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在纽约

　　355号女间谍

　　纽约从不缺少传奇。

　　那里的天是高的，云是淡的，人群是川流不息的，那里有最成功的成功，最失败的失败，最高雅的往来，最龌龊的交易，美好与罪恶常常都在这座世界之都里碰头，握手，然后天上地下，各行其是。

　　间谍们在这座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里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这里有最上流的社交圈子，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最迅捷的通信手段，最深幽的藏身之所；这里有最刺激的危险，最稳妥的安全，最无情的心碎，最荒诞的成全。古语云：大隐隐于市。所谓的隐于“市”，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市井”的“市”，而是大都市的“市”。

　　纽约从来都不是一座烟火味特别重的、居家过日子的城市，它追求的不是沉淀，而是飞扬，这里充满了诱惑，有的是机遇、危险和挑战。蓬勃、向上、凶猛、性感、充满莫名的活力，纽约，这座最具美国气质的城市，始终以它来者不拒式的宽容，包容着它能够包容的一切，其中也包括那些擦亮眼睛、探着鼻子，在这座城市寻找机会的间谍们。

　　事实上，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起，纽约就已经开始成为“培养”间谍的温床……多少年过去了，特工们获取情报的方式、地点、工具都有了很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纽约的神奇魔力。“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人们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的代号是355.

　　作为乔治·华盛顿将军（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手下卡波间谍网中的一员女将，355号至死都保持了一种神秘。关于她的信息，大多以“流言”的方式在坊间传播，而真正直接与355号女间谍有关系的史料，也不过在卡波间谍成员1778年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中提到过。我们现在来看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355号女间谍，其实更像是做一个推理游戏，而这个游戏的发生场所，是在纽约。

　　战争中的女间谍，注定和男人联系在一起。她们从男人那儿获取情报，然后传递给另一帮男人。355蜚声海内外，靠的是她的公关对象，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约翰·安德烈。独立战争时期，阿诺德本是美方的陆军军官，而后，他投靠英军做了间谍，卧底美军，并最终获得了西点纽约炮台的指挥权。他希望故意策划一次“战败”，将炮台拱手让给英军，英国军官安德烈则是阿诺德失败计划的辅助者。1780年9月，炮台计划暴露，阿诺德出逃到英军当了陆军准将，他的助手约翰安德烈则被逮捕，并最终被以间谍罪处于绞刑。

　　在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阴谋策划中，代号355的女间谍，据说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可知的是，1778至1780年间，这个代号为355的女人，轻倩地活跃在纽约的上流社会。纽约有她的家，她的据点。她的客厅就是她的情报接收站。毫无疑问，355号女间谍来自上流社会家庭，因为一个出身底层女人，不能轻易地就打入英军中高层圈子，而且，她还应该来自一个亲英的效忠派家庭，因为只有出自这样的家庭，与英军高层接触时，她才不会显得那么“居心不良”。

　　穿着繁复的衣裙，戴着满是花边的帽子，白皙皮肤，美丽脸庞，355号女间谍看上去就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她蝴蝶般地周旋在客厅和卧房，在那些英国军官眼里，她可能只是一个迷人的小东西，可正是这个迷人的小东西，定时向美军高层提供了重要情报。阿诺德和安德烈正是在纽约走进了355的客厅，355像是一只等待飞虫自投罗网的蜘蛛，小心翼翼地用女性魅力和谎言编制着亮闪闪的诱人的网。

　　355号强大的公关能力，使得她总是能从阿诺德和安德烈那里淘到有效情报，史实证明，只要阿诺德和安德烈人在纽约，卡波间谍网总能源源不断地向乔治·华盛顿递送些有料的情报，而一旦这两人去了南方殖民地，卡波间谍网便束手无策（气得华盛顿认为卡波间谍网根本就是在浪费钱）。

　　1780年，炮台计划失败，阿诺德叛逃去了纽约，安德烈被捕。355号女间谍自然也就暴露了身份，她被关押在英国皇家海军泽西号舰艇上。这时候她已经有孕在身。海上监狱的恶劣环境和敌军严酷的审问并没有击垮355号的意志，她以坚强的作风，树立起了美国第一代女间谍的彪悍形象。她拒绝透露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报，也坚持不说出腹中孩子生父的名字。355号女间谍生下了这个孩子，是个男孩，而后，她死在了泽西号上。

　　多少年来，神秘的355号饱受争议。有人说她根本不存在，也有人说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更多的人，则愿意相信她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美丽注脚。不过，在纽约还没有林立的摩天楼的年代，在古典的客厅里，一个女人为了自己所效忠的国家，骗了几个对她有好感的男人，这样的故事，谁敢断定不曾发生过呢？

　　一切为了爱

　　朱迪斯·库普伦是个标准的纽约妹。1922年出生的她，来自纽约的布鲁克林，是个玩具制造商的女儿。出身布鲁克林，意味着朱迪斯没有上东区女孩那样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虽然她的家庭也算中产，但纽约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使得朱迪斯从小就知道，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包括学业、事业和爱情）。她刻苦读书，誓做“三好”，她去曼哈顿的巴纳德学院读大学，专攻俄罗斯文化与政治。1943年，这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可爱的圆脸女孩，顺利以优等生的傲人成绩毕业，无限光明的未来等待着她。

　　美国司法部热情地接纳了朱迪斯。二十出头，她便在这个美国最重要的部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加入了司法部的经济战争研究部门。她先是在纽约，不久又被擢升到华盛顿工作，朱迪斯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分析外国在美的注册代理人的活动。二十几岁的朱迪斯与寻常爱美轻浮的女孩全然不同，“她生活基本原则的认识深沉而冷静……她的娃娃脸和棕色眼睛后面，埋伏着机敏的富于分析能力的头脑。”渐渐地，朱迪斯开始有机会接触一些机密文件。

　　二战结束，美苏关系进入冷战时代，他们互派间谍潜入对方国家，想尽办法窃取各种机密情报。年轻的朱迪斯被卷了进来。她认识了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名叫古毕彻夫的俄罗斯工程师，他是1946年来到纽约的，为联合国服务。事实上，古毕彻夫的真实身份是苏联间谍，他奉命来曼哈顿组织一个苏联间谍的指挥部。

　　1945至1947年间，库普伦利用职务之便，向工程师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朱迪斯为什么这么做？正如她后来被捕之后说的，她爱他（后来她才知道他已经结过婚）。这是一场情报交易，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1948年，司法部收到了匿名来信，信中称司法部有内鬼。并指明其是一个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工作过的人。FBI很快就把监视圈缩小到库普伦身上。他们在她的电话上装窃听器，审查她的邮件，派人跟踪她，向她的邻居打听库普林的私生活情况，包括她的娱乐，她的社交和她的罗曼史。他们还联手司法部给她设置圈套，故意把假的“机密文件”放置在库普伦能够辗转拿到的地方，来个“请君入瓮”。一心想拿到材料的库普伦果然上钩了。

　　1949年1月某个周末，二十七岁的司法部职员朱迪斯照例从华盛顿坐车前往纽约。FBI探员影子一般紧随其后。

　　库普伦和古毕彻夫在一家旅馆里见了面，交接了文件，然后迅速离开，搭乘地铁。他们尽量往人多的地方走，纽约高密度的人群成了他们天然的保护墙，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古毕彻夫跳上地铁，联邦探员紧随其后，可就在地铁眼看出发，车门即将关闭的瞬间，古毕彻夫蹿了出去，探员们被关在了地铁里，俄罗斯人逃过一劫。

　　不过，幸运之神不会总眷顾某一个人。1949年3月4日，库普伦照例从华盛顿回纽约。这天她没戴帽子，穿着束身外套，拎着手提箱，看上去像是一名政府的速记员。每次回纽约，库普伦通常会先去布鲁克林看看生病的父母，她母亲有心脏病，她那退了休的父亲已经瘫痪。她父亲塞缪尔·库普伦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玩具经销商，此前，每到圣诞节，他都会向孩子们提供圣诞玩具。但是这个周末，老夫妻没能等到女儿回来。情报紧急，朱迪斯在纽约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车站下车后，直接找了古毕彻夫。可这一次，她和古毕彻夫被FBI堵在了纽约曼哈顿第三大道十六街，双双被擒，抓了个现行。朱迪斯的钱包里藏有重要情报。不过，库普伦女士却没被FBI的阵势吓昏了头，她矢口否认自己向眼前的俄罗斯男人提供情报，她说她只是想和他分手，因为她得知他已经结了婚。朱迪斯的“绯闻”辩词并没有帮她逃脱大逮捕，他们被送进了监狱，有记者拍到，古毕彻夫一脸严肃，而朱迪斯却面带微笑，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痛苦。

　　库普伦小姐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开。朱迪斯那心脏不好的母亲得到消息嚎啕哭喊：“上帝！不！不！不是这样的，我永远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她的父亲，则在她被捕之后得脑溢血去世。谁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呢？一个在纽约土生土长的女孩，接受了纽约的高等教育，曾在纽约工作，最后却在纽约被捕，一个布鲁克林的信誉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居然出了女间谍。谁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

　　这对亡命鸳鸯受到了严厉的审判。古毕彻夫被驱逐出美国。库普伦则接受了华盛顿和纽约的两次审判。对库普伦的审判注定成为美国间谍史的一出传奇闹剧。神奇的纽约再次拯救了布鲁克林女孩。来自纽约的辩护律师将她的情报行动解释成一个爱情故事。他说，她只是对那个俄罗斯人有感情，“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你根本不会在意他是黑还是白。”而且，这位善于钻空子的纽约律师还提出了更为有力的反控告。第一，他认为FBI非法窃听了他和库普伦之间的谈话；第二，FBI在没有逮捕许可的前提下，便逮捕了库普伦。

　　借此，来自纽约的律师帮助布鲁克林女孩推翻了罪名，库普伦被无罪释放。这段混杂着忠诚与背叛的罗曼史以劳燕分飞的收场宣告终结，但是，要知道，纽约的传奇还在继续，五光十色的纽约从不缺少奇迹，更不缺少罗曼史。1950年，重获自由的库普伦嫁给了她的辩护律师，阿尔伯特·司考勒夫，他们生了四个孩子。这又是一段新的纽约传奇。

　　被处决的间谍夫妇

　　埃塞尔·罗森伯格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是弟弟把自己送上了电椅。她和丈夫朱利叶斯·罗森伯格都为苏联效力，去弄关于原子弹的情报。红色间谍女王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反水，牵连出了一大批苏联间谍，罗森伯格夫妇就是“受害者”之一。

　　罗森伯格夫妇与纽约有不解之缘。他们都出生于纽约城的犹太家庭，是标准的纽约客。朱利叶斯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学电气工程；埃塞尔原本是个颇有些抱负的演员和歌手，但生活最终只让她在一家航运公司做了秘书。他们都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体，很自然地相遇并相爱了。埃塞尔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脸上肉肉的，短发，但戴起小礼帽的时候，也自有一种高贵气质。他们有两个孩子，除了间谍工作会让人提心吊胆之外，他们生活得还算幸福。

　　1942年五一劳动节，朱利叶斯被克格勃招募为间谍，随后，埃塞尔也理所当然地牵涉其中。罗森伯格夫妇在从事间谍活动的将近十年里，战果赫赫，通过和各类科学技术人员打交道，他们不但搞到了有关航空技术、电子技术、引爆技术等的情报，还颇为神奇地弄到了美国原子弹计划中关于引爆透镜技术的材料。苏联利用罗森伯格夫妇的情报，成功击落了美国间谍的U-2飞机。

　　1951年夏天，罗森伯格夫妇被捕。他们被判处间谍罪。审判让罗森伯格夫妇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不敢相信这对温良的夫妻是苏联间谍。有人走上街头，游行，打出标牌，上书：“莫让两个孩子沦为孤儿”，“让罗森伯格夫妇重获自由”，等等。公众的反应让美国当局感到压力。同时，在被捕后，罗森伯格夫妇始终保持沉默。可是，埃塞尔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一名驻扎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军官，却向法庭提供证词，指控姐姐埃塞尔曾用一台雷明顿牌便携式打字机打印向莫斯科传递的情报的副本，他的妻子卢思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1953年6月，美国当局在星星监狱，用电椅处决了罗森伯格夫妇。罗森伯格夫妇案是美国历史上因间谍罪被处死的第一例。罗森伯格夫妇的死，让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趁机扩大地盘，整个美国陷入到了布满白色恐怖“麦卡锡时代”。

　　2001年，大卫·格林格拉斯79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忽然坦白，自己当年的证词，只是与妻子的串通编造，“我不知道谁打印了这份材料。坦率地说，今天我都记不起是否曾有人打印过那份材料，我对当初发生的一切已失去记忆了”。大卫当年的明哲保身给他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心灵困扰，虽然他的妻子常跟他说，“看，我们还活着”，但他依然想要说出真相。平心而论，罗森伯格夫妇是从事了间谍工作，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执行处决，到底不符合美国司法始终标榜的公正。《纽约时报》在关于“执行死刑五十周年”的一篇社论中写道：“罗森伯格案仍然像幽灵一样，在美国历史中挥之不去，它提醒我们一旦一个国家陷入歇斯底里，就谈不上什么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