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2010年、2012年，朔州市朔城区吉庄村连续举办了两届乡村旅游端午文化节，吸引了省市诸多媒体的关注，最为名噪一时的，就是村里的三大王庙，也即桑干神庙。据说，该庙是全国唯一仅存的北魏拓跋神庙，供奉的三位拓跋主神在蒙元王朝时被封为“显应洪济王”、“协应广济王”和“孚应浦济王”，负责统治桑干之龙，地方旱涝取决于一念，所以地位显赫非同一般。
吉庄的三大王庙之所以没有遭致“文革”的无情横扫，主要因为当年生产队占为粮仓，结果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反倒终遭废弃，结果毁损得摇摇欲坠，其中一幅珍贵的壁画遭人盗割，两位大王的头颅不翼而飞。直到2009年新一届村委会主任林建国上任，才化缘集资修复了神庙，也是聚拢人心、挖掘文化的有效举措之一，广受村民的拥护。
2009年10月份，三大王庙的修复工程基本告竣，需要物色专人看管，结果村民李兴富当了一名驻庙的庙祝。庙祝算一个书面的名字，村里人一般俗称“驻庙老道”，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总得有个勤快踏实的名声，就此也说明李兴富口碑不错。李兴富排行老二，小名叫“二拉友”，年轻人听起来，谐音有点“I love you”的读法，虽说似是而非，却也饶为有趣。
自从进庙以来，李兴富的日常程序非常规律，所谓“上香插烛、添油掌火；门窗户牖、晨启暮闭”，而首先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是净手上香。时间也固定，夏时5点钟，冬时7点钟，雷打不动，这一早课完了，才开始清扫庙内各处卫生，接着是自己早餐时间，饭后就敞开庙门，恭候善男信女，不论来者多少，一概不得脱岗。确实，周而复始有些枯燥和缠身，但李兴富全无怨言。
神庙规模虽小，却不是拓跋大王所垄断，而是香火共享，诸神杂居的。一共7为神仙，李兴富的称谓是：大王爷，龙王爷，关公爷，马王爷，孤魂爷，文师爷，送子奶奶。大王爷居于正殿，左右还有二大王和三大王，身高丈余，都为泥塑彩绘；龙王爷居于东殿，则是木雕彩绘，个头不足一米，应该叫出府龙王，方便村民抬出去流动祈雨；西殿为三眼马王爷，是面目威严杀气腾腾的画像；关公爷是铜塑，原来庙内没有，由城里一位名叫李树珍的女士开了小车送来，个头有如常人，造价不菲；还有文师爷和送子奶奶，本来东殿属于二位，却是壁画，重修时新做了泥塑，供在东禅房。文师爷就是文昌帝君，送子奶奶就是送子观音，这些已经佛道混淆了，没有那么多讲究。
李兴富每天上香，不能颠倒次序。首先是正殿的大王兄弟，其次龙王、关公，再次马王，接着孤魂爷，最后是奶奶、文昌。倒不是神仙们谁主谁次，主要依照方位而定：先正后偏，东上西下，由北向南。这些规矩，都是开光时道教协会的李道长教给李兴富的。上香一共四处，每处三柱，动作务求一丝不苟：第一步毕恭毕敬焚香，第二步持香作揖，第三步插香，第四步跪地叩三头，第五步起来再作一揖，才算完毕。遇到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是神仙的活动日，李兴富还要在院子中央的大香炉里再点三柱高香；到了四月初八的祈子或者端午节的祈雨活动，场面更为隆重，许多人都见过的。
若让李兴富论述，各位神仙中最重要的还数孤魂爷。孤魂爷无影无形，只在正殿外廊的西墙角设计了尺余见方的神龛，砖雕的外廓，整个龛体嵌入墙面，想来原先供有神像，可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了。此神专司平安，当然无形足以胜之有形。实际上应该是阎王爷的行脚办公点，起码有勾魂的鬼卒把守。村里但有小孩丢了魂，都得来这里喊叫寻找；再者有人过世，鬼卒都要把亡魂捆绑带回这里寄押，三日地里孝子准备举行丧葬出殡仪式，需要半夜来这里上香并供奉四个馒头，然后叫魂回去，直到楹钉封了棺材，才往奈何桥边再送。比如“妈呀，回吧！”或者“爹呀，回吧”，阴森之气很重，叫魂一直叫到自家门口，再由孝妇跪迎，不许哭，也要叫着：“回来吧，回来吧”，一边上香烧纸。这就是传统的“叫庙”仪式，是每一次丧事必须进行的环节。李兴富的祖上有一位前辈三步娃，曾经在庙院看戏，忽然痛哭失声，别人问他哭什么，他抽泣说：“这一院人都死呀！”听得不入耳，却是真理，试想谁能逃过一死？那么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就注定终有要到孤魂爷跟前签到的一天。
但凡叫庙，李兴富都要候应，想象着一位接一位的亡魂从他起居的西禅房窗外飘忽而过。那么究竟有无鬼神？李兴富的回答是“yes”。他说，之前的若干年，因为村子靠近公路，年年村里都要因为车祸屈死六七位村民，自从重修三大王庙后香火传继，孤魂爷宽心了，所以将近四年多时间，全村再没有发生一起车祸死亡事故。“恭敬神常在，处诚圣有灵”么，信之则有。还是初来庙内，李兴富推了小平车清理殿后小园的垃圾，晚些装满一车没来得及倾倒，累得就先睡了，半夜却听得小平车辘辘作响，清清楚楚是车轮碾过禅房前碎石铺好的院面，他想肯定是蟊贼把车子偷去了，却也不敢出来，生怕力薄斗贼不过。早上起来才到后院一看，小平车原地未动，甚至装好的垃圾都没有动过的痕迹，心中释然：看来是自己清理垃圾受到神仙们的赞誉，故而显灵。还有几次，李兴富说，夜静时分听到过惊堂木拍案的叠声巨响，引得全村狗叫，他认为那是孤魂爷审案子，也就不足为怪，第二天果然有人去世。
既然迷信，李兴富在神前上香跪拜越发虔诚。有些时候，透过缭绕的轻烟，他看着神仙们的表情变得生动丰富，眼神能够把他的所有心思看穿似的，于是他的感叹油然而生：“各位神仙待我不薄，善待我了啊。”
回想自己半生倥偬，李兴富心下坦然，没什么可抱怨的。
李兴富是吉庄李家兰花院的后人，与改革开放之初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李文富是同胞兄弟。关于兰花院的旧闻，起自于旧社会的前辈老者三步娃。三步娃是个另类，比如捣碎鸡毛搓绳子挽在腰间，比如臂绑畚箕从窑头跃下学飞鸟等等怪诞，被村民侧目，谓之“脱寡”，意思是比较出格吧；然后又出了一位后辈李俊，吹嘘自家种起的兰花烟草苗茎茁壮堪比庙殿的立柱，更使人们谈及兰花院就要窃笑。客观对比，兰花院一族素来穷苦潦倒，相当于乡村寒门，只是“兰花院”这一名字未免沾染了贬义色彩，用李兴富的话说，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他感觉值得提起的是族人李廷安曾经在上世纪末担任过浑源县的副县长，那才比较光彩。
同样，李兴富的父亲李观，也还名气不俗。上年纪的村民回忆，民国年间吉庄人组成马帮，长途往太原一带贩运胡油，经常在雁门关附近遭遇劫匪。李观武功高强，善使一条鞭杆，专门打人手腕，少有敌手；一次随同马帮路过雁门关的关沟，遇到一伙土匪来袭，他挺身而出，打残众匪大获全胜，号称“鞭打一关沟”，以后令土匪闻之色变。然而，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在李兴富眼里不过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自他记事已经解放，父亲一直给大队耕田抓粪任劳任怨，浑然看不出任何过人之处，也不向儿子传授武学，什么“鞭打一关沟”，对儿子而言不过是一个传说。李兴富替父亲总结说：共产党的天下，社会平稳，学武术毫无用处，吃不开了。
1956年时，8岁的李兴富和同龄小孩一样上了小学，不料刚到4年级，就遇到了1960年的大饥荒，饿得眼冒金星，只好辍学，小小年纪就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当时李兴富一家在3队，全队有6辆小驴车，队长一律安排李兴富之类不足龄的劳力赶驴车，相对一些重体力劳动还算轻松。一般是拉炭、送粪和收秋。拉炭需上杨涧煤矿，一车600斤，送粪每天10趟，收秋营生不等。总之都有定额，每天1个工分，好时7角，差时5角。其时，李兴富的一个姐姐已经嫁到邻村东榆林村，年长他10岁的哥哥李文富在副业队学电焊，28岁时迎娶了马跳庄的媳妇，碹起三间土窑分家另过；家中只有李兴富留在父母身边，三口人全都下地，也就是余粮户。
24岁那年，李兴富结婚了，时间是1972年。媳妇杨玉兰比李兴富小4岁，是杨涧村人，其父还是杨涧煤矿的长期工人，家境相对不错。媒人是李兴富的姨姨，介绍男女见面之后，由双方父母拍板，说行就行了，二人没啥恋爱经历。彩礼800元，李兴富自家攒住一半，另外400元向舅舅借来补空，首先背了外债。婚礼的时候，大队派出马车迎娶新娘，显得很排场，但新房不行，就跟父母住在三间破旧的土窑里。第二年李兴富的女儿李玉桃出生，居住空间越发紧张。因此，就像一篇小说叫《李顺大造屋》所描写的一样，不论盖房或者碹窑就成了李兴富下一步的主要奋斗目标。
但是何其遥远啊。
到女儿6个月时，杨玉兰忽然胳膊疼痛，急忙到城里的医院检查，被诊断竟是先天性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引起急性风湿性症状发作，成了风湿性心脏病，医生说在当时医疗的条件下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只能注意保养，服药维持，期盼日后医疗发达了能有奇迹出现。李兴富听得如披冰雪手脚冰凉，但是“没事怕有事，有事不怕事”，他接受了现实无情的打击。伺候妻子住院一个多月，花出去1000多元，其中还得再向小姨子借了500元。回村后他对妻子百般照料，无奈妻子的病情仍然时有反复，特别是容易感冒，住医院成了家常便饭。马拉松的求医过程，使得花钱无数，就像无底洞一样，李兴富拆东墙补西墙如牛负重，少有喘息的余地；没多久父亲李观去世，丧葬费再花去一笔，家里就穷得在村里都数一数二了，安居工程也只好被无限期搁浅。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在乡下至今市场不衰。杨玉兰越是生病，对李家传宗接代之心越是焦迫，终于在她27岁那年，有了第一个男孩子，取名李根红。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无乳可哺，只好花钱把孩子雇奶到东邵庄村。孩子1岁时已经会叫妈妈，杨玉兰喜不自禁，一次抱回来前去戏场秀了一番，村里人都夸是个好娃娃。然而灾难又一次不期而至。孩子13个月那会儿，奶妈参加喜宴让他受了风寒，高烧不退，李兴富赶紧带着进城住院，竟是严重的脑膜炎，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保住了小命，然而留下终身残疾。眼看两岁、三岁了，还是不会说话，再也没喊过一声“妈妈”，显然成了哑巴。在这一阴影下，杨玉兰不惜破釜沉舟，在大儿子5岁之际，又有了二儿子，取名李玉成。其时李兴富已经36岁，人到中年。
其时吉庄刚刚实行包产到户，李兴富全家承包了8亩责任田。种地不多，主要想依靠副业。之前李兴富当副车倌，与李开银搭档本小队的一辆胶轮大马车，一旦大集体散伙了就优先合伙买断下来，包括1辆车子、4匹骡子，一共作价5000元，挂在账上。恰逢神头二电厂建设施工，他们赶车为工地拉运石料，一直跑动了两年，挣来的钱刚够为集体还钱，盈余寥寥。随即电厂完工，业务也就没了。包产到户本就是分散种田的改革之举，家庭单元适合使用单匹牲口的小平车，李兴富的哥哥李文富就是靠着焊小平车成了吉庄第一家万元户；那么大马车势必在村里失去用武之地，很快李兴富和李开银就无力为继，看看骡子们一天天忍饥受饿变得瘦骨嶙峋，只好选择出血甩卖，连车带骡子处理给二道贩子，总共得到1500元。
养马车就此拉到了。李兴富除了种地，开始常年在山上的采石场打工，赚些钱全部用于妻子看病。妻子的身体已经日益衰弱，热了要感冒，冷了也要感冒，慢慢地病毒攻心，心血管、脑血管都出现栓塞。期间饱受忧虑的老母亲也走了。过两年眼看哑儿9岁到了学龄，李兴富不甘心放弃，指望他好歹学些本领，所以托人送进设在怀仁县的雁北地区聋哑学校就读，每年的学杂费将近500元。那个时候也不算小钱，一位国家教师的月薪也就是百元左右吧。
期间小儿子也在村里的小学上学。老师反映李玉成聪明好学，倒给贫病交加的李兴富夫妻带来莫大的安慰。而哑儿在怀仁学习5年后，蹒跚走入社会，也没人能够了解他是怎么想的，反正在家里呆了没几年，就跟着一帮子聋哑同学走南闯北，满世界乱跑，甚至远到广州上海，又不能电话联系，过节也不回来，就像失去了踪影。李兴富对大儿子也没奈何，他最为担心的是妻子的生命不会长久，可能导致家庭的崩溃，那样小儿子学习再好，肯定是个半途而废。女儿李玉桃从小就理解父亲，正如《红灯记》李铁梅的唱词：“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上八百斤”，所以当她20岁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时，决意不离父亲左右，因而不怕遭致别人议论，选择招赘了一位可以可以理解她的内蒙小伙子落户吉庄，做了上门女婿。她从新婚伊始就一直替代着母亲的职责，一人兼顾两家的家务。小两口就在村里寻房寄居，女婿打工挣些钱多数补贴进来，致使他像岳父一样，想盖一处房子都属空谈。横向比较，同年龄的女伴们多着有老可啃，已经很少像李玉桃那样光景过得寒碜的了。
杨玉兰苦苦熬到1998年，生命终于油尽灯枯。那时她已经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躺下又无法呼吸，只能坐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能最后再见哑儿一面，但临终她看着李兴富的眼神充满了歉疚，向被自己拖累了20多年的丈夫表示发自内心的亏欠，却没有力气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了。那一刻李兴富潸然泪下。其时李玉成已在村边的神头职中初中班上了初二，多亏姐姐的无私操持，家庭没有散架，一箪食，一豆羹，使得父子两每顿好歹保证了一口热饭果腹，许多次李兴富都觉得有愧女儿，想说一句感谢女儿的掏心话，都不知从何开口。
妻子的病故，带给李兴富沉重的悲伤。但是李兴富绝不允许自己一蹶不振，因为小儿子一直是班里拔尖的学生，培养他努力读书是做父亲的最大的心愿，而且李兴富相信也是妻子的遗愿，假如将来自己去了另一个世界，必须给妻子一个交代。客观说来，妻子的辞世却也卸掉了李兴富肩头沉重的负担，起码再不用考虑无休止的医疗费支出。他下了决心，准备扑下身子轻装上阵，挣钱供小儿子上学。
干什么呢？当然也是靠山吃山。
吉庄村背靠洪涛山，自古以来开山取石都是村里的副业，三大王庙内遗留的一块石碑记载清朝同治年间村民修葺神庙时的资金来源说：“适开契吾山，得钱6万余”，而大集体时村里办起采石场同样收入颇丰。无疑开山就能赚钱。特别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里的个体副业异常繁荣，村民们纷纷占据洪涛山脚的几个小山包，开办了20多家采石场，还有白灰窑80多座，一时间夹着皮包的小老板比肩继踵。窥到一些门道的李兴富也瞅准了这趟末班车，妻子去世的第二年他就挑选老虎围小山的一处空隙，挖开一个小坑，蚂蚁啃骨头似的，一小车一小车推去土层砾石，露出岩层，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型采石场，炸取块石销售。村民李维龙兄弟在附近烧石灰，产品悉数供应包头第二化工厂化工厂，销路没啥问题。李维龙同情李兴富的遭际，当然更感觉李兴富诚信可靠，石料数量充足，尺寸合格，所以全部包购，并且从不拖欠款额。一般每日拉运30公分的石料20～30汽车，每车6立方，价格25元；每车要装30小平车，李兴富需要雇人，每装一小车6角钱，劳务费18元；差价7元中，再去除炸药成本以及雇用爆破工的费用，剩下就是李兴富的蝇头小利。
当然，李兴富也进入小老板的行列，采石场滚雪球式的运转，很快外债都还了。相反，兄长李文富经历了第一家万元户的荣耀后，不防跌入人生低谷，他家大儿子存如养汽车跑运输败下阵来，忽然于1996年的端午节离家出走，自此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再无音讯。耳边经常听着兄长的声声长叹，李兴富不由地越发牵挂自己的哑儿，也不知他身在何处。但是没有料到，就在李兴富望穿双眼的时候，多年流浪的哑儿居然神奇地回来了，半大小子变成20岁出头的大后生，还给父亲带回1000多元钱。李兴富那个高兴就别提了，他吃力地比比划划向儿子表达说，家里经济好转了，再不要出去受罪了。或许受尽饥寒交迫的李根红对生存有了比常人更为深刻的体验，或许他懂得了去感受父亲为他牵肠挂肚的煎熬，因此真的不跑了，留在家里，起初到采石场给父亲干干杂工，随即学会开车，被别人雇去驾驶卡车拉石头，每月也能收入600元。
两个儿子，就是李兴富的奔头；有奔头，就有劲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盘点一下资金的周转，李兴富下一步琢磨着量力而行扩大再生产。2003年，他添置了一台二手打砸碎石机，另行加工建筑用1～4公分碎石。这一项投资不能算少：购买碎石机2万元，铺设电线、配套了变压器又2万多元，缴纳电力公司手续费5000元，还因为私自架电需要层层打通关节，送出去1万多元好处费，总计3万5千元。不过赶上了房地产的热门，碎石市场看好，李兴富投产后每年又有3万多元的利润，加上白灰石料的进项，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他在村里算得上中等光景了。
吉庄的有钱人家多了，一处处大瓦房栉比而起。不过，李兴富仍旧无暇盖房。他的二儿子到城里的民营学校飞翔学校读了高中，学费生活费日渐看涨，每年都在将近1万元，而且，他的哑巴哥哥也该成家。李根红有一位城里的哑巴朋友，与常人写字交流很是轻松，一次来到村里，李兴富给他写了一张纸条，指着哑儿表示：“你帮助替他介绍一个媳妇，我送你500元媒人费。”那位哑巴似乎胸有成竹，当即带着李根红走了。隔天他们回来，李兴富询问看中没有，哑儿伸出一个中指，意思是中等，差不多。于是李兴富租了一辆出租车，带上自己的两个小姨子做参谋，随同李根红和哑巴媒人赶到城西李家窑村的女方家中求亲。女孩刚刚20岁，也是小时候因病致哑，和李根红同病相惜，互不相嫌，愿意缘定终生。女孩的母亲倒是很通达，生怕女儿受委屈，经过哑巴媒人的两面斡旋，说好收取男方2万元保证金，以防中途变卦；另外女孩的聘金是4万元。李兴富没说的，将6万元一次性交付媒人，即行订婚。接着李文富又给哑儿买了一辆名牌的五羊本田摩托车，他骑着去岳母家时很是体面。
就是同年也即2004年的6月，李兴富的二儿子李玉成高中毕业在朔州是一中补习一年后参加了高考。他由于平日学习用功，冲刺又拼尽了全力，考完以后被一场重感冒击倒在城里住院，老父亲陪伺在侧，恰好老师打来电话，说是入学通知书已经送到学校。李兴富惊喜欲狂，拔步跑到朔州市一中，找到儿子的班主任何树花老师，签字取了录取通知书。何老师说：“560分，考好了。恭喜呀，孩子考上了武汉中南大学。”还把800元补习押金还给李兴富，说：“孩子没有母亲，你这个当父亲的不容易。告诉孩子好好学习。”李兴富叠声致谢，然后屁颠屁颠跑回医院，把录取通知书原封交给儿子，儿子翻来覆去看罢，拿起手机跟老师通话，兴奋地说个没完没了，那时李兴富静静地坐在病床边，端详着儿子，好几番悄悄地抹去泪水。
跟着李兴富喜事盈门。二儿子迈进理想的大学校园后一个多月，大儿子举办了婚礼，一年后小孙子出生，姑姑给取了小名叫“众众”，寓意人丁兴旺；学名是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二叔给取的，咬文嚼字叫“李瑞韬”。在医院检查，没什么听觉反常。当爷爷的看着孙子宽心啊，没他别的事，媳妇没奶就由他供应奶粉吧。在众众顺利成长的几年，李玉成读完大学，又考取了本校研究生。据他提供的数字，上大学4年，父亲给了他一共6万多元；公费研究生3年，比较省钱也花了3万多元。花钱还是其次。他说，父亲的正直和诚实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传给他最宝贵的财富。
本来李兴富仍在与时俱进。2008年初，他的采石场实行了股份制，侄女婿购买了装载机等于入股，说好两家平均分红，这样节省了雇车装载石料的费用。爷俩好好的干了半年，不料政策突变。因为国家举办奥运会，环保问题成了头等大事。那年6月份，朔州市出台措施，进行环保整治，吉庄村的所有采石场和白灰窑全都没有手续，一律被责令限期关停。李文富先是接到关停文书，勉强拖了几日，土地部门出动执法人员，扣押了装载机，并罚款1万元。他和侄女婿每人5000元分担，前去交了罚款赎回装载机。若要正式办理开山手续，需要投资数百万元，村里没人可以办下来，所以吉庄的一条靠山吃山的致富之路告以中断，包括李文富采石场就此关门大吉。装载机还归侄女婿开走，建起的看场小房子弃置，变压器扔回院子成了废品。再就是一台碎石机，被李文富按废铁卖了8000元，固定资产的残值仅此而已。
时也运也命也，李文富平静地接受了造化的无奈。人家说“五十而知天命”，他已经倏忽60岁了，更也知道天命。“若不开山卖石料，我是愁也愁死了，哪里谈得上大儿子娶媳妇、二儿子上大学？”他这样念叨着，对那座业已支离破损终于获得安静的老虎围小山包充满崇敬，膜拜之感生由肺腑。偶然照照镜子，李兴富发现岁月在他脸上不易察觉就留下深刻的印痕，皱纹堆叠老态龙钟，真是人生苦短，光阴如水。回想开办采石场以来的近10个年头，说起来轻松，而一步步走过来却是多么艰难……他知道，往后自己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折腾。心里服老了。
回了家，李兴富依旧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8亩责任田本来留给大儿子，可是去地里一看竟是草盛苗稀，李兴富也没事了，还得自己接手耕作，小老板恢复了老农原形。二儿子上读研究生期间的费用支出，让他清空了存折，投入了最后的老本。囊中所剩的，就是5张白头欠条，都是应县的建筑老板拉去碎石后形成的拖欠，数额分别是6400元、4500元、3000元、3000元、3700元，一共2万零600元，因为忽然中断了合作，对方难免能拖就拖了，所以一直没能讨回。
直到这时候，李玉桃才有了余暇顾及自己的家庭，两口子离开村子到电厂租房安扎。女婿常年在神头电厂开车，每年还要季节性地贩卖白灰，并购置了一台装载机，运转时雇用小舅子李根红驾驶，每月支付2000元的劳务费。听说女儿女婿又在城里买下一套楼房，李兴富自然高兴，不过离开了女儿的一日三餐，他还是颇感烦恼，每天跟哑儿哑媳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哑语打不来，实在是交流不便。正好三大王庙修复一新，李兴富主动申请前去驻庙，村干部同意后他就搬了铺盖卷住进庙院的西禅房，将庙门的钥匙挂在腰间。
守庙也是公认的一桩功德。故老口传，三大王庙一直都有庙祝，直到当年日本人入侵才中断。那时候的庙祝，可以耕种20几亩庙地，还有每年村民集资拉炭3600斤，待遇相对不低。民国初年的几位庙祝如李天林、大占奎等，因为护庙如家、行善扶困，其事迹至今还在村里流传，被代代村民缅怀，所以当一名合格的庙祝，总归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问心不亏。
至于李兴富，早没了庙地可耕，但村委会决定给他工资，月薪200元，免费供炭2吨，凡有香火布施也归他所有——不过乡下小庙，布施不多，每年1000多元的样子。再就是村委会在庙院安装了电视接收锅，李兴富可以收看许多电视节目，夜里免了寂寞。他算计每天的伙食，一共13元：早上买1斤鲜牛奶，2元；午饭做菜外加2个馒头，平均8元；晚饭稀饭馒头，大致3元。这样每月200元的工资不够，需要啃啃女儿。所以原先他一直替大儿子交付电费，这会儿管不过来了，2011年1月最后代付了一笔115元4角3分的电费后，只得告知电工去找李根红收取。
2011年6月，李玉成研究生毕业，考虑到家庭情况，他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即行网上被神华集团招聘，背起行囊到鄂尔多斯就业。他的岗位不错，给部长当秘书，定级后月薪8000多元，每月发工资他都要首先孝敬父亲300元500元不等。当年的中秋节回村省亲，他就和父亲一起住在庙院，晚上爷俩聊天，谈及他们这个家庭的曲折，相对感慨万千。李兴富说：“孩子，假如采石场迟关个三年五载的，怕是我就给你挣下买楼房的钱。但现在无能为力了。”李玉成说：“您把我供养到研究生毕业，已经很了不起了。再说采石场早关一年，您也能早歇息一年，未尝不是好事？以后的路，要靠我自己走下去。”临走，他拿出1600元，让父亲买了一台新飞牌的冰柜，方便食物的冷冻冷藏；又给父亲的手机充足了一年的700元话费，以后爷俩时常通话，叙叙家常。当年经人介绍，李玉成与邻村的一位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姑娘订婚，婚期定在下一年秋天，于是李兴富心中又充满新的期盼。
若说李兴富还有不太如意之处，就是因为孙子众众。众众毕竟生活在哑巴父母身边，平时缺少说话交流训练，虽已到怀仁县上了一年级，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跟寻常小孩有些差距。老师建议说假期里最好由李兴富把孩子带在身边帮着引导引导，可是李兴富多心，生怕媳妇固执不能理解，又无法跟媳妇解释。他心里纠结之下，专门去了一趟亲家那里，请亲家母与女儿沟通沟通，听到亲家母满口答应，他就踏实了许多，一心等着孙子过来绕膝玩乐，夫复何求呢？
当2012年的春天到来时，庙院后园被李兴富平整清理出来，大约2分地，种上了黄瓜、西红柿、茴子白、豆角、胡萝卜和山药蛋，花样繁多，郁郁葱葱。时蔬不说，光是山药蛋可以收获500多斤，足够李兴富自己一年食用。曾经有人请他出去到城里的单位当门卫，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但他拒绝了，因为不愿意离开吉庄，不愿意离开三大王庙。他觉得，多挣少挣无所谓，只愿自己有生之年能给神仙们多烧一炷香，换得全村平平安安，求得儿孙心想事成，那比金钱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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