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早年的故事(2)

　　图书是进步的阶梯。北京师大附中的图书馆，曾经给了钱学森莫大的帮助：在（20世纪）20年代，我是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当时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但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间图书馆收藏有两类图书：一类是古典小说，像《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二是科学技术图书，我们自己可以借来看。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级我就去图书馆找介绍相对论的书来看，虽不十分看得懂，但却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很注重外语教学，有的课程用英语授课，钱学森的英语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

　　“豆腐乳卤加稀饭”

　　如果说“豆腐乳卤加稀饭”曾经救了钱学森的命，你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

　　其实真有这事儿。

　　话说钱学森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之后，在1929年9月考取了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钱学森是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交通大学的。钱学森曾回忆说：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部（理科）毕业后，于1929年夏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的。记得当录取名单在上海《申报》公布时，我在机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第一名是钱钟韩，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第二名是俞调梅，现在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不过他们二位后来都转入他系，只有我留在机械工程系，于1934年毕业于机械工程铁道机械工程门（注：指专门化）。

　　钱钟韩，后来成为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即院士)；俞调梅，同济大学教授，武汉长江大桥、上海宝山钢铁厂顾问。

　　钱学森就读期间交通大学校门为了便于就近照料自已的独生子，钱学森的父亲居然辞去了在北京的教育部的公职，来到浙江省教育厅任职。这样，钱家从北平迁回杭州，住在方谷园。每逢寒暑假，钱学森可以就近从上海回到杭州，跟父母、祖母团聚。

　　钱学森顺顺当当在交通大学念完了一年级。就在这年——193阵的离，钱学森离州，却意外《1姓的第一场乡。

　　那是在钱学森即将度完暑假的时候，突然腹泻、头痛，高烧达39尤至401，皮肤上出现玫瑰疹斑。钱学森的体质向来不错，不大生病，而这次患病来势汹汹。父母急请医生诊治，断定钱学森染上伤寒。

　　祸不单行，钱学森的袓母也与钱学森同时发病。

　　伤寒是伤寒杆菌随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消化道而引起的。伤寒杆菌随血液流进入肝、脾、脏、肾和骨髓后大量繁殖，产生大量体内毒素，使患者发高烧，严重的会造成肠道出血或穿孔，导致死亡。在当年，伤寒是相当严重的传染病。在19世纪50年代，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与俄国之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双方总共阵亡50万将士，而其中因伤寒而死亡的士兵是因作战而死亡的9倍，达45万人！

　　西医治伤寒，首选的药物是具有广泛杀菌作用的抗生素青霉素。青霉素早年的译名为盘尼西林，是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1928年发明的，1944年才进入中国。所以在钱学森患伤寒的年月，西医对伤寒几乎束手无策。

　　钱学森的父亲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即每日吃三顿豆腐乳卤加稀饭。钱学森遵医嘱连吃了三个月，伤寒病居然痊愈了！

　　这可能是由于“豆腐乳卤加稀饭”使饮食清淡而干净，止住腹泻，消除了高烧。

　　不过，这“豆腐乳齿加稀饭”并非万应灵丹。钱学森的袓母当时也如此这般治疗，却不治身亡。当然，这可能是因为钱学森年轻抵抗力强，而老祖母毕竟上了年纪。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可以在屋里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始于这场伤寒症。钱学森晚年仍每日坚持练气功。

　　虽然康复了，但是这场大病耽误了不少时间，使一向用功的他不得不暂时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

　　绘画和音乐的“发烧友”

　　一位朋友听说钱学森喜欢画，打算买几幅画送他，心想钱学森对于这样的“雅礼”总会收下。正巧，在送画之前，他跟钱学森一起去参观一个画展，钱学森一边看画，一边随口对画作发表评论。那位朋友一听，钱学森对于绘画非常有见地，在绘画艺术方面的修养非同一般。回去之后，那位朋友打消了买画送钱学森的念头，因为他知道，他准备买的那几幅画，钱学森肯定看不上眼！

　　作为导弹专家，钱学森怎么会对绘画也那么在行呢？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养病的那些日子里，钱学森在父母陪伴下，常去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漫步。绿柳拂面，轻波荡漾，人在湖畔，宛如画中。父亲钱均夫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掌握了山水国画的技巧。钱学森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全部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

　　钱学森从此不仅喜欢绘画，而且懂得如何鉴赏画作。

　　后来，钱学森在交通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所在的1934级的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的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钱学森对于音乐，更加在行。

　　1935年，钱学森因赴南京报考留美预备生，住在父亲钱均夫好友厉家祥家。厉家祥夫人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钢琴科，常在家中弹钢琴。后来厉家祥的儿子回忆说： 女主人一曲弹完，钱学森才开口，说：“你弹的是PourEllse吧。”之后他就饶有兴致地与女主人聊起了音乐，从《致爱丽丝》乐句的处理、和声的色彩到他个人对不同严肃音乐的偏好和见解，再到西洋音乐家们的轶事掌故。钱学森谈兴甚浓，看得出他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热爱。那位女主人越聊越觉得吃惊，钱学森在论及音乐时不经意间引出的许多音乐家的掌故连钢琴专业出身的她都还不知道，她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钱学森的谈话很有深度，很有见地，他对音乐也很有领悟力。

　　在休学养病期间，钱学森除了作画，还以音乐为友。

　　宋朝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传诵一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的原意是讽刺南宋小朝廷赵构逃到江南，只求苟且偏安，不思收复中原失地。不过诗中这句“西湖歌舞”倒是道出杭州深厚的音乐、舞蹈底蕴。出身杭州豪门的钱学森，也有几许音乐细胞，尤爱吹奏圆号。

　　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第218期）报道，由袁炳南同学筹备组织，本校管弦乐队已正式成立，聘请德国人C.Y.VanHeyst(冯·海斯特）为指导，每周二、四下午四时在音乐室练习，预定12月公演。11名乐队成员及准备的曲目里，钱学森演奏的是Euphony(圆号)。海斯特当时是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o钱学森还学会演奏多种乐器。

　　据钱学森回忆，他是在同级同学林津的“动员”下加入交通大学铜乐队的：我在交大读了五年，因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暑假快终了的时候我害了伤寒，康复时间长，只得休学一年。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于是再回到学校读三年级时，一到每星期一上午的“纪念周”就想逃，不愿恭听黎照寰校长的讲话。正好这时间同级的林津（也是北师大附中的）来动员加入学校的铜乐队，说在“纪念周”开始时乐队伴奏后就可以退席。我欣然从命，学吹中音喇P八。

　　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

　　当时钱学森每天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得到过一笔奖学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到上海南京路去买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唱片，足见他对音乐的痴迷。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在第四期《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音乐与音乐的内容》的文章。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能够对音乐发表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表明了他对音乐的喜爱和修养。

　　后来，钱学森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木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经过一年的休养，1931年暑假结束之后，钱学森又回到了交通大学。

　　请求老师扣分

　　又是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可贵精神。

　　那是1980年，钱学森回到上海，来到母校交通大学，金悫(quS)教授拿出一份珍藏了47年的“文物”，说起1933年的一段回忆。后来，金教授把这件“文物”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永久收藏，而金教授讲述的故事在上海交通大学也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