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一曲唱罢，我和笛的眼睛都湿润了。我喜欢听她的声音，柔美中蕴含着清冽的哀伤，宛若小溪在呜咽。我发现，我的声音和她的声音能够互相扶携，在最后的合唱部分，两个声音虽然泾渭分明却又浑然一体。

　　“你唱得真好！”她说。

　　“你唱得更好！”我说。

　　“是这首歌好，”她说，“词和曲反映了作者的真心，所以才能打动人。”

　　“是啊，”我说，“所以说心心相印，心只有挨在一起，才能相互理解。”

　　笛垂下头，半晌无语。

　　“我的事，想听？”她像是喃喃自语。

　　“想听，假如你想说的话。”我说。

　　“好吧，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懂你说的那种无家的感觉。”笛的眼睛望着电视机，仿佛她倾诉的对象是电视机屏幕而不是我。她说得很轻很慢，如门窗的缝隙吹入的微风，“因为即使在现实中，我也从来没有过完整的家。”

　　笛停住了，盯着电视机屏幕，像是要从那里面看出她要说的影像。“我的父母是在美国读博士时认识的，回国后，两人在相隔千里的两所大学里教书。我不知道他俩算是什么关系，但其中的一次见面后，母亲怀孕生下了我。母亲把我寄养在一对退休的教授夫妇家里，直到我7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才在这座城市领了结婚证，把我接来让我有了正式的身份。那个时候，父亲承包医院当上了院长，母亲调到市歌舞团吹长笛。我家住的筒子楼，只有一间房，又黑又潮。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全家人也没在一起生活过。我住校，父亲睡办公室，家里只有母亲。几年后搬进了紫藤花园那栋公寓，还是我住校，父亲睡办公室，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父亲偶尔回家吃顿饭，我看得出来，虽然父亲和母亲彼此都很客气，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冷淡甚至是对对方的厌恶。他们不是在演戏给我看，我在他们眼里就像是多余的人，没有必要为我掩饰什么。他们肯定经过了长时间的争吵，当最终明白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才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我倒了杯水递给笛。她摇摇头。我把水杯放在茶几上。

　　“我考上音乐学院那年，母亲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提前办了病退手续。她一个人在家，靠教长笛打发时光。没有学生上课时，她就逗弄小东西或是侍弄那盆一叶莲，要不就对着客厅那幅雪山油画发呆。”

　　“那幅油画是怎么回事呢？”我忍不住插嘴道。

　　“我也不知道那幅油画的来历，住筒子楼时就有。我问过母亲，但她不说。我想，那一定是她自己画的。”

　　“你母亲会画油画？”

　　“我想她会。除了长笛母亲还能弹钢琴和古筝，能画漂亮的中国山水画，还能用彩泥捏仕女。有一次，我问母亲那幅油画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她只回答了一个字。”

　　“什么字？”

　　“梦！”

　　“梦？”

　　“是梦。母亲就是这么回答的，再问她就什么也不说了。”

　　笛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我点上一支烟，她立即咳起来。我把烟在烟灰缸里掐灭。

　　“大二那年放寒假，父亲开车接我去见一个人。虽说他是我的父亲，但像这样单独接触还是第一次。他好像和母亲有过约定，有关我的事一概不闻不问。这一次他事先和母亲商量过，所以母亲并没有反对。说心里话，我一向对父亲既敬重又害怕。敬重是因为我听过许多他的事迹，害怕是因为他的那张黑猩猩似的脸。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这个人既是我的父亲又不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我既希望有这样一个父亲，又不希望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说不好，一说起父亲，我总是词不达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

　　“到了西库镇那座小院，我见到了一个古怪的老头和一个白发女孩。父亲说那个老头是我的祖父，他们失散了多年，也是刚刚才团聚。那个白发女孩叫金小米，是我祖父的养女，按辈分我应当叫她姑姑，可她比我还小三岁。我只感到紧张，一点也没有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你说你见过他们，那你应当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明白。”我点点头。

　　“想不到我还有这样一位祖父，”笛摇摇头，“告别时，那位祖父送给我一支骨笛。”

　　“请等一下。”我转身走进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鹤骨古笛。一转身，看见小东西乖乖地趴在床上，便将它抱起。我发现床单上有一摊尿迹。我刚要发作，想一想笛，又把火气压下去。我抱着小东西拿着骨笛回到客厅，一齐交到笛手里。

　　“噢，我把小东西忘了。”她在它的小脑袋瓜上亲了一口，把骨笛拿在手里端详，“就是这支骨笛，回家后我把它送给了母亲。可就是因为这支骨笛，母亲和我的命运才有了转变，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悲剧。”

　　“怎么会呢？不过是用丹顶鹤的翅骨做的笛子罢了。”我不解地问。

　　“这是一支魔笛！”笛把骨笛轻轻放在茶几上。从她的眼神就可看出，她对这支骨笛充满了敬畏，“自从母亲有了这支骨笛，一下子就迷上了它。她把学生辞退了，整天站在雪山油画前吹。”

　　“为什么在那幅雪山油画前吹笛子呢？”我问。

　　“因为她的梦！她在梦里不但看见了雪山，而且听见了这支笛子发出的笛声。

　　我是这样想的。”

　　“有道理。”我想起了我曾经做过的那个梦。在梦里，不但出现了雪山，而且也听到了古怪的笛声。看来，我和笛的母亲做的是同一个梦。

　　“我大学毕业回来，在市一中教声乐。她的失眠症更严重了，整天神思恍惚，常常拿着骨笛在楼顶天台坐到深夜。她不再过问我的事，我跟她说什么，她都微笑着点头。以前不是这样的，从小我就习惯了她给我指定的生活，每年每月直至每天的每个小时，她都为我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如果她认为她能够做到，我想她一定会规定我每分钟呼吸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反抗，甚至没有感到这有什么不正常。

　　自从大二的那个寒假起，我就发现母亲变了。她不再要求我每星期给她写一封情况汇报的信，也不再和我隔一天通一个电话。就这样，自由从天而降，但这无依无靠的自由，带给我的是无尽的痛苦。特别是工作以后，我发现我简直是一个废物。在餐馆我不会点菜，在商场我不知道怎样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最使我痛苦的，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样跟同事打交道，更对付不了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我活得很累，但只要有母亲陪伴，心里还是感觉踏实——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母亲在天上飞，才有了孤独的恐惧感，知道母亲早晚会离我而去。”

　　“你母亲当真能飞？”我怀疑地问道。

　　“那是3年前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在一阵笛声中醒来。母亲的房间亮着灯，但母亲却不在房间里。我去卫生间找，也没有。那笛声还在响，可我分辨不出方位。

　　笛声来自四面八方，把我包裹在其中。我披上大衣，跑到楼顶天台。母亲不在家中，那她一定还在那里。外面下着大雾，白茫茫的分不出天和地，我感觉就像漂浮在半空中。我喊，听不见母亲的回应，找遍了整座天台，也没见母亲的身影。”

　　“莫非她在天上飞？”我忍不住问道。

　　“是的，她在天上飞！正当我想回去的时候，忽然看见天上有一道移动的黑影。

　　我扶着水房的墙壁向天上望去，那个黑影，时远时近，忽隐忽现，在大雾中飞行。

　　我看呆了，气也不敢喘。笛声仍在我的耳边响着。我不相信眼前的情景是真实的，以为是我产生了幻视和幻听。就在这时，笛声戛然而止，黑影飘然降落在天台上。

　　我看清楚了，那是一个人，赤着脚穿着蓝色的丝绸睡衣，正是我的母亲！我迎着母亲跑过去，抱紧她，哭了。母亲身上湿漉漉的，皮肤却很烫，像是发高烧一样。她搂着我说：‘噢，是你呀！你怎么还不睡呢？’我哭着说：‘妈妈，你不会飞走吧？

　　你要是飞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她笑着说：‘傻孩子，你我早晚都要飞到那里去，那里是咱们的家呀！’我说：‘不，我不要那个家，咱们的家在这里！’

　　母亲不再说话，我搀着她回房间躺在床上。我用毛巾擦着她身上由雾气凝成的水滴，哀求道：‘妈妈，以后别再飞了，咱俩好好过日子，我会一天天长大的。’她摸了下我的脸说：‘记住，孩子！这个世界不是咱们的家，咱们的家在昆仑雪山！’说完，她就睡了过去。”

　　“莫非你母亲出生在昆仑山？”我挠了下鼻尖说，“可不对呀，难道昆仑山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也不明白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笛抚摸着卧在她腿上的小东西，眼睛依然盯着电视机屏幕，“第二天再问她，她却矢口否认。我相信了她，或者说，我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我做的一个梦——可那毕竟不是梦啊，很快它就变成了想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是2004年4月9日发生的事情吧？”我问。

　　“是的，就是3年前的4月9日。那天是星期五，从学校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连衣裙，脸上洋溢着少有的喜气。她说那天是她的生日。母亲一向是不过生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的生日是哪一天。我要下楼去给她买蛋糕，她说不用了，喝杯红葡萄酒庆祝一下就行。在饭桌上，母亲第一次向我谈起父亲。她说父亲是她命里的冤家，离开了痛苦，在一起更痛苦。她说她现在明白了，不要试图去改造对方，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她说父亲是爱我的，一直暗地里打听我的情况，叫我以后多多和他联系。她还讲了如何交水电费、家里的存折放在哪个抽屉里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问母亲为什么要说这些。她笑了，笑得慈祥而且平静。她说：‘该交代给你的必须交代，你该承受的也必须承受，因为你是一个大人了！’说完这句话，她替我斟满红葡萄酒，又给自己斟满一杯。‘干杯！’她说，‘为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干杯！’”

　　“她在向你告别！”我说。

　　“她是在向我告别。就在这时，笛声响了，笛声来自室外。母亲放下酒杯向房门冲去，她边跑边喊：‘记住我说的话，和你父亲联系！’我追出去，追到楼顶天台。

　　只见母亲站在矮墙边向天上遥望。在东边大海的方向，在夜空中，出现了如母亲油画中描绘的那样一座雪山。雪山的尖顶闪着银光，周围飘浮着紫色的云团。母亲踮起脚尖，一只手向上扬起，红色的连衣裙在微风中摆动，整个身子轻飘飘地飞离了天台，径直向那座雪山飞去。我大声喊：‘妈妈，别丢下我，带我一起去！’她听见了，她一定听见了！她忽然扭脸往回看，就在这时，我看见，她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来——我不该喊呀，妈妈，是我害了你！”

　　笛哭了。我搂过她的肩，她没有拒绝，伏在我的怀里抽泣。我想安慰她几句，小东西突然向我龇出牙来，我只好放开笛。很快，笛恢复了平静，抹去眼角的泪水，向我凄然一笑。

　　“我累了，”她说，“头有些疼。”

　　我扶她走进卧室，让她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对她说小东西刚刚在床上撒过尿，我要换一下床单。她轻轻地在小东西的小脑袋上打了一下，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以后不要在床上尿尿了。小东西听懂了她的话，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哼唧了几声。

　　换好床单，笛在床上躺下来。她显得很疲惫，闭上眼睛，像是立刻就睡了过去。

　　我抱起尿湿的床单向外走去，笛身边的小东西不无敌意地瞪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