的卢旺达河流的画面。
“我看了太多、听了太多，但我不敢同人讨论这件事情，我难过极了，甚至不敢再去读那些新闻。不管怎样，后来莎伦跟我们提起德奥，说起他从布隆迪来，我那时并不知道卢旺达和布隆迪之间有什么联系。”
直到莎伦带着德奥到家里吃饭，南希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经历了内战和种族屠杀：“莎伦替德奥介绍说，布隆迪发生的暴乱和卢旺达的情形基本一致，而这些他全都经历了。那时还有一件事特别让我感兴趣，德奥说屠杀爆发时，他正在布隆迪读医学三年级，而他的爸爸是个普通的牧人。我们在尼日利亚的时候见过富拉尼族人放牧，常在山坡或山脚看见成片的牛群、年轻小伙和牧牛人。我们知道那种生活状态，那看起来和医学院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
“看着那些骑在牛背上的男孩，赶着牛群，里面可能就有像德奥一样的孩子，”查理说，“只不过他是在布隆迪，而我们在尼日利亚。就像我在纽约街头看见的那些搬运工，那些在超市工作的人们，他们中大多数都是非洲裔。”
“你可能会想：‘这个人从哪儿来的？’”我说。
“也会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潜力呢？”查理继续说，“但是他们的潜力很有可能不会被发掘，也无法展现，更无法让他人共享。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毕竟我们不能在路上随便拦下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就是德奥，说：‘哦，你看起来是个聪明、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不来一起吃顿饭呢？’不，这绝对不可能。”
自从见了德奥后，南希和查理一直关注莎伦为德奥找住处这件事情。有一次，当看到莎伦失败那么多次后，他们告诉莎伦他们想让德奥搬到自己那里住，但事后又却给莎伦打电话告诉她不行。就这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莎伦终于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她为德奥找到了住所——一个临时接受吸毒者和酗酒者进行康复的旅馆。只要德奥能参与团体疗法，他就可以住在那儿，但问题是德奥根本没有那些问题。
“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让德奥经历这些。”查理说。他告诉莎伦：“让德奥搬过来吧。”
“莎伦非常非常地执著，”南希说，“她是一位相当坚强的女性。”
我第一次到圣托玛斯教堂去拜访莎伦时，她告诉我她最近刚同南希与查理聊过一次。
“他们说德奥是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礼物，是他们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中最好的一件。你知道的，他们没有孩子，我想德奥让他们的生活有了依托。”
莎伦的这一说法让我很好奇。也许收留德奥不单单是沃尔夫夫妇自己作出的决定，或许也可以说是德奥经历了千万周折找到了他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奥最先找到的是莎伦。
我第一次去教区看莎伦那天下了雨，她刚到时披着一件塑料雨衣，因为背着一个背包，肩膀稍稍前倾。这便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十分深刻——特别是那件雨衣，是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那种。就像德奥第一次看见她时一样，她还是十分漂亮，但是是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她的皮肤依然白皙，但金色的头发开始慢慢变白。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同时拥有十分丰富的精神世界，毫不矫饰做作。
莎伦带我在教区周围转了转：我们去了那个厨房，她和德奥第一次遇见时，德奥就是把东西送到这儿；那个信箱，她就是在那儿收到了德奥的那封求助信；还有那间地下室，她和德奥有时就在那里吃简单的午饭，也是在那儿帮德奥找到了穿去派对的衣服，虽然德奥不想穿也不想去。我们走到教堂正厅时，一个声音喊到：“你是最好的人！”
莎伦转过身去。阴暗处，有个男人坐在教堂后面的长凳上。
“谢谢你，”莎伦和他说话，“很高兴能见到你。”
“她是最好的人！”那男人说，我想他是在和我说话。
“他是个酒鬼，也差不多无家可归，但是他不想谈起这些。”莎伦低声告诉我。我们往圣坛走过去，莎伦负责在圣托玛斯教堂买花并布置这些花。她刚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摆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方就是圣坛。
我注视着这个布置，由衷地赞叹她插的花非常漂亮。“而且你是自学的！”我说。
“对，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插花了，”她说，“不是买的，而是采些野花。我们有家务事列表，我哥哥先从中挑出要干的，因为他是最大的孩子。我一直想在厨房桌子上摆上些花，从小我就能从人身上看到一种色彩，就是那人的品格。”
“真的？”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德奥是什么颜色？”
“我现在不那么做了，”莎伦说。她十几岁的时候，有个神经学家听说了她这种用色彩辨别人的天赋，就和她见了一面。“但那时我一句话都没说。”莎伦说。
“但我觉得，你能把人和色彩联系在一起是件很棒的事情。”我说。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
“虽然现在不这么做了，但也没什么不好。”
“也许这种能力现在变成了潜意识吧，我也不清楚。”
“这么说来，”我说，“如果你还可以把人和色彩联系在一起的话，德奥是什么颜色呢？”
莎伦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定定地望着圣坛，然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我觉得，或许有点像紫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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