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叹一口气，说：“妮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老辈子的规程，死了心，熬吧！生个孩子就好了！”
秋妮就把泪咽到肚里，一横心，熬吧，哪辈子人不都是熬过来的。
熬了一年，就熬出了日头。秋妮生养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丈夫一家人异常高兴。憨丈夫抱住儿子一个劲地亲他的小鸡鸡，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秋妮把儿子抱回娘家，娘喜得流泪，说：“妮呀，这是命，俺妮到底好命呢！”
秋妮就抱住娘痛哭了一场。
命运真会捉弄人，孩子长到三岁，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秋妮抱着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又是一个低能儿。
秋妮就一下子昏死过去了。
她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醒来就神经了。娘的泪就像断线珠似的流不完：“几辈子造得孽哟！”
以后，娘就抱着憨外孙，陪着疯女儿，天天去庙里烧香许愿，求来世有个好报应。
突然有一天，憨外孙长了本事，会笑了，尤其见了庙里的泥胎就傻笑不止！
这笑似一副灵丹妙药，秋妮的病减轻了许多，她好歹在儿子的傻笑中看到了未来的一线希望！
（微型小说）
洗澡
张记书
老焦突然去世了！
得到这消息，惊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一周前，我们还在一块儿洗过澡呢，怎么一周后，他就不在了！
电话是他妻子打过来的。细问死因，却与洗澡有关。说三天前，因家里电热器出了毛病，烧不热水，老焦就用冷水洗了一次澡，从而引发高烧不退，抢救半天不见效，稀里糊涂就到马克思那儿报了到。
老焦的死，使我心海久久难平。
我们从小就是同学，而且一直同到中学，然后又一起参加了工作。年轻时的老焦，要人才有人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能力有能力。上班不到一年，就提拔成车间主任，三年时又提拔为生产副厂长。我们两人有个共同嗜好——爱洗澡。每天洗澡属于正常，隔天不洗浑身痒痒。每次洗澡不是我叫他，就是他喊我。我们在澡堂里赤诚相见，先在澡池里泡上半小时，然后洗头。接下来，他帮我搓背，我帮他搓背。不仅搓走了工作中的疲惫，而且搓得两颗心越贴越近。
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十多年。自从他调到工业局当局长，我调到文化部门搞写作，就没机会一块儿洗澡了。
这些年来，我仍沿袭着泡大澡堂的习惯。据说老焦却变了，不是洗桑拿，就是洗鸳鸯浴了。偶尔有朋友请我搓一顿，出入高级大酒店，几乎每次都能碰到他。有时，老焦挺胸颠肚走过来，给我打个哈哈，有时，我就装作看不见，躲开他。
一周前，我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他退下来后，在家闲得难受，问我能不能给他找点书看看，就是过时的旧杂志也行。于是，我约他到办公室聊聊。聊罢，已是下午五点钟，正是机关澡堂开门的时间，我便邀他一同洗澡。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和我一块儿去了。我们还是老程序，先泡澡池，然后洗头，接着互相搓背。我看出，老焦对着些都已不习惯了。泡澡时，他不住地皱眉头，洗头也洗得潦潦草草，搓背更失去了当年的力度。当有个中年人在他背后啐了一口唾沫，他察觉后，就急急忙忙走出了澡堂。事后，我得知那个啐唾沫的人，原是他的下属。
第二天，我又打电话邀他一同洗澡，他推辞有事不能来。
第三天，我再次邀他来洗澡，他又一次拒绝了！
……
几天不见，他就“走”了，“走”得仓仓促促。
站在他的遗体前，往日的情谊，今日的惋惜，使我的泪水情不自禁涌出来。来给他吊丧的老同学、老同事很多，大家的泪水汇在一起，真能为他洗一次澡了！
戏谑
这个故事今天讲出来似乎有点荒诞，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革命年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
一日，某剧团到某大队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剧团到达当天，戏还没有演，就出现了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扮演主角柯湘的演员换衣服时，发现不知谁给她口袋里装了一只避孕套。那时，这个演员还是个姑娘，便哭得死去活来，边哭边道：“侮辱我是小事，侮辱柯湘可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于是，剧团立即召开全团会，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查找干这种事的牛鬼蛇神。随接翻每个人的历史，看每个人的档案。革委会主任靳卫东忙得不亦乐乎。结果，查来找去，全团人员个个根红苗壮，不可能干这种勾当，便扩大追查范围，在村上撒网，捕捉破坏革命现代京剧的阶级敌人。大队革委会主任郑革命十二分热衷于此事，怀着革命激情，带着革命造反派的脾气，不出一日，便查出了干这种坏事的阶级敌人——本村地主杜坏人（怀仁）的孙子杜满堂。
当晚，在开戏前，召开了万人参加的批斗会。杜满堂脖子上挂了一块大黑牌子，上写：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破坏革命现代京剧的现行反革命——杜满堂。杜满堂三个字上还打了三个红叉。贫下中农义愤填膺，揭发批判，万炮齐轰。化好装的柯湘也加入了批判行列，批到高潮，还狠狠揍了杜满堂两个耳光子。顿时风雷滚动，红潮奔涌，齐呼：打得好，打得妙，打出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打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从舞台房顶上垂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杜满堂上吊了。脖子上仍挂着那块黑牌子，牌子上的字却换成了一大大的“冤”字。于是，剧团和大队联合召开现场批判会，又是万炮齐轰，万人齐吼：杜满堂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随着光阴流逝，杜满堂的名字早被岁月的尘埃埋上了。可是，这件事的真相却慢慢地被历史剥去了衣裳，裸露在人们面前。其实，给“柯湘”口袋里放避孕套的不是别人，正是剧团革委会主任靳卫东。他一心想沾这个女演员的便宜，遭到拒绝后，就搞了这个恶作剧。
鲜艳的君子兰
与其说邢局长爱花，不如说他独爱君子兰。每次开会，主席台上必摆此花。伴着鲜艳夺目的君子兰，邢局长讲话就极带劲。有一次，讲完会议内容，竟话题一转，他指着身边正开着花的君子兰，大讲做人之道。聪明人早明白了邢局长爱此花的内在含义。
为了君子兰，邢局长曾换了两任后勤处长。第一任处长接到邢局长关于开会要摆君子兰花的指示后，没当一回事儿，反而摆上了其它花卉。会议开完第二天，他头上的乌纱帽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第二任处长，倒是领会了局长的指示精神，只是不懂养花之道，雇了个养花工，也是半瓶子醋。开会摆在主席台上的不是蔫不拉唧，就是只长叶儿不长花的君子兰。弄得局长每次看到，眉宇间就拧成个大疙瘩。时间不久，处长就又挪了窝。
只有第三任处长能理解局长的心思，且做得天衣无缝。每次摆上主席台的花儿，不但叶儿嫩，而且花儿鲜。于是，局长的心花，便和着君子兰花儿一齐开放。
局里年年是市里的先进单位。邢局长还连续五年被评为市级模范公仆。
每次庆功会上，邢局长都腆着一天比一天大的将军肚，向大家敬酒，那风度极是潇洒。
第三任处长也很爱护花儿，每次开完会，第一项工作就是让专门人员撤花。他不但帮着搬，还不住地向有关人员如此这般地交待，工作极是认真。下一次会，再摆上的君子兰准比上一次的棵儿大，花儿美。
就在主席台上的君子兰长到像一棵棵小树时，邢局长出事了。反贪局查出他贪污公款一百多万元。一副明晃晃的手铐将他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局里再开会，主席台上不但没有了邢局长，也没有了君子兰。半年后，雇佣民工收拾局机关大楼地下室，发现地下室里放满了君子兰，有大有小，全是塑料的，上面落满了尘土。
闲话儿
夏夜。
万籁俱寂。大地，一个谜，星星在眨巴着眼睛猜。
大树下，奶奶和孙女在窃窃私语。
孙女：“再讲一个闲话（故事）吧！”
奶奶：“不讲了，该困了。”
孙女：“不困。就讲，就讲。”
奶奶：“哪有那么多闲话的。要不念个词儿吧！”
孙女一拍巴掌：“念个词儿也中。”
奶奶就翕动着没牙的嘴念起来：“闲话儿，闲话儿，锅台角上种着二亩水浇旱甜瓜儿；光屁股孩子来偷瓜，腰里掖着二十仨；瞎子看见了，哑巴喊哩，没腿的撵上了，没胳膊的搂住了；漫野地里一个门槛子，把孩子绊倒啦！”
孙女吃吃笑。
奶奶说：“这是一个古老的词儿。”
我亦觉好笑。
孙女笑罢，说：“真有意思，再念一遍吧。”
奶奶就又念起来：“闲话儿，闲话儿，锅台角上种着二亩水浇旱甜瓜儿；光屁股孩子来偷瓜，腰里掖着二十仨；瞎子看见了，哑巴喊哩，没腿的撵上了，没胳膊的搂住了；漫野地里一个门槛子，把孩子绊倒啦！”
孙女哈哈大笑。
奶奶说：“这词儿是从俺奶奶口里学来的。”
我陷入沉思。
孙女笑罢，又说：“再念一遍，我好记下。”
奶奶就再次念起来：“闲话儿，闲话儿，锅台角上种着二亩水浇旱甜瓜儿；光屁股孩子来偷瓜，腰里掖着二十仨；瞎子看见了，哑巴喊哩，没腿的撵上了，没胳膊的搂住了；漫野地里一个门槛子，把孩子绊倒啦！”
孙女捧腹大笑。
奶奶说：“听说这词儿，俺奶奶也是从她奶奶那里学来的。
听之，我久久叹息。”
……
县长、乞丐蒙太奇
县长和秘书在一起。秘书不是女的，是男的，而且是个老秘书。
老乞丐与小乞丐在一起。小乞丐不是男的，是女的，是个小女孩。
县长对秘书说：“多谢您代我去市里跑一遭。您猜怎么着？贾市长给我打电话，说那件事已敲定啦！”
老乞丐对小乞丐说：“多谢您给我推荐了那个新餐馆。您猜怎么着？老板破格优待了我！”
秘书问县长：“敲定了什么事？”
县长说：“提我当副市长呀！”
秘书：“哦，祝贺您！”
县长：“今天我请客！肥牛城怎么样？”
秘书：“好，谢谢县长！不，副市长。”
小乞丐问老乞丐：“怎么优待了您？”
老乞丐说：“给了我半碗肉菜。”
小乞丐：“哦，祝贺您！”
老乞丐：“今天我请客！以水代酒，咱爷俩喝两杯，就着这半碗肉菜。”
小乞丐：“谢谢大爷！不，半碗肉富翁。”
县长与秘书杯盏叮当，好不快活。县长高兴得像乞丐要来了半碗肉菜一样。
老乞丐与小乞丐喜气洋洋，大口喝水，大块吃肉。老乞丐高兴得如县长提成副市长似的。
想到了狗鱼
张记书
市文联老主席郝典患肺癌，已到了晚期。据说，躺在医院里，气喘得像拉风箱。只等着死神送他一张传票了。妻一再劝我去看看人家，说再大的仇气，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也该原谅了。
说真心话，自从他住院那天起，我不是不想去看他，可一想到他当年对我做得那些缺德事儿，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一膨胀，就淹没了去看他的想法。
我是文联的元老，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期，文联要恢复时，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你不是爱写小说吗？正好是个好机会，去筹备文联吧！文联恢复后，真想当作家，就留下；不想留下，就还回来干你的老本行。
我选择了前者。
文联恢复后，几个被打倒的老作家，都站了起来，陆续上了班。过去，我做梦都难见到的老师，如今就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整天和心里崇拜的人在一起，浑身上下真舒坦。写作的劲头也大了。我不时拿出自己写得不是小说的小说，请老师指点。他们也不客气，既肯定优点，也指出缺点，并鼓励我大胆创新。
那时，文联刚搭起架子，组织并不健全。副主席由一个老作家兼着，正主席位子始终空着。空着就空着吧，除了开一把手会议，副主席代替之外，也不影响作家的创作。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多写好作品，相处的很和谐。
不想，第二年配备了一个外行正主席，一下子就打乱了原来的秩序。正主席叫郝典，外号：黑点。原是文化局局长，特爱抓权，是个官迷心窍的官混子。因在文化局拉帮结派，被免了职。之后，他紧着投门子摸窗户，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才保住了正局级，调入没权没势的文联当上了主席。他一来，还是老作派，拉一伙打一伙，顺者昌逆者亡。我属于逆者，自然在他的打击之列。开始，他还算对我客气，在打我之前，要调走我。我是个倔牛，要我走偏不走，我就是为了当作家才来文联的。不走，他就采取了第二步棋，打我“反革命”，文革虽过，但余毒甚深。郝典背地里整一份列举我“罪行”若干条的黑材料，悄悄送到了主抓文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办公桌上，目的是把我送到一个不掏钱居住的地方（监狱）。多亏这个书记是个既工作过细又爱惜人才的正派人，他没有急于在材料上批示，而是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了解真情后，将材料退了回去，才免我一难。
从此，我与郝典真的结怨了，见面都懒得搭理他。心里恨不得他马上被汽车撞死，或者患癌症，去见阎王爷。恨归恨，但人家是头儿我是兵，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此时，我便想，老作对也不是个事儿，我来文联为了什么？不是来树敌打仗的。关键是作出成绩来，不写出好文章，早晚也会让人家撵出去。于是，我把仇恨压在心里，除了应酬日常工作，就拼命地写作。你别说，变压力为动力，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一计不行，另生一计，没打成我反革命，就在关键时候使绊子。那时机关面临着精简机构，以工代干人员合格的，留下来转干，不合格的开路走人。我是以工代干进得机关，因没文凭，被合理地卡住了。幸亏，我及时找到宣传部长，摆了一大堆成绩，才按特殊人才转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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