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2)

　　就像弗里曼·戴森总喜欢说的那样，大自然的想象力比人类的想象力要丰富。他还举出了物理和生物世界的丰富性、物理形式和生命形态的多样性。我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对这种丰富性的研究方式就是发现健康和疾病的各种具体表现，各种形式的个体的适应过程，生命体面对生命的种种挑战和无常变化时，对自己所做的调试和重整。

　　缺陷、紊乱、疾患，从这个意义上说，扮演的就是复杂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角色。它们激发了生命体的各项潜能；若是没有它们，这些发展和进化的潜能，人们可能不仅看不到，而且无法想象。疾病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作用，它的激发创造性的潜能，也形成了本书讨论的核心主题。

　　因此，在人们面对疾病的发展而感觉恐惧无助时，不妨试着把它看做是在调动身体的创造潜能--你看，它们虽然破坏了生理活动的某些路径、某些方式，但它们同时也在迫使神经系统使用其他的路径或者方式，迫使身体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成长或者进化。这种发展或疾病的另一面是我几乎在每个病人身上都能看到的东西，而且这正是我在这里特别希望阐述的。

　　A. R. 卢瑞亚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他曾仔细研究患有脑部肿瘤、大脑受过外伤以及抽风但存活时间又很长的病人，以及他们得以存活所采取的方法和适应途径。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比同时代任何神经学学者都更突出。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和他的导师维果茨基一起研究过患有失明和听觉障碍的孩子。维果茨基强调的是这些孩子的完美无缺，而不是他们的缺陷和不健全，他写道：

　　每一个残疾的孩子，都代表身体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形态……如果说失聪和失明的孩子也可以获得正常孩子同样的发育水平，那么这个有缺陷的孩子使用的就是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另外一种途径，采取另外一种手段成长。对于教育者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每一个孩子所采取路径的独特性，一定要通过那条路径来引导他们。这种独特性可以把残疾者身体的“负面因素”转化为补偿所得的“正面因素”。

　　出现在这些病人身上的那些顽强的适应性让卢瑞亚觉得，应该对人的大脑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程式化的、静止的器官，而是应该把它看做一个动态的、活跃的、可以有效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系统，足以作出改变和自我进化，不停地调整以适应生命体的需要。首先来说，就是要在大脑出现任何障碍和紊乱的情况下，尽量去构造逻辑一致的“自我”和“外部世界”。显然，大脑的不同部位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细微差异：大脑中有数以百计的细小区域，每一个区域对每一种认知和行为方式都至关重要--从对色彩和运动的感知，到个人可能具有的智识倾向。最为神奇和让人迷惑的是，在形成“自我”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部位是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并发挥作用的。

　　大脑这种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它还逐渐左右了我自己对病人以及他们生命的观念。其影响之深让我有时禁不住想，是否有必要给“健康”和“疾病”重新下个定义呢？那样的话，就能用肌体创造新的组织和秩序的能力来对它们进行衡量，人们可以适应这种改变后的、特殊的配置和需要，而不是再刻板僵化地使用“正常”的概念。

　　疾病意味着生命遇到了波折，但是这种波折也并不是一定会出现的。几乎我所有的病人，至少在我看来，不管碰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他们都在努力追求积极的生活--尽管他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但恰好就是因为这些状况，才使得他们得以快乐、安然地活着。

　　这就是本书7个故事的本质--人类的精神。7个故事的主人公以这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在这里相遇。本书中的人物都曾遭受精神疾病的侵袭，患有图雷特综合征、自闭症、健忘症，还有全色盲。他们是这些病症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栖息的独特的（一定意义上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

　　这些都是幸存者的故事，是身体状况被改变（有时是被彻底改变）后的幸存者的故事。因为我们身体固有的那种奇妙（有时又是危险的）的重建和适应能力，他们才得以幸存下来。在我以前写的书里，往往集中阐述在神经疾患的冲击下，“自我”的“保存”以及“自我”的“丧失”（这种情况写得较少）。我现在意识到，使用这样的词汇也许太简单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是自我的保存，也不是自我的丧失，更多的是一种适应、一种调整，甚至是一种蜕变，他们的大脑和“现实”都被彻底改变了。

　　内科医生需要对病人在疾患刺激下的“个性”和内心世界进行研究。但是患者所处的境况，他们大脑构造的自我世界，是无法通过从外部观察他们的行为得知的。作为客观的科学方法的补充，我们必须采用一种设身处地的处理方法，就像福柯所写的，“跃入病态意识的内部，努力从病人自己的角度去观察病理的世界”。对于这种直觉和移情的性质和必要性，再也没有人比G. K. 切斯特顿通过他的精神侦探（布朗神父）之口所说的话更恰当的了。当有人问布朗神父他的方法和秘诀时，他回答说：

　　科学是一种神奇的工具，就它的实际意义而言，“科学”一词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词汇之一。不过，当今世界，人们在说起这个词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时候人们会说侦查是一门科学呢？什么时候人们会说犯罪学是一门科学呢？在说科学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意味着，必须要从一个人的外部来观察他，仿佛他是一只巨大的昆虫；他们说这种方法是不带偏见的，我却说这种方法是毫无人性的。他们需要让自己和研究对象离得远远的，好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遥远的史前怪兽；紧紧盯着他那“罪犯的颅骨”，就像是在研究犀牛鼻子上长出的怪角。当科学家在说一个人的时候，从不意味着他在说自己，他说的经常只是他的邻居，那个境况不如他的邻居。我不否认，偏见有时可能是非常好的，可是在一定意义上，它本身就是科学的反面。它不仅不会让我们获得知识，实际上还会压抑我们原有的对世界的认知。它是在把一个朋友作为陌生人来看待，并且假装他们的熟识是非常遥远而且神秘的存在。这就好比人的两眼之间有一个昆虫吻部一样的东西，而这使他每二十四小时就会奇怪地昏倒，不省人事。好了，你们所说的“秘诀”恰恰不是什么“秘诀”。我不想维持一定的距离来观察人，我要努力深入他的内心。

　　要对这种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绝不是在咨询室或诊室里能够做到的。法国神经学学者弗朗索瓦·莱赫米特对此尤为敏锐，他就不只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观察病情，而是常去病人的家里探望，带他们去饭店或者剧院，或是开车载他们同行，尽最大可能和病人分享生活中的一切。从事普通全科诊疗的内科医生的做法与此很相似，或者说曾与此很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的父亲90岁还不愿意退休的时候，我们说：“至少你不用再出诊了。”可他却回答：“不。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就是不能不出诊。”

　　父亲的话深深影响了我，像他一样，我也脱掉自己的白大褂，离开工作了25年的医院，开始深入病人在我诊所之外的实际生活。我试图像一个博物学家那样观察生活的各种稀有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我又像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神经人类学家；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像一个内科医生那样，给这儿打电话，给那儿打电话，然后四处出诊，到人类生存经验的边缘去作诊断。

　　本书中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些“变形记”，记录由神经问题带来的变化。而且，无论普通人觉得他们如何怪异，这些生存状况都是人类自然形态的一部分，都不该遭受丝毫贬损或嘲笑。

　　奥利弗·萨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