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女人的尝试。我的灵魂不会离开你，但愿上帝把一切祝福都施加在你的头上。”
她像母亲般地亲吻着他的额头。
但是，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最后向他要一把剪刀。
她取下她的梳子，满头白发披散下来。
她突然狠心地齐根剪下一大把长发说：
“留着吧！永别了！”
她出去后，弗雷德利克打开了窗户。看见阿尔努太太站在人行道上，做了一个手势，拦下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她登上马车，车子开走了。
于是，他们的情缘就这样了结了。
七
那一年的初冬时节，弗雷德利克和戴洛里耶围坐在火炉边谈心，他们已摈弃前嫌，重归于好，他们天生的命运注定他们要永远相聚相爱。
弗雷德利克简略地讲了一下他和党布罗斯夫人分手的情况，她后来同一位英国人结婚了。
而另一位却绝口不提他是怎样娶上罗克小姐的。只是告诉他，有一天，他的老婆同一个唱歌的私奔了。为了洗刷那顶绿帽子带给他的笑话，他热衷于谋求政治权力，以至于弄巧成拙，连累到了他的省长职位。他被免职了。后来，他到阿尔及利亚去做过殖民长官，当过阿拉伯总督的秘书，报馆的经理，广告代理人，最后在一家实业公司的诉讼事务所当职员。
而弗雷德利克呢，他在吃光了三分之二的财产之后，现在只得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随后，他们互相通报了一下他们以前那些朋友的情况。
马蒂龙现在做了参议员。
余索奈谋取了高职，掌管着所有的剧院和新闻事业。
西伊，笃信宗教，如今已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居住在祖传的一栋城堡里。
白勒兰先是投身于傅立叶主义，后又学习顺势疗法顺势疗法是德意志人哈里曼(1755—1843)创立的一种治疗理论，其原则是以病治病，以毒攻毒。，贩卖活动桌，从事哥特艺术和人道主义绘画，最后成了一名摄影师。在巴黎所有的城墙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穿着一身黑礼服，身材瘦小，脑袋硕大。
弗雷德利克问道：
“你的好朋友塞内卡尔呢？”
“失踪了！我不知道，没有他的音讯！你呢，你那伟大的爱情阿尔努夫人呢？”
“她可能去了罗马，同她的当骑兵中尉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她的丈夫呢？”
“去年死了。”
律师说：
“啊！”
接着，他敲着自己的额头说：
“对了，前一天，我在一家小店子里碰到了那位女元帅，她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是她认养的。她是那位名叫乌德里的某位先生的遗孀，如今发福了，胖得出奇，像个大南瓜。真是松垮了，从前她的腰身是那么细嫩。”
戴洛里耶并不隐瞒，他曾在她失望之时，趁机尝过她的鲜，亲身体会过她的细腰。
再说，这是你那一天允许我这样做的。
他以前也对阿尔努夫人有过非分之想，但他对此一直守口如瓶，而现在却主动说出他和女元帅偷鸡摸狗的事，这种招供正好是一种补偿。弗雷德利克已经原谅了他，因为他那次对阿尔努太太的不轨企图并没有得逞。
虽然对戴洛里耶的不道德行为有些气恼，但他仍然佯装着笑脸。提到女元帅，他又想起了华娜斯。
戴洛里耶后来从未见过她，其他经常来阿尔努家的那些人，他也没见过他们，但特别对勒冉巴尔记忆犹新。
“他还健在吗？”
“总算勉强地活着！每天黄昏的时候，他很规律地从格拉蒙街慢吞吞地走到蒙马特尔大街，站在哪家咖啡馆的门前，气喘吁吁，身子弯成两截，干瘪憔悴，活像一个幽灵。”
“那么，贡班呢？”
弗雷德利克高兴得叫了一声，请临时政府前任代表告诉他有关小牛犊头的奥秘。
“这是一种英国的进口货，为了嘲笑王党分子在一月三十日举行的仪式，独立党人举行一个大型宴会，在宴会上吃小牛犊头，并用头盖骨盛红葡萄酒喝，以此庆祝斯图亚特王朝的灭亡。热月政变以后，那些恐怖党人也组织了一个同样的兄弟会，这证明类似的荒唐之举比比皆是。”
“我觉得你现在对政治不太关心了。”
律师回答：
“由于年龄关系吧。”
于是他们概括性地总结了一下各自的人生。
他们二人都是生活的失败者，虚度光阴，一事无成，一个幻想着爱情，一个梦想着权力。是什么理由让他们都失败了呢？
弗雷德利克说：
“这也许是没有走正道的缘故吧！”
“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可我呢，正好相反，我的过错就在于过分正直，遇事没有考虑到许多次要的细节，而正是这些比什么都要命。我呀，是逻辑性太强了，而你老兄呢，是感情太重。”
然后，他们抱怨着机遇，环境以及自己出生的这个时代。
弗雷德利克接着说：
“我们从前有着远大的抱负，描绘未来的蓝图，而如今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曾记得在桑斯中学的时候，你想写一部哲学批评史，我呢，想写一部关于中世纪诺让的伟大小说，并且从弗罗瓦萨尔的著作中找到了写作的主题：描写布罗卡尔·德·菲雷斯特朗热爵爷和特鲁瓦的主教如何攻击欧斯塔什·德·昂布勒西古尔爵爷大人的。你还记得吗？”
他们追忆着自己的青春时代，每说一句话，就彼此问一问：“你还记得吗？”
他们仿佛又重新看见了中学的院子，小教堂，会客室，楼梯底下的讲武堂，学监和学生们的一张张面孔，有一位名叫昂热勒马尔的凡尔赛人，用旧皮靴裁剪绑鞋底的带子，米尔巴勒先生和他的红夹髯，线条画和绘画的两位教员，总是争吵的瓦罗和苏里雷，那个波兰人，哥白尼的同乡，总是带着一个纸板做的行星系图，这是一个流动讲学的天文学家，讲学的每场报酬就是请他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还有就是在散步的时候，有一次大吃大喝，酩酊大醉，再就是开始学习抽烟的烟斗，奖学金的颁发，假期的欢乐。
那是一八三七年的假期，他们到那位土耳其女人的家里去逛。
大家这样称呼一个真名叫佐拉伊德·土耳克的女人，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一位土耳其女人，这样就增加了她的那栋坐落在城墙后面、位于河边的住宅的诗意。甚至在盛夏，她的房子周围有大片的树阴，窗口上摆着一大盆木犀花，旁边有瓶金鱼，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她家的房子。有一些穿着白色短衫的女孩子，脸上抹着脂粉，垂着长耳环，看见有人经过时，就拍打着玻璃；到了晚上，她们就站在门口，用嘶哑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歌曲。
这个堕落的黄色场子，向全区发出了神秘的光彩。人们用委婉的词语来特指这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有一条某某街，——在那座桥头下面。”周围的农妇都为她们的丈夫而提心吊胆，资产阶级的太太们都为她们的女仆而忧心忡忡，因为县长先生的女厨师就在那儿被人发现了。不用说，这儿对那些红男绿女具有神秘的诱惑力。
因而，在一个礼拜天，当大家在做晚祈祷的时候，弗雷德利克和戴洛里耶，事先烫好了头发，在莫罗太太的花园里采了一些花，然后从通向田野的边门出去，在葡萄园里绕了一个大圈圈，来到渔场，从这里溜进土耳其女人的屋里，手里始终拿着一大把花。
弗雷德利克献上他的一束花，就像一位情人献给他的未婚妻一样。然而，天气的炎热，对陌生人的担心，一种内心的愧疚，直至很高兴地看到，有许多妇女受他支配，都十分感激他，他脸色变得苍白，呆在那里不向前进，也不说一句话。女人们都笑了，开心地看着他的尴尬相。他以为她们在取笑他，便逃了出来，由于弗雷德利克有钱，戴洛里耶便乖乖地跟着他走。
女人们目睹着他俩出来。这个故事三年以后还没有人忘记。
他们津津乐道地说个没完，这一位补充着另一位的回忆，临到讲完之后，弗雷德利克说道：
“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戴洛里耶应声道：
“是的，也许是的吧？那是我们最美好的幸福时刻！”
(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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