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留学的故事(1)

　　“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

　　钱学森满怀希望到了美国，可是一盆歧视中国人的冷水朝他浇来，使他非常气愤！

　　1935年8月20日，经过一年的实习后，满载着亲友的企望，钱学森负笈东行，从上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然后经芝加哥，前往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功课很重，这里的学生必须拿满360学分才能毕业，少一分也不行，这跟交通大学差不多。在交通大学“身经百战”的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不过，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也感到心里不舒坦，因为那里的美国同学看不起中国人，他们嘲笑中国太落后。钱学森愤愤不平地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我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

　　钱学森确实非常努力，在麻省理工学院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戴上了飞机机械工程硕士的方尖帽。

　　尽管学业成绩不错，但是作为实践性很强的飞机机械工程学生，钱学森本来应该去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当时美方规定，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钱学森不由得记起他的导师王助在美国波音公司的遭遇：当时，王助已经是波音公司的总设计师，尽管“上飞机”的设计、制造都出自王助之手，但在进行飞行测试时，美国方面却不允许王助进入测试场地，因为王助不是美国人，担心他会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助，愤而辞去波音公司总设计师的职务，回国去了。

　　钱学森到美国留学才一年，他不能因此而回国，他只得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即从飞机机械工程转为研究航空理论。航空理论需要大量的数学计算，而这恰恰是钱学森的特长所在。

　　美国的航空理论研究中心，不在麻省理工学院，而在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那里的冯·卡门教授是航空理论研究的权威。

　　于是，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飞机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之后，便决定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同意。钱学森从美国东北部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斜穿整个美国大陆，前往美国西南部加州理工学院所在的洛杉矶。

　　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是冲着冯·卡门教授而来。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钱学森是冯·卡门的“铁杆粉丝”。

　　1936年10月，钱学森从大西洋岸边的波士顿，来到太平洋岸边的洛杉矶。跟波士顿漫长而寒冷的冬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洛杉矶一年到头阳光灿烂，气候温暖。从波士顿来到洛杉矶，那感觉如同从中国的哈尔滨来到深圳。

　　钱学森千里迢迢投奔冯·卡门。按照别人的习惯，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也许应先给冯·卡门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而钱学森却是带着行李直奔加州理工学院，到了那里才给冯·卡门写了一封求见信。

　　冯·卡门晚年在所写的回忆录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记述自已的学生，那就是《中国的钱学森博士》。

　　冯·卡门这样回忆同钱学森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征询关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见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学森在回忆与冯·卡门的第一次见面时，记得冯·卡门对他说的话：

　　密斯脱钱，希望你到加州来，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就这样，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投奔到冯·卡门麾下。55岁的冯·卡门成为25岁的钱学森的导师。钱学森马上办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注册手续，住了下来，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加州理工学院办校理念就是“小而精，小而美”是精英学府的典范。这所学院直至今日，也只有本科生约900人，研究生1100人，教师1000人，但是教师之中有教授280余人。至今该校已有42名校友和教授获得了43次诺贝尔奖（其中鲍林一人得到两项诺贝尔奖)；现任教授中有63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9名美国工程院院士，75名美国文理学院院士。

　　加州理工学院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是加州理工学院对于学生的要求。

　　冯·卡门是科学奇才。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在6岁的时候就能对五位数的乘法略假思索就报出答案来，屡屡使他的父亲震惊不已。

　　1908年3月，他在游历法国巴黎的时候，目睹了法国人亨利·法曼驾驶一架试验飞机进行飞行，从此对这诞生才五年的奇特飞行器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起飞行空气动力学。

　　对于冯·卡门来说，进入德国西北部的哥廷根大学，在名师普朗特教授(Ludwig Prandtl，1875~1953年）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是人生的重要经历。普朗特是着名力学家，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出生的那一年，冯·卡门发现当气流和物体之间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体后面乱成一股尾流时，就会产生型面阻力。这个发现被定名为“卡门涡街”，成为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

　　后来，冯·卡门担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航空系教授。亚琛工业大学是德国最负盛名的理工科大学。1930年，冯·卡门又发表关于“湍流理论”的重要论文，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就在冯·卡门处于学术巅峰时期，法西斯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开杀戒，迫使冯·卡门离开德国，移民美国。法西斯拱手把一位天才科学家送给了美国。从此，冯·卡门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并加入了美国籍。由于冯·卡门的加盟，由于他在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湍流理论、超音速飞行和火箭的研究，使美国的航空事业和宇航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以至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加州理工学院给钱学森的印象是全新的。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也就是说，加州理工学院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这种因循守旧的人，就像老是围着碾子打转转一样，永远不能走别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创造别人所没有创造的东西。一部科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科学创新史。

　　冯·卡门非常推崇创新精神。

　　冯·卡门曾经问学生：“你们的100分标准是什么？”

　　学生回答说：“全部题目都答得准确。”

　　“我的标准跟你们的不一样，”冯·卡门说，“因为任何一个工程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答案。要说有，那只是解决问题和开拓问题的方法。如果有个学生的试卷对试题分析仔细，重点突出，方法对头，且有自已的创新，但却因个别运算疏忽最后答数错了；而另一个学生的试卷答数正确，但解题方法毫无创造性。那么，我给前者打的分数要比后者高得多。”

　　钱学森日后还曾说起一个关于冯·卡门的故事：一个学生把文章拿给冯·卡门看，冯·卡门看看文章头，看看文章尾，想了想，然后告诉学生说中间计算错了。那学生感到奇怪，你还没好好看我的论文，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冯·卡门对那个学生研究的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想过，大概会得什么结论他心里早已有数，所以他一看就知道。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所谓“good idea”，其实就是科学上创新的想法。钱学森后来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冯·卡门身边，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在这里，钱学森的思想变得非常活跃。

　　加州理工学院经常开展学术讨论会，他们这个团队每天上午在老师冯·卡门的领导下，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下午各自回去整理、丰富自己的论点，忙到深夜。第二天上午又继续争论下去。

　　学术讨论会有时是在下午召开。后来，钱学森曾对他的学生樊蔚勋说：“那时候早晨起来晚，上午到图书馆翻杂志，或者到实验室看实验，并和实验人员聊天，下午参加讨论班的争论，卡门教授也参加争吵，但不影响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乱七八糟听课，如听广义相对论等。晚上以后就一直工作到子夜12点钟。最后发表论文，虽然只写了钱某的名字，但在实际上，科研成果绝不是钱某一个人的，它是集体工作的结晶。”

　　“灯越拨越亮，真理越辩越明。”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民主空气，推动着科学讨论，推动着科学创新。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他有一次在发表自已的学术见解时，一个老头提了些意见，被钱学森不客气地用一句话顶了回去。会后，冯·卡门对钱学森笑道：“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冯·卡门说，那位是航空界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冯·米赛斯。接着，冯·卡门又说，你那句话回答得好极了。

　　就连钱学森跟冯·卡门之间，也曾因为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见解不同而引起争论。有一次，钱学森把写好的一篇文章请冯·卡门看，冯·卡门看后表示不同意钱学森的观点，而钱学森坚持自己的观点，师生之间话语不投机便争辩起来。最后，冯·卡门一气之下把文章扔到地上，两人不欢而散。等到第二天一早，冯·卡门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时，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对钱学森说：“我昨天一夜未睡，想了想，你是对的。”

　　冯·卡门虚怀若谷的作风，使钱学森感动不已。

　　冯·卡门在结识钱学森之后的翌年，第二次访问了中国(第一次是在1928年，当时他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受到很局的礼遇。

　　当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庐山上接见冯·卡门时，在座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蒋介石向冯·卡门询问中国发展航空工业之策。

　　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技术是那么的落后，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飞机谈何容易。不过，梅贻琉从冯·卡门那里得知，清华大学派出的公费生钱学森正在冯·卡门手下学习。

　　冯·卡门的中国之行，使他对于钱学森的袓国——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有着那么强烈的愿望。作为匈牙利人，作为深受德国纳粹欺凌的犹太人，冯·卡门对于中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感同身受。正因为这样，冯·卡门曾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这句话是在他结识钱学森之后发出的感叹语，也是他1937年中国之行的感悟。

　　冯·卡门终生未婚。他在晚年写下了回忆录，记述自己那传奇的一生。

　　1963年2月18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授予冯·卡门美国第一枚科学勋章，以表彰他对美国的巨大贡献。82岁的冯·卡门双脚患关节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肯尼迪总统赶紧上前扶他一把。冯·卡门推开了肯尼迪总统，幽默地说：“总统先生，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时候才需要拉一把。”

　　处于人生下坡路的冯·卡门在两个多月之后，便与世长辞。

　　为了纪念冯·卡门，他的祖国匈牙利在1992年8月3日发行了一枚纪念他的邮票；1992年8月31日，美国也发行了一枚冯·卡门的纪念邮票。

　　冯·卡门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曾两度访华，一次在1928年，当时他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另一次在1937年，此时他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加盟“自杀俱乐部”

　　如果你听说钱学森在美国加入“自杀倶乐部”一定会非常惊讶。

　　其实，被同学们戏称为“自杀倶乐部”的，是火箭倶乐部。小伙子们在试验自制的火箭时，发出巨大的声响和耀眼的火光，确实是相当危险的工作。

　　正当钱学森在航空理论——空气动力学上屡建奇功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又一次开始转移，那就是转向了火箭。

　　钱学森怎么会研究起火箭来的呢？

　　1938年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米立肯和冯·卡门一起飞往华盛顿，出席美国陆军航空兵署召开的会议。在会上，美国军方拿出五个亟待解决的军事难题，请几个参加会议的大学代表挑选，然后军方拨给研究经费。其中课题之一，是为重型轰炸机设计一种助推火箭，以使重型轰炸机能够在很短的跑道上或从航空母舰上迅艇飞。

　　出席会议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汉萨克不愿接受这个课题，以为难度太高，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对火箭没有什么研究。他挑了“制造飞机挡面璃的除冰装置”这个课题。

　　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可以挑选一个课题。冯·卡门认为助推火箭这个课题虽然没有做过，但是富有挑战性，建议米立肯院长选择这一课题。在冯·卡门看来，如果说重型轰炸机如同一个大胖子，而助推火箭等于在大胖子起飞时推它一把，助一臂之力。

　　于是，试制这种助推火箭的任务，就落在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头上。为了保密，这项研制计划的代号为“JATO”。

　　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冯·卡门敢于揽下“JATO”这个事关美国国防的任务，不仅因为他对火箭有着多年的研究，而且他手下有那么一个“火箭倶乐部”在冯·卡门的门生之中，最早对火箭发生兴趣的是马林纳。他来自波兰，比钱学森小一岁，是航空工程研究生。马林纳的兴趣广泛，大概是从小读了法国科学幻想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对火箭情有独钟。马林纳也酷爱绘画，他还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为了避免在美国受到迫害，移民到法国，干脆放弃航空工程专业，当起现代派画家来了。1981年11月9日，马林纳在巴黎病逝。

　　1936年年初，在实验室例行的周末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的助手史密斯作了一场关于火箭推进飞机可能性的报告，报告主要引用奥地利工程师欧根·桑格尔所做的研究。当地帕萨迪纳的报纸发表了冯·卡门的另一位助手维廉·玻雷的文章，很快吸引了两位“火箭迷”帕森和福尔曼。他们找到了冯·卡门的实验室，结识了“火箭迷”马林纳和史密斯。

　　在马林纳的提议下，1936年2月这四位“火箭迷”组成了“火箭倶乐部”，又叫火箭社、火箭小组，马林纳成了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