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971年，当晓海从黑龙江回上海来探望病危的老父之际，这一切的人与事都像烟云一般地消散了。这个所谓消散不但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个家那些人和那种生活；同时还包括了六十年代初期常到他们家来的那些女人们和她们带来的那种神秘而又刺激的生活场景，还有“蓝翎”车，还有罗宋汤和午餐肉罐头。
现在，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父子两人。晓海将房门关上了，重新回到父亲的病榻边上坐下来。他感觉这个家就像是一座孤岛，而外面的世界，从街上一直到这幢大屋的花园，它的客饭厅，它的扶梯，它的走廊，它的其他房间，它的浴室，它的阳台露台和晒台，都是属于那片狂怒的大海的一部分，而一旦当门关上，晓海就把那惊涛骇浪的世界全都挡在门外了。他凝望着父亲的那张似乎是刚从蜡像模具里剥离出来的面孔：瘦削、蜡黄，每一块肌肉都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它们昔日的表情的表达功能。还有就是父亲的那一双眼睛，似乎变得异乎寻常地大——至少比他小时候的记忆中要大多了；它们深陷在高高凸起的眉骨的中间，就像是在山壁的窟窿里安装的两只灯泡，正散发出一种昏黄而又迷糊的光芒。然而，此一刻的父亲却显得十分的安详，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被窝里，平静地回望着他的儿子。初冬的阳光从木窗宽阔的窗棂间照射进来，温暖而又明亮。这里就是他熟悉的所谓“家”嚒？艰难、恐怖与温馨的岁月他都曾在这里度过。一切虚幻得像是一场梦境：他明白，这一场梦的最终结局是父亲将在这间房间里耗尽他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的悲情一下子潮涌了上来，他扑倒在了父亲的裹在了被窝里的身体上，哭了。
但父亲并没显出任何悲伤的样子来，他只是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来抚摸着他儿子的头颅，一遍又一遍。他用无言代替了说话。
一直到他死，父亲从来就没曾知道原来晓海已窥探到了他的某些最隐秘的生活细节了。他对儿子的教育仍然是采用了最正规最刻板最严谨的那一种模式。其中既包含了中国儒教式的传统同时又带上了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那些年，晓海在学校里所接受的绝大数都是一些革命化的和口号式的教育，但一回到家里，父亲便给他开“小灶”了。他教他英语和数学，又让他背诵唐诗宋词和论语中的一些片段。他给晓海讲解莎士比亚、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和孔子。所讲的内容虽然都不太深，但文化的涉及面极广。在大学里，父亲是读过“材料学”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成功为一块他心目之中的社会材料。父亲教小提琴尤其教得一丝不苟。他常说，小提琴这门乐器，如果初学时的基础打不扎实的话，必将受累终生。他还承诺儿子说，假如有一天，晓海的琴艺能达到了他理想之中的那个标准的话，他将把自己的那把1870年制作的捷克琴送给他用。于是，这便成为了晓海的少年之梦了。他经常做这样的梦。在梦中他正在拉琴，拉着拉着就发觉说怎么琴声会如此美妙如此仙乐飘飘了呢？他仔细地端详了一番自己手中握着的那把琴，才发现，原来他的金钟练习琴早已换成了那把捷克古琴了。
但父亲在教诲儿子时的一脸道学家和教育家的正儿八经以及道貌岸然给晓海留下的印象并不全是正面的。儿子感到的还有一种隐匿了痛苦和猜疑。他望着父亲的那一截藏在宽大中山装里的瘦削的身体，他想起了当它一旦裸露时的样子。他弄不明白在当时它为什么是那样，而现在，为什么又变成了这样了呢？他强烈地思索着，以他那心智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少年的头脑思索着。他想起这是叔本华还是康德还是另外的一位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这不也是父亲教他的？），说人格原是由很多不同的切面所组成的一块立方体。那父亲的人格呢？组成它的切面又有多少个呢？他始终没有能想通这个问题，直到此一刻。
此一刻，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成年人了，性与情的经验也不会在当年的他的父亲之下了。但是，这个少年时代遗留下来的困结仍然在缠绕着他，这是因为他的思索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父亲。而此一刻的父亲的身躯已不再是遮盖在袖口宽大的中山装里的身躯了，它被掩埋在一条厚厚的棉被之下；晓海知道，在这躯体的内部，象征着死亡的黑色的癌细胞正在疯狂地扩散，它们贪婪地吞噬着蚕食着已经所剩无几了的代表生命的鲜红之色。
父亲话说了。他说，你回来了，就好。他说，是的，爸爸。现在您可以放心了，我会一直陪在您的身边，直到您的病情好转为止。父亲摇摇头，他没说什么。因为父子两人谁的心中都明白：这是一句说了等于没说，但还是不得不说一说的假话。
父亲说，到了此一刻，有一句话，我一定得说。晓海抬起头来，望着父亲，他很少听到父亲会用这样的语气来说话。出去，父亲突然说道，今后你一定要出去！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片土地！你要去得愈远愈好。他希望他的儿子最好能重新回到他的老父当年从那里出发而后再来到了这片灾难之地的地方去。
晓海呆呆地望着他的父亲。他知道，这才是那句最关键，最重要，在父亲的心中埋藏了长久长久想要说出来的话。在那个年代，晓海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来做到这一点，但他还是点了头。他只记得，这时候房间里和窗户外的阳光都很灿烂，这是上海的一个难得一见的暖和的冬日，碧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朵。从窗口望出去，能见到七叉八丫的深褐色的树枝像带钩的铁丝网，割据这片蔚蓝的天空。
父亲继续说下去。他说，这是他一生人圈上句号的时刻了，但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当年他的一念之差，他盼望他的儿子能替他弥补回来。他说，他有冤，他也有仇；他希望他的儿子能替他伸冤能替他报仇。但，这是什么冤？这是什么仇？什么人是他的冤家？什么人是他的仇人？他知道，这是个空泛庞大得摸不着边际的概念。谁也不会对此负责，谁也不能对此负责。但只要有一天晓海走了——而假如晓海成家了，就带着家眷和孩子一同走——离开这里了，离开这里的一切了，而且从此永远也不再回来了，他就算是了结了他老父的遗愿了，也就算是替他老父报了仇和伸了冤了。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出现了难以相信的亢奋和激动，他蜡黄的脸颊上都有些泛红晕的意思了。他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看到了帕克莱大学的校园，看到了加州的阳光与海滩。在那个最阴暗的年代里，他仿佛见到了这一切的一切。
但晓海知道，这是一种回光返照。第二天清晨时分，父亲便咽气了。
现在，这世界上只剩下晓海一个人了。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他依旧坐在冬日的阳光里。父亲的后事已经料理完毕，但，哪里才是他的家——他的家究竟在哪里呢？或许那个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军垦农场，那个“文宣队”，那排男生寝室就是他的家。他想到了他的母亲，想到过要去找他的那个只有童年记忆的母亲，但，他去哪儿找她呢？
晓海当然是无法找到她的。中国这么大，人海茫茫，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地，他去那儿找？再说，母亲早已不在上海了，她搬去了北京。后来，当晓海再次讲到他当时心情的时候，他所下的结论是，即使当年真让他找到了他的生母，以她的个性而言，母亲也未必会接纳他。所以与其两次感情受创，还不如当年没能找到她好。因为就当晓海渴望着能找到母亲重拾天伦温暖之时，他并不知道，那年代他母亲自己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她正以黑五类家属的身份，每天早晚都要将胡同从头到尾扫上两遍。
当年离家后的母亲又找了个高干把自己嫁了出去。高干高就北京，她也跟了过去。在之后的那些年中，她又为晓海添了同母异父的一弟一妹——而这些，都是当晓海在香港见到了她之后才了解的事。
然而，即使是地位再高的高干，到了“文革”，也一样劫数难逃。高干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待到拨云见日的时代来临时，高干已在监狱中死去了。母亲将他的骨灰盒从监狱中领了回来。这一回，不是她抛弃了谁，而是命运抛弃了她。这不得不令她有所思考，有所幡悟。尽管后来形势的变化是令人鼓舞的，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人已经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像所有在“文革”中枉死的高干一样，组织上替她的后夫高调地平了反，而且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又奏哀乐，又有新的国家领导人前来行三鞠躬礼，然后再与家属——握手以示慰问，最后还享受了骨灰盒以党旗覆盖，送往八宝山公墓国葬的待遇。
当然还有，还有遗孀理应获得善后照顾。组织上为她在上海作了安置，并分配了一套位于康平路地段的四居室的住房给她（这已是市级干部的待遇了）。但是这一回她的表态不仅令从前常来晓海家白吃白喝的那些舅舅和小姨们想不通，就连替她家解决善后问题的有关方面也都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惊讶。她拒绝了所有这些优厚的待遇，而提出了一条很简单的交换条件，让她的一子一女都出国留学。组织上经过考虑，同意了她的请求。而她找的大学就是她前夫当年就读的那所帕克莱大学。她找到了前夫的一位仍留在该校当教授的同窗兼好友。她说，她是某某人的太太，而某某人已在文革的岁月中被迫害致死了。现在，她想把她的子女送出来读书，他是否愿意代为照看照看？当然，她如愿以偿了。而且，出于同情以及怀念，从经济担保到学费生活费的首期支付以及后来的奖学金申请等等都由对方一并给包办了。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当时，政府改革开放的南风窗还只洞开了一线缝隙，当人们还都在忙于找人脉搞平反或准备高考试题或设法能搞一套四喇叭音响大蹦迪士高之际，她就想到了明天，想到了后天。她在这方面从来就有着毋庸置疑的天份，总能不失时机地先行于时代一步到二步。
四十年后，当她皮肉松怠眼袋下垂地出现在晓海的面前时，其实晓海的心中已经消失了希望能找寻到生母的一切冲动了。而她，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来了，让晓海意外得来都有点儿失落感了。但她在她为前夫所生的儿子的家中没住足一个月就回去了。她将原因都归咎于香港的气候。她说，这鬼天气，又潮湿又闷热，简直就让人无法忍受。不像上海那样，要么冷要么热，冷也冷得干脆热也热得过瘾；她住不惯这里，她还是回去。当然，自从那回之后，两母子又恢复了一定限度的往来，也就是每月一至两次用长途电话互问安好互道平安罢了。事实上，如此一对母子，也只有如此了。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稀疏的联系，才让晓海了解到：她后来也去到她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处各住过一段时间。但最后，也都一样说是“住不惯”而打道归府，回到上海去了。老年了的母亲宁愿一个人住在上海的一套公寓里（后来，组织上还是分了一套住房给她，只是面积小了点，地段也不在康平路了），她与一个安徽小保姆为伴，孤单地打发着日子。半个世纪前，她的前夫从旧金山回上海来的一幕，半个世纪后，又由她亲自登场来演出了一回。差别除了时代背景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外，还有交通工具。一个搭乘的是“美利坚”邮轮，要在海上漂流个把月；另一个乘坐的则是波音747飞机，花不了十多个小时便可以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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