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这个旅客原已归来(5)

　　可风格这抽象的东西，从来都是说不清楚的。它在什么时候开始成形，在怎样的因缘际会下得到改变和提升，使你一下笔就春风如意，仿佛有神助，这全都没有秘技。它就像每个人的相貌，一旦长成便陪伴你终生。改变不了的事情，就只能靠打扮化妆，哪里多添几分色彩，哪里要淡化棱角。文风亦无非如此。高中时曾一度喜欢安妮宝贝的书，听歌喜欢方文山，MV偏爱周格泰，无论书和歌都要有华丽的伤，MV必要有煽情的故事和四十五度的明媚阳光。渐渐地开始厌恶这厚厚的粉，写的人和看的人都累。继而慢慢喜欢上黄伟文的词。如果说夕爷是诗人，那黄伟文便是小说家。他的许多词作都像一篇精致的微小说，谢安琪的《喜帖街》，用“小餐台梳化雪柜及两份红茶”妆点全曲，虽不提一“爱”字，但通篇着实浮现出一对小资情调的年轻夫妻的身影，甚有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感觉；陈奕迅《浮夸》可堪比鲁迅的《孔乙己》，仅是“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等几个细节，小人物的形象跃然歌上，笔力直追“排出九文大钱”；还有黄耀明的《亲爱的玛嘉烈》，歌中描述一位因叛逆而出逃、为理想而远走的惨绿青年，坐上列车穿过大片平原。整首词恍如公路小说，让你想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黄伟文音乐会上，黄耀明和林宥嘉一起如接力棒地唱完这首歌，歌曲最末时，明哥深情望着林宥嘉唱着“诚心祝福你，捱得到，新天地”，可谓这首歌最恰如其分的一幕注解。音乐会过后明哥在微博上写道：“给所有的惨绿青年：玛嘉烈，林宥嘉，卢凯彤，黄伟文，自己，你。”“惨绿”二字，透析着理想带给人们的冲动、创伤和义无反顾，如此生动，再无其余笔墨可以代替。就是如此，黄伟文在歌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形象，末世纪的狂欢者，生活中的格格不入者，大都会中的美丽失败者，感情世界里的失落者……你的每一种状态都能够在黄伟文的歌里一一对应。如果有人质疑，香港作为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香港人是否已经忘记了怎样去爱、去笑、去哭，黄伟文的歌会是最好的回击。

　　作为一个写词人，能够拥有一台专属作品演唱会的致敬，能够和台下fans一同唱着十多年来写下的首首情歌，不时泛起泪光点点，生命中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谈及2012年“YY Concert”音乐会的缘由，黄伟文曾这样解释：“我家里人问我要不要开一次演唱会，如果开，就最好在这几年，因为一些歌手朋友全部是最靓、最红、状态最好的时候。当然到我七老八十才开的话，我相信64岁的容祖儿和20年后的何韵诗也会出来帮我唱。”词人像恒星一样散发出万有引力，歌手们从宇宙的各个角落里闻讯而来，围绕着恒星规划出自己的轨迹，这个比喻对于黄伟文和香港一众流行歌手而言一点都算不上夸张。把十多年听歌的时光浓缩到6场音乐会、一连三套的《Y100》的精选集里，无论怎样都会有遗憾。黄伟文的经典曲目之多，哪怕连办10场都无法尽数，确实是作为一个填词人最大的荣耀。我相信如若杨千嬅上台唱一首《野孩子》，会令音乐会填上空白的一块；我相信如若听到张学友唱《这么近那么远》，红馆会尖叫连连；我相信一万个乐迷便有一万份歌单，就算再大同亦会有小异。像我这种只看了其中一场的观众，抱怨为什么听不到郑伊健的《发现》、王菀之的《最好的》如此等等，最后发现这种抱怨其实就算连看6场都难以避免，便会释然一笑，谁教自己喜欢上了这个过分优秀的词人。更何况如陈奕迅者，作为黄伟文之喉舌，连黄自己都坦承“写给他的歌，确实和给别人的不一样”，经典作品更数不胜数，《反高潮》《单车》《活着多好》《浮夸》《大开眼戒》《葡萄成熟时》……一晚能唱多少？当然更不可能让人满意。如上所述，这是憾事，也是幸事。当然除了昔日天后彭羚的惊艳亮相、炸翻红馆外，我们也不会忘了那些相对冷门的歌手因黄伟文获得登上红馆的机会，无论是傅佩嘉，还是周国贤，都因为一份好词在台上艳光四射。这是词人对他们的惠泽。

　　台下的我和红馆的上万名观众一起穿梭于集体回忆的时间隧道，推开沿途一扇扇窗，从中窥见词人的内心世界。这些流行歌已经伴随我们走过几多年，说不清是那些歌词说中了我们的经历，还是我们的经历印证着那些歌词。我还可以将十几年的时间和这些歌曲分割开来吗？我在听薛凯琪唱《给十年后的我》的时候，幻想起未来的年岁更替；时光荏苒，到了《木纹》，再到《葡萄成熟时》，我们亦已有底气唱好这些厚重的词——黄伟文为了不辜负这些歌词，静待歌手用几年时间变得成熟，我们的幸运是陪着歌手一同等到了看穿谜底的这一天。

　　距离黄伟文最近的一次并不超过30厘米。那是在广州的一场颁奖礼，我就坐在他的背后。黄伟文稍晚于我落座，戴着一副边框厚重的眼镜，穿一身平滑熨帖的礼服，指甲油闪闪发光，身上的香水更是压过了现场所有的味道。入座后，他把双手规规矩矩地叠放在膝上。正是因着那双手，我们拥有无数金曲，覆及一个时代。身旁的妻子是黄伟文的头号粉丝，我怂恿她上前和黄伟文搭讪，她捏着我的手说：“我的心情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黄伟文边上正巧坐着的是张亚东，我半恶作剧地向张亚东打招呼：嗨，东哥，好久不见。黄伟文顺势扭过头瞅了我一眼，然后又回过身去。没过多久，黄伟文便站起身去领取当晚属于他的奖项，并一去不回头。翌日，妻子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崇拜和感激的话都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无论怎样做都不能代替内心所想。我反复多次，仍不能和你说声‘Wyman你好’。但一个听者的本分，不就是珍惜你的所说所写，在你走上颁奖台的时候，给予最诚挚的欢呼和掌声吗？我和全场观众一起因你雀跃不已。多年来你的歌词引领着我们去热、恋失恋、去领悟去成长。当下所有我设想去和你交流的话，相比起你赠予我们的词作，是有多苍白无力，多幼稚可笑。”

　　是啊，像夕爷，我至今是见都没见过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是因为“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历过最温柔共震”。

　　面对人生总总近似无解的问题，我想象着陈奕迅摆出他无厘头的表情，不痛不痒地说：“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徒劳无功的呀。”

　　记得有一集的《开心无敌掌门人》，曾志伟说了一个烂gag：为什么坐摩天轮会臭？林晓峰立马接上：因为榴莲（流连）在摩天轮嘛！如此，从上世纪末开始，陈奕迅凭借《幸福摩天轮》《天下无双》登上乐坛，开始了他的天王之路。而我第一次认真听陈奕迅的歌，还要到2001年的《Shall We Talk》。

　　那正是和父亲关系最僵的时候。他无法接受从小头顶优等生光环的儿子瞬间成了班上成绩倒数几名的事实，他甚至不愿意去参加家长会，因为这让他觉得很丢脸。一开始是无休止的吵架，然后是令人窒息的沉默。整整一年，父亲都没有和我说半句话。这时听到陈奕迅仿佛把心脏用力拽出胸口地唱着“Shall We Talk，Shall We Talk，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没有还手之力地被击倒。林夕说，这是他填词生涯里耗时最长的一首歌词，花去了整整十天。但这时间是值得的，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需要这样有分量的作品，“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从这首歌开始，我成为Eason的歌迷。他的声音告诉我，一个天赋异禀的歌手该是怎么样的。《Shall We Talk》从单纯明快的童年开始，他的嗓音和琴键一样充满弹性，带着草长莺飞、百虫鸣叫的气息；随着年岁渐长，情绪开始变化，父母的善意期望是恬美的管乐，孩子的心声是渴求聆听的真挚；可期盼一直得不到回响，Eason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呐喊做最后的奋力一搏，在激越的管弦乐与急促的钢琴琶音编织而成的网里，一遍又一遍地拷问着：人们到底为什么会越来越生疏呢？他还是得不到答案，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发出了轻轻的叹息，如叶儿声声降。

　　世间所有父子的关系，可能大抵都是这般吧。贾政就从来没有夸奖过自己的儿子，不仅如此，还总把“作孽的畜牲”挂在嘴边，贾母把他们爷俩比作“老鼠遇上猫”。大观园试才题对，即便宝玉占尽风流，贾政明明心里头高兴，嘴上还是直说“不好”。我们都知道父亲的鼓励对儿子来说是怎样的弥足珍贵，作为儿子人生里的第一个偶像，能够得到父亲的一句赞可，比他人的千句百句更强。但父亲的人生菜单里，年岁的增长把“赞”的选项给删除了，两代人的疏远，就像纪伯伦在《先知》中所说：你是一张弓，孩子是飞射出的一支箭。

　　如同较劲一般，在同一张专辑里，两大词人就相同题材交出了各自的代表作。林夕有《Shall We Talk》，延续了他一贯高屋建瓴的态势，有着宏大而抽象的抒情；黄伟文则有《单车》，从具体的物象出发，这也是他拿手的借物咏怀。哦，对了，黄伟文还傲娇地说，这不是对沉默父爱的歌颂，而是对吝啬父爱的谴责。如果说《Shall We Talk》是史诗，那《单车》就是小品，到底谁更棋高一着，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尽管当初的打榜成绩显示《Shall We Talk》要明显地压过一头，可《单车》却展现了绵长的韧劲，在我所看过的三四次陈奕迅演唱会上，它都是必唱的安可曲。确实，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单车》都是一首完美的港式K歌。柳重言用双吉他勾勒出歌曲的伏线，接着是原声钢琴、架子鼓、小提琴等排着队地加入阵列，在这样经典的不插电编制里，陈奕迅的嗓音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像交响乐团的首席演奏家，让自己与众不同的嗓音在精美的合奏中穿行。

　　与此同时，《单车》也并非一首生硬的歌。在香港这个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它又留有余地，给予听者足够的想象，“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这同样适用于互相倾慕却又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越出雷池一步的人们。你可知道，从独自一人骑着车在街道中穿行，到后座上多载了一个人，在滚动的轱辘里，主人翁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倾斜，包括《四月物语》里的松隆子、《蓝色大门》里的桂纶镁和陈柏霖。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甜蜜蜜》，黎明对张曼玉说的那一句：“我有车。”总之，它和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