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京师四年多了，再次踏进这座古老的都城时，杨度首先感觉到的是它的使人压抑的沉闷空气，不要说跟意气激昂的东京相比，就是跟上海、武昌、长沙比起来，这里也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情景颇似上天所安排的气候一样，此时江南已是一派春草萌发春潮涌动的早春景象，而这里仍是冰封雪盖万物凝固的严寒季节。
宪政编查馆设在西单昙花胡同一座废贝勒的旧宅里。里面有大大小小四五十间房子，因年久失修，到处可见断了棂的窗户，正在结网的蜘蛛，布着绿苔的墙壁，长着杂草的瓦缝。这座百年宅院，已和它当年主人的后代一样衰微破败了。
主持宪政编查馆的大臣就是出洋考查五大臣之首镇国公载泽，连同该馆的前身政治考察馆算起，他上任一年多了，却没有到馆里来过一次。偶尔议及馆内的事，也只是招集有关人员到他豪华阔绰的府第里去，编查馆的大门朝南朝北他都不知道。
这个大门终年由一个姓史的老太监把守着。史太监在家里排行第七，大家都客气地叫他史七爷。史七爷六岁净身进宫，在宫里做了五十多年的苦役，老了，不能动了，就被打发出来，在龙树寺住了半年，被人介绍来了编查馆。史七爷很忠于职守，寻常人都不能进来，所以馆里更显得冷清。挂名宪政馆的有二十几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只领俸禄不办事，常坐在这里值班的只有七人：编制局正副局长二人，统计局正副局长二人，庶务处采办一人，图书处委员一人，译书处译员一人。
与杨度同时征调进京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劳乃宣。此人原是浙江省一个道员，奉命以三品京堂来宪政馆任左提调，位在右提调杨度之上。他早进京半个月，杨度进馆的第一天与他见了面。他告诉杨度，这里的一切都未走上正规，所辖的二局三处的建制都全了，官也封了，就是没有事办。杨度问他要不要去拜见载泽，劳说不必了。他进京第一天便急着去见载泽，在大门口候了半天，门房带口信出来，说国公爷正忙着见客，今天不见了，先歇着吧，下次议事时再见。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响动也没有。劳乃宣对杨度说：“你来了就好了，我对宪政一无所知，你是宪政专家，这里的事就由你来安排。我的《仪礼发微》还没完稿，还有半年多辛苦。这里名义上我在你之上，实际上都由你做主。”
杨度看着宪政馆的情景，听着劳乃宣的介绍，满肚子的热气给冲去了多半。
宪政馆里有的是空房子，杨度挑了一间较好的房子安顿下来。没有事可干，气氛又太冷清，他便常常去老友夏寿田那里去闲聊天。
夏寿田已是从四品衔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翰林苑本是个储才养望之地，清清闲闲，一年到头没有几件事做。夏寿田近四十岁，已发福了，白白胖胖的。和他一起生活的，除原配外，还有一个出自青楼的如夫人岳霜。岳霜善弹琴唱曲，又能画上几笔，很投夏寿田的脾性，他对岳霜宠爱些，妻妾之间于是常有争吵，家庭不甚和睦。好在夏寿田性格开朗恬淡，家事他一概不管，成天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读书，做诗文，写字，欣赏古董。翰林的俸禄并不高，但父亲给他积累了丰厚的家产，他不用为生计操心。因为有钱用，两个夫人虽然经常吵嘴，但吵后仍相安无事。
夏寿田笑着对老友说；“我这十年的京官生活就这样过来的，间或有点小风小浪，但还是以风平浪静的时候为多。”
杨度说：“还是你的福气好，清福艳福，你都享受到了。”
夏寿田说：“只是没有洪福，官运不好。”
杨度说：“过两年就有了！”
夏寿田问：“嫂夫人什么时候接来？”
杨度说：“以后再说吧，长安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呀！”
夏寿田说：“完全安定下来再接也好。嫂夫人没来之前，你就常到我家来吃饭，不要客气。”
杨度笑道：“好哇，我就在你家订个长年吧！”
夏寿田说：“我这里还有一间空房子，也为你准备一套被褥，晚上懒得走的话，就在我这里搭铺。”
杨度大笑：“这你就一发成全我了！”
于是杨度常常去夏寿田家吃饭睡觉，如同自己的家一样。从夏寿田那里，杨度知道不少京师政坛内幕，也对会衔奏他进京的张之洞、袁世凯有更深入的了解。
过几天后，他去锡拉胡同拜会张之洞，把裱好的王闿运的诗送给张。张看了一下，随手放在一旁。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在南方做了几十年的官，反倒对北方的严寒不能适应。这些日子哮喘病发作，成天咳嗽吐痰，人显得更瘦更无生气了。见了杨度很高兴，说了些勉励的话，又问王闿运身体如何。还说当年两人关系很好，一人长于学问，一人长于诗文，两人联合起来可以考博学鸿词科状元。多说了几句话，张之洞又咳起来，看样子病得难受。杨度不便久坐，遂告辞出门，心里想：这位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体衰弱到这般地步，如何能够应付国事？
杨度正拟去拜会袁世凯的时候，史七爷告诉他，这几天不要去，袁府正在办喜事，袁宫保又做新郎倌了。杨度听了十分惊讶：袁世凯已有一妻七妾了，怎么还要讨小？
史七爷没有说错，袁世凯的第八个妾近日进了袁府大门。
袁世凯个人的生活其实并不太奢华，甚至有些刻板。长年军旅生涯培养了他极有规律的起居作息。不管冬夏春秋，他每天早上都是六时准点起床，七时办公，十二时休息，吃中饭，下午一时午睡，只睡一个小时，二时再办公会客，一直到六时。吃过晚饭后与妻妾子女散步谈天，晚上九时睡觉。
他的饮食也很固定。桌上的菜一年到头很少换，买菜的伙夫不必为此而多费脑筋。他喜欢吃炖鸭子、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白菜心，于是桌上天天只摆这几道菜。主食是一个馒头，一碗米饭，一碗小米稀饭，夏天则改为河南人都爱吃的绿豆糊糊。早上则永远是一海碗鸡丝面。他吃的东西是这样的单调，连桌上菜摆的位置也从不改变：鸭子总在中间，东边摆着肉丝韭黄，西边摆着红烧肉，北边摆着白菜心。除非他招呼，通常妻妾们都不陪他吃饭。山珍海味他一般不吃，但他常年累月嘴里嚼着鹿茸片和人参片，为的是提神养精。
他对穿着很随便，取舒适而不重外表。玩的方面，年轻时放荡过，以后随着地位的提高，一来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尊严，二来也没有时间，便基本上不玩了。
他一生的嗜好只有两个：权力和女人。他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同时一个接一个地纳妾。早在十七岁时，袁世凯在家乡项城娶了本地大财主于鳌的女儿为妻。于氏家里虽有钱，但她本人却不识几个字，人长得不漂亮，又比丈夫大两岁。有一天，袁见于氏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缎子裤带，笑着说：“看你这个样子，像是窑子里出来的人。”于氏听了大为生气，又哭又嚷，说：“我清清白白的，你为何这样骂我。窑子里出来的人还能做大太太吗，只配做姨太太。”不料这句话却刺伤了袁，因为袁的生母是姨太太。他气得打了于氏一个耳光，从此不再和于氏同房。因此于氏除克定外，再没生儿女。
过了几年，袁世凯出外谋事。先去广东潮州，后去上海，都不如意。上海本是风流之地，单身住旅馆里的袁世凯很是寂寞，便去逛妓院，在妓院里结识了一个姓沈的妓女。沈氏苏州人，不仅漂亮，且有眼力。她见袁仪表堂堂，又是官宦人家出身，断不会落魄太久。沈氏鼓励他振作精神，又说男子汉大丈夫应以功名为重，宜去投奔军营，并表示只要袁争气，她可以资助，且自赎出妓院，一直等着他。袁在不得志时听到这话，十分感动，将沈氏视为知己。后来袁在汉城立下脚跟后，就将沈氏接了过去，做了他的第一房姨太太。
袁世凯在朝鲜帮助国王平定叛乱，朝鲜国王感激他，就将自己的表亲金氏许配给他，陪嫁的还有两位侍女吴氏、闵氏。袁则将三个女人一并纳为妾，按年龄大小将吴氏定为二妾、金氏定为三妾、闵氏定为四妾，均由长妾沈氏管教。沈氏一下子遇到三个情敌，妒火中烧。她明里不敢发泄，便借管教之机虐待三个朝鲜女子。这三个朝鲜女子很苦恼，尤其是金氏，本是皇亲，原以为是给袁做正室，现在不仅做了妾，而且地位还排在自己的侍女之下，金氏从此抑郁一生。
沈氏一辈子没生孩子，当金氏生下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时，袁世凯便将克文过继于沈氏膝下，用以感激沈氏当年对他的恩情。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又娶了五姨太杨氏。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人，出身于小户人家，以一双三寸金莲博得袁的喜爱。杨氏能言善语，且有办事能力，袁将家政全部委托给她，甚至连自己的保密财物也交给杨氏保管。不但如此，她后来还取代沈氏的地位管教后进门的姨太太。在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又先后娶了六姨太叶氏，七姨太张氏。
似乎每遇权力领域内发生变化的时候，袁世凯都要娶一个女人作为标志或纪念似的，进京当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近日又娶进一个姓郭的女人做八姨太。袁府里的人早已看惯了宫保大人的增房添丁，并不把它当作一条大新闻看待。府中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郭氏的背后还有一段世间少有的故事。
二公子克文字抱存，号寒云，在袁世凯众多的儿子中天资最为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性，诗文书画都很好，深得父亲的宠爱。袁常招克文陪他吃饭，经常赏他一些珍稀古玩。这些都是包括嫡长子克定在内的其他儿子们享受不到的优待。克文的生母金氏自然疼爱他，而他比别人还多得到一层爱，那就是嗣母沈氏的溺爱。
沈氏因无出，又仅只克文一个嗣子，于是把克文当作命根子看待。对克文百般纵容，凡克文要的东西，沈氏想方设法都要满足他。在沈氏的惯纵下，克文从小放荡任性，十五六岁起便常在外面过夜，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阖府上下包括生母金氏都不敢说他。
袁克文在外面认识了李莲英的侄儿李福坤。李福坤仗着李莲英的势力在天津成为一霸，谁都怕他让他。克文与李交上朋友后，便跟着李下戏院进窑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克文聪明，戏园子多进了几次，便能哼出戏文来。后来他干脆拜菊坛名伶为师学唱小生，居然唱得有板有眼，可以登台客串了。
十七岁那年，袁世凯带他进京去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慈禧见克文面目清秀，伶牙俐齿，很是喜欢。对袁说：“你家老二还没说亲吧，我有一个堂侄女和他差不多大，正好说给他。”
太后娘家侄女下嫁汉人，这真是皇恩浩荡，令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呀！但头脑精明的袁世凯早已看出皇室的衰微，却并不愿与皇家结亲，遂叩头奏道：“请太后恕罪，犬子已说定了亲。”
“噢。”慈禧有点扫兴，随口问，“是哪家的女孩子呀！”
袁克文根本就没有说亲，刚才的奏对纯系谎言，这一问如何答得出？袁的背上一时冒出冷汗，定了定神，随便答了一句：“是天津城里一个刘姓人家的女孩子。”
慈禧不再问了，袁赶紧牵着儿子告辞。一回天津，他就私下里四处托人为克文说亲，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姓刘，二是女孩子人好，其他如门第财富都可不论。
刘姓是大姓，天津城里仅官绅姓刘的便不下二三十家，于是很快便说定了天津道员刘尚文家的女儿，匆匆办了喜事。刘氏比克文大三岁，脾气又不好，克文不喜欢她。刘氏过门不到百天，克文便张罗着要娶妾。刘氏得知后又哭又闹，克文不睬她，她就到公公那里去告状。
妻妾成群的父亲怎么可能制止儿子纳妾？这也是刘氏气昏了头。果然，袁世凯对儿媳的哭闹甚为不悦，斥道：“有本事的男人才可以三妻四妾，你要为丈夫的本事而高兴，不要吃醋。”
刘氏见公公不支持她，只好忍气吞声。但袁克文风流成性，妾过门没多久，便又烦腻，另求新欢。别看他只有十八岁，家里已有一妻二妾，京师的青楼妓院还时常见到这位袁二公子的身影。
两个月前，他奉父亲之命去苏州查一件苏州织造署的旧案卷。克文早闻苏州女子婀娜娇美，到了苏州，先不去查案卷，却走街串巷，寻找绝色女子，终于在吴娃院里觅到了一位姓郭的妓女。郭氏色艺双全，娇娇滴滴，深得克文的欢心。在苏州流连二十多天后，克文要回京复命了。临行前与郭氏啮臂为盟：一个月后一定派人来接她进京做夫人。郭氏则将自己的玉照赠送给如意郎君。克文将照片放在马褂口袋里，一路上常常掏出来看。
袁世凯的家规：儿子们派出去办事，回家后先得向他禀报，然后才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克文一进府，就赶紧到父亲的签押房去禀报。他在父亲的面前跪下磕头，一时忘记了郭氏的照片正搁在马褂上面的小口袋里，头刚一着地，照片便从口袋里滑了出来。
“嗯！那是什么东西？”袁世凯厉声问。
袁世凯的儿子个个畏父如虎。克文此时又急又怕，然事已败露，无法遮掩，只得硬着头皮将照片递了上去。
“你这个不成器的傢伙，又看上了哪个青楼女子？”
袁世凯脸色严峻地训斥儿子，同时细细端详着照片：这女子凤眼蛾眉，浓发小嘴，美极了！尤其令他动心的是那女子双眼中流露的娇媚之态，竟为他一妻七妾所没有！慢慢地，他的脸色缓和下来，眼角边透出一丝笑容。
克文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偷眼看父亲的脸色有了变化，知道好色的父亲也看上了郭氏。克文本是个易于移情的人，心想，郭氏虽美，像郭氏这样美的人也还找得到，不如把她当个礼物送给父亲，今后可多得父亲的欢心。于是说：“父亲大人，这是儿子在苏州为您寻访的一个美女，不知您中意不中意，特为把她的照片带来给您看看。”
克文这话正说到他父亲的心窝里，忙说：“好哇，这女子还要得，难得你这份孝心！”
详细问明了郭氏的住址后，袁世凯赏给儿子一个西周青铜彝器，第二天便打发人南下苏州接郭氏。
郭氏见袁府来了人，自然以为是克文践诺来接她的，遂艳妆浓抹地打扮着，随来人进京。进京的当夜便洞房花烛，头巾揭开后，郭氏傻了眼：面前站立的，并不是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而是大腹便便的半老头子。待问明情况后，郭氏泪流满面，悔恨上了薄幸郎的当。而袁世凯既已公开纳她进了门，也再无退还给儿子的道理。郭氏无奈，只得自叹命苦，忍辱做了袁宫保的第八房姨太太。
由袁世凯力荐而得以升任直隶总督的原藩司杨士骧得知这个消息，亲自进京送上一张十万银票作为贺礼，又向他报告，驻守在直隶境内的第二镇第四镇弟兄们时时记住宫保大人的栽培之恩，随时愿替宫保大人效力。
新得到如花似玉的姨太太，又得到僚属们披肝沥胆的忠诚，因遭到明升暗降打击一度有些不舒心的袁世凯的精神大为奋发起来。他的脑子里甚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万一太后哪天驾崩了，皇家若不客气的话，我袁世凯也可以做一番曹操、司马懿的事业！
他将自己的处境作了一番冷静的分析：目前全国各省虽号称组建了二十镇新军，其实大部分都有名无实，真正有战斗力的还是自己训练的北洋六镇。这六镇中管带以上的军官全是自己亲手挑选亲自任命的，军人最讲义气，想必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忘恩负义。现在北洋新军名义上虽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但杨士骧的两镇、徐世昌的一镇二协，实际上与自己掌管没有多大的区别，其他几镇虽然镇的统领换了，但协统、标统、营管带是决不可能都换的。这就是力量之所在。
眼下满人不得人心，革命党要排满，他们若一旦得势，自己无疑也会一道被排掉，当然不能支持。君宪派主张开国会，立宪法，建内阁制，既符合世界潮流，又为太后所接受，是应该支持的。倘若将这一派政治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则国内文武两方面的势力都掌握了，今后内阁总理舍我其谁！即使有朝一日逼着要做曹操、司马懿的话，做起来也更顺理成章。
君宪派的头号领袖是梁启超。但梁至今仍仇恨在心，难以争取过来。梁之下在海外闹得最凶名气最大的要算杨度了，既已和张之洞会衔将他调进了京师，何不趁此机会将他牢牢地笼住，通过他与君宪派建立密切的联系，进一步而达到将这派政治力量控制的目的呢？
袁世凯将长子克定叫来说：“你派人去宪政馆打听一下，看湖南的那个杨度进京了没有，若来了，你亲自去接他进府来，我要见他。”
袁克定今年三十岁，除开身材比父亲高点外，其余一切都跟父亲一个样，尤其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和那张厚厚的嘴唇，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出来似的。像每一个中国父亲那样，袁世凯对长子寄与厚望，何况此子还是唯一的嫡出。因为此，袁世凯对克定的态度，比对其他儿子都不同。
克定四岁时，袁世凯还刚到朝鲜不久，就念及到儿子的教育问题，把儿子从项城老家接到汉城，由沈氏哺养，聘请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为克定发蒙。待到儿子十岁的时候，袁世凯便亲自教他读《曾文正公家训》，完全采用曾国藩教子的一套办法来教育克定，希望他成为曾纪泽、曾纪鸿那样的人才。十五六岁后，除开读书外，袁世凯也常常让儿子看自己办事，有时也让他做点事，有意锻炼他的办事能力。袁世凯自己书读得不太好，故对儿子读四书五经的要求并不苛严，注重的是他的实际办事才能。在父亲的长期熏陶下，克定也养成了类似父亲的性格：热衷政治，权力欲望重，同时也从小便熟悉官场那一套虚伪机巧权诈的作风。
袁克定颇为自重。他懂得自己在家里的身分地位，注意检点。在父母面前他毕恭毕敬，就是对朝鲜时期的四个庶母也不缺礼数，对弟弟妹妹他也笑脸相待，关心爱护。因此，大公子在袁府上下有很高的威信。袁世凯对他很看重，认为他今后可以成大器，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也常与他商量，有时他也的确能出些好主意。为了拉紧与奕劻的关系，袁世凯叫儿子与载振拜了把兄弟。载振时任农工商部尚书，便以右丞一职赠送给把兄。克定几乎不去农工商部办事，他的主要职务仍是父亲的私人代表兼机要参赞。
“父亲。”袁克定恭敬地请示，“杨度只是一个四品衔的小京堂，值得您亲自接见吗？”
“你不要小看了这个四品衔小京堂。”袁世凯将嘴边浓密的一字胡须摸了一下，动作很干脆，这是他的习惯，犹如他说话一样，简洁明快，决不拖泥带水。“杨度虽年轻官卑，但他是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不能等闲看待，你按我说的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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