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难于创作；民族文化环境影响文学发展;德国诗人处境不利）
歌德剧作最成功的翻译出自施塔普费尔，巴黎去年出版的《地球》杂志对此发表了一篇安培尔
安培尔（Jean-Jacques Ampere，1800—1864年），法国文学史家。
先生同样出色的评论；歌德十分喜欢这篇评论，所以反反复复地谈起它，一谈起来就赞不绝口。“安培尔先生站得很高，”他说，“德国的评论家评论一部文学作品所用的方法使他们的评论只有自己那一派的哲学家读得进去，其他读者会觉得甚至比被评论的作品更加晦涩难懂。安培尔先生不同，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平易近人的。他是一位文学评论的行家，善于揭示作品与作家的血缘关系，懂得把不同作品当作作家不同生活时期的不同成果加以评介。
“他深入研究了我曲折多变的尘世经历和内心状态，甚至能够窥见我不曾说出的东西，也即所谓只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
“随后谈到《浮士德》，他的见解同样很精辟，他指出不仅主人公阴郁而无厌的追求是我本人生性的一部分，还有靡非斯托的讥诮和尖酸刻薄也是。”
几天前安培尔先生来到了魏玛，一看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个活泼愉快的年轻人，我们不禁又惊又喜。然而令我们同样惊喜的是，备受我们称赞的《地球》杂志，它的所有同仁全是跟他一样的青年人。
“我很理解，”我说，“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创作出重要的作品，就像梅里美二十岁就写成了不止一部杰作。可是一个同样年纪的小伙子就如此高瞻远瞩，富有洞察力，能够像《地球》杂志的撰稿人一般见解高深，那我就感觉得有点新鲜啦。”
“这对生长在北德荒野地区的你，自然很不容易，”歌德回答，“就连我们这些德国中部地区的人，想变得聪明一点也够难的。要知道归根到底，我们全都过的是一种孤立而又可怜的生活，以致个人之间的接触和思想交流都属于稀罕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我感到，亚历山大·洪堡在途经魏玛时单单一天帮我在研究和求知途中取得的进步，比我在孤独的道路上追寻许多年收获还要多。
“你想象一下巴黎这座城市吧，那儿的一小块地面上汇聚着一个大帝国最杰出的头脑，它们日复一日地相互交往、争斗和竞赛，彼此启迪，共同提高，眼前每天展现着来自全世界的最佳成果，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无所不包。想想这座世界大都会吧，你每走过一座桥或者一片广场都会回忆起它们伟大的往昔，你站在每一个街角都会重温一个历史片断。而此时此刻，你想到的巴黎不处于一个迟钝麻木、死气沉沉的时代，而是处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通过自三代以来的精英人士如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等的努力，已造成一个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富足的局面，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块有限的地面上，都不曾出现过类似的局面。现在你就会理解，像安培尔这样一个成长于上述有利环境中的聪明人，才二十四岁就有所作为了。
“你刚才讲过，”歌德接着说，“你能够想象，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就能像梅里美似的写出一些好作品。对此我一点儿没有异议，并且也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写一篇出色的小说要比写一篇出色的评论容易。只是在咱们德国，一个人最好别年纪轻轻就试图写像梅里美的《克拉拉·加祖尔》
指梅里美1825年假托西班牙女演员克拉拉o加祖儿名义出版的《克拉拉o加祖儿戏剧集》。
似的成熟作品。不错，席勒写《强盗》《阴谋与爱情》和《斐埃斯科》时也相当年轻；不过呢，实话实说，所有这些作品都只表现了他非凡的天赋，而不足以成为作者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证明。这当然不能怪席勒本人，而应归咎于他的民族的文化状况，归咎于我们在踽踽独行的道路上所遭遇的巨大困难。“相反，你不妨以贝朗瑞为例
贝朗瑞（Pierre Jean de Beranger， 1780—1857年），法国诗人，曾写了许多歌颂拿破仑的诗歌。
。他出身贫寒，是一个穷裁缝的儿子，长大后成了一个可怜的钉书匠学徒，再往后当一名薪水微薄的写字间小职员，从未上过中学，从未念过大学，然而他的诗歌却充分显示出成熟的修养，极其优雅、极其富有智慧和极其细腻的幽默感，艺术是如此圆熟，语言是如此凝炼，因而受到的赞誉就不只来自法兰西，而来自整个文明的欧洲。“可你想象一下，这同一个贝朗瑞如果不是生长在巴黎这样的大都会，而是出生在耶那或者魏玛的一个穷裁缝家里，并且在这些小地方继续他同样可怜的营生，那么试问，在如此的土壤和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这同一棵树，又将会结出怎样的果实呢？
“所以说，朋友，我重复一下：一位天才要得到迅速、健康的成长，关键在于一个民族要正好处在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
“我们赞赏古希腊的悲剧；不过仔细考察一下，我们更应该称赞能够产生它们的时代和民族，而不是称赞某些个诗人。要知道，尽管这些剧作之间可能有一点差别，尽管这些剧作家中的某一个可能显得比另一个伟大一点，成熟一点，但它们统统都只有唯一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它们都一样地大气、雄伟、健康，都表现了完美的人性、卓越的生活智慧、高尚的思维方式和纯粹而有力的人生观，以及诸如此类的优秀品质。所有这些品质，不仅显现在由我们承继下来的希腊悲剧中，也存在于他们的诗歌和叙事作品里；除此以外，在古希腊的哲学家、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在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造型艺术作品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些品质。如此一来，就不能不相信，这些品质不仅为某些个别的人所拥有，而是属于整个的民族和整个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蔚为风尚。
“你再看彭斯
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年），苏格兰杰出的农民诗人。
。他之所以伟大全由于：他先辈们的古老歌谣仍然活在民众口中，他还在摇篮里就听见吟唱这些歌谣，他是在这歌声的熏陶下长大，并把这些典范的精髓融进自己的血肉，他由此而获得了一个可以踩着继续前行的鲜活基础。再说，他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他自己写的诗歌在民众中立刻找到了知音，他很快便听见田野里割麦子的农夫和捆麦秸的农妇与自己应和，还有一跨进小酒馆，快活的伙计们也唱起他的歌迎接他。在这样的气氛下，自然会有所成就！“相反，我们德国人的情况是何等可悲啊！——我们的古老歌谣同样出色，可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有哪些还活在民众中呢？赫尔德及其后继者不得不从头开始收集它们，以免它们被遗忘；随后它们被印了出来，让人至少在图书馆里还能找着。再往后，比尔格尔和弗斯写出了多么棒的歌啊！
比尔格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年），德国诗人，以写爱情诗和叙事谣曲著称。弗斯（Johann Heinrich Vo? ，1751—1826年），德国诗人，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其荷马史诗的翻译。
谁能说，他们一定比杰出的彭斯逊色，他们的作品一定不如彭斯的富有民歌风呢？然而其中流传的有多少，由流传而得到民众应和的有多少？——它们被写出来了，印出来了，藏在了图书馆里，这就是德国诗人通常都有的命运。——我自己的诗中又到底有多少活着呢？不错，也有这首那首不时地让一位漂亮姑娘站在钢琴旁边唱一唱，但在广大民众中却无声无息。回想起旅行意大利期间聆听威尼斯船夫唱我《塔索》中的片断，我真是说不出有多感慨！“咱们德国人还生活在昨天。尽管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努力提高文明程度；但是还可能要过去几个世纪，我们的同胞才会有足够的修养和较高的文化，才会实现修养和文化的普及。以至于广大民众都能像希腊人似的崇拜美，都会为一首动人的诗歌欢欣鼓舞，到那时人家才会讲我们：他们早已经不是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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