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她有思考的时间，他补充说：
“就约在下周二，行吗？”
“下周二？”
“是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我一定去！”
她害羞地转过她的脸，弗雷德利克趁势将嘴唇吻在她的颈子上。
她羞答答地说：
“哎！这样不好吧，你会让我后悔的！”
他害怕女人变化无常，就走开了。然后，他站在门槛上，轻轻地嘀咕着，似乎有一件事情谈妥了：
“星期二再见！”
她谨慎而温顺地低下了她的秀眼。
弗雷德利克的心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
他希望在他们约会的时候下一场大雨，或者是烈日当空，于是，他就可以让她在一个门廊下面躲一躲，只要把她引到了门廊下面，就可以把她带进屋子里，困难的是不容易找到这样一栋合适的小房子。
于是，他就开始寻找，来到特隆舍大街的中段，他从远处就看到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套房出租，家具齐全。”
伙计知道他的来意，马上带他去看一楼与二楼夹层间的一个卧房和一间有两个出口的浴室。弗雷德利克租了一个月，并预付了租金。
随后，他连跑三家商店，买了一些最稀有的香料。他弄到了一块假的镂空花边的布料，用来代替难看的红棉布脚毯。他还选购了一双蓝色缎子拖鞋，由于害怕自己在购物时显得过于粗俗，因而尽量加以克制。他带着一大堆所买的东西回到住所，比那些到临时祭坛领圣体的人还要虔诚，他把家具的位子重新调整一下，亲自挂上帐帘，往壁炉里添些柴火，在五屉柜上摆放一束紫罗兰，他恨不得把整个房间里铺上金子。他心里暗暗地想：“幸福的时刻就在明天，是的，就在明天！我不是在做梦。”他怀着狂热的希望，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他把钥匙放在口袋里随身带走，就像幸福就睡在里面，会随时飞掉。
他家里有一封母亲的来信：
你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你的行为开始变得可笑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你起初对这门婚事有些犹豫，然而，无论如何你得仔细考虑考虑！
她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有四万五千镑的地租收入。况且，“这件事情已经议论纷纷了”；而罗克先生正等着一个确切的回答。至于那位姑娘，她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她非常爱你。”
弗雷德利克没有看完就把信扔掉了；他拆开另一封信，这是戴洛里耶写来的一张便条：
我的老朋友：
梨子已经成熟了。根据你禀承的诺言，我们相信你。明天黎明时分，在先贤祠广场集合。从苏弗洛咖啡馆进去，在示威游行之前，我必须同你谈谈。
“哦！他们要游行，我知道。谢天谢地！我有一个更开心的约会呢。”
第二天十一点钟，弗雷德利克就出门了。他想最后看一眼所准备的情况，因为，谁知道，她会以任何一种偶然的机会提前到达呢？从特隆舍街出来，他听到玛德兰教堂后面有一阵巨大的喧哗声；他往前走着，发现广场的左后方，有一些穿工作服的人和资产者。
事情是这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要在这个地方召集改革派宴会的所有签名的成员。内阁差不多立即公布了一个禁止集会的告示。头一天晚上，国会反对派已经放弃了集会的计划；可是，这些爱国的同胞们不知道首脑们已经作出了这个决定，他们都按时参加集会，还跟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各学校的代表刚刚到奥迪隆·巴罗奥迪隆·巴罗(1791—1873)是保王党反对派首领，改革派宴会的发起人。家里去过，现在又到外交部去了。他们还不知道宴会是否举行，政府是否使用威胁手段，国民自卫军是否要出面干涉。大家怨恨议员，犹如怨恨当局一样。集会的人群越来越多，突然，广场的上空响起了《马赛曲》的嘹亮的歌声。
这是大学生的纵队走过来了。他们排成两行，正步向前行进，秩序井然，面色愤激，赤手空拳，他们不时地喊着：
“改革万岁！打倒基佐！”
当然，弗雷德利克的朋友们也在队伍里。他们马上就会发现他，把他也拉进游行的队伍里。他赶快躲向阿卡德大街。
大学生们在玛德兰广场绕了两圈，就朝协和广场走过去，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远远望去，堆积的人群就像一片随风荡漾的麦田。
与此同时，在教堂的左边，国民军的士兵排成了战斗的方阵。
然而，一群群的人仍然滞留在那儿不动。为了驱散他们，便衣警察抓走了几个最死硬分子，粗暴地将其带到治安哨所。弗雷德利克看在眼里，尽管感到愤慨，但不敢做声。否则，警察就会像抓别人一样，把他也抓走；他就会错过同阿尔努夫人的幽会。
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巴黎保安警察出现了。他们用刀面向四周的人群敲打，有一匹马摔倒了，有些人跑去救护骑兵；但是当骑兵重新蹬上了马鞍时，他们又都跑开了。
此时，四周一片寂静，霏霏的细雨淋湿了街上柏油路面。现在雨停了，云散了，西风轻轻地将残云扫开。
弗雷德利克开始跑向特隆舍街，一会儿看看前面，一会儿看看后面。
两点钟敲过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啊！正是现在，她从家里出来了，她正向这里走来”；过了一分钟之后，他心里想：“她还得一会儿时间才能到达。”直到三点钟，他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不会的，她不会迟到的，再耐心等一等！”
由于闲得无事，他细细观察着大街上仅有的几家店铺：一家书店，一家马具店，一家丧服店。不一会儿，他就看完了所有作品的名字，认识了所有的马具，知道了所有布料。店里的经销商目睹着他在这里来回不停地转悠，先是感到很奇怪，然后又感到很害怕，最后干脆把店门都关了。
她肯定是有什么事耽搁了，她一定在为此难受。但是，再过一会儿该是多么快乐呀！——因为，她马上就快到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她已经答应过我！”可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在占据着他的心。
由于在外面等得实在无聊，他回到了旅馆，似乎在那里可以碰见她一样。也许就在此刻，她已到达了街头。他立即奔出去，一个人也没看见，他又开始在人行道上闲逛。
他仔细察看着石板路面的缝隙，屋檐上的天沟口，沿街门面上的挂灯和门牌号码。哪怕是很小的一件物品，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伴侣，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嘲笑他的观众。在他看来，那些有规则的屋面也是冷酷无情的。他的脚下冻得难受，感到劳累疲惫得不得了，好像要溶解似的。他脚步的回响声震撼着他的头颅。
当他看到手表已经四点时，他觉得一阵晕眩，有一种恐怖感。他努力地背诵诗歌，想着什么，计算着什么，或者是瞎编一些故事。可是不能呀！阿尔努夫人的影子纠缠着他，他恨不得跑到前面去迎接她，但是，走哪一条路才不至于互相错过呢？
他喊住一个邮差，放五个法郎在他手上，委托他到天堂街跑一趟，去阿尔努家里，向门房打听一下“太太是否在家”。然后，他站在费尔姆街和特隆舍街的转弯处，以便同时看到两条街上的行人。在眼睛视线所及的远处林阴大道的尽头，有模模糊糊的人群在蠕动着。他有时可以辨认出龙骑兵的羽翎，女人的帽子，他睁大眼睛想认出她来。一位穿着破衣服的小男孩指着盒子里的一只旱獭，微笑着请他给点施舍。
一位穿着呢绒上衣的男子回来说：“门房没有看见她出去。”是谁把她留在了家里呢？她如果是生病了，门房早就会告诉的！是不是有人来访？最简单的就是不接见任何人。他捶着他的额头。
“啊！我真是糊涂！原来今天是暴动这里的暴动指的是1848年二月革命。原计划的第十二区宴会取消后，反对派决定2月22号上午在玛德兰广场举行宴会，但受了干预，激昂的革命群众不顾政府禁令和组织者的叛变，仍然冒雨于2月22日上午在玛德兰广常植坏盟焕？”这种自然的解释，使他感到了某种安慰。接着，他突然想道：“她居住的那个区没有闹事。”于是，一种可怕的疑窦侵袭着他。“如果是她不来呢？如果她的承诺只是一句用来骗我的空话呢？不！不会的！”是什么事情阻止了她呢，这一定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一件事先难以预料到的事情。如果是这种情况，她会写信来的。于是，他打发旅馆的一位伙计到他伦佛尔街的住所去，看看有没有信来。
伙计没有带来任何信，没有消息，他倒反而安心了。
他从手心里随意抓着硬币的数量，从行人的脸色进行观测，从马的颜色进行判断，以此来做着种种预测，当预兆不吉利时，他就尽量不去相信。当他愤怒至极的时候，他就攻击阿尔努夫人，轻声地咒骂她。随后，他全身乏力，几乎昏过去。突然，他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她马上就要来了，她就在那里，就在他的身后。等他转身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有一次，在大约三十步开外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位身材同阿尔努夫人相似的女人，也是穿着同样的连衣裙。他急忙追上她，一看却不是。
五点钟到了！五点半！六点！街上的煤气灯亮了，却还不见阿尔努夫人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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