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四月，魏杨被以抢劫伤人定罪，被判入狱四年。而当时跟他一起的那几个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至于刘靖初，他则因非法拘禁罪被判管制一年，并且还要向受害人支付八万元的赔偿金。法庭的裁决一下来，学校的开除通知书也送到了他手里。他最担心会坐牢，但最后也没有。管制是一种对罪犯不予关押的刑罚，比坐牢轻，被管制的人只是被限制了一定的自由，比如迁居、外出经商、政治自由等等，他们依然能在社会上相对自由地活动，在工作中，也跟普通人一样同工同酬。
法院的判决开始执行的时候，我已经是那款名为《玲珑》的网络游戏的代言人了。没有了檀雅这个竞争对手，选拔赛举行的那天，我便获得了冠军。成为了代言人以后，我和游戏公司签了两年的合约，时常都要配合他们为游戏做一些宣传，除了拍摄宣传广告，还会去各地做活动。
六月份，我也拿到了我的学位证书。
我们毕业了。
大学的四年时光便这样结束了。毕业聚餐的那天，我们班以前有五十一个人，但是，出席的却只有五十个。
唯独少了一个刘靖初。
我还听见有人说：“这不正好吗？一桌十人，五桌，还省了搭凳子。”我一听，端起面前的酒杯，打算去向那个说风凉话的男生敬杯酒。
这时，有两个女生也端着酒过来了，走到我面前说：“苗以瑄，我们想跟你干一杯，怎么样？”
我问：“为什么？”
一个女生说：“因为前两年觉得你太嚣张，蛮讨厌你的，可后来又觉得你也是挺直爽干脆的一个人，有什么不愉快就抹了吧。说是四年缘分，其实何止四年呢？同学关系是一辈子的呢。”
另外一个女生小声说：“嗯，而且我们也都挺喜欢你踹胡哥那一脚的。”
我忍不住笑了：“好啊，那就为四年缘分，干杯。”
其实她们都比我豪气，都举杯说：“为一辈子的缘分干杯！”
那之后，我又跟不少的人都碰了杯，大家都是豪气干云、恩仇尽消的样子。我的酒量很差，几乎每次都只是抿一小口，但即便是那样我也喝得有点头晕眼花。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忽然看到远处走廊有一道身影仿佛很熟悉，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眼花，那个人好像是姜城远。
他一只手扶着墙，走一步就停一停，然后又再迈出下一个步子，两条腿落地的轻重也都不一样。
我便呆呆地凝望着那个背影，也伸出手，扶着墙，学他的样子，走一步，停一停，走一步，停一停。
他迈出一步，我就跟着迈出一步。
可是，我的两条腿是完好无恙的，我始终也无法体会一个身体有残缺的人那样走路到底是什么滋味。
走廊上的灯闪了几下，突然灭了，那身影陷进黑暗里，越来越模糊。
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消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也久久地朝着那个方向，久久地没有回过神来。
毕业后，我进了沈宫文化传媒工作，朝九晚五的生活还算轻松，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依旧不会主动和刘靖初联系，但他也依旧会主动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刻意表现得很抵触，态度比以前放松了不少。他告诉我，他正在积极地找工作，工作很难找，后来又说找到了，是在酒店当服务员，试用期三个月，任务重，工资低，但福利还不错，总比没有工作好，因为他暂时很需要一份工作。
我能看出他的困惑和疲惫。他对我说：“阿瑄，原来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我以前觉得，在学校里只要耍混耍横，别人就得忍让，就得听我的，可出去了才能体会到那种有心无力……”
“我每次应聘把简历递出去，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就轮番来考我，像审犯人一样。”
“我觉得自己跟个傻瓜似的，还得忍受他们对我的各种挑剔和质疑……他们一知道我还在被管制，嘴脸立刻就不同了……”
“很多的事情，都已经不是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了……”
刘靖初身上始终有管制这道烙印，应聘的时候对方只要知道了他犯过事，没有完成学业就被学校开除了，他们都会直接或者委婉地拒绝他。最后那份酒店的工作是他舅舅穿针引线介绍的，因为走了关系，对方看介绍人的面子，就没有严格把关，他们将他被管制的事情隐瞒了，他才得到了那份工作。
他说：“阿瑄，我就想赌一口气！我家那些亲戚，也只有我舅舅还对我上点心，其他的那些，老早就看不起我，说我是烂泥糊不上墙。现在出了这事，他们就更要看我的笑话了。”
“我妈说，我得好好干一场，给那些表面和和气气、暗地里不知道怎么咒我、怎么嫌我的浑蛋瞧瞧，我刘靖初没完，我这辈子不会就栽在这件事上了！哼，我完？他们都进棺材了我还完不了呢！”
他在电话里说得咬牙切齿，我一直听着，不怎么出声。
他又问我：“阿瑄，你睡着了吗？”
我每次接他的电话都不冷不热，他说，我听，偶尔回应几句。我看了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凌晨了，我故意声音含混地说：“嗯，我已经躺着了，好困。”他说：“好，那我挂了，你肯听我发牢骚我也很满足了。阿瑄，晚安。”
晚安。
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了那两个字。
挂断电话以后，我望着电脑屏幕发呆。
微博上偶尔还是会跳出新评论提示，总有那么些晚睡或者失眠的人还在网络里游荡。
几个月以来我的粉丝从最初的两千人涨到了十几万，有人说着赞美的话，也有人恶意抨击，还有檀雅的粉丝孜孜不倦地来质问我是不是靠关系才当上代言人的。我最初看见那些评论还会生气难受，但看多了也就习惯了。
十月的一天，我坐车经过紫滨路，远远地看见江畔广场有人在放孔明灯。
风很大，刚点燃的石蜡被风一吹，火焰歪着烧到了灯纸，把灯纸烧出了一个大窟窿，那盏灯也作废了。
他不是一个人在放灯，还有一个人在旁边帮他，但他似乎嫌帮他的人跟他不配合，灯纸一烧起来，他就发脾气把对方赶走了。
放灯的人是姜城远。
远远地，我还能看见他那根银色的拐杖就放在他的脚边。
那根拐杖，上面有几颗金属装饰，有几条雕刻的纹路，还有一道不小心刮出的痕迹，我全都知道。
我曾经看着拐杖的主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出来，动作很慢，扶着车门站稳了，然后车里就有人将拐杖递出来，拐杖的主人很不情愿地接过了它。
主人站在寝室楼的前面，抬头望了望那栋八层高没有电梯的楼房。而他恰好是住在顶楼的。
他把拐杖扔在地上，徒手就走。
可是，他只走了几步，因为走得有点急，所以摔了一跤。
他摔倒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旁边看他，他狼狈地被来送他返校的母亲扶起来，他丢开了母亲的手：“我说了自己可以走！”
母亲捡起拐杖说：“你刚好一点，还没完全适应，别逞能。”
那根拐杖的主人看了看周围，他也在人群里看到了当时端着盒饭经过的我。他的眉头一皱，把拐杖收到最短，拿在手里，然后还是坚持不想靠拐杖走路。他走得很慢，走一步顿一下，没有再摔倒。他走进寝室楼，扶着栏杆，慢慢地上楼。他的母亲在楼外望着，眼眶又红了。
后来，拐杖的主人渐渐接受它了，用它拄着，行动方便了一些。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幽灵，总在它的主人察觉不到的角落里看着它。看着它和它的主人，他们在一起的每一次努力，和每一次辛酸。
我看见它带着主人去图书馆，去教学楼，去食堂，还去操场上体育课。体育课上，主人只能跟它一起坐在操场边，大家自由活动，有人打篮球、踢足球、跳健康操，也有人溜到食堂吃东西，只有他们干坐在操场边，一直坐满了九十分钟。
拐杖的主人自从重返学校，就显得很不合群了，大多数时间他都只跟拐杖在一起。
主人还很爱惜他的拐杖，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碰它。有一次我过了饭点去食堂，看见主人趴在靠窗的座位上睡觉，而拐杖就竖在他的手边。我忍不住走过去把它拿了起来，金属的质地，冰冷的触感，冷得不近人情。它很轻巧，细细的，可以收缩，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款式简单得令人心疼。
我连用了两个奇怪的词语去形容它，心里无端唏嘘得很。
窗外有阳光照进来，银色的表面反光，光点落在主人的眼睛上，他就醒了。
他的眼皮一掀，露出眼周轻微的红血丝，眼神就和他的拐杖一样冰冷。他说：“别碰我的东西。”
我问：“你怎么在这儿睡午觉？”
他说：“我现在是个残疾人，没看出来吗？这儿离下午招聘会的现场近，我懒得回寝室折腾了。”
我问他：“喂，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他说：“我这个瘸腿，就只顾着养伤和做物理治疗了，能有多少时间准备？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皱眉头：“姜城远，你这算自暴自弃吗？”
他说：“是吗？我不觉得。”
我说：“别老提自己是残疾人，比你残的人多了去了。”
他轻轻抚摸着拐杖，连手指尖都带着一种优雅，却优雅得有点造作：“呵呵，那要不要再有人来打我一顿，打得我截了肢或者坐轮椅、成植物人，那才叫残疾？”我知道他情绪不好，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而这一天，在寒风凛凛的江边，我终于又再次看到了拐杖的主人。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莫名地紧张了起来。
公共汽车停在紫滨路站，我下了车，小跑着来到广场，跑到姜城远放灯的地方。之前配合他放灯的人是附近摆摊卖孔明灯的小贩，已经被他骂走了。他一个人手忙脚乱，刚点燃石蜡，想去把灯纸提起来，还差点摔一跤。我急忙跑过去说：“姜城远，我帮你吧，孔明灯一个人放不方便。”
姜城远看了看我，没吭声算是默许了。
隔了几个月，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也许应该问问他，姜城远你最近过得好吗，你的腿现在还疼吗，你在哪里工作，新的生活还适应吗？……可是，即便我有很多的话想说，到了嘴边却还是咽回去了。他的注意力全都在他的孔明灯上，他沉默得很厉害，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就已经足够将我拒在千里之外了。
我只好说：“你来点石蜡吧，我给你提着灯。”
我提着灯的两个对角，尽量让灯身鼓起来，他点燃了石蜡以后，走到风口处，挡着风，等石蜡燃烧久一点，热气慢慢地充进灯内，明显感觉到灯开始上浮了。我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松手了？”
他很简短地说了两个字：“试试。”
我手一松，孔明灯就在风里开始斜线上升。
那是一盏白色的孔明灯。卖灯的小贩们有红色黄色绿色各种颜色的孔明灯，有的上面还有印花，很多放灯的人都会买那些看起来欢欢喜喜的颜色，却只有姜城远放的是白灯。
紫滨路上每一个卖灯的摊位他都问过了，能够买到的白灯他全买了，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他望着那盏升到半空的孔明灯，眼神十分专注，望了一会儿，眉头一皱，转身又去拿一盏新灯。
我说：“我帮你拿吧？”
他看了看我的脚，然后抬起头，这次说的话比之前长一点了：“我自己可以。”
我没有坚持，看他用手扶着腿，慢慢地走向那座白色的小山。离受伤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看来他也已经适应了身体的变化，现在不用拐杖也可以行走了，只是步伐会比较缓慢，必须很谨慎小心。
他拿了灯，我们又开始放第二盏。
点燃石蜡，等待热气充盈灯内，灯慢慢地浮起、升高，再接着就是第三盏、第四盏，很多很多盏……
他很少说话。
只要他不说话，我也沉默着。
我们放灯一直放到了午夜，午夜时分，江风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放灯也更容易了。我们很快就一盏灯接着一盏灯地放上天去。某个时刻我抬头一看，天空上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竟然有几十盏灯了，就像一颗一颗带着火焰的陨落星辰，以黑丝绒般的天幕为背景，安静地悬浮着。
那一幕太美了，美得如梦似幻。夜幕繁灯，映着沉静远山，浩浩江流，世界有一瞬间的出尘，恍然不似凡俗。我不由得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望着那漫天的浮灯，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姜城远也抬头看上去，大概也像我一样，惊异于浮灯之美，凝望了好一会儿。
我看他的时候，见他还仰着头，轻轻地张了张嘴。虽然声音轻得听不见，但是从口型也能看出来。
他在说：“小芸。”
我们放完所有的孔明灯后，江畔广场已经没有别人了。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姜城远走到广场边缘，再往前就是堤坝和石滩了。他慢慢地说：“小芸也许就是从前面的堤坝那儿掉下去的。”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抿着嘴，没出声。
他说完，就拄着拐杖开始朝堤坝走。凹凸不平的石头路，没有路灯，只有江边停着的一艘挖沙船，船上面有两盏大灯，灯光投到堤坝这边，勉强可以照路。
我跟在他后面：“姜城远，别过去了，那边太黑了，当心摔下去。”我说着，一边还掏出手机，用手机光去照他脚下的路。
他朝前走了一段，越过了堤坝，走到了石滩，然后就停了下来，坐在地上。
他身前几米外的地方就是江水了，流水的声音刹那占领了这个黑夜。苍生皆静，唯有滔滔的江流。
那几天恰逢降温，天气很冷，夜里气温还不到十度，再加上江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直打哆嗦。
我缩着脖子，把外套的帽子拉起来包着头，手也揣在口袋里不敢拿出来。
姜城远说：“你回家吧。”
我问：“你打算在这儿坐一整晚？”
他说：“或许吧。”
我说：“那我陪你好了。”
他说：“不用了，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他拒绝得很干脆，我不想多说话惹他烦，但也没有离开，只是走远了一点，跟他隔开了几米。
我看见一块大石头，就靠着大石头坐了下来，正好也利用石头挡一挡风。
整晚我都没有离开，我也不想离开，不想看到他孤零零的身影衬着茫茫的大江，被冰冷的黑暗吞没。
我想陪着他。
其实，他笑的时候我想陪着他，他哭的时候我也想陪着他，他陷在黑暗里，我想给他一盏光，他跌进冰冷深渊，我就想给他温暖怀抱。
这样的心绪是在他出事以后爆发的，我常常想，这或许是因为我把对舒芸的愧疚投射在他身上了吧？假若他能接纳我，让我为他做点什么，我愿意倾尽全力，因为我已经无法弥补舒芸了，我只能弥补他。
然而，这一晚我坐在江边，却忍不住问自己，假如没有舒芸的存在，假如他的失意是出于一个和我无关的理由，我还会不会选择留下来？
答案竟然是肯定的。
我会。
他的黯然，他的颓废，他的心痛，我纷纷感同身受。所以，他笑的时候我想陪着他，他哭的时候我也想陪着他，他陷在黑暗里，我想给他一盏光，他跌进冰冷深渊，我就想给他温暖怀抱。
而那个夜晚，有他的地方，我不离开。我们就那样保持距离沉默地坐着，一直坐到了天亮。
天亮之前，我靠着大石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是睡得很浅，太冷了，风一吹就醒了，还不停地打喷嚏。
我睁开眼睛，周围却半个人影都没有。
只有灰色的长堤，混浊的江水，雾霭里望不清轮廓的大桥，和对岸绿得发暗的远山。
昨夜与我为邻的那个人呢？
他就那么走了？我陪他挨了一夜的冻，脸上的皮肤好像都要被江风吹裂了，可他就一声不响地走了？
我失望极了，站起来揉了揉自己发麻的腿，慢慢走回广场。广场上零星有一些人，有晨练的，有早起经过的行人，还有打扫路面的环卫工人。我有点不甘心地四处看了看，希望看见姜城远还在，却还是徒劳。
我走到最近的一个公交站，打算坐车回家。电子站牌显示我要乘坐的那一路公交车即将到达本站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有一个人正拄着拐杖，很急地赶过来。他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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