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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凶手:爱伦·坡佳作品集》 作者:爱伦·坡

第21章 失窃的信(1)

  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于聪明了会导致阴险狡诈。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滥用自己的聪明更让人觉得可恨的事情了。

  ——辛基加。

  18××年,秋,在巴黎的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天天刚刚渐黑。我正享受着双重乐趣,一边沉思着,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我和我的朋友西·奥古斯特·杜宾待在一起,这是他的图书室,一个藏书的小基地,在圣日耳曼旧郊区都诺街33号四层楼。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我们鸦雀无声,在任何偶然瞩目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在一心一意地一味喷吐袅袅的烟云,使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浑浑噩噩。然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脑海里却在思索着黄昏降临时我们当作话料的那个题目,我指的是莫格街的那件事情,还有玛丽·罗杰难解的谋杀谜案。所以,我们那套房间的门被人推开时,迎进了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的时候,我认为这真的很凑巧。

  我们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个人谈吐风趣,有差不多一半抵过了他为人的可鄙,而且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们一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这时,杜宾站起来准备点灯,但是他又坐下了,并没去点灯,因为G先生说,他来拜访的目的是就一些已经引起很多麻烦的公事要向我们领教,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要问问我朋友的建议。

  “如果这是什么需要思索的问题,”杜宾既然不想点燃灯芯,于是说,“我们在黑暗中研究,效果会更加不错。”

  “这又是你想出的怪主意,”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超过他理解范围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作“怪”,因此,杜宾完全是在很怪很怪的过日子。

  “完全正确。”杜宾说,他递给他的客人一只烟斗,又向他推过去一张舒服的凳子。

  “这一次是什么怪题呢?”我问道,“但愿不会又是上次的谋杀案吧?”

  “哦,不是的,完全不是上一类的事。其实,这个案子也确实十分简单,我觉得没有任何疑异,我们自己能处理得八九不离十,可是我又想,杜宾或许愿意听一听其中的奥妙,因为这件事十分出奇。”

  杜宾说:“又简单又奇怪。”

  “嗯,对。可又不能全部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全都一直觉得十分难解,因为这件事真是十分简单,可又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我的朋友说:“也许正是因为案情简单才弄得你们无法应付。”

  “你又在胡说!”警察局长回答说,他尽情地笑着。

  杜宾说:“或许谜底有点过分明显吧。”

  “唉呀,老天爷!谁听见过这种话呢?”

  “有一点过于不言而喻吧。”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我们的客人哈哈大笑,他觉得十分有趣了,“唉呀,杜宾,你把我逗死了!”

  “那么,究竟手上是件什么样的案子呢?”我问道。

  “嘿,我这就要告诉你,”警察局长回答道。他于是深思熟虑地慢慢喷出一长缕烟云,在他那张椅子上坐下来。“我可以用几句话告诉你,不过,在我开始讲之前,让我先提醒你们,这是一桩要求必须严守机密的案子,一旦让人知道我向谁泄露了消息,我大概十有八九会丢掉乌纱帽的。”

  “说下去吧。”我说道。

  杜宾说:“要么别说了。”

  “那么,好吧。我得到的情报是由地位很高的人亲自告诉我的,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没有任何疑问,有人看见他拿走的。还有,也知道文件还在他手里。”

  杜宾问道:“这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明显的,”警察局长回答道,“从文件的性质可以判断出来,并且,文件从抢走的人手里一但传出去,便会引起某种后果,也就是说,他要利用这个文件,而且他一定会计划在利用这个文件,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催促道:“请你说得再明白一点。”

  “好吧,我现在只敢说到这一步,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权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

  杜宾打断了局长的话。“我还是不特别明白。”

  “不明白吗?好吧。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个人,现在先不说他的姓名,那可要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质疑。这样就使持有文件的人领先占了优势,就要危及到那位权势人物的名誉和平静生活。”

  “可是要依仗这种优势,”我插嘴说,“盗信的人得知道失信人也知道谁是盗信的人,谁会敢……”

  “这个贼,”局长说道,“正是D部长,他什么都敢做,不论是像男人做的还是不像男人做的事。偷盗的方法之巧妙也不亚于他的胆大包天。所说的这个文件,坦白地讲,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待在皇宫内院的时候收到的。她正在认真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断了,另外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而且她正好特别不愿意让他看到这封信。她打算把信塞进抽屉里,可是匆匆忙忙,白费力气。她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样敞开放在桌子上。尽管如此,最上面一页的地址、内容并没有暴露,这封信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正在这个关节上,D部长进来了,他那双狸猫眼立刻看见了信纸,并认出了地址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的不知所措,并且揣测出她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像平常那样匆忙处理完毕,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说的那封信貌似差不多,拆开来看,假装在看信。接着他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大概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把桌子上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也带走了。这封信的合法主人看见了,可是当着那第三者的面,他正站在她身旁,她当然不敢要人注意这件事。这位部长来了个掉包计,他把他自己的信,一封不相干的信,留在桌子上了。”

  “现在,看起来,”杜宾对我说,“这正好是你所说的威胁,盗信的人已经让失信的人完全知道是谁盗的信。”

  “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而且就这样把权柄弄到了手。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在前几个月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这位失盗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认识到有必要把她的信收回来。当然,这也不是公开可以做到的。最后,她被逼得走投无路,把这件事交给我了。”

  “因为和你比起来,”杜宾说,“我想,所能期望的,甚至所能想象的,再也不会有比你更精明能干的警察局长了。”说话人周围尽是滚滚翻腾的烟云。

  “您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不过当时倒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很明显,”我说,“正如你所判断的,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有信才有权柄。现在还不是运用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会仔细看管这封信的,免得到手的权柄飞了。”

  “的确,”局长先生说道,“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开始做起来的。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所住的旅馆。在这一点上,令我为难的问题主要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被搜查了。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谈,我已经得到了警告。要是让他怀疑到了我们的企图,那就会很危险。”

  “可是,”我说,“这一类的调查,你是很在行的。巴黎警察局以前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哦,是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我并没有感到失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帮助。他经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绝不是特别多的。他们睡的地方离他们主人的那套房间有一段距离,还有,他们大半是那不勒斯人,所以很容易喝得醉醺醺。我有钥匙,你也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间房,任何一个柜子,我都能打开。一连三个月,为了搜查D部长所在的这家旅馆,一夜都没有错过,我每一夜都亲自参与大部分的工作。我的名誉要紧,再告诉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的数目极大。所以我没有放弃搜查,直到后来我才完全佩服这个贼比我更加精明。我坚信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检查过了。”

  “可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提了个意见,“尽管信可能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毫无疑问信也是在他手里,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这也不过勉强有点可能罢了,”杜宾说,“从宫廷大事当前的特殊状况来看,D部长也一定牵涉其中。自然,他一定需要把信件随时带在身边,以便能够随时派上用场。否则,跟没有偷这封信有什么两样?”

  “什么是‘能够随时派上用场’?”我不解地问。

  “他不一定非要第三个人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有必要的话,他也许会把信销毁。”杜宾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也明明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携带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必去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抢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亲自动手,”杜宾说道。“这位D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想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完全是个笨蛋,”警察局长说,“可是他是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只有一步之遥。”

  “确实是如此,”杜宾说,然后从他的海泡石烟斗里深深地、思虑再三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请你详细洽谈,”我说,“你调查的具体情况。”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来的,我们搜查了每一个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我有长期的经验。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用一个星期晚上的时间来对付一个房间。首先,我们搜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我估计你也知道,在一个经过正式训练的特工面前,要卖弄什么“秘密”抽屉之类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如果在这样的搜查之下,有什么人以为用一个“秘密”抽屉可以瞒过警察眼睛,那他就是傻瓜。事情是十分清楚的。每一只橱柜都占有一定数量的体积,或者说空间。我们有准确的记录。丝毫都不能瞒过我们。在搜查橱柜之后,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会拆开桌子面。”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用来藏东西的人给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

  “可是能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呢?”我问道。

  “一点也不能,把东西放过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我们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所有的可能以你谈到的方式存放东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可以把这样的信塞到,譬如说,椅子的横档里。你没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甚至还有每一种家具的接头,因为可以使用倍数很高的显微镜。万一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例如,一粒手钻的木屑大概会变得象苹果一样明显。胶接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头上出现任何不常见的缝,都是保险要经过检查的。”

  “我想,你大概也检查了镜子的底板和镜面玻璃之间的情况,床和床上用品,还有帘幕和地毯。”

  “那是当然罗。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一个细微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的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个部分,都编上号码,目的是不遗漏任何一处。然后我们细细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一寸地方,包括它隔壁的两幢房子。我们同先前一样也使用了显微镜。”

  “隔壁的两幢房子!”我大声说,“你们一定历尽了千辛万苦。”

  “我们是费了力,不过给我们的报酬也是不可小觑的。”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也比较小。我们检查了砖块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部长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吗?”

  “当然。我们把每一个包包裹裹都打开了。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一页一页仔细地翻过,而不是像我们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抖一抖就好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非常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如果装订的部分最近有人动过,要想让这种事情蒙混过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装订过的,我们都用针仔细地顺着缝检查过了。”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没有问题。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都用显微镜检查过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一直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担心你是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现在,杜宾,按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长回答道,“我比知道自己在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杜宾说,“当然,你应该能很准确地说出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能!”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外表的细节。他念完了这份说明之后立即告辞。精神变得更加萎靡不振,以前我从没见到这位善良的绅士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像前一次那样待着。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了一些普通的话题。最后,我说:

  “哦,可是局长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下文吗?我估计你应该最后还是承认,要胜过那位部长是办不到的吧?”

  “见他的鬼,我得说……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吧,我像杜宾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都是白费力气,我早知道是徒劳无功的。”

  “酬金是多少?你怎么说的?”杜宾问。

  “噢,数目很大……真的是不惜重金……我不愿意说有多少,也没有必要说到底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是我可以说的,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宁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事实是,这件事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即使再加一倍,我能做到的事也都已经做过了。”

  “噢,是这样,”杜宾用他的海泡石烟斗吸了一口烟,缓慢地拉长调子说,然后又吸了一口烟。“我真的……认为,G先生,你自己没有尽到力……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付出全力。你也许,我想,可以再尽一点力吧,嗯?”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噗,噗,噗。你记得他们跟你讲过的阿伯尼西医生的故事吧?”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尼西!”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个计策,要挤兑这位阿伯尼西医生说出自己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私下里闲谈,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仿佛不是说自己的病情。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那么,医生你要告诉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阿伯尼西医生说,‘噢,征求医生的意见,那是当然罗。’……”

  “可是,”警察局长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同意征求意见,而且愿意付出代价。我真的愿意付给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

  “照这样看,”杜宾回答道,他打开了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那就麻烦你支票本书写上五万法郎的金额。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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