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与《武训传》有联系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必须在这里讲一讲，这就是江青的“露峥嵘”。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了解的。据说他有意限制江青的活动，不让她抛头露面。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有好多年之久，一般老百姓还都不大知道江青。然而，有朝一日风雷动，江青乘批判《武训传》的机会，从多年的“韬光养晦”中脱颖而出，顿时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光芒四射，伏下了以后的祸机。原来毛泽东派江青赴山东武训的老家堂邑去调查武训的家世。个中详情，我们局外人是无法摸透的。也许因为江青原是电影演员，而《武训传》又是电影，所以就派她去调查了。所谓调查，其实是先有了结论的，只需使用演绎法；先有了公理，只需找到合乎这个公理的“事实”，加以罗织与歪曲，凡与此公理不合者一概在“扬弃”之列。这样的“调查”其实是非常容易的，然而江青一行却故作诡秘状，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大功告成。结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若干万字的“调查报告”，把武训打成了地主狗崽子、地痞流氓，民愤极大，罪大恶极。
批判《武训传》，一万个正确。从此，江青便也誉满天下、名扬四海了。
总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而且埋下了极其危险的祸根。十几年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批判《早春二月》是在西四西大街一所大院子里开始的。记得这是当时电影局（或另外别的名称）所在之地。把一批文化界的人士邀请了去，先让大家看电影，然后座谈，并没有什么人告诉你葫芦里卖的或者想卖什么药，只是让你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欣赏水平都奇低——也许并不低，因为过了几十年后，还是给《早春二月》平反了——我认为这部片子非常好，画面美丽，人情味极浓。如果我发言的话，我一定会大大地赞美一番的。可惜，或者幸而，我临时有事，提前离开会场，没有发言。过了不久，有人告诉我，在那一天发言赞美者都必须“主动”写文章，批判自己的发言，因为这一部电影被定为“坏片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我这一次幸逃劫难，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批判之风一起，便绝不会仅仅限于《武训传》，跟着来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竟是俞平伯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自己虽亲自参加了这一场声势也颇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对幕后的活动并不清楚。估计也有安排，什么人发动，然后分派任务，各守一方，各司其职。最后达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让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经开始，便不会自动停下，它会像瓜蔓一样，四出蔓延。大概是因为胡适也研究过《红楼梦》，于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适身上。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或者美国。搞一个缺席批判，也无不可。许多学人一哄而起，对胡适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为他本人不在现场，人们批判起来，更用不着有什么顾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样，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刀笔罗织，无限上纲。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闹剧。这场批判后来又扩散开来，牵涉到了许多有影响有造诣的着名学者，但并没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达到被批判的水平并不容易，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者，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1950年至1956年的学术研究
我在上面讲到了批判和开会。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
我工作的单位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可哪里有时间来进行学术研究呢？我在下面把我的学术研究的“成绩”逐年写一下。
1950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一个零。
1951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
这一年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实践论）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着成一百周年》
1954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2.《中印文化交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1955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1956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云使）》
3.《（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政治运动
对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的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白，1957年和1965年，这两个年头是两次最大的狂风骤雨之间的间歇阶段的一头一尾。头，我指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尾，我指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两次运动都是中国人民亿金难买的极其惨痛的教训。
在反右斗争中，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上。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的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诚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了出来，也绝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因此，这虽是一次暴风骤雨，对我却似乎是春风微拂。
学校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停课，但实际上上课已不能正常进行，运动是压倒一切的。我虽然是系主任，但已无公可办。在运动初期，东语系由于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有改行的现象，所以有一部分学生起哄闹转系。我作为一系之长，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
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同我一起面对学生，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这个名词儿当时还没有产生，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我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我悠闲自在，是新中国成立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至于传闻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指标，这样的会我没有参加过，其详不得而知。
“右派”是一类非常奇怪的人，官方语言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其中玄妙，到现在我也不全明白。可是被戴上了这一顶可怕的帽子的人，虽然手里还拿着一张选票，但是妻离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到头来几乎全平了反。不知道这乱哄哄的半年多，牺牲时间，浪费金钱，到底所为何来？
1958年，又开始了大跃进，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程度。每一亩地的产量——当然是虚构的幻想的产量——简直像火箭似的上升。几百斤当然不行了，要上几千斤。几千斤又不行了，要上几万斤。当时有一句众口传诵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了无边无际。当时苏联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铺上粮食，铺到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中国方面普遍的反对。我当时已经不是小孩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却也深信不疑。我屡次说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接着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挨了饿，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人尽管挨饿，大学里还要运动。这一次是“拔白旗”。每一系选几个被拔的靶子，当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是批判，又是检查。乱哄哄一阵之后，肚子照样填不饱。
到了1959年，领导上大概已经感觉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仿佛共产主义立即能够实现，里面颇有点儿海市蜃楼的成分，不切实际。于是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想反“左”的，但后来又突然决定继续反右。会议情祝，大家都清楚，用不着我再来说。于是又一路“左”下去。学校里依然不得安静，会议一个接一个。一直到1965年，眼光忽然转向了农村，要在农村里搞“四清运动”了。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几乎任何运动都由北大带头。于是我也跟着四清工作队到了南口。因为“国际饭店会议”还没有开完，所以我到南口比较晚。我们被分派到南口村去驻扎，我挂了一个工作队副队长的头衔，主管整党的工作。日夜操劳，搞了几个月。
搞了一些案子，还逮捕了人。听说后来多数都平了反。我们的工作，虽然还不能说全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然而也差不多了。我们在南口村待到1966年6月4日，奉命回校。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来势迅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运动就此开始了。
1957年至1965年的学术研究
1957年
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学术论文。《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和《印度简史》出版。
1.《试论1857年至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起因性质和影响》
2.《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958年
这一年，我写了三篇论文。
1.《印度文学在中国》
2.《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3.《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
1959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勉强可以算做学术论文的文章。汉译《五卷书》出版。
《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情况同1958年3相同。
1960年
这一年总共写了一篇文章，勉强可以算做学术论文。
《关于（优哩婆湿）》
1961年
这一年，我写了三篇学术论文。
1.《泰戈尔与中国》
2.《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3.《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1962年
这一年，散文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勉强算数的只有两篇。汉译本《优哩婆湿》出版。
1.《（优哩婆湿）译本前言》
2.《古代印度的文化》
1963年
情况与前一年相同，散文创作多，而学术论文只有两篇。
1.《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2.《（十王子传）浅论》
1964年
这一年没有学术论文。
1965年
这一年有一篇学术论文。《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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