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产党统一战线一同工作开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林清祥、方水双等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处境异常困难。虽然我不能也不会替他们辩护，但我也不能谴责他们，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就要分裂。我面对极大的压力。首席部长于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工会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动党，同时使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跟共产分子决裂。这一次，古德首先发难。他发表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他把矛头指向我："为了贪求权力…人民行动党以及暗藏在他们当中的共产党支持者和幕后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乱、流血和工潮的发生。"他又说："如果尊敬的议员相信，民主自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他就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真的反对，就请他大声、清楚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进行巧妙的诡辩。他是在暴乱发生和人命伤亡之后才悲叹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问他一句：在暴乱发生之前，他采取过什么预防的步骤?他是否问心无愧?或者是，他已经无法控制坐在他后边，指挥着行动党的武吉知马区议员(林清祥)?"
接着讲话的是约翰·伊德。他是个外来白人，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东陵区议席。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对白人，他起来讲话反而使我更容易应付。我在他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高兴的是，我要答复的是两个英国人的质询。要是马绍尔的话，"他会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个宇，而且会更加谨慎从事，更加了解当时形势的艰难和危险，也会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惧和抱负……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对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我继续以违抗的口吻说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这里来，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
在暴乱发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镜报》的通讯员解释了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面对的问题。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我说："在新加坡，无论谁想获得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场。这里的华人为中国感到异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我会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华人也会这么做。"我是希望争取到足够的华人，同我们一起投票反对共产党，支持独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只要共产党中国的成功继续鼓舞着他们，这个目标就不容易达到。
马绍尔的预言
由于我在发言过程中赞扬过马绍尔，因此他讲起话来再度显得摇摆不定，连他的支持者也给搞糊涂了。他说了以下几句话，使人民行动党不致信誉扫地。他说："人民行动党里有好些负责任、正派和诚实的人。如果他们能清除党内的共产分子和同路人--他们也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人-如果他们敢于负起自身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就可能会如他们所期望的，有一天领导这个国家赢得独立。"我和他都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预言。
可是，马绍尔却不知道由于这番演讲，尤其是他急于解决纠纷和避免冲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开了。新加坡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工会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晓得他们能够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能够利用政府来威逼雇主，获取利益，并接管资方的权力。
他们的成功已获得报偿。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会员剧增到23000名，其中以华族青年占多数。联合会中受英文教育的同伙--如今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则协助受华文教育者摧毁英国的殖民制度。他们的策略是渗透现有工会，再组织新工会。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附属团体。他们的武器就是发动同情罢工。如果有任何机构发生纠纷，他们便恫吓发动全体员工罢工。
这是要形成一个工人、学生和农民(在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统一战线，目的在于煽动工潮，把劳工纠纷变成政治争端，加深阶级仇恨和对白人的种族仇恨，激发民众蔑视当局。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通过说华语或方言的会员发展成为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之后，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把目标转向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公会、军港雇员联合会和市议会工友联合会。这些工会都属于非共组织，但是它们的印族、马来族和说英语的华族会员却准备追随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他们现在才了解原来他们也可以利用华族工会的战斗精神和恫吓发动同情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势已经恶化。9月26日他在呈给波霭的报告中这么写道："在选举期间……有人发表过分的演说，攻击政府……人民行动党的集会也挤满有组织的劳工和华校生；群众的情绪被巧妙地挑动起来。这一切导致人们不再尊重合法当局，却提高了那些……公开向政府挑战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姑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接着他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马绍尔动议中的"自治"一词改为"独立"。换句话说，他要求让新加坡立刻"独立"。这样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进步党一向是主张以温和的态度逐步走向独立的，如今他却突然耍起花招来，使进步党看来比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还要激进。我说："今天我们真有眼福，看到老鼠变成狮子这么奇特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资格，也不适合告诉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应该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长的意见，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问题变得更棘手
由于许多家长也热爱中华文化，对华校引进英文科目并不热心，这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他们要政府负担所有华校的行政费用，学校本身就必须在课程和纪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条例。
我认定不管是否切实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政策，就是实行三语制度，以马来语，即马来亚未来的国语，作为共同语，并以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和科学方面所用的语言，同时规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泰米尔语、印地语或旁遮普语则是印度人的母语。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长周瑞麟担任，其他七名委员中包括一名马来人，即地方政府部长哈密·裕末。在往后九个月里，我跟他们两人一起工作，他们颇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们一起草拟了包含我的意见的报告书。报告书也建议重新编写华校所有教科书。以前华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
这期间，林清祥和方水双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不久便对这种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代表16个工会和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端。他手头有一份人数更多的名单，凡是他能号召的人物和组织都列在上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华人许多传统的宗乡会馆吸收过去。由于这些会馆都附属于中华总商会，他便设法争取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华总商会和它的附属宗乡会馆，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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