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

重返马德里--永远被美术学院开除--巴黎之旅--会见加拉--独一无二爱情史的艰难牧歌的开端--被家庭驱逐

一天下午，我获释离开赫罗纳监狱，晚餐时回到费格拉斯。当晚我去看电影。我自由的消息已传遍全城，我进入放映厅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几天后，父母带我到卡达凯斯，我重又在这儿过起了苦行的生活，完全投入绘画和读书中。忆起在马德里的大吃大喝，更增强了这种狂热的学习之情，因为我现在知道，用手抓住一种心醉神迷的新经验的气喘吁吁的鸟儿后，我再回到首都时，我还能重过那种生活。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变老；要在这场征服我灵魂的十字军运动中获得胜利，我就得集聚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得工作、得斗争，从而也就变老起来。

到了夏末，我只剩下副骨架了，仿佛是菲力二世十分喜爱的杰罗姆·博施笔下的怪物，一个没有身躯、仅有一手一眼一脑的怪物。

我家里习惯在午饭后喝咖啡、饮半杯查尔特勒红酒。我尊重这个传统，只有一天例外，我心不在焉地倒了满满一杯酒，饮料甚至溢出一点在桌布上。父亲惊慌地喊道：

"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很清楚这酒劲很大户。

我解释我分心了，把一半酒倒回瓶中。父亲会因安睡而变得温和起来……可我究竟在想什么？但恰似我的"帕西发尔"的情况，最好我保持着一些秘密！这会对本书以后的一些版本有很大好处。要是为了满足同时代人的好奇心，我提供自己撕碎的身心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为自己的未来利益着想，利用这次机会，有分寸地开始替以后的书做广告，当然也是正常的。

受的处分一取消，我当即重返马德里，团体的成员在这儿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说，少了我，就再不是"同一回事"了。他们饥饿的想象需要一些念头，而这只有我能带给他们。大家欢迎我，照顾我，疼爱我。我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为我做各种事，给我买鞋、为我定制特殊的领带、替我在剧院里定座位、帮我整理箱子、关心我的健康、服从我所有的怪僻、像骑兵队一样冲向马德里去战胜妨碍实现我最荒唐奇想的种种实际困难。有了上一年的经验，父亲每月只给我很少一点钱，这虽足够我维持生活，但却远远无法应付我打算过的那种狂欢式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我支付发票，这不是一回事晚！另外，团体的全部成员在这时也给我经济援助。我每一位朋友都有办法在预定场合得到一笔我们需要的钱：一位把家庭的礼物、一枚镶名贵钻石的戒指送到了蒙一德一皮埃特；另一位奇迹似地成功抵押了一处尚未属于他的大产业；第三位买掉了他的汽车，用来在二三天内支付我们惊人的花销。我们也利用我们富家子弟的声誉，向最不可靠的人借钱。列出了有关人士的表册后，我们就抽签，随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便跳上出租汽车，或是直接到这些人的家里去，或是到咖啡馆去，跟他们借钱。白天过去之际，我们就这样成功地聚集起一笔可观的款子，它们往往超过我们的设想，满足了我们那难以满足的贪欲。不时，我们还钱给那些借给我们钱最多的人，而这不过是为了再向他们借钱。信任重又建立起来。它消失的那天，我们的父母就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难以应付的帐单。我们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最老实的朋友，他们不仅相信我们富有，而且钦佩我们，我们却以卑鄙的态度可憎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向他们施舍了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么干过之后，我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被偷窃了！仅仅是我向他们说的关于写实主义和天主教的话，就值五倍多的价钱。"而我真就大胆地相信是这么回事。

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听一位真诚赞美我作品的艺术家讲心里话。他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他认为我会同情他，然后就跟我借钱吗？我毫不清楚，尽管最后他满眼含泪，难以忍受我无动于衷的长久沉默，对我说：

"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的怎样？"

"我？我让自己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

他拿一块干净得令人生疑的手帕捂住脸，轻声哭了。我刚刚为自己的纨绔作风牺牲了一位新受害者。一瞬间，找突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我应当用力顶住，不做退让。我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上吊，…··或从塔楼上面跳下去呢？"

这一年内，我结识了好几位优雅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在口头上和情欲上满足了我最充满仇恨的欲望。我也开始躲避洛尔卡和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变成"他的"了。这是他那无法抗拒的影响力的顶峰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隐约感到妒忌折磨的时期。有时，我们沿着拉卡斯特拉纳林荫道散步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馆。我知道洛尔卡在这儿会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闪闪发光，于是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天没再露面。谁都无法从我口中探出这些躲避的奥秘，而我也不想再揭开它们。

我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把钞票投入威士忌中等待它们解体。我喜欢当着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面干这件事，我往往怀着精明的吝啬跟她们讲价钱。放纵了一年后，有人通知我被学院永远开除了。国王在1926年10月20日签署的决定正式登在公报上。我在我轶事性自画像中报道了造成这次开除的偶然事件。我能补充评论的，就是我对此既不惊奇也不愤怒。不论什么评审团都可能有理由这么干的。

我本人曾希望这样，我深深希望这个最终的惩罚结束掉我放纵的生活。我想回费格拉斯努力干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我应当去巴黎继续学习。一旦到了巴黎，我就要夺取政权了！

我独自一人在马德里度过我最后的一天，整个下午走遍了百来条我忽略的街道，这些街道深刻地体现着平民和贵族把他们的命运融会在同一历史中的这座城市的本质，在十月明亮的光线下，马德里像一块脱离肉体的大骨头，微染着血的各种粉红色调。夜晚来临了，我去了雷克脱尔俱乐部，坐在我心爱的角落里，与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只清醒地喝了两杯威士忌。我独自在这儿呆到黎明，在出口处，受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矮小老妇人的纠缠，她浑身发抖，不停地向我乞求。我全不顾她，继续走我的路，一直来到了西班牙银行，这儿有位很美的姑娘在卖枪子花。我给了她一百比塞塔，买下整整一大束花，随后我突然转向跟在我身后的那位矮小老妇人，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她。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看她，在黎明的漫射光线中，她茫然失措地站在人行道边上。她手臂里的一篮柜子花形成了一团白色块。

第二天，我带着那些懒得装满的空箱子离开了马德里。我回到费格拉斯，使我的家庭感到沮丧。被开除了，而且连件换的衬衫都没有！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啊！为了安慰他们，我不断重复着：

"我向你们发誓我认为已整理了箱子，不过我必定把它同两年前动身那次弄混淆了。"

我的父亲垮了。这次开除毁掉了他看到我从事官方职业的全部希望。我那时最成功的一幅石墨素描，是以他和妹妹为模特儿的，从他面部的表情上，能觉察到那些天来侵蚀他的悲怆的苦涩之情。在画这些具有严格古典主义风格的素描同时，我越来越渴望把我的立体主义经验与一种传统结合起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画廊展出了我一些油画c达尔茅（他的外貌像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在他那被认为是最前卫的店里举办了我的个展。人们就这次展览谈得很多。出现了一些论战，但我一直对此毫不关心，只在费格拉斯的画室里发奋工作。但巴黎听到了悄悄的传言，说在西班牙刚刚发现一位新画家。毕加索路过巴塞罗那，看到我的《背面的少女》，讲了一些高度赞美它的话。就这个问题，我收到一封保尔·罗森堡的信，向我要一些照片。我凑巧投寄。我知道在我到达首都那天，把它们装在袋子里了。

我由姑姑和妹妹陪同，首次在巴黎呆了一周。它以三次重要的参观访问为标志：凡尔赛、格雷万蜡像馆、毕加索。曼努埃尔·盎格罗·奥蒂兹把我介绍给毕加索，奥蒂兹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主义画家，我是通过洛尔卡认识他的。我到达拉鲍埃蒂街毕加索住所时，我极为激动，心中充满敬仰，仿佛在受教皇本人接见。

"我先到你家里来，以后再参观卢孚尔宫。"我对他说。

"你做得对。"他答道。

我带给他一幅细心包装的小画《资格拉斯少女》。他打量它有一刻钟的光景，但没做任何评论。此后，我们登上顶层，毕加索让我看了大批的油画。他来来去去，拖着靠在画架上的一幅幅大画，他在乱糟糟的画室里寻找着想给我看的那一切，为我一人全心全意地忙碌着。面对每一幅画，他都向我投来非常聪明和活泼的一瞥，使我激动地微微颤抖。我没发表什么评论就离开了。在门口，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意味着如下的含义："懂吗？""懂！"

这次旅行之后，我在达尔茅画廊举办了第二次展览，并向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术家沙龙送去了一些油画。我的名声最终确立了。

有一天，我收到胡安·米罗柏来的一封电报。安·米罗在1926年左右就已成名，他通知我他要和他的画商彼埃尔·罗柏一起到资格拉斯来。父亲深受影响，开始相信更长久地呆在巴黎对我将是必要的。米罗喜爱我最近的画，非常热心地保护我。相反，罗柏面对我的作品直爽地持怀疑的态度。在罗柏与我妹妹谈话的预定时刻，米罗把我拉切一边

"这些巴黎人，"他说，"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合得多。你到巴黎后，就会发觉这一点的。事情并不像外表上那么简单啊！钓

事实是，一周后我收到彼埃尔·罗柏的一封信，他并没向我提出一份辉煌的合同，而是逐字逐句对我说了如下的话：一别忘记让我了解你活动的情况，不过你目前所做的太混乱了，而且也缺乏个性。工作，再工作吧！要等待你不可否认的才能的发展。我希望能有照顾你的那一天。"

几乎在同时，父亲收到米罗的一封信，对他解释到巴黎去的好处，最后他说；"我绝对相信您儿子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

这时，路易斯·布努埃尔向我阐明了他想导演的一部由他母亲提供经费的影片的观念，我觉得他的观念平庸，有种肤浅的先锋派意味：一份包含着从各种社会新闻到喜剧片段的热闹的报纸。最后一名咖啡店侍者把这份报纸从人行道上扫掉了。我感到这是廉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于是回答他这个脚本一无价值。我可有个好得多的脚本，又简短又才气横溢，与当代的电影完全不同。这是真的，这个脚本甚至已经写好了。有努埃尔极其兴奋，打电报告诉我他要到费格拉斯来。我们共同动手修改影片的微小细节，这部影片题目是《安达卢西亚的构人布努埃尔带着我们的作品到巴黎去了。他负责导演、分镜头和剪辑。再晚些时候，我也来到了巴黎，我能在旁边注视这部影片的进程，每天晚上，我同布努埃尔不停地谈论着，他自然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就这样，我参与了导演工作。

不过距这次动身还有两个月呢，我利用这段时间，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借助围绕着《艺术之友》杂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巴塞罗那小小的智力核心来磨练我的战斗方法。我随心所欲地控制了这个团体，从我花费格拉斯的洞穴，我就使巴塞罗那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着手征服巴黎之前，这种经验证明是有用的，在检验我那些极不同和极矛盾的"手段"的效能方面，它特别有用。这些积累起来的"手段"与一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我总是具有轻松地控制我周围人反应的天赋。感到所有那些就要堕入炼狱而对此并无觉察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到了巴黎，忆起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小说的题目：《不做凯撒，就成粪土》。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你认识上等的窑子吗？"

"先生，请上车吧，请上车吧，别担心，我认识所有的窑子。"

我没看所有的窑子，但我参观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窑子，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沙巴耐是最欢乐的地方。我欣赏它这儿的色情的安乐椅（这是法朗梭瓦一约瑟夫让人制作以满足他各种欲望的）、雕成天鹅形的浴缸和装饰着第二帝国镶境和金银边饰的、好像是用浮石制造的颇为奇特的楼梯。要是我得在世界上选择三处给我留下最深的神秘印象的地方，我就会说沙巴耐的楼梯是最神秘最丑陋的"色情"场所，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最神圣的美学场所，埃斯库里阿的西班牙国王陵墓人口是最神秘最美丽的墓地。因为照我的看法，色情应当总是丑陋的，美学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丽的。

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荡的幻想。我不会去碰她们，只能指望看她们三三两两接着出现，无精打采，惶惑不安，就像有人刚在休息时突然抓住她们似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或者还能作为"帮助"，得到那些照章纳税的"克里奥尔女人"中的一位。不过得去别处找这种女人和把她们带走。无论如何，这次参观还是有用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都能用看到的难以置信的小道具维持我那些色情的梦。

参观完这些窑子，我去胡安·米罗家拜访他。我们一起吃午饭。他不讲话，起码也讲得很少，到了晚上，他向我宣布他打算把我介绍给玛格利特，我认为他指的是比利时画家列耐·玛格丽特，我把这位画家看成是我们时代最复杂难解的一位艺术家。由于我一开始就把这位画家想象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这使我不安起来，事先我就打算爱上她，哪怕她并不是很美、很美的。

"她很优雅吗？"

"啊，不！她很朴素。"

我焦急得不得了。管她朴素不朴素，我要把她带到沙巴耐去。在发头上插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羽饰，我终于打扮好了。晚间，玛格丽特来到图尔拉克街米罗画室接我们。她是位高大瘦弱的少女，不大的面孔上神情变幻不定，仿佛是个神经质的死人头。我立刻抛开全部色情的计划，让这个比米罗还不爱讲话的人迷住了。我们在毕加尔广场的一家餐馆吃了份肥肝、喝了一种相当不坏的酒。无疑，面对着这两位哑巴宾客，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令人困惑的一餐饭。米罗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没有无尾常利服。我觉得他的声调显得非常担心似的。

我试图根据他们令人困惑的作品来重构他们所想的事，他们的怪简，正如他们内心和意识形态的流露一样，对我来说似乎全是深不可测的谜。我离开他们时，米罗对我说：

"你应当做件无尾长礼服，我们需要在社会上露面。"

第二天，我去一家裁缝店为自己定制了一件无尾长礼服。我住在维维埃纳街的维维埃纳旅馆。我后来了解到这条街劳特亚蒙居住过。我有了无尾常礼服，米罗带我到达托公爵夫人家吃饭，她是在马德里街头被暗杀的保守派部长的未亡人。大批来客中，我差不多只记得库埃瓦斯·德·维拉伯爵夫人，几年后她成为我的好朋友。她很熟悉马德里所有精神运动的情况，我们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使大家发愤。米罗穿了件像盔甲一样凸起的上浆衬衫，他变成这件衬衫的囚徒；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他观察着一切并像他那马赛人故事中的猫头鹰一样思索着。饭后，我们去醉舟喝香槟酒。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雅各比的人，这是个幽灵般的、闪着磷光的、绝无仅有的、夜间活动的生命，我在随后的生活中必定会看到他，在所有新夜总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碰到他。我在巴黎摆脱不掉的东西之一，就是雅各比苍白的面孔，可我从来无法弄清其中的原因。这绝妙的雅各比，真是只萤火虫啊！

米罗以令找羡慕的随便态度付了帐单。我们俩单独走回去，他终于下决心讲话了。每说一句，他都用力收紧嘴唇：

"这对你将是严峻的，但你不要泄气。别说得太多（于是我理解到他的沉默或许是种策略），要锻炼身体。我有位老师，每天晚上我都练拳击。明天我们去拜访特利斯坦查拉，他是达达主义者的头。他有威望，可能会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要拒绝。我们得把音乐当鼠疫来提防…··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要固执。我想表现的东西没体现在我的画上，我就把头在墙上使得流出血来…·"

他喊着："再见离开了我。一瞬间，我在想象中看到那面血迹斑斑的墙。这是与我的血相同的血。米罗的作品在这时已开始成为我所想的一切和我会祟拜的东西的对立面了。没关系，反正血在那儿！

第二天，我们在波埃尔·罗柏家吃饭，陪客是他培养的半打新手。他们全受着合同的支配，享受着令人快慰的小小光荣，这种光荣刚一出现，就要消失了。这群从找记忆中被抹去的人中，唯一有个性的人就是画家巴维尔·柴里切夫。我出来后，他是世上第一位把我带到地铁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挤进地铁里，柴里切夫看到我害怕的神情，开心得笑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要在我头一站下车，我抓住他求他别丢下我。

"别这样，"他说，"这很简单，下一站你下去后，会看到出口两个大字的。你只要登上几级台阶，就会到外面了。此外，你只要跟着那些同你一起下车的人走就行了。"

如果没人下车呢？找终于到了站，登上台阶，走了出去。经过地铁压迫人的恐惧感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柴里切夫刚给我指出了地下的道路和我成功的正确公式。后来，我总在生活中利用外人难解的精神的隐藏地铁。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多次寻思我在三四个月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达利呢？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达利在他的地铁里旅行，并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从那里出现："找到了、找上去了、我出来了。"地铁把半窒息的我留在上面，重又疯狂地呼啸而去，它不倦地单调重复着："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虽然初次乘地铁成功了，可我仍然避免重复这同样的危险经历，而是乘坐到处等着我的出租汽车，为此我花掉了一大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费钱。

我来了！我来了！是时候了。布努埃尔开始拍摄《安达卢西亚的狗》。彼埃尔·巴切夫恰好具备符合我的男主角的理想体貌。他已经在服用麻醉剂，不断嗅着乙醚。我们的影片刚刚完成，巴切夫就自杀了。《达卢西亚的狗》是部青春和死亡的影片，找打算把它当作匕首，刺入优雅的、有教养的、富于才智的巴黎的心脏。欧仁尼奥·蒙代斯在1929年就此题目写道："市努埃尔和达利刚刚坚决地站在了被称为趣味高尚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风行的、法国式的那种东西之外。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一台同步留声机放送着特利斯坦。但应当放送的是《波里卡扎的霍塔舞曲》国，这是不愿成为法国式的，而想成为阿拉贡西班牙的、块布罗河的、伊比利亚半岛尼罗河的（阿拉贡，你是个埃及，你在死亡之上树起了霍诺舞的金字塔）阿拉贡式的东西。月亮野蛮的本原之美，血比蜜甜的荒原之乡，终于重现在世界上。不，别去寻找法国的著毅。西班牙不是花园，西班牙人也不是园丁。西班牙是颗行星，这儿的昔键是腐烂的驴子。那么也就不存在风趣，不存在装饰；西班牙，这就埃斯库里阿，而非精致，因为无法篡改它。西班牙不能涂抹乌龟，也不能用水晶薄膜打扮驴子。在西班牙，十字架上的基督流着血，人们把它们抬到街上游行时，两排国民卫队护送着它们。"

蒙代斯以下列话语结束："在电影史上，这是一个时期，一个以血为标志的时期，就像尼采希望的那样，就像西班牙总在做的那样！

影片获得了我所预期的结果。一个晚上，它就搞垮了战后的装成有知识的先锋主义的十年。被称为抽象艺术或非具象艺术的这种卑鄙的东西，倒在我们脚下，奄奄一息了，而在我们影片一开始时，它看到被剃刀割裂的少女的一只眼睛后，就再也无法恢复过来了。在欧洲，再也没有蒙德里安先生那些古怪的小小菱形的立足之地了。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主任们一般是感觉麻木的人，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吃惊。我们的制片主人承认，看到我们为这么短的影片向他提出所需物品的清单时，他认为这是在做梦，这份清单包括：一位两臂下各夹着一块熊皮的裸体女人；巴切夫用的一个无嘴面具和另一个嘴部用毛来替代的面具，这些毛要使人想到腋窝的毛；四头腐烂着的驴，要把它们陈列在四架三角钢琴上；一只真的切下来的手，母牛的一只眼睛和三个蚂蚁窝。

拍摄腐烂驴子场面的那天，我要说那景象真值得这么花力气。我把大瓶的粘糊糊胶水倒在它们身上，来替它们的腐烂化装。我掏空它们的眼球，再用剪刀把它们扩大。我同样地剪开它们的唇，让牙齿更好地露出来。我还在上面加了个额外的颌骨，以便加强效果。这些驴子似乎要在另一些颌骨上方呕吐出它们自身的灭亡，这另一些颌骨不过是一些钢琴键盘，一些有五十个棺材的最凄惨的黑色钢琴。

《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

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天我就犯了咽喉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找身边，给我无数过于庭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找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山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找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找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找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由于叶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盯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找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便找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公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撤着铃。我的房间仿佛变成了屠户的肉案子，床上、地毯上、墙上、衣柜的镜子上都是血。女佣终于出现在门口，地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就跑掉了。楼道里一遭嘈杂声向我宣告有人来了，这回同时出现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是旅馆经理，他问找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可这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语讲壁虱这个词。经理慈父般地用眼神鼓励我。他显得极为有人情味，极为想了解一切…··，

"这是一个咬着我的臭由！"

医生终于来了，我已经明白根本没有壁虱或臭虫叮在找背上，那不过是一个我完全了解的"痔"。医生对我说，自己做这样的手术太危险了。我向他解释把这个德当成一个寄生虫了，但白费劲，他并不相信我。

"我懂得这样的一块斑点长在脸上，有人会想消灭它，可就是那样，触动它也是荒唐的事！而长在后背上，这又能把你怎么样？"

我很快站了起来，又虚弱又沮丧，仿佛再不会恢复以往的健康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安达卢西亚的狗》还没路公众见面，我觉得它全搞砸了。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会把它毁掉。还缺半打腐烂的驴子，演员们很糟糕，脚本不少地方也缺乏足够的诗意。

除了影片，我还能做什么？我的某些粗话证明是无用的。我的羞怯妨碍我出风头，使我对自己不满。卡米尔·戈曼答应跟我订份合同，坦签约一直拖延着。

我没能成功地找到一位优雅女人，也没有人会接受听从我色情奇想的摆布。我像头发情的狗跑到街上，可什么也没找到。奇迹偶然出现时，我的羞怯又妨碍我接触它。多少个下午，我跑遍大道，坐在街头的咖啡座上向异性使眼色，我觉得街头散步的所有女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与我相同的欲望。可并非如此！满怀沮丧，我开始虐待一位丑陋的女人，我一分钟也不放过她，用热情的目光盯着她。每当她上了公共汽车，我就坐在她对面，用膝盖轻轻触碰她。她站起来，换了个座位。我不得不下车，在这充满敌意的、忽略我的大道的人流中，重又混入女人堆里（我只看见了女人）。然后呢？你想把整个巴黎放进去的袋子在哪儿？你真是大蠢货！就连丑女人也吸引不了。

回到旅馆乏味的房间里，双腿疲劳不堪，心中满含苦涩的悲哀。所有那些刺痛我眼睛的无法接近的女人占据了我的想象。面对带镜衣柜，我试着尽量延长时间，回忆一个又一个白天见到的形象，迫使她们向我显露她们身上我极为渴望的东西，从而实现了我孤独的祭献。令人疲惫不堪而又致命的长长一刻钟过后，我用紧握的手的全部野性力量，夺得了同灼热的辛酸泪水混合在一起的无上快感。巴黎有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在我不知不觉独自躺倒的床上，却没有一个来找我的。入睡前，我从不会忘记与天主教的简短交谈。

我经常去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我哭了。一天晚上，我未来的画商戈曼带我去塔巴林舞厅，他让我注意由一位穿缀着闪光金属片连衣裙的女人陪伴着进来的某个男人。

"这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在巴黎举足轻重，而且他也买画。他的夫人在瑞士。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女人是他的朋友。"

我们走过去同他们见面，喝过好几瓶香槟酒后，我们就熟识了。我觉得艾吕雅是位传说中的人物，他静静地饮酒，出神地凝视着我们周围的那些漂亮女人。我们离开前，他答应来年夏天到卡达凯斯来。

第二天晚上，我到奥塞站乘火车回西班牙。天空中的所有天使似乎都相约到车站餐厅陪伴我。我在餐厅仅仅吃了一盘细面条。从上回犯咽峡炎以来，我首次感到饿。

"萨尔瓦多，你现在不再需要生病了，既然你不再非要把巴黎放在袋子里了。"

经验告诉我，每次人们想把某个东西放在袋子里，但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就会生病。那些掌握局势的人，决不会是病人，哪怕他们的机体越来越弱并出现故障。于是我把我的疾病挂在奥塞站的衣帽架上，仿佛它是件在我将开创的夏天里无用的旧大衣。如果下个冬天需要大衣，我就去弄件新的。再见吧！

次日清晨醒来时，已是在卡塔卢尼亚了。我们穿过我亲爱的益浦当平原，从"塔楼磨坊"前经过。机车呼啸着、鸣响汽笛，很快就进入了费格拉斯车站。

经过在巴黎的疾病后，我体验到"最透明的"健康时期，它就像暴风雨过后的纯净天空一样。我说"透明的"，因为这恰似我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重又兴盛起来的我解剖学的所有粘稠小机械的完美功能。一种股胜的预感在我心中渐趋明显了。这只能是在某一位女人躯体中复活的加露棋卡。

一旦我回到卡达凯斯，我立刻就被童年的记忆包围了起来。在我的青春期和我两次居留巴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被我总是无法确定它们出现的明确时间，可却坚信我在童年时期确实见过的那些形象掩没了。我看到一些遍体是绿色的幼鹿在我狂喜的眼前经过。只有它们的角是储石色的。这或许是些拓印画，但它们的轮廓似乎是那么明确，我很容易重新画出它们来。另一些形象大批涌来，它们时常更为复杂难解：一个兔子头，上面的眼睛就像叠印的鹦鹉眼睛；一条鱼的嘴上长着只殊标。如果我划船荡桨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在我周围突然涌现大量五颜六色的小小女式阳伞，这使我一天的其余时间都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之感。

好几天，我都听任自己完全沉迷在追随这些形象的乐趣之中，此后我决定依照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用尽量忠实再现它们的方式完成一幅画。我决不把个人的好恶掺入其中。它将成为一幅超现实主义能靠它壮大声势的最真实作品之一。它首先将是不寻常的，远远不同于达达主义者"凭经验"摆布成的诗意的拼贴作品，而且同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是对立的。人们将不得不承认它的原生物特色。这与抽象画家们诗意的软弱也是对立的。我会是超现实主义仅有的独一无二的画家，无论如何恰如这一运动的首领和教宗安德烈·布列东声称他希望的那样。然而他看到我的画时，在某些粗俗的因素前踌躇了许久，因为前景上，能看到一个背影，其短裤上沾满粪便。这种因素中不自觉的方面，在全部精神病理学的图像志里是如此有特色，应当能使他满足。可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这只不过是模拟粪便的东西。从我的观点看，这种自身如此理想主义的狭隘精神，正是超现实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智力缺陷"。人们在并不需要等级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等级制。一处粪便和一块水晶石，两者都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它们的价值相等。相反，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却都否定了传统的等级制！

日出时分，我醒了，没洗脸也没穿衣，就坐在房间中面对床的画架前。早晨最初的形象就是我画布上的形象，同样它也将是我人睡前看到的最后形象。为了能在睡眠期间保持住它的图形，我用眼睛凝视着它，通过这种方式，我尽力使自己人睡，好几次，我深夜起来，在月光中注视它一阵子。有时，在两次打诚期间，我打开电灯，凝视这件缠住我不放的作品。整个白天，我坐在两架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像一位通灵者那样，要从中看到我自己想象的各种因素突然涌现出来。那些形象恰当地出现在这格面上时，我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们画下来。可有时看不到任何东西出现，我就得等待几个小时，闲着无事可干，握在手中的画笔一动不动。我也有些虚假的形象，它们在消失前，令我气急败坏，犹疑不决，我思忖着："那么，她是在洗澡吗我攀登在岩礁间，躲开一阵阵微风，让自已被晒热，然后一下子纵身跳入湛蓝的海水中，这深深的海水比我从塔楼磨坊高处隐约看到的那些海水更加深不可测。我裸露的身体抱住了我的灵魂，一边抚摸她一边向她重复："等一等，她就会来的！"可我的灵魂不喜欢这一类的拥抱，以青春的过于激烈的冲动方式试图挣脱掉。"别这么抱紧我，"她说，"你很清楚她是来找你的广这么说过后，我的灵魂不再洗澡了，她坐在阴影下，完全就像我童年时的奶妈那样跟我说："去，去玩吧！你累了时，再回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家。

下午，重新面对画布，我一直画到黄昏时分。满月使我灵魂中母性的潮汐涨了起来，并用它平淡的光照耀着我那穿着夏天连衣裙的加露棋卡非现实的身体，从我童年的虚假记忆以来，她跟我一样，也长大了。我的整个灵魂锁在渴望她。她走过来，但随着她越来越接近我，我尽力使那给人极大快感的期待多延长华时间。我对自己说："享受吧，享受这一美妙的时刻吧！她还没来到这儿呢。"于是，我把枕头套都咬透了，这对我再一次从我的身体中得到了那比蜜还甜的孤独快乐。哎喀，哎喀！我的灵魂扶叫起来，地喊过之后，我就经营了，没敢碰一不伸直身子躺在我旁边的、赢默无声的、无知无党的加思改卡。

她在我之前就醒了；太阳升起时，我才睁开眼睛，我发现她站在画旁，在守护着。我请大家谅解我在动手证明这个"灵魂"是一个寓意时会有的粗略。不过这是在我当时的幻想中占据着相当明确位置的一个熟悉的寓意。我之所以向大家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下述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幻觉，我一生中体验过的唯一真正的幻觉。我要最准确地叙述它，以便不使它同我其他的从没达到这种视觉强度的幻觉混淆起来。

那是个星期天，平常这天我总是起得很迟，大约在十二点半左右。由于要大小便，我才醒了过来，走出房间到二楼上厕所。在楼梯的平台处，我碰到父亲，跟他讲了会话，似乎有一刻钟光景。由于这件事，排除了我上厕所是个梦的可能性。我清醒了。我回到房间，打开门，我看到在窗前坐着一位非常高大的女人，她穿了件类似长睡衣的服装，以侧四分之三的方式坐在那儿。尽管这位女人从肉体上说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我还是立即就明白我产生了一个幻觉，而出乎我的预料，我对此竟然毫无印象。我重又回到床上，以便最舒服地审视这个惊人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看到她，我始终坐在床上，可我想整理下背后的两个枕头，还不到一秒钟，在我转过头来时，她就不见了。她并不是慢慢地融化的，而是突然消失的。

这个幻觉使我希望还有别的幻觉。可幻觉不再重复出现了。然而每当我打开门，我就感到有可能看见某个不正常的东西，不过在那时，我实际上也并非"正常"的。有各种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确定"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再也不是基于活的生命。如果我说1929年在卡达凯斯我不正常，这只是同我写这本书的今天比较而言的。无可争辩，通过适应现实，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几乎无法置信的进展。在我有最初的幻觉时，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它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踢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生命空间"。听到"为荒谬而荒谬"的口号，我应当在年底换上已经成为天主教精华的"征服荒谬"的口号。荒谬给我留下了它的各种秘密，我通过奋力进行我的毁灭性的征服，通过试图把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拖向我，从而小心地保护了这些秘密。

在1929年，这时已因此成了男子汉的我，住在用石灰刷白的卡达凯斯，住在这个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小村庄。我是个男子汉，我每天都尽力变得更疯一点儿。就在这时，我开始染上大笑的毛病，它发作的太剧烈了，我随后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为什么笑？几乎没什么理由。例如，我想象着三位很矮小的神父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一座像皇村中日本式花园里的罗锅桥，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也是最矮小的一位神父刚要走过桥的那一瞬间，我死命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他像只遭围捕老鼠似的停了下来，调转方向飞奔着逃掉了。我从后面踢他时，这位矮小的神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我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就会捧腹大笑，根本无法停住和忍住，而且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因想到这件事而大笑不止。

大量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喜欢想象跟我谈话的人或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头上立着一只小猫头鹰。而在这只猫头鹰的头上，醒目地摆着一滩粪便。猫头鹰是雕刻出来的，而粪便则是我拉出来的。这只托着屎的鸟儿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产生我所设想的那种效能。在某些人看来，它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顶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根本没有喜剧效果。我必须更换猫头鹰所呆的人头，但经常我找不到恰好能配合我想法的人头。当我找到它时，我注视着那位并没注意到我刚在其头顶上放了东西的人的面孔，注视着这只鸟儿的凝固的眼光，我的快乐达到了顶峰，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我的阵阵大笑是那么强烈，伴随着它们而来的便是一阵阵痉挛。人们从楼下的花园听到我的笑声，父亲停止了一会儿手头的活计，他正在浇灌晒得枯萎的光秃秃的蔷额。

"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这孩子在笑。"他高兴而又有点儿担心的说道，不过仍继续干起活儿来。

这时，我收到我的画商卡米尔·戈曼的一份电报，我跟他刚签订了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付三千法郎后将独家拥有我夏季的作品。下一展览季节，他要在他的画廊里展出我的绘画作品，我将得到自己那份提成费。不管怎么说，他用三千法郎，成了我三幅由他挑选的油画的所有着。父亲觉得这条件很公道。至于我，我还没能对钱有确切的概念呢。我确信五百法郎的硬币应当比一千法郎的钞票更耐花。对读者来说，这似乎太不像真事了，不过当时了解我的那些朋友的证言或许能打消他们的怀疑。

于是戈曼打了电报，来到我这里。他对远没完工的《以郁的游戏》国满怀热情。几天后，列耐·玛格丽特及其妻子也来了，接下来是路易斯·布努埃尔。保尔艾吕雅写信通知我他要来。

一些天，我首次被一群超现实主义者包围着，这些人刚发现一位个性奇特的人，他们受到该人的吸引，纷纷跑了来。他们确实是为我而来的，因为卡达凯斯无法提供任何一种乡间度假地的舒适，而我则是住在父亲家里的。

我大笑的毛病让大家感到吃惊。看到他们惊异的面容，我又爆发出一阵阵大笑。那些天晚上，在海滩上乘着凉，人们正极为严肃地谈论着，我涌起想插一句的欲望，而当我刚开口的那一刻，一阵无法平息的大笑爆发了，我浑身乱颤，连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终于完全静下来，不再想笑了。我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朋友以容忍的态度接受了我的大笑，把它当成我所流露的天才中不可分割的众多缺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