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过量的啤酒，意识与我已是藕断丝连。
柔和的灯光，眼前晃动着红色的帐幔和小米的满头银发。我躺在一张软软的床上，小米坐在我的身旁。“想把头发染了，”她说，“黑色、棕色还有金色，你说什么颜色好呢？”“金色，”我说，“金小米应当有一头金发。”“睡吧，”她说，“你累了。”
她的手指在我的额头上缓缓滑动，皮肤感觉凉丝丝的很舒服，闻着她身上的松脂气息，意识慢慢离我远去……
一个灰熊冬眠般的夜晚，如果不是耳畔敲响当当的钟声，我会像灰熊似的一直冬眠下去。
揉揉惺忪的睡眼，直身坐起，我发现我穿着衣服睡在小米的洞穴闺房中。洞壁上的挂钟指向7点整。只闻钟声响，不见小米。两件蓝大褂搭在紫檀梳妆台前的靠背椅上，电视柜旁的博古架上摆着精美的玉佛和瓷瓶。写字台上的灯还亮着。一块晶莹剔透状如蟾蜍的田黄石，压在一沓纸张霉黄的笔札上，笔势古拙透出狂狷之气。
我想，那恐怕就是老爹的笔记。
转过屏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书架、文件柜、电脑桌、电话传真机和复印机，简直是一间现代化的办公室。要不是电脑桌上摆着金发碧眼的芭比娃娃，我真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小米的卧室。
外面是一条笔直的石廊，亮灿灿的阳光从岩壁的裂隙中射入，正好照见石壁下几只带轮木箱中蓬勃的花草。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大厅支洞口的木箱。我还发现，在这些花草中，就有那种生命力顽强的酢浆草。不过，是三个叶的，而且开的是黄色的小花。
透过岩壁的裂隙向外望去，蓝天下层叠的山林尽收眼底。我还看见了盆地入口处的公路和公路旁的岗亭，迷彩服们晃动的身影都很清晰。
我深深吸了一口岩壁裂隙吹进的山野中那清冽的风，迎着温煦的阳光闭上了眼睛……手机铃声响起！
手机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大声呼唤！
“喂！”我把手机贴在耳边。
“树袋熊，快来救我啊！”手机里传出岚焦急的声音，“他们说我自杀，都一个晚上了，逼问我是谁，我不说，他们就不放我出去！”山洞里信号微弱，岚的声音含糊不清。
“你在哪里？”我大声喊，“谁不放你出去？”
“警察！”岚也大声喊，“我在渔湾镇派出所！他们说必须请家属，你快来把我领出去！”
“我马上过去！你什么也不用对他们讲，一切问题由我来解决！”
“别忘了给我带衣服来，我的衣服被海水泡湿了，现在只穿着一件警察的大衣！”
“记住了！放心吧，我马上开车赶过去！”
我把手机揣起，向石廊的尽头跑去。拐了一个弯，一头撞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凭着石壁哗哗的泉水声，我知道已在洞窟的大厅。
“小米，你在哪里？”我喊了一声。
黑暗中，只有我的喊声嗡嗡回荡。
“金小米，岚找到啦！”我又喊了一声。
侧耳聆听，仍然无人回应。
我擦燃打火机，像举火把一样高高擎起，摸索着向出口走去。
渔湾镇背山面海，干净的街道，怡人的风景，一栋栋白墙红瓦的小洋楼错落有致，俨然有钱人的海边度假村。除了少数渔民仍然常年吃住在船上，镇子里的居民大多通过经商、海水养殖和走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可以说，沿海一带的居民是近30年来中国大变革中最先富起来的一拨人。我把车停进停车场，走进派出所一楼办公大厅。
这是我见过的最为豪华漂亮的派出所。一幢刚刚建成不久的新楼，风格超前、布局现代、装修考究。不像是警察履行职责的地方，倒像是大公司的办公场所。奇怪的是，如此之地，热闹得好比城市的大棚菜市场。户籍室窗口前有上百号人拥挤推搡，一条不成形的队伍顺着楼梯排到了二楼。两个年轻的女民警坐在窗口里面，一个委屈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一个气哼哼地瞪着眼睛冲着外面直嚷嚷。
“骂呀！你们再骂，就不给你们办！”
“你还人民警察呢！这是什么态度！”队伍里有人回嘴道，“我们7点就来了，你们8点半才上班。知道人多，也不派人维持秩序。让人楼上楼下两头跑，还只开一个窗口。不管排队不排队，是熟人就先给办，谁能挤就先给谁办。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谁是熟人？别胡说八道！”那位女民警嗓门更高，“我知道你们谁没排队？可不谁把东西先递进来就给谁办呗！你们就知道赖别人，你们自己为什么不维持秩序？就知道嚷嚷就知道挤。这里是派出所，不是自由市场！”
“派出所怎么啦？派出所也得讲理！”还有几个人争辩。
“算啦，算啦！快办吧，吵到中午谁也甭想回家吃饭。”更多的人说。
我看明白了，这些人都是来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
好不容易挤上二楼。只见一个穿着红色皮背心红色超短裙一头红发的时髦女郎，被人从照相室里推了出来。“凭什么不行？”红发女郎转身朝照相室里大叫，“染发是我的自由！我想染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你管不着！”“说不行，就不行！”
照相室里传出一个男人粗犷的声音，“红头发就是不给照！”我直接上到三楼。
三楼是另一番天地。走廊里空无一人，两旁的门都关着。正在我犹豫着想确定敲哪扇门的时候，从讯问室里探出一个老警察黑碜碜的脸。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有一种令人畏惧的沧桑感，尤其那两只锐利的鹰眼盯在我脸上时，我的心忽悠一下像罪犯似的有了一种软虚虚的感觉。
“你找谁？”老警察问。
“呃，对不起！”我上前说道，“有一个女的，昨天晚上跳海自杀的，她在哪儿？”
“你是她什么人？”老警察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是她男朋友。”我说。
老警察走出讯问室，皱着眉头上下打量我，最后把目光停在我手里提的塑料袋上。
“衣服？”
“衣服。”
“看看！”他接过塑料袋，一件件拎起，抖一抖，捏一捏，然后扔给我。无非是乳罩、内衣裤、薄毛衣、外套、牛仔裤和羊绒短大衣，我抱着衣服像衣橱似的站在那里。最后，他朝空塑料袋里吹了吹气，确认再无遗漏和夹带之后，让我把衣服重新塞回去。
“跟我来！”他提着塑料袋转身走回讯问室。
讯问室里还有一个女警察，大概也就20多岁，面皮稚嫩，像是刚从警校毕业不久。
“这是她男朋友给她带来的衣服，你去让她换上。”老警察说。
女警察瞟了我一眼，接过塑料袋走了出去。
“坐吧！”老警察指指讯问桌前的靠背椅。
我弓身坐下。椅子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我转着脖子观察了一圈，不但墙体是防撞软墙，就连讯问桌上的挡板也是由泡沫材料制成。对面墙上有一块单向透视玻璃，电子显示屏上年、月、日、时、星期、湿度和温度一目了然。2007年4月7日上午9点11分，星期六，温度23，湿度65。灯光从天花板内嵌式格栅中泻下，头顶上方悬着视频监视器。不大的房间没有多余之物，连个窗户也没有。我想，在这样的讯问室里自杀，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喝水？”老警察问。
“不渴。”我说。
老警察不再说话，坐在讯问桌后面的皮转椅上哗哗地翻着几页纸。少顷，女警察返回，掏出钢笔准备记录。
“你是她的男朋友，是吧？”老警察翻着手里的几页纸问道。
“我的女朋友早晨7点多钟从这里给我打过电话。”
“对，就是她。是我让她打的电话。她一直不肯说出她是谁，也不告诉我们家庭住址和家里人的电话。”
“她怎么样了？”我说，“我想去看看她。”
“她很好，就在隔壁，打完电话睡了一觉，现在正在换衣服。”老警察从那几页纸上抬起眼睛，“我们可是一宿没睡。虽说自杀不算犯罪，但问题总得搞清楚，你说是吧？”
“当然，可以理解。”
“这是我们的工作。”老警察把臂肘支在桌面上，“本想把她交给她的家里人，既然她那么信任你，把她交给你也未尝不可。但你要配合我们履行一定的手续。”
“我一定配合，您放心。”
“这不是放心不放心的事，总不能随便把这么一个女孩，交给一个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吧？”
“那是，我懂。但我怎么才能证明我是她的男朋友呢？”
“照片一类的东西总有吧？最好是两个人的合影，是不是恋爱关系一看便知。
当然，有她的单人照也行，起码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身份证、户口本或者驾驶证更好，更能说明问题。”
“警察先生，”我咽了口唾沬，“您看，我放下电话就赶了过来，您要的这些东西我都有，但都放在家里。我没想到还需要这些东西。您看可不可以这样，您把她叫出来，她应当已经换好衣服了，让她告诉您我是谁，如果她亲口对您说我是她的男朋友，岂不是最好的证明？”
“那不行！”老警察身子向后一仰，“我不能只凭你说，当然也不能只凭她说。
我要的是证明——书面证明！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结婚证也行，噢——，你们还没结婚，当然没结婚证，所以，合影什么的，就是单人照片也行。你总得给我看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能光凭嘴说。懂吧？”
我看出情形有点不对。他没问我姓名和工作单位，也没问岚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更没问她自杀的原因，而一味纠缠在我是否是岚的男朋友这一末端枝节的小事上，即使我把车里的那张课时表上的照片拿来，他们也会提出其它的理由刁难我，直到我“懂”了为止。
“您看这样好吗？”我掏出名片递过去，“我工作很忙，中午就得坐火车赶回北京。要是去取您要的东西，恐怕时间来不及。我女朋友只有她父亲一位亲人，现在在日本考察，什么时候回国我也说不好。我一个星期后回来，让我的女朋友在您这儿多待几天，我回来后马上拿着您要的证明来接她。您看这样行吗？”
“算啦算啦！”老警察看过我的名片往桌上一扔，“你忙我们也忙，屁大个事！为了不影响你赶火车，写个询问笔录，你把人领走。现在人手这么紧，没人替你看着！”
“多谢关照！”我坐回那把靠背椅。
“你的身份证！”老警察绷着脸说，“这年头，大风吹倒一堵墙，压死四个其中三个是总经理，另一个是副总经理。我不相信名片，我只相信身份证。”
我掏出身份证，女警察伸手接过，抄写在询问笔录上。
“你女朋友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老警察干巴巴地问。
“古笛、25岁、钢琴城声乐教师。”我一字一句地回答。
“古笛？”老警察盯视我良久，“认识这个东西吗？”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支鹤骨古笛。
“认识，”我说，“是我女朋友的。”
“她怎么有这种东西？这可是国宝，只有河南博物院才有的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她母亲巴嘉教授的遗物，巴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喜欢收藏笛箫一类的乐器。”
“原来是这样。”老警察放下笛子。
“真的是笛子吗？怎么吹不响呢？”一直在做记录的女警察问。
“你没掌握方法，”我说，“要斜着竖吹才行，跟吹箫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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