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两弹一星”的故事(1)

　　入党的时刻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产党”1955年9月，钱学森回国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回国之后，钱学森终于从内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初，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吐露心曲：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回忆起钱学森在1958年初向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情形：

　　在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两位老同志。当他们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以后，党组成员一致通过。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钱学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其真诚的。

　　1959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研究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这位科学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从此，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主动要求降为副职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要求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

　　从1960年3月开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不再是钱学森，而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钱学森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副院长。

　　钱学森为什么从正院长“降”为副院长呢？

　　这是钱学森再三主动要求的。

　　原来，他在美国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那时候美国的这些正职没有太多行政事务，他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他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行政事务一大堆，他无法专心从面究工作。所以他主动请辞正职。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玮当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

　　后来，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而不担任正职。

　　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身边多了一个军人

　　I960年夏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苏联专家即将撤走，而“1059”导弹的研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公安部门获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派特务企图暗杀钱学森！

　　那是台湾特务机关获知中国大陆在着手研制导弹、原子弹这“两弹”高度紧张也高度关注。因为中国大陆一旦有了“两弹”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的沉重打击。钱学森作为“两弹”的第一号科学家，理所当然成为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关注目标。

　　笔者从青海的核基地得知，1964年9月，台湾派遣特务陈炳宏从深圳入境，来到青海西宁，利用陈炳宏之子陈安仪在西宁的家作掩护，搜集情报。陈安仪的清华大学女同学朱淑英在221厂驻西宁办事处工作，陈安仪在跟朱淑英“聊天”时获知重要情报：“221厂是搞原子弹的，中共的原子弹就要做成功了，原子弹用的核材料有铀235、铀238，221厂里有3万人，军队警戒态严”其实，就在陈炳宏入境时，已经受到公安部门跟踪。陈炳宏在准备经香港回台北的时候，连同他的儿子陈安仪以及泄密者朱淑英一起被捕。台湾方面见陈炳宏迟迟未归，又派他的妻子、特务卓娅入境，刚在西宁下车就被捕了。经过审判，陈炳宏被判处死刑，陈安仪判17年有期徒刑，卓娅判无期徒刑，朱淑英判7年有期徒刑。陈炳宏刺探核机密案，暴露了蒋介石特务机关破坏大陆“两弹”计划的行径。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的身边多了一个军人。这个军人不仅“进驻”钱学森家中，而且钱学森走到哪里，他必定在钱学森之侧1.5米至3米的地方。倘若钱学森去开会，他守在会议室门口，真可谓如影随形。

　　这个军人还有一个“规矩”：钱学森上楼或者上山，他走在钱学森后面；钱学森下楼或者下山，他走在钱学森前面。这样，钱学森一旦发生意外，他都可以伸手一把抓住钱学森。

　　这位军人名叫刁九勃。他原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工作，1958年10月从朝鲜撤回之后，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训练营（对外称“教导大队”）保卫科工作。

　　I960年夏天，刁九勃突然接到调令，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身边工作，职务是警卫秘书。

　　钱学森虽然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开始就有了秘书，但是从来没有专职的警卫秘书。

　　刁九勃突然调任钱学森警卫秘书，他向笔者透露了其中的内情：

　　那是1960年春，趁着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在台湾准备“反攻大陆”，策划暗杀中国大陆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获得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总参，报告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迅即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这一情报，指示要加强钱学森的保卫工作。

　　当时，钱学森在中关村的住处所在小区，是有警卫站岗的，但是那警卫是管整片小区，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钱学森的工作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一个警卫连24小时值勤，但是那警卫连是管第五研究院的安全，也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聂荣臻元帅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商议，决定给钱学森增派专门的警卫。

　　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派出警卫，二是从国防科委派出警卫。国防科委属于部队编制，从国防科委抽调警卫显然更加合适。

　　公安部部长罗端卿以为，光是给钱学森派一个警卫是不够的，应当配备警卫秘书。按照当时公安部的规定，只有“四副两高”才够得上配备警卫秘书。所谓“四副两高”，那“四副”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两高”是指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之中，“享有”这种待遇的只有两人，即钱学森与钱三强，一位是导弹专家，一位是核专家。

　　多年从事保卫工作的刁九勃，被选中担此重任。刁九勃受命24小时随身警卫钱学森。

　　刁九勃记得，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刘有光少将约见他。刘有光指出，把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了，把钱学森的生活照顾好了，就是对国防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刘有光少将很细心，他深知钱学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老是有一个人整天跟着他，会很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刘有光叮嘱刁九勃要做好钱学森的思想工作，要善于跟家中的老老少少打成一片，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的满意就是你最大的成功。

　　刘有光关照刁九勃，“你要把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同志团结好，组织好，你是核心，是领导。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要找你。”

　　刘有光还说，“你在钱学森家遇上什么困难，随时向我汇报，我会尽力帮助解决。”

　　带着领导的高度信任，刁九勃向首长钱学森报到，开始执行任务。

　　刁九勃一上任，就对钱学森的工作环境、住宿环境进行检査。他以为，工作环境的保卫工作不错，但是住宿环境的保卫工作显然不行。钱学森在中关村住的是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而中国科学院是民用单位，人进人出，很难警卫。

　　刁九勃向领导部门建议，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家必须迁出中关村的宿舍大楼。

　　也真巧，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导弹专家撤离中国，阜成路8号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苏联专家宿舍空空如也，正好可供钱学森迁居之用。由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部队单位，本来就门卫森严，何况专家楼不是宿舍大楼，一个单元三层，六套房子，容易警卫。

　　钱学森的新居比原来大，也就把父亲、蒋英母亲以及蒋英的奶妈接来一起住。于是，底楼的两套房子，1号房由刁九勃等工作人员居住，2号房由钱学森父亲钱均夫以及蒋英母亲蒋左梅、蒋英奶妈三姨妈居住，二层的3号房由钱永刚和钱永真居住，4号房由钱学森夫妇居住。三楼的5号房、6号房住的也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同事。这么一来，钱学森住处的安全有了保障。

　　在整个小区，有警卫连值勤。晚间，小区里还有哨兵巡逻。

　　外人要见钱学森，除了必须在大门口的值班室填会客单登记、交验证件之外，值班室还要给钱学森家中打电话，征得同意，才能入内。

　　姓钱不爱钱

　　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人民币。1957年起，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增加津贴100元人民帀。另外，当时中国科学院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钱学森的收入，虽说无法跟他在美国的工资相比，但是与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相比，还是不错的了。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是32元至140元人民帀之间，厂长、经理和处级干部收入在130元至270元人民币不等。

　　钱学森夫人蒋英，每月工资为190元。

　　钱学森夫妇除了负担两个孩子之外，还要负担钱学森父亲和蒋英母亲以及蒋英奶妈。后来钱学森父亲成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有了自已的工资，就不用钱学森负担了。

　　钱学森在1959、1961年两次获得分别为3700元、11568元的稿费，全部捐献。迄今，一封已经发黄的《1961年校党委为钱学森向学校捐款所致感谢信》，仍珍藏在中科大校史馆里；苏联1957年给钱学森26000卢布的礼金(当时折合人民帀14700元），也全部捐献。

　　凡是钱学森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已的稿费让给合作者。钱学森总是对合作者说，“我的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总共着作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全部赠给合作者。

　　钱学森姓钱不爱钱，传为美谈，感动了许多与他共事的人。

　　刁九勃作为警卫秘书，成为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的总负责人，蒋英的奶妈三姨妈就送给刁九勃一个外号，叫他钱家的“大管家”。没想到，后来大家都喊刁九勃为“大管家”。

　　刁九勃手下有管理员。管理员负责钱学森家的采购工作。刁九勃回忆说，管理员在每月初向蒋英领取一笔生活费用，月底向刁九勃报账，经过刁九勃审核之后，交给蒋英过目，然后再领取下个月的生活费用。开门七件事，都由管理员张罗，钱学森可以从不过问家庭生活琐事，就连两个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都由管理员负责支付，不用钱学森操心。刁九勃叮嘱管理员，能够为钱家节省的，就尽量节省，绝对不能浪费。

　　刁九勃手下还有炊事员和保姆。

　　炊事员王永顺回忆说，首长愿意吃什么菜呢？他是南方人，爱吃蔬菜，清淡的，不要放酱油，不搁花椒、大料，不吃葱姜蒜，吃鱼也不能放葱姜蒜，喜欢吃饼，爱吃面条，经常吃黄鱼面。

　　第一任的管理员叫李国香。第二任管理员是邢保平。每天，管理员到东单或者西单菜市场买菜，交给炊事员。炊事员负责钱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坎事员汪师傅很善于琢磨钱家的口味，知道钱学森是南方人，菜尽量清淡，隔三岔五吃点鱼。

　　立夏时节，长江埘鱼肥。虽说价格贵了点，管理员还是买了一条。那天汪师傅精心做好清蒸鲥鱼，钱学森赞不绝口，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如此鲜美的鲋鱼了。

　　汪师傅知道钱学森的父亲喜欢吃面条，就把面条先放佐料煮一煮，再用卤汁卤一卤，味道就比用白开水煮面条好吃多了。

　　蒋英的母亲蒋左梅是日本人，喜欢吃热的、软的东西。汪师傅专门给她炖菜，蒋左梅连声道谢。

　　那时候，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虽然不住在钱家，但是常去看望钱均夫。刁九勃就从钱月华那里打听“老爷子”对伙食的意见，因为钱均夫很客气，刁九勃往往很难当面从他那里征求到对伙食的意见。

　　刁九勃说，钱家的伙食其实很一般，钱学森如果不出差，三顿饭差不多都是跟家人一起吃。当时钱学森应酬不多。

　　聂荣辕元帅很关心钱学森。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回聂荣捧元帅从军区的慰劳品中，送了半头猪给钱学森。

　　刁九勃就把这半头猪交给食堂，然后分期分批从食堂领取猪肉给钱家。坎事员高高兴兴做了一碗红烧肉端上饭桌，钱学森一看见就追问，这么多肉从哪里来的？尽管刁九勃解释说是聂荣臻元帅送的，钱学森还是坚持生活上不能特殊化，关照以后不要从食堂领取猪肉。

　　保姆工作也很尽心，除了照料钱学森夫妇起居，还照料钱家三位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样，钱月华就用不着每天去那里照料老人了。不过，每星期二，钱均夫必定乘公共汽车来到东四马大人胡同，看望钱月华，在她那里一起吃中饭，直至下午3时，才乘公共汽车回阜成路8号大院。也有时，钱月华到阜成路8号大院看望钱均夫。

　　钱学森的一对儿女迅速长高，看到两个孩子的衣服小了、短了，刁九勃就让管理员去买。

　　钱学森出差时，秘书与警卫秘书刁九勃随行。有时候，秘书没有去，刁九勃则一定要去。钱学森乘火车，刁九勃同行。钱学森去酒泉基地，每一回从北京南苑机场乘飞机，刁九勃也都同行。就连钱学森平时乘坐吉姆轿车外出，刁九勃也必定同坐在车上，以保障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刁九勃总是送他进大门，然后到钱学森的专车上待命。会议一结束，习九勃就到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等待，钱学森一出门，就由他领路，来到专车。

　　刁九勃说，钱学森当时每天的工作时间表是“9上、3上、8开会”，即上午9时上班，下午3时上班，晚上8时开会。通常钱学森在早上6：30起床，7：20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