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我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出路的表现
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现在论文上。
我检查了一下从1946年到1949年（初）所写的文章，我必须根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情况，来探寻我那出路的轨迹。什么叫“学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决定去取。凡是文学创作，比如写点儿散文什么的，都不包括在内。连写一些杂文一类的东西，也不包括在内。
就根据这个标准，我把这四年的回忆依照时间顺序写在下面。
1946年
这一年一大半是在旅途中度过，一直到年末，才算是得到了安定。但是，在车船倥偬中，竟然写了一些文章，殊出我意料。按照我在上面给“学术”下的定义，真正够格的只有两篇。
1.《一个故事的演变》
这个故事流传的时间极长，地域极广。小学教科书里面都用它来做教材。后来我在《梅诗话》里又读到了引用东坡诗注的一段话，讲的也是这个故事。《诗话》引刘后村的诗：“辛苦谋身无瓮算，殷勤娱耳有瓶声。”“瓮算”指的就是这个故事。江盈的《雪涛小说》中也有这个故事，内容大同而小异。印度《嘉言集》和《五卷书》中也找到了同样的故事，内容请参阅我的原作，这里不赘述。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国的那两部书就是我在哥廷根读到的。当时万没有想到，后来竟派上了用场。
2.《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这一篇文章是根据德国“比较文学史”的创立者Th.Benfey的关于《五卷书》的一篇长文介绍的。严格说起来，它不能算是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兴起的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我认为，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正是Benfey。所以我把它列在这里。
1947年
这一年文章的数量不算少，符合学术条件的有以下几篇。
1.《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这也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比较文学史与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二者简直可以成为一体。《五卷书》里面的故事，我认为，基本上都属于民间文学。普通老百姓创造故事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笑话是我在德国听到的。内容极简单：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同住旅舍中的一间屋内。夜里，黑人把白人的脸用墨涂黑，偷了他的东西，溜之大吉。白人醒来，看到自己的东西都已不见，照了照镜子，惊诧地说道：“原来黑人在这里，可我到哪里去了呢？”在哥廷根汉学研究所翻阅杂书时，读到《续说郛》中收的刘元卿的《应谐录》，发现里面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笑话，只不过把黑人换成了和尚而已。
2.《木师与画师的故事》
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是中印两国的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3.《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这仍然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径直称之为“比较文学”，由此可见我当时对“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里，我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极长的故事。第一个就是着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见诸中国的正史《三国志·魏志》中，它的真实性由此得到了加强。实则同样内容只换了人名的故事，却见于汉译《大藏经》中。我介绍的第二个故事是狼与鹤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见于巴利文《本生经》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关于称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传说”中就有这个故事（请参阅陈寅恪先生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寓言和童话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书中和论文中都曾谈到过。从理论上来讲，不外是一元产生论和多元产生论。我个人认为，多元产生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一元产生才是合情合理的。剩下的只有一元产生，也就是最初产生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然后向外辐射扩散。这一个国家或地域究竟在哪里呢？恐怕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所有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讲大多数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则是近情近理的。现在的问题是：
这一个国家和地域究竟是哪一个呢？西方国家的学者谈到的不出两个：一个印度，一个希腊。他们的意思并不一致。据我的观察，Winternitz依违于印度、希腊之间。Benfey则说得清楚而坚定：“世界上一切童话和故事的老家是印度，一切寓言的老家是希腊。”他同样依违于印、希两国之间，但把童话和寓言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是十分牵强的，因为二者从根本上是难以区分的，绝不是泾渭分明的。我个人则倾向于印度，因为印度的民族性极善幻想，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成的《（痴华鬘）题记》中一开头就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我认为，鲁迅的意见是根据事实立论，极可信赖。
4.《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一篇非常着名的文章，读古文者恐怕没有人不读的。但是，迄今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探索这篇文章来源的文章。我个人提出了一个看法：它的来源也与印度有关。我在印度许多书中找到了类似的故事：
《五卷书》第四卷，第七个故事；《嘉言集》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可是，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中有所暗示，完整的故事存在于《伊索寓言》中。
在法国拉封丹的《寓言》中也有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至少是它的母题，传布时间之长和地域之广。
1948年
1.《（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虽然吴敬梓的书多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他是在写小说，因此他从其他书中也抄来了一些材料。
2.《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这里我明确地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表示我正在寻求出路中的一些想法。
3.《“猫名”寓言的演变》
这篇文章也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先在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发现了“猫名”的寓言。这当然也是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中读书的收获。接着在日本的书中找到了这个寓言。最后，又在印度的许多书中找到了它，这些书包括《故事海》、《五卷书》、《说薮》等等。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有这个故事。
4.《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一篇文章属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范围。
5.《论梵文td的音译》
这是我到北大后三年内写得最长的一篇学术论文，是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而做。当时北大教授写了不少纪念论文，总名之曰“论文集”，实则都是单篇印行，没有成“集”。
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是利用佛典中汉文音译梵文的现象来研究中国古音。钢和泰（A.von.Staёl-Holstein）先生想用音译来构拟中国古音，但必须兼通古代印度俗语才能做到。
梵文的顶音t和d在汉译佛典中一般都是用舌上音知彻澄母的字来译。
t多半用“吒”字，d多半用“茶”字。但是在最古的译本中却用来母字来对梵文的t和d。这就有了问题，引起了几位有名的音韵学家的讨论和争论。罗常培先生、周法高先生、陆志韦先生、汪荣宝先生等都发表了意见，意见颇不一致。我习惯于“在杂志缝里找文章”，这一次我又找到了比较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原来，上述诸位先生仅仅从中国音韵学上着眼，没有把眼光放大，看一看t和d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演变的规律；没有提纲，当然无法挈领。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音变规律：t>；d>；l>；l。用这一条规律来解释汉译佛典中的音变现象，涣然冰释。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考证谨严，对斯学至有贡献。”
1949年（年初）
《列子与佛典》
《列子》是一部伪造的书，这久成定论，无人反对。但是伪造的时间和人究竟是何时和何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我在《列子》和竺法护译的《生经》中都找到了《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前者抄袭后者，绝无可疑。《生经》译出时间是能确定的，因此伪造《列子》的时间也就随之而能确定。《生经》译于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一年。至于《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虚的张湛。
胡适之先生写信给我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浮屠与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没有考虑吐火罗文的问题。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弃了。我偶然读《胡适论学近着》，里面有谈到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文章，而且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好像双方都动了点儿感情。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到吐火罗文ptākt这个词，也写作pttākt；这个词是由两部分或两个字组成的，前一半是ptā或pttā，后一半是kt。 kt是“神”，旧译“天”，ptā或pttā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罗文写法。中国过去有些人总以为Buddha的音译是“浮屠”、“佛陀”等等，而“佛”字只是“佛陀”的省略。可是在中国古代汉译佛典中，“佛”字先出，而“佛陀”则后出，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省略，毋宁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那么，“佛”字应该说首先出于吐火罗文的pt，因为最初佛教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来的，而是通过月支的媒介。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就写成了这一篇论文《浮屠与佛》。文中也不是没有困难。对应汉文“佛”字的应该是以浊音b开头，而不是清音P。为此我还颇伤了一番脑筋，特别请周祖谟先生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眼界不宽，其实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到了几十年以后，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文章虽写了，我却并没有自信。乘到清华园晋谒陈寅恪师之便，向他读了一遍我的论文。他当时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并推荐给了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第二十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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