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姑，而是敦拉扎克。东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姑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35岁掌权心中不安
35岁就掌权，我心中不安。我没有行政经验，连自己的律师馆也让芝和金耀管理，于是决定必须了解政府的结构，对各部门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对高级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态度和作风心中有数，以便在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也要估计各部门的人力资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强最重要的部门。
我最先访问的是财政部，因为没有财政资源的话，什么事也干不了。其次是内政部。我们对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敏感和有效地应付他们，必要时能先发制人。我要知道有没有称职的官员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报、分析、想法并为我们进行策划，以便制订挫败共产党人的策略。在社会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纪律，一旦我们决定驱散示威群众或平息刚出现的暴乱，他们能表现得坚定不移、果断和强悍勇武。
执政四个月后，我在10月访问了内政部。我先向高级官员讲话以提高士气，告诉他们我预计共产党人重组后会在一年左右闹事，要求他们为应付未来的动乱做好充分的准备。警察总监名叫布列斯，个子很高，戴眼镜，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沉默寡言。他当过政治部主任，没干过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产党人造成的威胁，可能也觉得我跟共产党人太亲近，而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他手下多名高级警官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不晓得过了多久他才得出结论，认定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我说必须对付共产党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时，我是绝对当真的。
访问了珍珠山警察总部，接着到刑事侦查局，然后到政治部会见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林塞尔。林塞尔有好长一段时间当制服警官，跟收集情报相比，他更擅长于控制暴乱，给我的印象是头脑不够精明，无法了解共产党人的策略和战略。因此我决定在每星期的例会中同时会见他的高级官员，以确保直接听到他手下公安专家的汇报，不致由于经他转述而错过重要的微妙信息。这样的安排果然收效。后来，两名官员柯里顿和阿末汗的工作证明，他们是最能干的专家，经验丰富，既能巧妙地应付各种局面，又能对收集到的共产党人的情报进行透辟的分析。没有他们，政府处境会困难得多。
古德的报告
对新政府成立头六个月的事态发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份报告里，他做了总结。6月26日的第一份，以乐观的语调开始：
"新部长们都很有头脑，对政治纲领想得很多。他们的政治纲领是通过认真写成的讲稿向选民提出的。就信仰来说，他们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意识到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情况特殊，实际局限很大。他们也意识到，在一个靠通过激烈竞争赢得生意的城市里，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着提高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不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要获得成功，他们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部长们也决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动的次数。他们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庄严地献身于为群众利益而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们(因此)自称为非共，尽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们也对来自西方的赞扬敏感，因为他们认为，面临共产党人的替代领导，他们必须坚决保住新加坡左翼的华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赞扬只会损害这方面的支持。政府目前无疑正获得人口中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的热烈支持，今后一段时期，马来亚共产党不大可能向它挑战。据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计，这个时期多半会历时一年或更长。"
两个半月后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报告仍然乐观，虽然这次他列出了我的政府的缺点：
"要在这一切事态发展中认出这个政党原来是过去四年内受到共产党人渗透，利用工人、农民、华校中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不满所争取到的支持，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上台执政的极端的人民行动党，那是很难的事。但是如果认为执政的责任已经改变了这些年轻人，那将是错误的。
"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举行例常会议，自由坦率地交谈。我发现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见和执着，但一般说来很明事理，总是反应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为责备他，把我所能预见的后果坦率地告诉他。有时他能纠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问题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说来他同意我的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公务员。他的答复是，部长们必须看到自己犯错的后果，这样的学习代价很高，但他不应该监督他们，他们会吸收经验。大事上他们不成问题，而且负责任，小事上却感情用事和令人厌烦。跟他们一起做事，我们会不断遇到困难，得不断提心吊胆，容忍和谅解的能力会受到考验。但他们有潜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们一起做事，别无选择。反对党声誉扫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l1月23日，古德写了最后一份报告，也就是所谓"降旗"报告。英国总督通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国国旗时呈上最后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人民行动党的现有领导层看来永远不会公开表明自己是反共的。然而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们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看成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接近得多……
"尽管新加坡部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争取联邦部长接受他们，联邦的态度依然是不信任。总理现在意识到，在联邦现任政府的任期内，合并是没有希望的。他也了解在新加坡公开强调合并会造成政治上的难堪，引起联邦的公开驳斥。但他希望权宜之计是让新加坡宪制维持现状，确信如果人们认为合并不可能实现，新加坡为了前途而转向其他方面求援，对新马两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至为重要的……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李光耀先生控制了内阁，内阁紧密团结。不出所料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除了总理以外，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么能干。他们发现，管由政府比组织成功的政党困难得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落实所宣布的各种政策方面有了好的开始。总理叫我迟些，直到他们执政一年之后，才对他们是否称职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他过去说过的话已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必须是继续同人民行动党合作，尽量争取他们的善意和信心。这一来，我们将能协助他们让新加坡有个胜任和稳定的政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常出现的小困难和挑衅，这些小困难和挑衅我们将来肯定会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莱佛士书院念书时的级任老师那样，古德给我开的成绩单不错。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不知道如果摊牌的情形不一样，他的估计就会大错特错。
古德的"降旗"报告对即将上任的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勋爵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对薛尔克的副手穆尔也一样。穆尔在薛尔克担任海军大臣时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他原本在英国殖民地服务部门任职。34年后退休的穆尔告诉我，有关报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个月后，觉得古德的报告说得很对，负责新加坡事务的殖民部副大臣华莱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断。1961年我遇见华莱士，跟他谈了两个半小时。穆尔非常尊重华莱士。因此，英国在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时，报告起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12月2日离开前，我写信告诉他，他给女王和英国做了最大的贡献，但也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在喝茶聊天时，他一度告诉我："我们到这里是来捡好处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早离开了。"他毫不造作，因此我更加敬重他。他决定坐船回国，不坐飞机。在他登上"布瓦塞万号"轮船时，内阁成员都到码头列队欢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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