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3)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月色铺满了西安正北路大街。萧红穿着酱色旧棉袄，披一件黑色小外套，夜风吹动她毡帽外的长发。她一边走，一边对即将与丁玲前往延安的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她又说到端木蕻良，说起端木对她的追求。在聂绀弩听来，这只是一次倾诉而已，他以为，萧红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端木。

　　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M.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么？我想起萧军的嘱托。我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聂绀弩《在西安》）

　　然而，她到底还是与端木走到了一起。四月初，已转道去延安的萧军，突然与聂绀弩、丁玲一起来到了西安。一到住处，便看见一同从丁玲房间走出的萧红与端木，见到萧军的刹那，两人愣了一下，然后，故作镇定的端木走过来，与萧军拥抱。

　　萧军进门后，打了一盆水，正清洗着脸上的灰尘，萧红走进来，面含微笑地对他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萧军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好！”听到这个字，萧红飞快地走了出去。

　　如果他表现得不那么平静，如果他哀求，萧红也许会原谅了他，像从前那样，与他再一次和好。她是期待的。然而，萧军永远是那个宁折不弯的男人，这一声平静的回答之后，他与她，再无瓜葛。

　　1938年4月，尽管炮火纷飞，情感受挫，却依然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这个春天多么不合时宜啊！曾经的一对患难情侣，如今在这个春天，成了陌路。是时间的魔咒么？还是生活的鬼符？这个春天，萧军与塞克一起离开了西安，远赴兰州。此后，他再也没能和萧红相见，一声“好”之后，他轻轻走出了她的世界。这个他曾以命相搏去营救的女子，这个与他患难相守六年的女人，到此刻，一切的传奇与神话，全部都结束了。

　　在兰州，萧军与一批文艺战线的友人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那里，结识了兰州“王氏兄妹小剧团”的二妹王德芬，两人一见钟情坠入情网，于5月30日火速订婚，并在6月2日的《民国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

　　萧军离开后，萧红随端木又回到了武汉，并在5月下旬，与端木蕻良在汉口大同饭店举行了婚礼。那天，萧红穿了一件自己缝制的紫红丝绒连衣裙，一双黄色半高跟皮鞋，色彩搭配显然极不协调，如果鲁迅仍在人世，一定不会同意她这样打扮自己。然而，尽管如此不搭调，尽管她腹中怀着萧军的骨肉，尽管新郎不是她心底最爱，这个婚礼却是她数次情感历程中，唯一的一次婚礼！

　　婚礼主持是胡风，他让新人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了这样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她说得平淡，可又何曾忘记过萧军。后来在重庆，她到胡风家，偶然见到了萧军与新婚妻子的照片，那一刻，她心痛得几乎无法自持。

　　有一次她一个人来我家看我，我不在，我妻子将萧军新近寄来的新婚照片给她看了。她看后好半天没有作声，看出这在她的感情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她没有等我，就匆匆的走了。

　　——（胡风《悼萧红·代序》）

　　失去了使她痛却又让她深爱的男人，她的情感生活只剩下最朴素的愿望，谅解和体贴。然而在朋友眼中，她这次的选择，却是一错再错了。

　　端木出生地主家庭，是母亲最小的儿子，性格文弱，缺乏担当。婚后，萧红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替他誊抄文稿，甚至他闯的祸，也要由她出面去赔罪和化解。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一改婚前对萧红作品的赞美，代之而起的是鄙夷和干涉。

　　靳以有一次去看萧红，正伏案写作的萧红悄声告诉靳以，她在写怀念鲁迅的文章。不料，却惊醒了正在旁边睡觉的端木。

　　这轻微的声音却引起那个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骨碌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

　　“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的看了一下，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还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便发出那样奸狡的笑来，萧红的脸更红了，带着一点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何必笑呢！”

　　——（靳以《悼萧红和满红》）

　　友人问她：“你离开萧军，朋友们是并不反对的。可是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么？”

　　她说：“我为什么要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呢？因为我是女人么？”她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遗憾。后来当生命接近终点，她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酸楚地说，她败就败在是一个女人上。那个年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她再强，也强不过命运。

　　8月，武汉战事紧张，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集聚武汉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撤离。萧红与端木准备撤往重庆，却只弄到了一张船票。萧红建议端木先走，自己留下可以与熟人一起离开。端木没有坚辞，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拿着仅有的一张船票，独自去了重庆。

　　直到9月中旬，萧红才与友人一起，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武汉。

　　船至宜昌，友人突然患病，她与《武汉日报》编辑段公爽将友人送进医院折回码头时，天已黑透。她拎着沉重的行李包裹，拖着九个月的身孕，步履蹒跚地行走在阴冷漆黑的码头，脚下，是横七竖八纵横交错的缆绳和铁索。忽然她被绳索一绊，倒在了空寂无人的码头上。

　　事隔多年，萧红湿润着双眼向骆宾基讲述了这段心酸往事，骆宾基后来在《萧红小传》中，记载了她彼时的心情。

　　她躺在那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一种平静，四周围是没有什么人的，她坦静地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她想：“天就要亮了吧！会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的吧！警察走过来一定有许多人围着，那像什么呢？还是挣扎起来吧！”然而她没有力量，手也懒得动，算了吧！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

　　——（骆宾基《萧红小传》）

　　她后来感叹，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从东北到哈尔滨，从上海到日本到北平，现在有了端木，她仍然要一个人走。她漂泊的人生没有尽头，没有港湾为她预留，没有谁的怀抱是她永久的倚靠。

　　这年11月，她在重庆江津生下了一个男婴，数天后夭折。是码头上的那一跤，断送了她与萧军之间仅有的血脉联系。

　　1939年5月，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警报和硝烟此伏彼起，重庆瞬间成了一片火城。幸好，经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的推荐，端木在香港大时代书局谋到了一份丛书主编的工作。于是1940年元月，萧红与端木从重庆飞抵香港。

　　原以为，离开了重庆便脱离了硝烟弥漫的苦海，孰料，抗战时期的香港，更是一座苦难深重的孤岛。

　　她是奔着生的希望去的，然而，这悲凉人世，遍地死所，哪里又有她生的通道？

　　战乱、生产、奔波，她的体质每况愈下。到香港后，她和端木与香港知名人士周鲸文等创办《时代文学》，稍有空闲便埋头创作。在香港的短短两年时间，萧红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以及短篇小说《后花园》、《小城三月》等。用端木的话说，创作，是萧红的“宗教”。

　　1941年7月，她的身体已到支撑的极限，她在史沫特莱为她联系的玛丽医院做了一次体检，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在周鲸文的支持下，她住进玛丽医院接受治疗。夏天的病房尤其闷热，她从三等病房移到了阳台，在那里，她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你陪着我吃一片苹果吧！”她向病友，一个香港的女工说。

　　那女工能说北平话，是一个二期肺病的患者，她辞谢了。

　　“你要吃一片的。”萧红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世界上都是没有亲友关心的，你若是不陪着我吃这一片苹果，你会后悔的；要留一个记忆，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在玛丽医院养病，我们一块吃着苹果……”

　　——（骆宾基《萧红小传》）

　　11月初，她出院回到了九龙尖沙咀的家。11月中旬，因病情加重，端木再次将她送入玛丽医院。然而11月下旬，她忍受不了医院恶劣的态度和环境，在艰难的四方申告后，由探望她的于毅夫再度接回寓所。

　　这段时间，常守在她病床前的，是她的东北老乡骆宾基。1941年秋，骆宾基由沦陷的上海来到香港，投奔已安定下来的端木和萧红。在萧红病重住院期间，他成了她最后的亲人。

　　当她想出院，医院里见不到端木的身影，没有亲属为她签字时，她躺在病床上，无奈又无限向往地对骆宾基说：“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那一刻，不消说，多年前的一幕幕纷纷于眼前。她一定想到，当年她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因付不起医疗费医院不愿医治时，萧军急火煎心地冲到医生面前说：“如果今天你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从此死去，我会杀了你，杀了你全家！”多么霸气的声讨，多么深沉的爱啊！可是当他睁开双眼听到她说：“亲爱的，你赢了。”这个霸气的男子汉，瞬间便哭了。现在，为什么一切都颠倒了，当年那样呵护她疼爱她的人，为什么不在她身边了，怎么就弄丢了呢？她多么怀念他，怀念得心痛欲裂。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凌晨开始轰炸九龙，并封锁了九龙到香港的轮渡。第二天凌晨，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副会长于毅夫的安排下，骆宾基带着病重的萧红偷渡到了香港，临时住进雪场街思豪大酒店。但仅隔几天，酒店毁于炮火，骆宾基又带着萧红辗转多处，最后在时代书店的宿舍落脚避难。

　　端木此时已做好突围的准备，他终于出现在萧红面前，却是来向她告别。尽管撤离的号令迟迟不来，对病中的萧红，他已无心相守。

　　骆宾基不解地问萧红，何以能和端木共同生活三四年？她说：“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经历了彻骨的恩怨疼痛，这话出口，何其悲凉。

　　“我早就该和T（指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骆宾基《萧红小传》）

　　如她所言，端木不是能与她共患难的人。能与她共患难的那个人，却只愿做她前世的英雄。

　　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日军长驱直入，港督投降，香港沦陷。

　　香港成了一座倾城。所有居民都在外逃，进步人士被安排秘密离港，文化界友人一批一批被掩护撤离……只有萧红，寂静无声地躺在担架上，忍受着病痛和炮声的折磨，她多想站起来和朋友们一起离开，离开这炮火硝烟的孤岛。然而，她已不能。

　　1942年1月12日，当病情再一次濒危，她被送进了香港一家私立医院——养和医院。医院诊断为喉管肿瘤，随即切开她的喉管进行了手术。然而！当喉管被切开，喉部除了炎症之外别无他物！所谓肿瘤，竟是庸医的一次误诊！荒唐悲凉的人世啊！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戕害着她？

　　战时的香港，缺医少药，尤其是阿司匹林等药物更是极度匮乏。耳听得屋外兵荒马乱，萧红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她切开的喉管迟迟无法愈合，她想说话，可是不能成声。此刻，她最怀念的是东北黑龙江，是呼兰河畔那个有着后花园埋着祖父的家，还有她一直仇恨的父亲，现在这一切都在数千里外召唤着她。她多想回到故乡，向父亲投降，告诉父亲自己错了！

　　1月18日，她第三次被转到了玛丽医院。在院门右侧窗口，她看见了曾在阳台上交谈过的香港女工，她向那女工致意，嘴角现出轻轻的微笑。“你若是不陪着我吃这一片苹果，你会后悔的；要留一个记忆，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在玛丽医院养病，我们一块吃着苹果……”这句话，想起来像是一句谶语。

　　她的人生已快走到尽头。她的身边，除了骆宾基和端木，再无亲人。她平静地躺在六楼的病房里，像浮在无边的孤岛上。此刻她已安宁，她等待着灵魂归乡的那一刻。

　　十九日夜十二时，萧红见C君（骆宾基自指）醒来，眼睛即现出：“你睡得好么”的关切神情，又微微笑着，用手势要笔。

　　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写最初九个字时，C君曾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萧红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三时示意吃药；并吃苹果半个。这时候，她由喉口铜管呼吸，声带无力发音，然而神色很恬静。并要纸写：“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

　　——（骆宾基《萧红小传》）

　　21日，骆宾基回了一趟九龙，香港沦陷以来，他一直惦念着丢在九龙住处的小说稿。22日清晨他回到玛丽医院时，发现医院已被日军接管，并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门牌。六楼的病室，已没有萧红和端木的身影。

　　上午9时左右，他在红十字会临时设立的圣提士反临时病院，见到了已昏过去的萧红。

　　她仰脸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长发散乱，喉管刀口处有泡沫涌出。但她的双唇依然红润，仿佛在梦中遇见了羞涩懵懂的年少时光，嘴角上映现出红樱桃般迷人的光泽。

　　上午10点多，沦陷中的香港冷冽荒寒。女作家萧红，带着无尽遗憾，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942年1月22日；她生命的终点，永远定格在31岁的芳信之年。

　　“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多年后，当得知萧红曾在病中如此渴念着他，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萧军，内心虽有千军万马奔腾，却只能喃喃叹惜：已无只手可援君。

　　可是，不忍相忘啊，当年他为了救她，曾赴汤蹈火，以命相搏。当苦难和深情远逝无踪，内心只有一座荒凉大冢，埋着爱人和青春。

　　萧红曾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这呼兰河的女儿，带着白山黑水的纯粹心性，短短一生饱受磨折。“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世界迷惘了我了。”

　　这狂妄的世界，没有爱人和故乡。她漂泊了一生，终于累了。她多想像她在《失眠之夜》中，萧军曾向她描述过的那样，做他的新媳妇，跟着他去沈家台赶集，然后快乐地回乡去：

　　“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

　　“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铛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着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