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2)

　　早在1937年，我就开始构思这本书的主题，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写下来。等到写完之后，我发现要将其付梓显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当前图书十分稀缺，任何东西只要冠以书的名义就能“大卖”），后来果然有四个出版商拒绝刊行这本书。只有一个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其中两个出版反俄罗斯图书已经很多年，另外那个向来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某个出版商20刚开始倒是接受了这本书，但在做出初步的安排之后，他决定咨询信息部21的意见；该部警告他，或者毋宁说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这本书。下面的文字摘录自他的来信：

　　我提到了信息部某个高官就《动物农场》给我的意见。坦白说，他的看法促使我深思……现在我明白它为什么会被认为非常不适合在当前出版。如果这个寓言只是泛泛地影射独裁者和独裁统治，那是毫无问题的；但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个寓言完全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它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还有就是，如果寓言里的统治阶级不是猪，那可能还不是太得罪人（我不知道这个修改建议是某先生本人的看法，还是源自信息部，但看上去带着官方的烙印——奥威尔注）。我认为让猪来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是很敏感的。

　　这种事情不是个好迹象。政府部门显然不应拥有对非官方资助的图书进行审查的权力（涉及国家安全的审查除外，这在战时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当前言论和思想自由面临的主要危险并不直接来自信息部或者任何官方主体。如果现在的出版商或者编辑利用职权不让涉及某些话题的内容付印，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大众的意见。在这个国家，知识的懦弱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敌人中最糟糕的，这在我看来已经是无需讨论的事实。

　　任何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只要凭良心说话，都会承认战争期间官方的审查不算特别讨厌。我们并没有受制于那种非常有理由出现的极权主义“调控”。新闻出版界的抱怨诚然是有原因的，但政府表现得很好，而且一直以来对少数派的意见也是出奇地容忍。英国出版审查的恶劣之处在于，它大体上是自愿的。不受大众欢迎的思想可能会被噤声，可能带来麻烦的事实可能会遭遮蔽，而且这完全不需要官方下禁令。任何人只要在国外生活得足够长久，都会知道有许多轰动的重大事件——足以成为头条新闻的大事——完全被排斥在英国的媒体之外，这不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提到那些事情“不太好”。就报纸而言，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英国新闻业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大多数报纸掌控在几个富人手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去封杀某些话题。这种披着面纱的审查也出现在图书和杂志出版业，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等领域。反正英国社会向来有一套正统的思想，一些大家认为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接受的观念。有些话没人禁止你说，但是你说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在女士面前提到裤子“不太好”那样。谁要是敢挑战这种主流的正统思想，谁就会很快被剥夺发言的机会。真正不合时宜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被听见的，无论是在普通的报纸上还是在高端的杂志上。

　　当前主流的正统思想要求大家对苏俄只能敬仰，不能批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也几乎是每个人都遵守的。任何批评苏维埃政权的严肃文章，或者揭露苏维埃政府宁可隐瞒的事实的报道，都没有什么发表的机会。而奇怪的是，这种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大拍盟国马屁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真正提倡言论自由的社会。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维埃政府，但你至少有很大的自由去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能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但攻击丘吉尔倒是十分安全，无论是在图书里还是在期刊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开头两三年我们为国家的存亡而奋斗，期间有无数提倡向德国忍辱求和的图书、宣传册和文章没有受到干预就得以出版。另外，它们出版后也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快。只要不涉及苏联的声誉，言论自由的原则是相当受支持的。目前也有许多别的话题是被禁止的，我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但最病态的是社会上对待苏联的主流态度。它和从前一样是自发的，并不是任何团体施压的结果。

　　自1941年以后，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总是照搬和重复俄国人的宣传，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后来几件事情上，他们也表现得奴性十足。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俄国人的观点，然后再予以公布，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或知识分子的颜面。比如说，英国广播公司在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时竟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22。这就好比纪念特拉法加海战23而不提纳尔逊24，但英国的知识界没有人出来表达抗议。而在谈到几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时，英国的媒体几乎都站在俄国人支持的派别那边，谴责对立的派别，有时甚至不惜掩盖真相。南斯拉夫祖国军的领袖米哈伊洛维奇25上校是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俄国人在南斯拉夫扶植的是铁托26将军，他们指责米哈伊洛维奇和德国人勾结。英国的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种指责，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得不到辩白的机会，而与此相反的事实则彻底登不了报。1943年7月，德国人悬赏十万金克朗捉拿铁托，也为活捉米哈伊洛维奇开出了相同的赏格。英国媒体大肆报道了捉拿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家媒体用很小的字体提到米哈伊洛维奇也被悬赏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继续指控后者跟德国人勾结。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时英国的左翼媒体也抨击了俄罗斯人打算摧毁的几个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任何为这些派别辩护的言论都是登不了报的，哪怕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目前，英国的媒体不仅会指摘对苏联的严肃批评，有时候还会刻意掩饰这种批评的存在。比如说，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写了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本传记自然含有不少偏见，但它是有销路的。有个美国出版商准备将其推向市场，并且已经下厂印刷，我相信他还寄出不少预读本请人撰写书评。但这时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收回。英国媒体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事，尽管这本书的出现和它被封杀的事情是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