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姑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姑希望马来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姑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姑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跟东姑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姑。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姑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东姑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姑，我接电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姑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姑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一些票对他说："东姑，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姑的马跑输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姑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姑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姑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姑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姑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对东姑言论产生的影响，薛尔克的判断是错误的。它对社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阵意识到东姑已经认真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东姑描绘了没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前景会不妙的图景。林清祥恐慌起来。他写信给东姑，答应社阵会支持合并，支持马来西亚。这封信是在新加坡联邦大厦里静悄悄地递交的，东姑却通过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泄漏出来。《海峡时报》刊出这样的大字标题："神秘的信，写信人是林"。在新闻记者追问下，林清祥证实信是他写的；对东姑写了封有礼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记者追问信件的内容，他谢绝回答。
但是经不起杜进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卖?--李绍祖医生终于在7月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东姑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写道，东姑之所以会不喜欢新加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态度显然分歧"，却没有机会进行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对增进了解和国家团结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回信中，东姑欢迎林清祥保证在渴望国家团结方面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他说他必须在第二天离开新加坡，但将乐于在未来会见林清祥，而且会通知林清祥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见面。但是东姑知道"态度显然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他始终没有提出跟林清祥会面的日子。
林清祥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看来，写了信又不公开，首先就是弱点，等于承认自己处境不利，要跟东姑谈和。绘东姑的信是一厢情愿，一点收获也没有。这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东姑现在是最有可能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产党人。我知道，华人将来在作出抉择时会考虑这一点。这期间社阵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干部忙忙碌碌，以便维持士气，以免他们想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于是李绍祖医生宣布，从接下来的星期日开始，1500名社阵干部将会接连六个星期日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劝说选民拒绝接受合并问题政府白皮书。
东姑的访问结束一个星期后，陈修信到新加坡为马华公会一个分会主持开幕。他当时刚出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口气比东姑更强硬。他说，新加坡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儿童，但是合并不成可能也无须封闭长堤，因为新加坡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简短的关税令，规定树胶出口要另外缴税，就会使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树胶市场化为热带贫民窟。一个面积比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仑高原还小的岛屿，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他也说，马来亚政府并不完全受马来人支配，华人得不到公平对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如果他认为政府敌视马来亚华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成员。
他提出要通过经济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威胁，使两地的华人都不喜欢他。数天后社阵作出反应，提醒他马来亚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严酷的现实，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制裁将是自杀。与此同时，林清祥也转弯抹角地跟东姑较量。他说，英国人由于再也不可能根据旧的殖民地模式来进行统治，所以决定成立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右翼力量替他们在本地区维持治安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东姑做出答复，再度警告说如果新加坡拒绝合并，年底可能封闭长堤，并强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欺骗马来人，那是可悲的错误。"一星期后社阵驳斥说，这样的威胁只能使公众更加仇视联邦的政界人物，这些人的态度是"极端不讲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联邦以让步来吸引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对新加坡却一直施压，进行威胁和恐吓。
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威胁使人民认识到，跟东姑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马来亚会受到伤害，它的应付能力却比新加坡强。英商感到惊慌。为了强调处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国际商会会长提到"被称为工潮的罢工、怠工、静坐等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成为很大的风险，新的资本会避开新加坡，成本开支上涨将约束现有贸易，致使财政产生困难。
这一切所引起的忧虑对社阵不利。与此同时，我们却克服了另一道障碍。在议院里，激烈的对质和辩论持续了五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第二天的凌晨，才以23票对16票通过一项修正动议，欢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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