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著名的革命老区沂蒙山的深处，山青水秀生活苦，家家户户靠几亩很薄的坡耕地生活，一年苦熬到头仅够吃喝。
1993年我考上了县城重点中学，因为是寄宿制，每年要花费2000元钱。我只读完了髙中一年级便辍学回家。
从学校里走出的那一刻，心情沉重，浑身无力。那种感觉不是眼泪能够表达的。之后，我大病一场。因为我的理想是上清华、北大。
回到家里，我用捡破烂的几十块钱买了两头小猪。
一年之后我用卖猪的700块钱做盘缠，准备去上海。我的百万富翁表哥就在上海，我天真地想：他或许会给我一些帮助。谁知，到达上海之后表哥只给我找了一家服装技校，就不肯理我了，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疏远的滋味。学校开的是速成班，一个星期之内把全部工艺教你，会不会是你自己的事。七天之后，我从技校毕业，什么都不会。再去求表哥，这回他不耐烦地对我说：我最后管你一次。你自己也不小了，别凡事找着我，我这个百万富翁也是自己干出来的。然后把我送到一个正在招工的制衣公司，就走人了。制衣公司是台湾独资公司。老板对我们新进厂的工人训话说：公司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请假，而且每次要限时，5分钟，特殊情况不能超过10分钟，否则，罚款20元。学徒期间工资180元，管吃管住，三个月后，各项技术指标都合格者，成为正式工，基本工资300块，另有红包。180元一月，我也不嫌少。我学得极其认真，为的是早出徒，早挣300块，早有红包。尽管每天要加班加点，干十几个小时，我还是很卖力。很快，三个月过去了，只有20人出了徒，我就在那没出徒的80人之中。望眼欲穿的希望化为泡影，心里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既然没出徒，就该问个明白，为什么我负责的工序盖着优良的质检章却不能出徒？先是找到领班，她是东北来的打工妹，对我问的问题表示无法回答，这要问老板。说完，她看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我们，才敢小声对我说：康老板最习惯用这种方法克扣工人工资，叫你有理没处说，干吃哑巴亏。如果你嫌挣的少，他会振振有词地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没按照要求去做，然后还笑眯眯地鼓励你好好学，年轻人，应该干一行，爱一行。如果你真的很优秀，公司是不会埋没人才的。然后，又举出谁谁就是从打工妹提拔起来的管理人员。
原来，这美好的背后，藏着这么多不为人所知的肮脏。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找康老板问问我为什么不能出徒？康老板正在打电话，我站在他的班台前。等他打完电话，我把事情说出来，他的脸上立即布满了阴云，说他不知道这事。去问生产部经理。生产部经理说这是老板的决定，该去问老板。我得不到答复，只好再次去问老板。老板很生气，对我说：你以为你是大学生还是名门闺秀？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然后不再理我，只顾打电话。一会儿，一个保安进来说我扰乱正常办公，不由分说将我带进了保安室，连骂带训地审问了一番，还狠狠告诫我，不要煽动闹事，否则，他就有权开除我。
让我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发薪时，别人发180元，而我只发了100元。去问会计，她从鼻孔里冷漠地哼出一句话，你违反公司规定，罚了80元。然后将罚单摔在我跟前。因为这件事，车间女工都躲着我，生怕一接近我，就会传染某种可怕的疾病。我被她们孤立在一边，第一次体会到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为了保住这份饭碗，我只好忍受大家的孤立，疏远。两个月之后，我在这家公司一再受到打击排挤。无奈之下，我只好辞职。丢掉在上海赖以生存的饭碗，这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我又无家可归了，又不能去找表哥。在上海，苦力活都难找，云集上海的外乡人有上百万，如果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找份工作，相当难。我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仍没有找到要我的工厂。我伤心难过，心灰意冷。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必须打道回府。准备离开上海的那一刻，说不出是心痛？心酸？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回到了老家棉花村。一进门，父亲就问我拿回多少钱？我本想隐瞒事实，在父亲的追问下，我不得不说出了实情。他大骂我是败家子，700块就这么打水漂了。还把我给他买的新衣摔在我脸上，恶狠狠地说：我没有死！穿哪门子新衣？
我连哭的力量和勇气都没有。无颜面对父母。
我不甘心这样颓废下去，不甘心梦想破碎。正月没出，我又加人打工者的行列。这一次没去上海，而是选择了青岛。在劳务市场里，一位杨姓老板主动同我搭话，说他的服装厂就缺少我这样的技术缝纫工，每月包吃包住600块。600块？我在心里想，这么多啊！比上海高多了。表面不动声色，故意沉默很久，决定到他那里去做工。人在饥饿的时候，是没有挑选食物好坏的资格的。经过七拐八绕之后，才在一个偏僻小区找到他的工厂，是一间闲置多年的仓库改建的，黑暗、潮湿、闷热，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十几台机器挤在一起，模样朴素的打工妹神情疲惫的蹬着缝纫机。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才想起，我答应李老板时，他为什么要去了我的身份证，并以同劳动部门签订合同为由，留下我的身份证。他说签合同是假，怕我跑是真。我向李老板索要身份证，他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一改刚才的和善，态度蛮横地对我说，想来也是你，想走也是你，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开的工厂？
我只好哀求他。他踱着方步，冷笑的目光里充满欲望和挑逗。他说：好办，你让我一次亲个够，我不但给你身份证，还给你200块的小费。几分钟就完事，你很划算！
没想到他会用这种下流语言侮辱我。但是，他的手里有我的身份证，我不能惹怒他。他看出我的心思，更加得寸进尺，顺手关了通向车间的大门，世界顿时黑暗下来，只剩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还没等我做出反应，他一把抱住我，把酒气熏天的嘴唇凑过来，说：你顺从我，要什么有什么。再穷，我也不喜欢你的臭钱！心里这么想，边挣扎，边想对策。他的力量很大，我怎么挣扎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制服我，像制服一个小鸡一样轻松。情急、之下，我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他松开了我，气急败坏地掏出身份证用打火机去烧。没有身份证我就成了黑人。我伸手夺过打火机，立刻软了下来，我说：大哥求你了。他像猫玩老鼠一样，嘿嘿一笑，问我怎么求他，用什么求他？我说：就像做交易一样。
之后，闭上眼睛，任他乱抓，乱摸。另一只手抓过身份证，但又被他一把抢去。冷笑着说：“你想玩老子？笑话。实话告诉你，你是跑不掉的。”再次死死抱住我。
我绝望地哭喊着，挣扎着。也许是怕工人听见，几分钟后，他终于松开了我。
这个工厂没有名字，以加工内衣为主。我因无法拿到身份证不得不留在李老板的地下工厂，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之所以叫地下工厂，是一没有执照，也不用上税。奇怪的是，大家都说李老板是个好人。虽然做工时间长，但工资还可以。我只好把李老板骚扰我的事咽到肚子里。如果我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李老板是个色狼，还以为是我在勾引他。我看出，李老板没有放过我的意思，尤其是周围没人时，他的目光总在我身上转，很贪婪。我装作看不见，表情冷冰冰的。他在那些打工妹面前，也的确很正人君子，堂堂正正。一见到我，那眼神立即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有一次，趁没人之际，他走到我跟前说：余静，你不要不识抬举，别的打工妹我从不正眼瞧，我喜欢你是真心。
我知道他说的是谎言，不准备理他。他很有一股执著劲，继续表白：你跟我好，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什么。
我低着头，冷漠地打断他的话：“你有明媒正娶的老婆，我不想被人玩够了一脚踢开！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做那种不是人的事。”他接过话茬说。我说可以，既然你爱我，我不扫你的兴，在一周之内，拿着离婚证来娶我，我知道李老板不会这么做，才激他。果然，他变得唯唯诺诺，说他老婆在温州有办事处，忙得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她不会发现的，就是发现了她也不敢怎么着。我说我有肝炎。他说，就是艾滋病他也不怕。没等他说完，有人过来，他装模作样地说两句就走开了。不知是害怕工人看见，还是我说我有肝炎他心里犯忌讳，总之他很少纠缠我了，即使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车间，他只是看着我。但是，老天有意跟我过不去。干到第七个月时，有一天，我突然昏倒在工作台上，吓坏了李老板，差人立即将我送到医院就走人了。我在医院里躺了二天，医生要我继续治疗观察，因为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我拔掉输液器，重新回到工作台上。这一次，李老板见到我时，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他不再是对我山盟海誓的那个人，谎言不攻自破。突然卸去精神枷锁，如释重负。一个星期之后，我再次昏倒在工作台上。这次我没去医院。可能是劳累过度所致，休息几天即可。
第四天，我去上班时，遇见李老板。他主动同我搭话，问我身体怎么样。我一边回答，一边想，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往常，李老板除了要亲你的嘴唇之外，从不正眼看你。9点钟之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吓得我心怦枰跳，以为他又要像以往那样骚扰我。还没等我坐定，他就把一个红包递给我。然后又从一大把身份证中，找出我的，递给我。我愣了一下，以前，为要身份证，我费尽心机，他死活不给，现在为什么这么慷慨大方？就在我莫名其妙时，他态度极好地对我说：近期工厂效益不好，这是你两个月的工资。原来，他要解雇我。如果效益不好，为什么只解雇我一个？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害怕我再次昏倒在工作台上，到时候没有人负担大笔医疗费。
我接过工资和身份证，二话没说，向李老板点点头，笑着走出那间地下工厂。来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街依旧繁华，对对情人从眼前走过，我的脸上依旧是刚才灿灿烂烂的笑，眼泪却从眼角一串串地流出来。我依在一棵榕树下，无助地哭出声音来。我想起我买过的一本书《北京人在纽约》。想到那些北京的知识精英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为了生存所受的种族歧视、挫折，不同文化冲突。与他们相比，我的苦难不过九牛一毛。他们在美国寻梦，我在自己的祖国寻梦，我比他们忧伤得多，也比他们幸福得多。
走在美丽的街市中，擦干眼泪，挺起腰杆，孤单地寻找我的梦。既然想做老板，给自己打工，要做的不是叹息流泪、埋怨。成功不相信眼泪，命运不相信眼泪。但是，梦想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像我这样身无分文的打工妹。这期间，我一边寻找合适的工厂，一边想利用自己的技术开间缝纫店。这样挣钱就能很快，但是我手里仅有1000块，其余的钱都给家里寄去了，1000块是不够开店的。半个月之后，我仍然没有找到接收我的工厂。准备自己开店，有一处房子倒很适合开店，房租也不贵，但房主要一年的钱一次交齐，这样我的钱就不够了。任我怎么说都不行。那一刻，心灰意冷，真想跟同村的女孩一样，回到乡下，找个可靠的男人，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过平淡如水的日子。
这一天我从劳务市场里出来，顺便去了服装批发市场，在一间名为惟美批发城的店里，我看见一个打工妹模样的女孩正接受另一个女人逐个工序的检査。女人检查完所有的工序，拿出其中的两件对女孩说：不合格，重新熨烫。女孩刚想为自己辩解，那个女人说：信誉是最好的广告，如果你不是怀着对顾客负责的信念，你就不要跟我合作。女孩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又接过那二件不合格的衣服，领了700块钱。女人又发给她一些半成品。女孩说，10天之内一定交货，然后走了。
我立在一边，忽然想起了什么，鼓起勇气对那个女人说：我对服装的所有工序都很熟，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为你加工服装。女人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听我一口外地话，就不肯相信我。见她身边有缝纫机，我灵机一动，对她说：如果大姐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当场为你做一件，保准一小时之内是一条合格的西裤。
也许是我的虔诚打动了女人，她不相信地扔给我一条裁好的西裤。就在惟美批发城，当着所有顾客的面，一小时之内，一条做工精致的西裤交到女人手里。她惊讶了，问我是不是服装学校毕业的。我诚实的回答，不是，但我一直在服装厂做工。她当即答应我可以给她加工服装。我乐得像个拣了金子的乞丐，租了一间简易的临时房，四处透风漏雨，每月只有100块，一个月一交。创业是艰难的，仅仅是一台缝纫机就把我难住了。商店里的太贵，买不起，旧的又不知去哪里买？而我又不能把我这种情况说给女老板，我们只是合作伙伴，如果她知道我连台缝纫机都买不起，说不定就不让我给她加工了呢。
第二天，在一个老者的指导下，我去了旧货市场，那里果然有旧缝纫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连同码边机，以600块的价格成交。店就这样开起来了。屋子又暗又潮，像工地民工住的工棚。我已经很知足了。心中那个已经碎去的老板梦又一点点地清晰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像给我活的女老板那样成为老板？生活贫穷不是过错，但是当你离开人世时，还两手空空，那就是你的悲哀。我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每天早晨把做好的衣服背到批发城，为省下三块钱的车费，我要扛着大包走一个小时。身材瘦小的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晚上，还要步行几十分钟去拿半成品。为了挣到一笔可观的加工费，洗刷我的贫穷，我几乎通宵达旦，累得精疲力尽。由于我加工的服装质量明显优于其他人的，女老板很信任我，所有活计先给我做。她的生意很好，我一个人做不过来，只好招了几个外地妹。这样’半年下来，我挣了8000块。拿着那些汗水钱，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安慰。
一年后的一天，女老板上门找到我，她要成立自己的服装加工厂，想请我去负责服装厂的事情。她没有时间，我又懂所有工序，对质量要求也严，这是她请我去的主要原因。这个决定对我很突然。见我没有立即回答，她说，薪水你不用担心，每年两万，根据利润多少还有296的提成。她让我想几天，然后再回答她。经过权衡利弊，我决定到她那里去干。我当然想拥有自己的服装厂，但是，我没有资金，用开店挣的那点钱扩大资本积累很难成大气候。最主要的是在女老板那里我可以熟悉整个服装行业，了解市场动态。多经风雨，多锤炼自己，使自己更成熟。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签订了合同。因为我们的做工好，除了满足惟美批发城外，还有另外三家批发商也找到我们，为他们加工半成品，仅这一项一年就可有50万的利润。
经历了这些，我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踏不平的坎坷，没有走不出的困境。要敢于经历失败，没有失败，就不可能有成功。
我叫李永南，是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人。我的父亲是镇里有名的木工，他的手艺是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我髙中毕业后，跟父亲学得一手好手艺，一直在镇木工厂工作。因为亏损，发不出工资，1999年过完春节，我离开了木工厂，来到青岛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过一家职业介绍所给介绍的，是一家木器厂，可没多久就丢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去找。因为是木工，所以，我只能在木工厂或者是搞装修的公司找差事。就在我天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时候，报纸上的一份招聘启事让我的眼睛一亮。一家装修公司招聘经理，需懂木工技术，月薪一万元。我按照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小姐接的，也没问我其它情况，让我明天下午去面试。第二天，怀着一份忐忑不安的心去了这家装修公司，一场戏剧性的相遇开始了。面试我的老板汪洋是我多年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我们同在大西北的张掖当兵，想不到，十年不见，他早已成了大老板。那天，应聘的人不少，但是，我因为是他的战友，自然而然地当上了装修公司的经理。这一切对我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既然汪洋会慷慨地把这个职务给我，说明他是很看重我们之间的战友情的。
小 说-天 堂 Txt 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