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看了看李鳅生，对我说：“理论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实际工作中确实如此。当然，我们的政府和党委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委和政府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关键一点就是，具体到了某个人某个事，可能存在先后缓急的问题，例如，一些人认为这栋房子不能拆，因为这栋房子是他的身家性命和生存保证，但对于整个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大局来说，确实需要立即拆迁，为了保障以政府为代表的公众利益的需要，我们必须舍弃这些个体的利益，我们可通过补偿的方式来保证这些个体的利益。”
我趁着周省长喝水的空当赶紧插话说：“有些个体的人他非常理解政府的公共利益，但对于一些开发商或富人的利益，可能因为人都天然具有仇富的心理，面对一些富人，他们可能就会天然地表现出反抗或仇视，不是漫天要价，就是负隅顽抗，甚至宁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是的，现实生活中都存在这类人或事，但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或政府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可能是政府的利益，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既不代表个人，也不代表某个群体，但落实到具体的领导人，你在作决策和判断时，总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国家的政治气候和上级领导人的评判标准。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都会政治化，往往一些经济矛盾最后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因此，我告诉你们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好方法，就是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包括体育、卫生、教育等所有的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都必须从政治层面来分析和判断，政治气候需要什么，上级领导人需要什么，地方政府需要什么，如果你一时弄不清楚，不要紧，可以以静制动，看看风向再说。有些问题最好的解决良方就是时间和空间，如果时间和空间变了，原来的矛盾不再是矛盾，甚至还会演变成利益或机遇。”
听了周省长一席话，回想起这几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能不佩服周省长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和科学的总结。比如，鸿陵县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个经济问题，最后演变成社会矛盾，最后发展成政治问题，只要把这些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到政治层面来解决，似乎都能迎刃而解，解决起来既快又好。
周省长说：“中国是一个政治氛围一直较重的国度，不会像西方的政客那样，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个人利益赤裸裸地告诉大家。中国人讲究潜在的规则，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心里明白是一回事，向外宣称的口号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不尊重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任何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都可能落空。特别是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经济建设完全建立在经济的层面上，而不与政治挂钩，可能你的工作效率会事倍功半。”
“是否我可以要这样理解。”李鳅生接着周省长的话带着几分求教的口吻说，“我们与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人民，而实际决定任命的却是上级某个领导人，我们可以不听群众的话，但必须得听上级领导人的话，必须牢牢记住，并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我们的政治前途将如空中楼阁。”
“这句话肯定是错了。”周省长打断李鳅生的话，“党委和政府都是人民的党委和政府，某个领导人是群众通过间接选举上来的，听上级某个领导人的话肯定没有错，但是，这个领导人如果不正派，或者说水平不高，我们就不用听，如果这个领导人的水平高且正派，能够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肯定你要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干部。关键在于你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跟什么样的领导，与什么样的领导走一条路。如果你跟着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之类，你肯定会犯错误，如果你跟着上升期的领导人，你就会随着他的进步而进步，有些话是说不清楚的，但聪明人能够明白就行了。”
周省长的话似乎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我越听越糊涂了，他究竟是让我们在工作中多考虑群众利益，还是考虑政府利益，或者说干脆只唯某个领导人的马首是瞻，或者看某个欣赏自己能够给自己带来官运的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就行了。我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看到周省长一脸的神秘状态和皮笑肉不笑的样子，知道周省长今天给我们讲的不完全是他的真心话，他似乎想对我们袒露他的心胸，但又担心我们的忠诚，碍于我们的地位差异，欲言又止，因此说出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来。
一直到吃完饭，我一直都在考虑周省长那些话的真正含意，他是否在向我们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要进步，就必须紧跟他，否则，政治前途不但无望，反而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过去我在政府办公厅里，就听说过谁谁是谁谁的人，但凡一个具有一定权力的官员，都有一队接着他的人，站在谁这一队后面，这个领队的升迁变化，直接影响后面一队人的升迁变化。
一直到下午快要回到红洲市区时，我还在仔细琢磨着周省长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几次想问明白，但碍于面子或其他的顾忌，最终都没有说出口来。
晚上，我打电话给李鳅生，向他讨教学习周省长谈话的体会。李鳅生的体会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了我一跳，体会不仅很多，而且还很深刻。他对我说：“今天周省长的讲话内容太丰富了，道理也太深刻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深远而广泛，我一定要牢记他的教诲。”
“我怎么没有听出来呢？”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我们两个还要说什么假话套话吗？”
“这也许是你王兄没有在基层待过的原因吧。”
“我长期在农村生活，什么基层比农村基层还要基层？”
“王兄你这可是彻彻底底的大错而特错了，农村不是基层，是社会的底层，农村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才是真正的基层，这里的人和事，或者说我们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与上面不一样，讲究的是实际操作方法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就以今天周省长的讲话为例，我的理解就是，周省长毕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他所说的一切我都能够明白。”
“你明白什么，你不妨给我再上一次课。”
“不敢不敢，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你别卖关子了。”我打断李鳅生的话。
李鳅生说：“只有像我们这种在官场上锤炼久了的人，才会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乌纱帽才是最重要的。于公没有一个乌纱帽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于私没有了实现自己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舞台。再说通俗一点，就不能过上好日子，出无车食无鱼，更不能体面地在人前人后转来转去，威风八面，甚至还要受人欺侮，更不用说指挥一切资源，调动一切人员，达成自己与家人共同致富的目的了。”
“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但问题是如何达成这个目的，既能够迅速提升，又能够长盛不衰。”
“周省长今天说得非常明白了，我们就是要站好自己的队，跟好自己的人，至于做事嘛，一切按上面的领导意思办，不要轻易地自作主张，遇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的需要，解决的办法首先要从政治层面来考虑，而不是就事论事，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无论是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所有问题，都是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层面、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在政治上的反映，人物无论大小，官职无论高低，政府无论贫富，都可以通过政治的层面或政治的需要或口号来解决，这样解决得最简单最可靠，也不会留下后遗症。这就是我对周省长的讲话总体的理解。”
李鳅生告诉我说：“如拆迁问题，发展经济问题，环保问题，农村矛盾等问题，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去解决，只能是矛盾越积越多，解决的路径越来越狭窄，你既要照顾拆迁户的利益，还要照顾开发商的利益；你既要解决经济发展高速度的政绩问题，还要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你这样没完没了地平衡考虑下去，所有的问题你都无法得到解决，永远都无法得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如果你用政治的标准一套，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即先弄清上级领导的需要是什么，上级主要领导的意图是什么，按照这个标准，再去给具体的矛盾寻找一个理论依据，什么矛盾都可以找到一条解决的理论依据，中国的许多理论家都给你设计出来了，一千条矛盾，已经有一千零一个学者和理论家为你设计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和一条通往真理之门的路径。需要拆迁，理论依据是城市需要发展，中国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大量转移农民工进城才能最终解决农村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不需要拆迁或缓和拆迁，理论依据是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农民或拆迁户的利益要得到最基本的保证，城市的快速发展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目前的社会矛盾已处于公开化或激烈阶段，不能激化矛盾。如果要发展工业，理论依据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工业现代化，没有工业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永远都无法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发展工业牺牲一点儿环境、牺牲一点儿耕地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工业发达了可以反哺农业，最后达到工业农业比翼齐飞，如果要强调环境保护问题，理论依据又是另外一套了。话都是人说的，关键是谁说的。做人做事不要低层次的圆滑，而要高境界的圆通。”
的确，中国人最厉害的文化就是圆通，他可以同时讲两句非常矛盾的话。嘴里告诉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里说的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嘴里讲的是礼让为先；心里说的是当仁不让。那到底要不要让？答案只有一个，你自己看着办！
难怪中国的俗话大都是亦阴亦阳、融会圆通的。比如，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俗话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俗话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俗话又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可俗话又说：杀鸡给猴看！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俗话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俗话又说：一条道走到黑！
听了李鳅生的高论，我似乎有所醒悟，原来当官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简单。
周省长和李鳅生不愧是这方面的专家。所谓专家，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所谓学者，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决定再仔细琢磨琢磨周省长的谈话要点和李鳅生的分析研究体会心得，这可关系到我今后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办事原则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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