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可算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祖上世代业医。十四岁父亲病故，家贫不能再读书，遂去报考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被目为神童。四年后毕业，被派往军舰上实习。二十四岁那年，他和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三十人一同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国，被李鸿章调到天津，任教于新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该校先后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整整二十年。
庚子年，严复避八国联军之难去上海，参加了由唐才常等人发起的保国会，并担任副会长。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文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教育部名词馆总纂。辛亥革命前一年，清廷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又赏海军协都统衔。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严复的最大功德是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名著，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一整套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之士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严译名著，这些译书使他们的视野为之开阔，耳目为之一新，生气勃勃的西学知识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最新工具。
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近十余年来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性民质愈看得深刻。
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因患气喘病，常常住进洋人医院治疗。他身体虚弱，很长时间不能执笔为文了，通常的消遣是看书、打麻将。这些日子里，他寻思着要给儿孙留下一个遗嘱，将自己一生的摸索所得留给后人。
要留下的话很多。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天演论》的译者到了晚年却要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盛暑来了，别人都觉得炎热难耐，严复反而比平时要舒畅点。气喘病怕的是寒冷，越热越不碍事。他把卷读了一会儿杜诗，忽觉自己也来了诗兴，便放下书，抽出一张水印花笺来。望着对面墙壁书架上摆着的一大排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西学著作，想起这些年来的国事蜩螗，晚年所面临的现实竟与中年时期投身翻译事业时的抱负相距是如此的遥远，他真有点心血白费之感，本来略为宽松的心境又凝重起来。他沉思良久，终于写下一首七律：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
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
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政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晳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发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
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政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很少外出。袁世凯给他的职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型黑白相间短髭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晳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是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过问。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杨度暗思：这老头子果然不大好打交道。他是早作了准备的，便压下心中的不悦，做出一副笑脸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最近又将老先生的译著《天演论》重读了一遍，依然如十多年前读时一样，触动很大，获益良多。”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天演论》的价值没有过去，它仍在启迪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杨度不为严复的冷淡而在意，兴致浓烈地说，“物竞天择，永远是宇宙间的真理，亿万年都不会变。我们中国人倘若自己不争气，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结局。最近我重读《天演论》，又加深了这个认识。”
见杨度的态度挺认真恳切的，严复不便立即下逐客令，只得敷衍两句：“你是什么时候初读这本书的？”
“不怕老先生见笑，我读这本书已经较晚了。”杨度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天第二次去日本时，在横滨梁启超寓所里读的。一读之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与梁启超讨论了好几天。梁启超也是极佩服老先生的。”
严复欣赏梁启超，见杨度谈起这段往事，便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启超的？”
杨度答：“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我在京师会试时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那时就与梁启超结识了。二十四年，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又专去长沙看望他，还就《公羊传》中的一些疑问与之切磋。”
严复斜靠在红木圈椅上，头略微点了点。
“我今天来拜谒老先生，是想就《天演论》里的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严复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使杨度颇为沮丧，倘若在以往他必定会立即告辞了，但眼下负有重大使命，不管这个老头子是如何的冷淡，他也要想办法使他变得热乎起来。他要将这几天钻研《天演论》的一个大发现说出来，他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严复的兴趣。
若是十年前来家请教《天演论》，严复一定会很高兴地和来人高谈阔论，但这几年来，一则对世事的灰心，二则身体衰弱，严又陵先生对这种谈话并不热心了，他应付式地问一句：“你要谈这本书里的什么问题？”
“严老先生，我虽不懂英文，但我在日本读过日文的赫胥黎的这部著作，日文版的书名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您译的‘天演论’一名有区别。”
“你说得不错。”严复说，“赫胥黎的原名是日本人所译的这个意思。”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银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侵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晳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迭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璩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五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己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已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晳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晳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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