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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

第三章

我和肯特上车，向南部的军事基地疾驰而去。

肯特对我说：“安·坎贝尔上尉当时正和哈罗德·圣·约翰中士在基地总部值勤。坎贝尔是值勤军官，约翰是值勤中士。”

“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肯特耸了耸肩说：“认识倒有可能，只是不会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车集中调度场工作，而她在心理训练学校当教官，所以他们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