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的病根在城市；英德两国青年成长对比;
理论与实践）
…………
歌德说：
“顺便讲一讲，我们老一辈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些恶劣；我们的境况过分矫揉造作和复杂，我们的食物和生活方式失去了纯真自然，我们的社会交往没有真正的爱和善意。每个人举止都彬彬有礼，却没谁有勇气表现出率直与真诚，这样一来，一个以自然秉性和思想为人处事的老实人处境就很艰难。人们常常宁愿生而为南海某一座小岛上的所谓野蛮人，只要哪怕仅仅能享受一次完全纯真的、没附加任何异味的人的生活就好。
“遇上心情抑郁的时候，更深入地思考思考我们时代的弊病，常常就叫人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快要到了。罪孽一代人一代人地越积越多！不只是我们承继了父辈的罪孽，我们还将它们加上自己的一份再遗传给自己的后代。”
“我常常也有类似的想法，”我接过话头，“不过一当我看见一队德意志龙旗兵从面前策马驰过，想一想这些年轻小伙子有多么地英俊、剽悍，我马上又感到欣慰，于是对自己说，从长远看人类的情形还并非糟糕透顶呐。”
“我们的农村居民自然还一直保持着健康和力量，”歌德回答，“但愿他们不只能给我们提供剽悍的骑兵，还能防止我们的彻底堕落和腐败。农村可以视为一座宝库，从中沉沦的人类正不断地汲取和更新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你要去咱们的大城市看看，那你的心情就完全不同啦。要是你再到某个‘跛鬼二世’或者兼操副业的郎中的店铺旁去遛遛弯儿，他就会悄悄地给你讲一些个故事，叫你听了不禁对人性染上的恶疾心惊肉跳，对社会遭受的戕害不寒而栗。
法国作家列萨日有一部讽刺小说叫《跛脚魔鬼》，署名即小说主人公的绰号，此处指称下流郎中的“跛鬼二世”似由此引申。
“不过还是抛开这些虚幻的想法吧。你怎么样？在干什么？今天过得如何？给我讲讲，让我换换脑子。”
“我在读斯特恩的小说，”我回答，“读到尤利克徜徉巴黎街头，并且感慨他所见的每十个人中竟有一个是侏儒。您刚才提到大城市的罪孽，我便想起这个情节。我还回忆起，在拿破仑时代见过一个法国步兵营，当兵的全是些巴黎城里的人，一个个都又瘦又小，弱不禁风，真不知拿他们去战场上干什么用。”
“惠灵顿公爵的高地苏格兰兵自然别有一番威风！”歌德应道。
“在滑特卢战役之前一年我见过他们，”我接过话头，“那确实是些好汉！一个个身强力壮，英气勃勃，矫健敏捷，仿佛是上帝亲手造出来的。他们昂首阔步，轻松自如，裸露的腿脚迈动起来如此轻捷有力，好似身上全然没有背负原罪和父辈的罪孽。”
“那是个特殊情况，”歌德应道，“原因在种族遗传，在立足的土地，在自由的生存状态，在健康的教育——够啦，英国人总的来说比其他许多民族是要优越一些。——就瞧瞧咱们魏玛这里为数极少的英国人，显然不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吧；可又全都是些多么能干、多么漂亮的人物啊！——年纪轻轻，二十七岁就来到这里，身处德意志这个陌生的国度却一点不觉陌生和拘束，相反在社交场合举止言谈充满自信，随意大方，仿佛在哪儿都是主人，仿佛到处世界都属于他们。也正是这点赢得了咱们太太们的青睐，搅乱了咱们一位位千金小姐的芳心。”
“可是我并不认为，”我接过话头，“咱们魏玛的英国青年比其他的人更加聪明，更富智慧，更有教养，心性更加高尚卓越。”
“关键不在这些方面，好朋友，”歌德回答，“也不在门第和财富。关键在他们有勇气让自己立身行事顺其自然。他们身上毫无矫揉造作、遮遮掩掩，也不见敷衍马虎、乖僻别扭；不管怎么样吧，他们都是些完完整整的人。有时也完全是些傻子，这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不过，傻子仍旧是人，在自然的天平上毕竟还是有些个分量。
“享有个人自由的幸福感，身为英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受到其他民族器重敬仰的自豪，对还是孩子的他们就有所裨益，使他们在家中和学校里都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享受到了比咱们德国人更加自由幸福地发展自我的可能。
“想了解德国的情况，我只需朝咱们魏玛这儿的窗外瞅一瞅就够啦。——新近街上积了雪，邻居的孩子们想试着在外面玩一玩雪橇，可警察马上就来啦，可怜的小家伙们一见他立刻逃之夭夭。眼下春日的阳光又将他们引诱出了屋子，小伙伴儿们很想在家门前玩一玩游戏，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有一个警察跑来干涉他们。没有哪个孩子敢于甩响鞭，敢于放声高歌或者大呼小叫，否则立马有警察出来制止。为了让可爱的青年早早地变得驯顺，去掉他们身上一切自然的、独特的、野性的东西，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到头来只养成了一群庸人。
“你知道，我没有哪一天不接待一些途经此地的陌生来访者。可是如果我讲，我很高兴会见这些人，特别会见一些来自北方的年轻学者，那我肯定是在撒谎。——近视，苍白，凹胸，年轻而无青春气息：这就是他们大多数给我留下的印象。一当谈起话来，我立刻发现我们这种人喜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统统庸俗而无意义；他们完完全全沉溺在观念里，感兴趣的只是那类最深奥的哲学思辨的问题。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丝健全感官和感官之乐的影子，一切青春的感觉和青春的欲求都已从他们身上消失殆尽，而且是无可挽回地消失殆尽；要知道一个人二十岁时已不年轻，到了四十岁还能有什么指望。”
歌德叹了口气，不再作声。
我想到了上个世纪的幸福时光，其时歌德正青春年少；我仿佛吸吮着塞森海姆夏日的温暖气息，于是对他念了下面的诗句：
我们年轻的小伙儿和姑娘，
午后快乐地坐在一起乘凉。
“唉，”歌德叹道，“那时候自然很美好！——不过把它们忘了吧，免得回想起来，眼下晦暗的日子更叫人忍无可忍。”
“必须出现第二个救世主，”我说，“来改变我们这沉闷、难受和极度压抑的现状。”
“就算出现了救世主，”歌德回答，“人们也会再一次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压根儿用不着这么伟大的人物喽。只要能让德国人以英国人为榜样，少一些哲学头脑多一些实干能力，少一些理论多一些实践，那我们毋须等待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生，就差不多已经得救啦。由下而上，有民众参与，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成就许多事情；自上而下，经过当政者及其臣僚们的努力，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因此，我不赞成要求正在求学的未来国家公仆，具备太多的知识和学问；这样做早早地毁了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接下来投身于实践，他们尽管掌握着大量的哲学和理论教条，可这些玩意儿在其有限的职业范围内根本派不上用场，结果必然一股脑儿给忘记掉。而另一方面，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却已经失去：例如精力旺盛的脑子和身体，一个人在实践中要想事业有成，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还有，一位国家公仆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不还需要爱和善意吗？——如果一个人自己都感觉不痛快，他又怎能对他人抱有善意和善待他人呢？
“但愿吧，”歌德微笑着补充道，“但愿并且期待，一百年后我们的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会不再是一些唯尚空谈的学究和哲学家，而成了真正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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